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Γ铀儆枰越饩觥Ｓ捎诔痰氯募岢郑侣弥沼诒磺采⒘恕Ｐ熘萆鹗垦钅绞薄⒍问樵品炊愿锩诔痰氯媲八烈夤セ餍熘葑ぞ３痰氯先怀废搜畹慕泵裾纬さ娜蚊⑸瓿馑担褐灰以诮找惶欤疾换崛醚钅绞薄⒍问樵撇卧ぁ⑴蕴臼〉恼拢瞬蝗盟鞘┱固舨Σヅ募苛乙陨硇砉寄阉郎疾患平希灰一褂幸豢谄筒蝗绦目吹街性缶衷馐芊直览胛龅幕龌肌Ｔ谌⑵吡绞Φ恼喙讨校痰氯讯粤⒌牧礁鍪Τざ济馊チ耍蚊嘶嵩闭妈魅问ΤぁＵ略诰杏型牛杏跋炝Γ且桓鑫娜恕Ｂ骄拷杩谡妈鞑皇蔷１弦档木伲硎痉炊匀蚊挛谝皇κΤぁ５塘ε胖谝椋岢秩蚊６杂诼骄刻匾馔萍觥膊宓娜搜。潭加枰跃芫Ｋ宄刂溃骄堪膊逭庑┤耍褪且胪嘶峋僮鞫浴Ｒ虼耍痰氯馊竦嘏缆骄克担赫饫锏木伲撑傻囊饧潜冉闲〉模粞敕橇粞涞囊饧艽蟆Ｊб獾木俨幻馊我庠煲スセ鳎刻挪餮裕患右苑直婵疾欤盘乓幻嬷省Ｏ裾潘果嬔剑剑丫崃撕眉复瘟耍衷谟痔崞鹬煜戎菊飧鋈肆恕Ｕ饧父鋈搜剑⒉皇撬挡荒苡茫昧怂牵盟呛途佣钥梗鸪煞绯保揖醯檬翟诿挥姓飧霰匾：慰鲋煜治贸ぃ懦ぃ乙裁挥胁挥盟茄剑〉笔保揽枰痰氯榷ń站置妫刂仆嘶岬奈渥傲α浚荒懿唤邮芩囊蟆Ｓ捎诔痰氯橇π酆瘢滞罅槊簦κ鲁制剑奁唬虼耍痰氯材艿玫酵嘶峋绲淖鹬兀照窒嗟逼轿龋踩米ㄐ木胤绞狄怠⒔逃恼佩涝谡紊虾芊判摹�
张謇则以自己的声望和盐政总理的职务尽力为程德全筹措整理军队的经费，并一再与袁世凯直接交涉中央拨款，从而使程德全整理军队的计划得以实施。在同中央的交涉中，张謇也处处维护苏督的利益。江苏成为同盟会和前清立宪派人士相安无事的省份。程德全施展了全部的智慧，来小心翼翼地贯彻走钢丝的平衡政策，他一直要面对上上下下来的各种沉重压力，心情常常是忧郁的。当风云突变的时候，还能坚持下去吗？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1）
辛亥革命后，由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省份并不少，有些省份的都督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该省的实际权力也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例如湖南、福建。但是，从后来时局的发展来看，一些同盟会都督已经与同盟会的政治路线脱离了关系，例如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贵州都督唐继尧，不一而足。同盟会的政治路线有很大的模糊性，何况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本来就很松散的同盟会，更成了一盘散沙。于是，地方都督也往往各行其是。我们在这里叙述的是同盟会两位最重要的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广东本来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最重要的地区，革命力量活跃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江西恐怕只能说是李烈钧的个人因素更重要一些吧。
李烈钧，生于1882年2月23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六日），江西武宁人，字协和，别号侠黄。出身耕读世家，父亲曾参加太平军，失败后回家种田经商，家道小康。少年时读书习武，喜欢交游，性格豪侠，朋友众多。为房产纠纷，小小年纪出庭时被无理逮捕，受尽欺辱。1902年被县里推举入江西武备学校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先进振武学校，毕业后实习一年，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李烈钧在日本时，多次面见孙中山，1907年经张继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时，他在士官学校组织“丈夫团”、“武学社”等小团体，与南北派士官生多有联络。1908年毕业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管带（营长）。因宣传革命，被上级借其他事由逮捕，经营救获释。1909年到云南军中任职。云南军中布满日本士官生和革命同志，革命活动十分活跃。武昌起义时，李烈钧正经武汉前往北京。在北京与革命同志联络后，返回江西参加革命，曾策动海军起义，并率师增援湖北，任苏皖粤鄂赣五路联军总司令。但南北议和，战争停顿。江西革命后政局混乱，历任都督治理无方。于是，江西省议会选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并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李即率部回赣莅任，于1912年3月19日就职。
胡汉民，生于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广东番禺人（现广州市），原名衍鸿，字展堂。“汉民”是参加同盟会后，为《民报》撰稿时的笔名，后来就在社会上流行。父亲做州县幕僚。父母去世后即以教书谋生，21岁时考中举人。1902年，胡与吴稚晖、钮永建等到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因吴稚晖与清驻日公使冲突，胡汉民为吴抱不平，愤而退学回国，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又赴广西梧州教书。1904年冬，再次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1905年秋，与廖仲恺同时加入同盟会。《民报》创刊后出任编辑，主编张继，但实际工作由胡汉民负责。第六期后由章太炎任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就“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胡汉民与汪精卫都是《民报》的主要执笔者。胡汉民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扩大解释了《民报》的六大主义：（1）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2）建设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即平均地权）；（4）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5）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连合；（6）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他对土地国有政策，多所阐发。同盟会和梁启超的论战，使彼此间结下了深深的裂痕。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驱逐出境，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越南的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他参加了南方历次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南洋的筹款工作。武昌起义后，胡汉民在越南西贡获得消息后，赶回香港，策动广东起义。他与朱执信等商量后，决定策反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准接受了胡汉民的忠告，于11月8日驱逐两广总督张鸣歧。11月9日广州和平光复，宣布独立，广东各界开会推举胡汉民为军政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当晚，胡汉民从香港赶到广州就职。孙中山回国路过香港，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上海、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南北议和期间，胡汉民力劝孙中山接受和议。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胡汉民回到广州，于4月27日复任都督。陈炯明则一度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到5月5日又回到广州任军统、广东全省总绥靖处经略、广东警卫军总司令等职务。由于军权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他和胡汉民既有合作，也有冲突。袁世凯利用胡、陈之间的矛盾，极力拉拢陈炯明，1912年12月3日任命陈为广东护军使，合法地分割胡汉民的都督权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2）
陈炯明，生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东海丰人，字竞存。父亲是位商人。陈炯明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读书，1908年毕业。1909年任省谘议局议员。是年，陈加入同盟会，参与了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又策反旧式清军“防营”，组成“循军”，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广东光复后，任副都督、代理都督。他在裁遣军队、安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排除异己，重用旧军人和旧军官，激起另一支民军王和顺的“惠军”的反抗，被裁遣民军组织“扶正同盟会”，以二次革命为号召，与广东政府对立。由广东新军组成的北伐部队，即第四军也被迫解散，保留的精锐部队炮队回粤后也被缴械解散，自毁长城。他封禁了批评他的报纸《总商会报》、《公言报》、《佗城报》，枪杀记者陈听香。他和胡汉民一起严厉禁止会党和其他团体活动。
江西和广东政府都面临着整顿秩序、恢复治安、裁遣军队的严峻任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动员会党、民团，策反旧式军队，招募城市游民，使各省的军队大大地扩张了。而这些军队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很差。战争结束以后，不得不面临裁遣的严峻任务。但是，各省财政困难，在裁遣的过程中，一些军队因缺饷（其实是挨饿）兵变，而一些军队则直接哗溃成为土匪。同时，革命激发了游民暴动，革命停止以后，执政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反过头来镇压游民暴动。黄兴在南京镇压兵变，李烈钧在江西也镇压兵变。李烈钧报告江西形势的严峻状况时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洪江，即会党组织洪江会，他们乘革命之际，入城抢掠。为了恢复秩序，李烈钧残酷地镇压了会党的暴动，所谓“刑乱用重”，“治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用严酷的刑法。
不过，李烈钧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一方面裁遣军队，而另一方面又整训部队。他接收了留守府的警卫团，以充实有战斗力的武装。1912年10月28日，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视察江西，校阅军队。这是孙中山下野后第一次校阅军队，十分令人瞩目。11月间，李烈钧又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充实和改善军队素质。他把江西军队整训编组为两个师，形成了可以守护江西、与袁世凯势力抗衡的力量。
广东的军队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但维持秩序的基本方针，都督胡汉民和陈是一致的。陈组织了广东全省总绥靖处，在全省划分军政合一的绥靖区，大举清乡。广东光复时，集结了民军约15万人，陆续裁遣了11万人。这些被裁遣的士兵，只拿到一点微薄的恩饷，散到社会上，无田可种，无业可就，只能沦为土匪。于是，广东政府又被迫大举清乡，而清乡的军队又十分残暴。著名革命党人朱执信负责广阳绥靖处时，杀人不知凡几，继任者也杀人如草。即使小小犯法，也往往被即时处决，草菅人命，没有法治可言。前清的地方权力体系在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而广东的革命政府并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因而在清乡过程中又遭到地方的强烈反抗，无法巩固政权。
陈炯明并不是军校出身，以民军起家，在军界根基不深，整编广东军队时，心胸狭隘，只保留自己的民军，而又留用旧军（指旧式组织的防营等前清部队，与新军在政治、军事素质上都不相称）官兵。广东训练有素的新军既遭解散，这时的广东军队的战斗力就差多了。他整编广东军队为两师一旅，但他收留的军官一个个向袁世凯表示效忠，使广东的军队在政治上很不可靠。
仅仅依靠控制军队和暴力镇压，并不能建立起同盟会在广东统治的社会基础。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达到。因此，他到广东后，就希望广东首先实施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现在是新旧交替时期，旧政府已经被革命废除，在鼎革之际，需要改换契约，使财产具有合法性，趁这个机会，实行平均地权很容易。所谓平均地权，就是按土地的价格抽税，值百抽一。即如果这块土地市值100元，就要交税1元。如果以后这块土地涨价到200元，那么这增加的100元属于国家所有。孙中山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来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且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于是，广东都督府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向省临时议会交议了换契案，提案规定，前清旧契换成民国新契，需按现价，卖契（指卖断的契约）值百抽二，典契（指典押的契约）值百抽一。由于这个方案只是一次征收，而不是普遍实施的常年税收，孙中山曾主张值百抽三，甚至值百抽五。尽管都督府提案比孙中山的主张温和一些，但仍然遭到省议会的强烈反对，未能通过。他们认为，广东全省农田有3315万余亩，假设每亩最低地价30元，值百抽二，就要收取1900万余元。现在要广东人民在几个月之内捐出如此庞大的款项，能做到吗？何况，房基地还没有算在里面。革命以后，各县遍地遭到土匪的祸患，元气大伤，不要说原来小康的人家吃不饱饭了，就是一向有钱的人家，也今非昔比。省议会后来通过的方案，大大降低了换契的费用，而且与平均地权的精神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政策，虽然是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它对农民的眼前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甚至有害，因此，这一政策不可能动员人民来支持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革命政权依靠谁来支持呢？这是孙中山和当时的革命者都没有搞明白的事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3）
孙中山为了推行民生主义，约见了省议会议员们，进行疏导，解释平均地权政策。但是，孙中山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相反招来了强烈的抱怨。他们抗议说：省政府漠视省议会的决议，把代议士当作政府的傀儡，要求都督府尊重议会的立法权。当时的议员多为地方士绅，不可避免地保守既得利益，与革命的新进人物的政治利益自然不同。因此，孙中山反驳说：“权限是谁与之者？从公理求之也。革命党之权，谁与之者？少数人牺牲性命于公理上求之也。不然，都督欲得权限优胜些，代议士又欲权限优胜些，谁能与之？又谁能均之也？”
那么，公理上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又该怎样划分呢？这就成了同盟会地方都督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一场斗争。在中国近代社会里，“公理”具有随机性，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
革命后各省政权大多掌握在军人手里，副总统黎元洪首先于4月10日上大总统及京外各机关电，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他针对革命后秩序混乱的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这篇长达2400字的电报，是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骈俪文字，指出军人柄政有“十害三无”。所谓“十害”，大体是指军事独裁和军队扩张形成的社会危害；所谓“三无”，是指在军事独裁情形下，军界“无道德心”、“无法律心”、“无责任心”。他强调面临的危险的局面：“莽莽神州，不亡于满清之亲贵，而亡于民国之英雄，不亡于专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这封电报，说实在的，也道出了当时的社会混乱，以及预测到了后来军阀混战时期的种种现象。从“公理”上看，似乎没有多少错误。例如，他说到司法独立问题，而军人柄政的结果，造成“自恃重兵在握，任意执行，假军法为护符，视民命为儿戏。”但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大江报》案，以及后面要谈的张振武案，黎元洪、袁世凯自己何曾尊重司法独立？同样滥用权力，草菅民命！这些“公理”是对人不对己的。民国史上这一类侈谈“民主”的现代“公理”，实在数不胜数，而衡量他们的实际行为，则差了十万八千里。黎元洪在民国初年的一系列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配合袁世凯压抑革命党人、由袁世凯统一中国的需要。袁世凯非常赞赏黎元洪的主张，并感慨地说：“西儒所谓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当然，黎元洪自己也是军人柄政，所以带头在湖北实行军民分治。但事实上，在袁世凯强迫他去北京之前，他也没有把民政事务真正交给民政长官。
前清中国体制，总督、巡抚都是带兵官，当时是文人带兵，即使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军事将领担任总督重任，但他们都是文人出身，都有科举功名。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有所不同，一批职业军人担任了都督职务，掌握了军事、民政权力，开始出现军阀割据的倾向。而所谓暴民专制，本来指的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的恐怖统治。辛亥革命后，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暴力倾向，一些革命党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也动不动以暴力相向。不过，辛亥革命中的这些行为，小巫见大巫，同后来的军阀统治以及群众专政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了。袁世凯只是借用社会混乱作为口实，来对付各省地方势力，尤其是同盟会掌权的地区。从中国政治的发展来看，我们很难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就说同盟会都督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问题在于，袁世凯代表的是一种保守的利益集团，辛亥革命党人代表的是另一种希望更新和发展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发展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清朝灭亡了，社会出现了动荡和分裂的倾向，袁世凯希望凭借他在前清体制内发展起来的势力，独揽国家政权，但当前他自己的力量有所欠缺，必须和前清立宪派合作，才能对付同盟会的革命势力。同盟会则是从民间崛起，有着一股朝气，希望按照自己朦胧的现代理想去从事改革，但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实际操作上，仍然摆脱不了军事独裁的局面，很难真正走向现代民主。这样的两股势力发生了冲突。我们决不可把中国社会的政治分野，简单地看成黑、白分明。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4）
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来反对军民分治，争取地方自治。他认为现在社会秩序混乱，如果都督不能掌握财政大权，一旦有事，无法集中力量平定事变。他强调：“总之，革命方法，原分三期：军政、约法、宪法是也。今日中央政府由军政时期进而为约法时期，各省现状则尚在军政时期中之时。都督一官，日后固不可久存，惟目前决不能骤废。”至于军民分治，则要等到秩序稳定，正式宪法和各省官制正式制订之后才能实行。广东都督胡汉民支持李烈钧的主张，他更详细地论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要求袁世凯应该授予各省都督以军政、财政两权，让各省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针对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的借款计划，他批评说，中央不应该大举借债，想用财政权力来操纵、控制各省，结果是让列强用财政权来操纵中央。孙中山赞成地方分权，强调：“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
李烈钧和胡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