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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任用给薪。用这笔垫款发放军饷或遣散军队时，要有三联单，一联交核计处。发放的钱，放在海关税务司，由海关税务司会同中国方面的军官签字，并且给税务司调查有关情况的方便。所谓海关税务司，是完全掌握在洋人手里的。黄兴于5月23日看到章程后马上给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以及参议院发出了公开的电报，强烈指出：这种章程，不仅仅监督中国的财政，还要直接监督中国的军队。军队是国防的命脉，现在竟然允许外国人干涉到这种地步，我们国家无异于束手待毙。过去埃及就是因为借债而亡国的，这个教训，实在让我们痛哭流涕。20年来，海内各位志士赴汤蹈火，粉身碎骨，辛辛苦苦缔造了中华民国，竟然就要断送在这区区300万的垫款之中。我们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爱国的心是不会死的，决不会承认亡国的借款条件。他痛斥熊希龄违法专断，要求参议院责令废除这一条约。同时，再次建议发行不兑换券（也就是现在的这种纸币，不能兑换成银元等金属币），实行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南方同盟会舆论也强烈谴责熊希龄卖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大借款风波（3）
熊希龄受到黄兴和南方舆论的批评和攻击后，也恼羞成怒，公布了黄兴催款的密电，其中，报告了南京军队因为缺饷可能哗变的危险，指出借款是不得已的，甚至讽刺黄兴缺乏政治经验，攻击说：“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黄兴，字克强，所以称为克公。由于南方的压力，而且中国有关方面也不会去满足银行团监督的要求，这笔借款也就取消了。熊希龄借款失败，也赌气不到部办公，不出席国务会议，政务陷于停顿。
这场政治风潮，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好好的民国政府怎么一成立就那么乱了？
原来，根子还在列强那里。中国的财政操纵在列强手里，你又没有办法摆脱列强的掌控，在这种情况下，在位的和在野的，心态和利益关系是不一样的。在位者为了眼前利益，是不能不接受列强的条件的，他们和列强谈判的底线是很有限的。在野的就不同了，他们更重视原则和未来。黄兴虽然还在位，但对位子和权利都看得比较轻了。而且，他们是革命过来的人，有着对国家民族的理想。虽然同盟会纲领没有提到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但他们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政府卖国，就是期望国家政治改革后走上富强的道路。现在，民国政府已经成立，怎么还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者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现实。黄兴对俄国驻上海的领事说：中国财政困难，不能不借债，这本来是应该的。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怎么能让外国银行家来支配？你们在中国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们以为中国人不知道，都麻木了？你们不要忘记，革命是怎么爆发的？黄兴在这里应该是指保路运动。清政府为了向银行团借款，将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以便将路权作抵押。结果爆发了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起义，清政府崩溃。
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1919年以后，尤其是和抗日战争爆发后是不同的。日本和英国是结盟的，俄国和法国也是盟国关系，英、法、德、美也没有分裂，对华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愿意合作控制中国，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大，可以达成妥协。1919年以后就不同了，德国已经战败，俄国革命胜利后，可以支持和同情中国反对西方大国和日本，可以支持中国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更不同了，英、美、苏联都援助中国，因为中国坚持抗战对盟国的贡献，中国还被列为四强之一。国共内战期间，苏、美的冷战已经开始，互相制约，没有一方有能力单方面控制中国。中国革命就有了独立发挥的空间。20世纪初年，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袁世凯政府，都没有力量摆脱列强的控制，为了自己的生存利益，只能向列强屈服。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动员起来的力量很有限，他们也没有能力摆脱列强的控制，但是，他们没有执政的利益和包袱，可以坚持爱国的理想主义，着眼于未来的利益。
黄兴提出的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是一种激进的方法。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金本位制。银行发行的钞票和金币是挂钩的，随时可以到银行换成现金。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还只是在货币理论上讨论不兑换纸币制的问题，还没有到实行的时候。那时候的现金，不是现在的钞票（纸币），而是货真价值的金币。当然，金币携带不方便，人们还是常用银行发的纸币。中国很落后，连本位货币都没有，银两和银元并用，而且各种银两和银元有不同的成色（指所含纯银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也就有不同的价值。所谓发行不兑换纸币，就是国家规定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能到银行去兑换成金属货币，即现金。政府就可以靠无限度地发纸币来筹措财政经费。但这样一来，全国的经济岂不就乱了套了？至于劝募国民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强迫捐，等于强迫收税一样，岂不比前清政府更厉害？章太炎认为，如果强迫收捐，富人就会把财产全部放到租界的外国银行去了。辛亥革命过程中就是这样，对于中国人的存款（金属货币），银行不仅不付利息，还要收保管费的。如果国民捐是自愿的，又能收到多少？这都是一时的意识形态下在野者的激进主张。孙中山提出的不兑换纸币政策，在当时又是一门“大炮”。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财政困难，命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纸币停止兑换，作为救命稻草，造成经济秩序混乱，激起全国各界反对，加速了袁世凯的败亡。。 最好的txt下载网
2．大借款风波（4）
袁世凯和熊希龄都是在清王朝里实际执政的人，那些共和党人，也有许多是在社会上办实事的人，所以，都不会赞成孙中山和黄兴的主张。他们认为如果这样搞，只能亡国，也就是说，我现在的政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共和党人都愿意帮助袁世凯巩固政权，也就会同情袁世凯的要求。
借款方针的纠葛，不仅是新旧两派的矛盾，也是新体制运行的矛盾。由同盟会主导的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采取了责任内阁制度。尽管袁世凯在清末也赞成责任内阁制度，但这一制度性主张，究竟是政治权术性主张，还是真正的体制性主张，是有疑问的。袁世凯对于满族亲贵来说，主张责任内阁，是要由他这个汉族大臣独揽政权。他自己出任总统之后，是否接受责任内阁，就成了疑问。立宪派本来也提倡责任内阁制，但梁启超明明主张开明专制，那责任内阁制该如何操作？所以，清末民初的责任内阁制，体制设计的含义小，权力分配的含义大，也就是因人而设。为了眼前的权力分配而设定制度，这样的制度缺乏生命力。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总统权限和总理权限如何划分？在借款问题上就纠缠不清。华比借款谈判，是在唐绍仪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理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协议是由北方政府的度支部的官员周自齐签署的。袁世凯对银行团承诺优先权的信函，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的权力并没有划清。内阁成立后，同盟会阁员主张划清总统、总理权限，但其他派系没有理睬。他们都是袁世凯的僚属，怎么可能不接受袁世凯的主张？熊希龄本来就是官场出来的人，继续按照官场习惯操作，也是自然现象。或许唐绍仪毕竟接受过7年的美国教育，容易倾向同盟会的主张，或许唐绍仪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也增加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诸如这样的问题，在政治界永远是分不清的。但是，他既然倾向于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他同袁世凯的矛盾必然加剧。
熊希龄到达北京后，对于唐绍仪不顾现实状况，与银行团闹翻深感不满，向记者公开表示：“余以为财政上事，应由财政总长负完全之责任。即如借款一事，亦由财政总长直接与四国银行团交谈，国务总理不必出席。”熊与银行团谈判，尽量联络感情，磋商谈判条件，讨价还价的同时，不让谈判破裂，是符合袁世凯的旨意的。所以，后来蔡元培不指名地说“乙派”“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超越了总理的权限。而且，对于借款，内阁成员间是有分歧的，但没有获得统一见解的时候，熊希龄就独自签署了协议。总统、总理、总长的关系，并不能按照体制制订者的设想操作。除同盟会员外，应该是在按官场的习惯操作吧？体制的问题，在事实上空话比较多，因为习惯很难改变。除了同盟会因为政治原因外，很少有人懂得这种体制应该怎样操作。学过西方政治学的人，在中国也屈指可数，无论他是自学的，还是在学校学的。
后来，蔡元培归纳内阁党派分歧说：甲派主张划清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权限，而乙派则希望每件事都接受大总统的指示；甲派主张国务院是一个有机的组织，而乙派则常常以国务员的身份单独行动；甲派主张确定大政方针，对政治负起责任，而乙派主要是用阴谋，逞机智。同样是谋求国家的统一，甲派主张开诚布公，得到各方面的妥协和同意，而乙派主要是寻找机会，损害另一方面的利益；同样主张中央集权，甲派主张是有限制的中央集权，而乙派主张是无限制的中央集权，甲派主张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乙派主要是靠掠夺方式来树立的；同样主张借外债，甲派主张只是权宜之计，同时要做好靠自己解决财政困难的准备，而乙派主要是单纯地与银行团磋商借款条件。宋教仁在给孙武的信中也说：我自从加入国务院以来，已经三个月了，大政方针到现在还是茫茫然的见不到影子，每天开会，只问些例行公事。
不过，同盟会阁员都是些谦谦君子，并没有在内阁会议里面引起激烈的冲突。他们看到内阁政见分歧，愿意退让，商定退出内阁，由乙派的人组成政见一致的内阁，避免因政见分歧而造成政局的纷乱。对此，唐绍仪向袁世凯请示内阁辞职的问题，但袁世凯没有同意，唐也不敢勉强。但是，当上述垫款合同于5月20日交参议院讨论要求通过时，刚刚成立的参议院中的党派纷争立刻就表现出来。共和党议员纷纷表现出问政的能力和勇气，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一直在追查比款用途，谴责唐外交失败。大概唐绍仪也没有见过民主的声势，竟至穷于应付，呆若木鸡，长达一小时之久。江西籍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作了长篇发言，历数唐绍仪滥用借款，失信外人，外交失败的过错，责骂唐是一个亡国的总理。但是，他们没有责问财政总长，也不否认丧权辱国的借款章程。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推倒倾向同盟会的唐绍仪，推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当天晚上，唐绍仪即带领同盟会阁员向袁世凯请求辞职，但袁世凯坚决表示挽留。这个唐内阁一开局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当然，黄兴反对丧权辱国的借款，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南京的军队，在革命时期极大地扩张了，但军队的素质和武昌的一样，大多是城市游民，没有经过训练，还有一些是各地参加北伐到达南京地区的军队。南京陆军部直接掌握的军队有16个师，20多万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3月份支出总数975万元，陆军部就支出了893万元。南北和谈成功之后，就面临着必须遣散的局面。但遣散更需要一笔遣散费用，因此，迫切地需要筹措款项。4月11日，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量政务，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即二十七团、二十八团等部，因为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黄兴连夜赶回南京，翌日天明到达时，其他部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黄兴残酷地镇压了兵变，逮捕枪毙了200多人。当天，黄兴即向袁世凯引咎辞职，但未获批准。兵变事件更将黄兴放到了火炉之上，使他深感有兵无饷的危险。熊希龄在上海的时候，已经为黄兴筹措了一些款项，答应到北京就任后，继续筹款。但中央政府同样库空如洗。鉴于列强监督财政的图谋，黄兴一方面尽力维持局面，一方面以爱国为号召，动员部队自愿遣散。但局势仍然很紧张，不能不向熊希龄请求拨款。自从与熊希龄为借款方针发生争执之后，黄兴自然不可能再向中央政府请求拨款，他这个留守也就当不下去，只好再次要求辞职。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奉袁世凯的命令，到达南京接收南京留守府军队，黄兴即通电宣布卸职。
南京留守府一职，既是袁世凯安抚南方军队的措施，也是借黄兴这个厚道人之手，来消解南方的反对情绪。但是，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他们是把南京留守一职当成应变的手段，以便保存革命的军队。黄兴的卸职，也就削弱了革命党人在南方的实际力量。我们在下面还要继续详细谈谈这个微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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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绍仪出走天津（1）
统一的民国政府成立后，内阁的运行很快出现风波。政治的整合固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军事的整合其实是更严重的问题，没有军事的整合，政治的整合是不牢靠的。尤其是采取两党议会民主体制下，没有军队的整合，只能是水上浮萍而已。军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一旦矛盾激化，战争就很难避免。战争虽然已经停止，南北军队对立的潜意识却始终存在，不解决军队问题，说任何漂亮的空话都没有用。考察民初政治，不考察民初军事是不行的。不了解曾国藩的湘军创建以来，中国军事派系分立的军阀化倾向也是不行的。否则，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就失去了连贯性，变得无法理解。但是，当时的革命者都不大能意识到这一点，孙中山和黄兴更不懂得这一点，但黄兴是军事领袖，生活的逻辑对他的压力要更大一点。生活这本书比多少本纸做的书，给人的教育要更丰富。只读纸做的书，不会读生活这本书，就是书呆子。别看那些人都是革命者，其实也是些书呆子，刚读了点洋教条，还没有读会中国生活这本书。当然，现在是和平时期，书呆子实在是太多了。
南北和谈成立时，大体上，北军已后撤至兖州、信阳一线，南北军队都维持现状。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区域仅河北、河南、山东地区，其他区域则情况很复杂。袁世凯要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清王朝土崩瓦解之后，重建真正的大一统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件很不简单，又难以完成的事情。尽管各省各自为政，但一时间大家愿意达成和平，承认中央政府。后来，孙中山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满清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也就是说，革命党人也没有真赞成共和，他们只是想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孙中山的话多少有点夸张，但各据一方的意识，则是没有疑问的。袁世凯始终没有真正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袁世凯不是个真命天子。
在前清的时候，中央的权力已经削弱，地方督抚的势力很大。例如，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掌握着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地方督抚还掌握着税收的权力。本来，清朝的督抚都是带兵官，但那时候是文官带兵，辛亥革命后军人势力发展起来，各省都督大多是军人，建立起来的是军政府。
南方的革命党人没有在理论上意识到这些问题。但生活的逻辑是，袁世凯控制着北方，当了大总统，不肯南下就职，所以，大家不放心。迎袁专使蔡元培在北京兵变后就向袁世凯建议，派遣南方军队开赴北京维持秩序。唐绍仪支持蔡的主张。袁世凯很懂得一张一弛之道，在民初政治中运用得滚瓜烂熟。他竟然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很好商量。同时，南方也在酝酿由孙中山率兵亲征，“援助”袁世凯。迎袁使团成员宋教仁回到南京后，革命党人聚集总统府开会讨论时局，许多人主张以迎袁为名，由陆军总长黄兴统兵北上，乘机扫荡北洋军队。宋教仁则表示反对，担心南军北上，与北洋军队发生冲突，惹起战争。脾气暴躁的马君武闻言大怒，指责宋说：“你为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一拳打肿了宋的眼睛。黄兴急忙劝开。于是，3月11日，黄兴致电袁世凯和各省都督，主张南军北调：我的意见是，北方军队的名额不足，但与其添募新兵，还不如把南方已经编成的军队调到北方驻扎。这样，在南方可以节省军费，在北方也有军队保卫治安。而且，实施起来很简单，只要一纸调令，10天时间就可以到达，非常方便快捷。所以，建议请求大总统尽速发布命令，将准备招募增加兵员的部队停止招募。现在实现共和，国家统一，一定不会再有区域的分歧。只是希望大总统果断地予以实施。黄兴的主张自然遭到袁世凯的强烈反对。后来，黄兴又试图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也没有成功。
3．唐绍仪出走天津（2）
此计不成，还有一计。革命党人在清帝退位后，于2月16日由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接受北方统治权案》，规定东北三省、直、鲁、豫、甘、新诸省的谘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限一个月之内，召集临时大会，公选都督。同盟会方面希望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柏文蔚担任山东都督，并以另一人担任河南都督，也就是掏空袁世凯的地盘。3月17日，原直隶谘议局也居然开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要求袁世凯任命，但遭到袁的拒绝。
王芝祥，生于1858年（清咸丰八年），直隶通县人（现北京通州区），字铁珊。1909年考中举人，1911年任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中路军统领，那是一支旧式军队。辛亥革命中反正，任广西副都督。因陆荣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