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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又说：“我对你怎样？有哪些不满，你尽管说，我绝不在意。”白说：“副司令对我更厚，不但一向没有错看我，而且对我比一般学生出身的还好，像这样的高看，真使我终身难报。”张说：“我原知道你很忠诚侠义，才找你来说一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办，敢不敢办？”白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又说：“大元帅和副司令待我恩重如山，我正想感恩图报，有什么事，请副司令尽管指示，我绝对可照办的。”张说：“你真能这样地忠心耿耿，有决心有勇气，我算没有错看你。”白说：“请副司令放心，只要给我任务，我牺牲一切，在所不辞。”
张沉思一会，说：〃我让你把杨虎城杀了，你敢不敢？”白说：〃那有什么不敢的呢？”张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杀他，需要用多少人？”白说：〃那很简单，利用一个机会，有三五个人就行。”
张又改口说：〃我不让你杀杨虎城，我让你把蒋委员长杀了，你敢不敢？”
听了这句话，白感到一阵紧张，头发根也立起来了，张看他神气不对，当即说：〃你看害怕了吧？不敢干了！”
白说：〃我并不是害怕，也不是不敢干，我要明白为什么要杀他？我几十年来都是过着死里逃生的生活，我是不怕死的，但须要死个明白，请副司令把杀他的原因告诉我，以便做个准备。”
这时张站起来，围绕客厅走了十几圈，然后坐下，笑了一笑然后对白说：“我让你杀委员长你不敢杀，现在咱们不是要杀他，是要用兵谏的办法把他扣起来，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后，再把他放回去。”
白说：〃副司令可以把要扣他的原因说一说，也让我明白明白。”张思考两三分钟后，很沉痛地说：“现在东北军的命运和东北四千万父老子弟的命运以及全中国的命运，并我个人的生死，可以说完全都操在你的手里，也可以说这些命运只决定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对于国家和东北的父老是不忠，对先大元帅是不孝，家仇国难，不忠不孝，集于一身，生前难辞其咎，死后难以瞑目。日本炸死了大元帅后，为了挽救东北危局，为了报先人的仇恨，不惜牺牲一切维护国家统一，杀了老帅的谋臣杨宇霆和常荫槐。＋九一八；事变又背着不抵抗的罪名，忍受国人的责骂，最后热河失守，又为保持领袖的威信，放下兵权毅然出国，东北军根本想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和杨虎城将军几次建议，均被拒绝。目前又在王曲把东北军将领大加训斥，必须贯彻他们‘剿共’的亡国主张，像这样的相互残杀，除给敌人可乘之机，加速我们灭亡外，又有什么收获呢？我们的东北军如不打回老家去，生无以对东北父老，死无以入祖宗的坟墓。一年来，我们因‘剿共’损失了两个完整师，阵亡军官有四五百人，枪支损失有两万多，阵亡官长眷属嗷嗷待哺，几次请求补充抚恤，根本置之不理，其目的不仅反对抗战，且让我们在‘剿共’中自消自灭。最痛心的让我和杨虎城之间互相火拼，这样的挑拨离间（卑鄙阴险的行为实令人寒心。今天惟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能挽救了东北，挽救了全中国。因多次建议不听，最后不得不施行兵谏，把他扣起来，强迫他接受。现已到紧要关头，东北的命运，国家命运以及我个人的生死祸福，就在目前，也就是只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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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谏部署（4）
听了张学良这番沉痛的话，白凤翔既伤感，又气愤。他对张学良说：“我听完副司令的话，内心特别难过，拍拍良心，我们如不打回老家去，实在对不起任何人。现在我们不打敌人来自己打自己，真是令人最痛心的事，一定把他扣起来，让他停止内战，共同打日本。”张说：“我们主要目的，不是想伤害他，仍然是劝导他放弃内战主张，共同抗日。你的忠勇侠义，我是深知的，所以特找你担任这救国救人的伟大事业，我相信你绝对愿意做，也绝对能胜任这神圣的任务。我明天打算和你一起到临潼见蒋，我和他也说过，你在热河很有威望，并在地方很有势力，将来中日战争爆发时，你回到热河，对抗战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你回去要准备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可以和我说。”白说：“我没什么意见。”张说：“时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方才说的事情，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但不要太兴奋。”白起身要走时，张最后又说一句：“我们全东北军的命运可都看你这一回的了！”
12月10日下午，张学良带着白凤翔一起到临潼见蒋，并让白对沿途的道路和华清池周围的环境以及蒋的住室都要特别注意，用东北土匪的话来说是“采盘子”。到了临潼，张引白见蒋，说：“白师长要将最近到热河一带的情况，向委员长报告一下。”张说完后即行退出。蒋把白过去的情形简单地问一问后，白即开始向蒋大吹起来，说自己过去有许多同伴，在热河地带经常盘踞，不时给敌一个袭击，日军无法用大部队进攻，重武器无法使用，小部队不敢进攻。一旦全面抗战时，他们群起响应是不成问题的。蒋听完后点点头，鼓励了他两句，最后说很好，你回去和张副司令好好地计划，将来对国家一定有相当的贡献。
12月10日上午，张学良与杨虎城单独密谈，共同认定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定，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绝不可能改变的，他的一切言行和专制皇帝没有什么区别。遂断然决定采取武力行动，逼蒋联共抗日。
晚上，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缪？流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说明为了停止内战，决定扣蒋。王以哲表示：“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于学忠则问道：“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
12月11日下午2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主持召开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军政人员联席会议。东北军方面有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刘多荃、缪？流等人；十七路军方面有孙蔚如（第三十八军军长）、韩咸西（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志刚（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等人。张学良首先发言，说明这次兵谏的意义。经过一番讨论，一致决议：“为了贯彻抗日救国的主张，对蒋委员长不惜使用兵谏的手段，以促其觉醒。”并做了分工：东北军担任临潼捉蒋和应付在陕甘的蒋系中央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担任解决西安和咸阳城内中央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和武装，逮捕中央军政大员，控制飞机场。
所有军事行动皆以温和手段为主，尽量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发动的时间定在12日凌晨6时。
会议结束后，张学良考虑扣蒋任务重大，有必要加派一名忠诚干练的人员负责指挥，遂于下午3时急电驻甘肃平凉的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机到即来”，同时派专机把唐接到了西安。张学良随即召见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三人，让他们每人携带两支德国造毛瑟手枪（驳壳枪），并指示他们：一定要捉活的，如果让蒋介石跑了，你们三人拿脑袋来见。
张学良从新城大楼回到金家巷公馆后，于学忠紧随而至，不放心地问道：“现在副司令既然决定了对委员长进行兵谏，我们做部下的当然听从你的决定。可是，我还想问一句话，第二步的结果怎样，副司令考虑到没有？”
张学良回答说：“你所指的第二步结果，自然是说怎么样来收拾大局了。我的意思是只要委员长接受我们的抗日意见，准许我们东北军奔赴前线抗日，使国家民族得救，无论有什么不良后果，我个人都愿意承担起来！我知道我干这事，一定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可是，为了国家，我只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牺牲自己来停止内战。”
兵谏部署（5）
当时，蒋介石在华清池内有一个排的侍卫队，华清池旁不远处另有一个排的宪兵队，华清池大门及四周院墙是由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的一个加强连担任警戒任务。张学良命令刘多荃负总责，计划以第一，五师第一旅两个团组成以华清池为中心的外线包围圈，由唐君尧担任指挥、内线由孙铭九率卫队第二营执行扣蒋任务，卫队第一营驻华清池部队配合。因为孙铭九没有实战经验，由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十八团团长刘桂五负责指挥。”
11日晚，蒋介石在华清池设宴招待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及各将领，商议“剿共”计划。杨、于未到，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张学良立即报告说：“他俩今晚在城内宴请来陕的中央军政大员，无暇赴宴。”席间，张学良形色紧张，精神恍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临睡前还在琢磨，终不明其故。
张学良从华清池返回西安，又参加了城内的宴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各位宾客谈笑风生，应酬自如。
晚10时左右宴毕，张学良立即赶回金家巷公馆，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有关人员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缪？流、董英斌、黎天才、米春霖、唐君尧、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对即将发动的兵谏作最后的指示。张学良十分激动地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罪名，为全国人所不谅。这几年的闷气，我实在受够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只有抗日，才能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最近几个月，我在西安、洛阳、临潼屡次向委员长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他改变政策，做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他非但不予考虑，反而硬逼我们继续剿共、打内战。不听他的，就要把我们东北军调离西北后加以消灭。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天凌晨6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实行兵谏，把委员长抓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
这时，于学忠再次表示了忧虑，老话重提：“副司令，你第一步这样做，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坚决地回答说：“我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步还是拥蒋抗日。我认为中国人再也不能打内战了。我不但无意做领袖，而且我也不配做领袖，我再重复地告诉你一句话，我始终是拥蒋抗日。”至此，无人再表示异议。于是，张学良当场宣布各项命令：缪？流留守金家巷张公馆；唐君尧、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等准备率部出发至临潼，执行扣蒋任务，并叮嘱要绝对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不准伤害。其余人员和他一起到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共同行动。
一场改变张学良后半生命运、扭转时局、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西安事变，就此拉开了序幕。
骊山捉蒋（1）
1936年12月12日零时左右，张学良偕东北军高级将领（亲信幕僚一行抵达新城大楼，一见到杨虎城，就笑着说：“他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孙蔚如在一旁笑着回答：“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
这时，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陆续来到。于是，张、杨等军事将领聚集在一间屋里紧张部署，指挥军事行动，黎天才、高崇民、栗又文等文官们则忙着起草一篇包括八大主张的通电文稿。通电由黎天才执笔起草，高崇民等修刘多荃改润色。这篇含有八大政治主张的通电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文件，事变后赶到西安的周恩来由衷赞许通电和八项主张显示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内容的通电及其八项主张，事变的意义，将来在历史上更混沌了。”当周恩来得知通电起草者就是黎天才后，对他表示赞许道：“很好，很好，幸好你在这里。”
事前，张学良已经吩咐由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担任临潼捉蒋的总指挥。去临潼的人首先在西安东城门楼上集合，每人发毛瑟手枪一支，子弹300发，手电筒一个。凌晨2时整，乘汽车到东郊的十里铺下车，全部熄灭车灯，由刘多荃做最后的布置，他压低声音说：〃你们知道今晚的任务是什么吗？我们是要抓蒋介石的，由刘桂五团长负责抓蒋介石，特务营第二连对付守卫宪兵，其他人协助刘团长，不许开灯，不准讲话，不许吸烟，违者枪决。”在进行简要部署后，车队开到离临潼约10公里的斜口东，刘多荃在这里坐镇指挥。捉蒋部队由刘桂五率领直奔华清池。3时左右，抵达华清池，会合警戒大门院墙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加强连，共同行动。他们原计划趁夜色掩护，冲进二门口，直捣蒋介石的住所五间房。不料，刚接近门口，被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哨兵发觉，问口令答不上，遂开枪射击。东北军只好硬冲，一时枪声大作，侍卫队拼命抵抗。
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在从西安返回临潼的路上遇到东北军，因他在北平时镇压学生爱国活动，杀害了不少爱国人士，民愤极大，被东北军枪决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石缝在华清池。
蒋介石被枪声惊醒，急令侍卫出去查看，回来报告说袭击者戴皮帽子，都是东北军军官，已冲入二门，请他速登后面的骊山。蒋此时怀疑是共产党煽动东北军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张学良整个之计划，打算先到山上躲一躲，天明即可无事。慌乱之中，在睡衣外套上一件单袍，未及安上假牙，在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及随从蒋孝镇的护送下，奔至后门，才发现没有钥匙，情急之下，只好从卧室里墙翻窗子跳出去。此窗墙内不高，未料墙外下面却是深沟，蒋介石慌乱中重重摔下，跌伤了后腰和脚背，疼痛不止，但他已经顾不上伤痛，在侍卫的搀扶下，好不容易爬上了骊山山顶。这时，四周枪声不断，流弹飞掠，几个卫兵相继中弹身亡。蒋介石无人保卫，只好下山，行至半山腰，失足掉进一虎斑石岩穴之中，无力再起，就此躲避。
孙铭九率部冲进蒋介石卧室时，发现四处无人，一摸被窝，还有热气，蒋的假牙、军帽、皮包都还放在桌子上，估计逃得不远，遂命令士兵在院中各处搜寻，仍不见踪影，只发现为流弹所伤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躺在地上，呻吟不止。这时，刘多荃、唐君尧也相继赶来，说外围封锁严密，绝无跑掉的可能。经大家研究，决定加紧搜山，同时电话报告坐镇新城大楼内等候消息的张学良、杨虎城。
张学良一听说没有抓到蒋介石，非常焦急。他对在场的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到委员长，我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自己请罪，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若找不到他，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反而引起内战。”
不久，搜山部队终于在虎斑石穴找到蒋介石，张学良等人这才心里石头落地，长长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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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捉蒋（2）
蒋介石在骊山上被发现及下山进城的过程，由于各人的视角不同，人言人殊。当时任东北军卫队营班长的何克是在搜山过程中第一个发现蒋介石的，他的回忆比较详细，应当是可信的材料，他写道：
根据现场分析，左边第三间屋（里套间）应是蒋介石的居室。我们看到蒋的印章、旅行闹钟、假牙、手套等都放在桌子上，特级上将军装、墨索里尼送的防弹黑斗篷、战刀等挂在墙上……我们把屋里翻腾了几遍，不见蒋的踪影，猛然拉开窗帘，只见一扇窗户敞开，料定蒋系越窗而逃，随即追了出去。但是，通往东花园的门却锁着，料想他可能翻墙而去，我带着机枪组向东追去。山石陡峭，酸枣和荆棘遍地，我们用手分着、用脚踩着刺人的棘条，警觉地沿东山搜索。
这时天已大亮。谭海、刘多荃、白凤翔研究后命我排搜山。山势越来越陡，我命令陈志孝带两个战士沿东山脚的小沟向上搜，我和另外两个殿后，保持50米距离，呼应前进。走着走着前边三个人发现有人蹲在一个小山包上，三条枪立即瞄准并命令他举起手来，原来是蒋的贴身警卫、蒋的堂侄蒋孝镇，陈志孝飞脚上去踩住了他抽身摸枪的右手，缴了械，厉声问道：“见委员长了吗？”
“没有。”这时我们后边三个已闻声赶到，随着蒋孝镇惊恐、游移回视的目光，我们立即发现有一个人双手抓着山梨子树，在他身后山坳斜坡上，吃力地攀扶在那里，但看不清是谁。陈志孝立即向这个山坡放了三枪，子弹打得山石乱蹦，当那人扭转身来，我们一眼就认出他正是蒋介石。
蒋介石抑制住自己的恐慌，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陈志孝立即回答说：“我们是委员长在南京中山陵接见过的（张副司令）卫二营。”
蒋又怏怏地说：“好弟兄，你们打死我吧！”
“报告委员长，我们是来请委员长抗日的，怎么能打死委员长？”
随着陈志孝机敏流利的回答，蒋介石惊魂稍定。我们看见他从右兜掏出手帕，揩去他双手上被荆棘刺出的鲜血，又去擦他的双眼，他的眼眶中衔着泪水，哭了。
然后又将左手放进兜。我命令靳富贵去接他，手够不着，又命令郑克田踏在靳的肩膀上，两个撑立，才扯住蒋的腿，不想把他竟掼倒在山脚下。蒋一时弄不明我们的用意，以为不祥，一边哭着一边嚷道：“我救国，我救国……”甩手跺脚，像一个害怕大祸临头的孩童，浓厚的奉化口音将救国说成“救鬼”。见此状况，我便让郑克田在前、陈志孝在后，搀着他向山下走，这时的“蒋委员长”狼狈极了。我发现，他一只脚竟赤着，另一只脚穿着一只礼服呢面鹿皮底的圆口鞋，我怕磨破了他的脚不好向张副司令交待，又命令靳富贵背上他走，但蒋介石怎么也爬不上去（事后才知道他摔坏了腰），我从后面抓住他那古铜色棉袍的衣领，将他拽起来，提到靳的背上，然后我又同陈志孝各扯着蒋介石的一条胳膊，架着他向山下走……走了一段路，孙铭九营长和白凤翔师长从华清池方面奔来。
兵谏，在封建余毒仍很严重的50年前，并不为所有人理解，奉命执行的孙铭九营长隔着东花园外的小桥，恭敬地向蒋磕了三个头（孙铭九不承认自己向蒋介石磕了头。——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