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78年进入人们记忆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封闭的国门开始被重新打开，改革开放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主题。
在1978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国营大厂成为人们就业的第一选择，进了国营企业，就意味着终身有了保障。张希永现在谈起当年的国企，语气中还透露出艳羡：“大厂房，大设备，工人上下班，我就特别羡慕，瞅着他们特别牛，都是饭盒驮在自行车后面。下班了，整个气势磅礴，很浩荡地从工厂的大门出来。上班的时候厂子有音乐，那时候流行的就是什么《祝酒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之类的。”
这些当年的歌曲中充满着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从母亲那里接班得到的工作却让年轻的张希永感到有些沮丧。母亲退休的那家工厂是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厂，当时的厂名叫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它的前身是街道组建的一个解决家庭妇女和家属就业的小企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78年：人生中新的一页（2）
张希永工作的企业就在他家的后院，在参加工作之前，他对这个街道工厂非常熟悉，全厂就几十号人，大部分都是张希永眼里的“大娘”，年轻人很少。在1978年12月10日这一天，与张希永一同走进这家工厂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胡百君，和张希永一样，胡百君也是顶替母亲进了这个厂，两家是几十年的邻居。
曾经担任过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的石永阶对他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非常熟悉，“这个厂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厚厚的一本书。”这是石永阶经常对来访者说的一句话。
1966年，沈阳市变压器厂的职工家属成立了一个街道生产组，在没有资金、设备、产品的情况下，靠着变压器厂资助的一些旧砖瓦、木料，家属们捡砖头盖起了一间80平方米的厂房——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前身。厂里40多名职工，除了两名因经济问题刑满释放人员是男的，其余都是家庭妇女。在当时，为了解决家庭妇女和街道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中国很多城市的街道办都开办了这样的弄堂工厂。
这个白手起家的厂子刚起步的时候，生产过螺丝、垫圈等产品，后来又组装过电焊机，自负盈亏，有活就干，无活就散，挣钱就开支，停产就回家，上边既不干涉也不保底。
1975年，48岁的石永阶被派到了这个厂当调度。这一年，这个街道的生产组被沈阳市上收，这个厂变成了市属“大集体”，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沈阳市拖拉机总厂。从此，工厂开始完全采用全民企业管理模式。但是，虽然企业在生产关系上进入了“高级形态”，但是依然“先天不足”，管理薄弱，企业当时连买肥皂都没钱。石永阶回忆说：“当时这厂没领头的，那大汽油桶烧着火冒着烟都没人管，大伙儿找到我，让我领他们生产，我就去干了。”使石永阶感到不快的一件事是，这个七八十人的小厂，大大小小的主任竟然有11个。石永阶觉得，企业的管理非常棘手。
在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指导下，这家不起眼的街道小厂，像当时很多其他作坊式的小厂一样，被划归国营企业管理。工人们发现，企业和过去不一样了，领导上边派，经营有人管，就是劳保福利也都参照国营企业。但是，工厂在经营上却没有任何起色，甚至每况愈下。
1976年，这个被命名为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的企业开始生产汽车水泵。大批量生产后，一天能生产近100台，但质量太差，卖出去10台就会被退回三四台。石永阶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上面要产值要数量，不管质量好坏。由于没有技术员把关，一天生产50台，就有40台不合格，最后竟然积压了2 000台。
从此，这个厂开始走向连年亏损的道路。生产的汽车水泵，由于质量差，产品不断积压，但是企业被上收后没有了生产自主权，结果亏损不断增加。雪上加霜的是，企业上划以后，职工待遇迅速向国营企业看齐，各种开支猛增，但生产却没有多大发展。
在张希永进入企业的1978年，全厂工人生产一年的结果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但是工厂亏损了30多万元。上级单位的对策是换领导，结果在1978年一年之内，企业就换了4个厂长。石永阶说，上面派下来的人一看企业债务太多，把乱摊子一扔就走了，上级单位重新派人当厂长，搞两天干不下去了就调回去，走马灯似的来回换。
这个街道小厂的生存状况，其实是这一年中国国营企业的缩影。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国民经济面临调整。运行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潜力发挥殆尽，弊端###无遗，积重难返。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旧体制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活力，贫困和物质短缺无处不在，广大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而城市工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电动车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下的占939％。
该厂贫困户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四口人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虽精打细算也只能用入不敷出来形容。按照张淑珍一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照国家标准发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证不能买全，很少能吃到肉。
张希永没有讲述当时他们家的生活状况。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张希永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他的月工资是19元，身份是学徒工。张希永说，第二年他的工资是21元，满徒以后是30多元钱，这已经是他参加工作几年后的事情了。
1979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这一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改革在农村悄悄进行的时候，在城市里，改革的呼声也与日俱增。这一年年中，《人民文学》在当年第7期发表了天津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大刀阔斧治理整顿的“改革厂长”乔光朴的动人形象。蒋子龙和这篇小说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乔厂长”也成为改革的符号性人物，以至于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人们都习惯地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当时的《人民日报》这样描述“乔厂长”给人们带来的冲击：
据说，有的读者忘记乔光朴是小说中的人物，到处打听乔厂长现在哪里；有的还写信给工业领导部门，要求把乔厂长调到他们那个单位工作，带领群众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一部短篇小说在群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是不多见的。
在张希永工作的这个工厂，并没有“乔厂长”这样的人物出现，张希永甚至记不清楚当时工厂的生产情况，他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工厂生产的好像是一种水泵，收入和其他企业一样。
1985年：铁饭碗不保（1）
张希永后来说，他对当时的工厂情况记得不清楚，主要是因为不喜欢自己被安排的这种命运。他觉得工厂太小，不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张希永当时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希望能够去一个大一点的、正规一点的工厂，
在当时，能够去一个国营大厂是像张希永这样的年轻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好的福利和前途。但是，张希永知道，他当时没有其他选择，毕竟就业的机会不多。而且，这是他摆脱下乡当知青的唯一选择。
作为新工人，张希永被送进了上级单位——沈阳市拖拉机总厂学习。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张希永又开始读沈阳市开办的电视中专，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教育。
就在张希永在外面学习的时候，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却江河日下。当时身为调度的石永阶对这个时候工厂的情况非常清楚，自从1978年一年换了四任厂长后，工厂在1979年又熬过了一年。到了1980年干不下去了，工厂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大会，宣布工厂干不下去了，从今天开始大家自谋职业，可以利用厂里的设备和厂房自主合作。
工人们组织了三个生产组开始自谋生路，但是还有20个老弱病残没人要，石永阶就带着这些老职工开始寻找出路。
作为工厂的“能人”，石永阶找到自己的小舅子，拉到了防爆电器的活，成立了一个生产小组。结果，在石永阶的带领下，这个由老弱病残组成的生产小组反而干得红红火火，到1982年，职工不仅能按时发工资，连保健、福利待遇都有了。1983年，在上级的要求下，其他三个生存不下去的组也被归并到石永阶这里，工厂改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石永阶也成了厂长。工厂的主管单位变成了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
但是石永阶很快与主管单位之间因为产品的定位问题发生矛盾，他因此被撤职，
这个刚刚有点起色的企业又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下去。
防爆器械厂和上级单位的矛盾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遍现象，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厂长必须听命于上级。当时一个比较极端和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厂的厂长连修一个厕所都要向上级打报告，待批准后方可动工。
此时，张希永对工厂的经营状况并不了解。对工作没有太多热情的张希永，很快找到了释放激情和剩余精力的地方。从小爱唱爱跳的张希永参加了沈阳市总工会举办的工人歌舞团，在这里张希永接受了非常专业的舞蹈训练。这个业余歌舞团白天工作，晚上排练，周末演出。没有任何报酬，却让张希永内心感到非常充实。张希永说，他喜欢舞台上的那种感觉，灯光、大幕、漂亮的演出服都让他觉得，舞蹈演员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和状态是最美的。
工人歌舞团经常到大工厂的俱乐部或厂区为工人演出，台下工人们的掌声给了张希永巨大的满足。不过，当时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演出会成为他谋生的方式。
直到现在，张希永都非常怀念当年的时光。张希永说，当年的经历让他现在受益无穷。
还有一件事张希永一生都铭记在心，那就是他的恋爱和结婚。这个时候，张希永和同他一起在电视中专学习的同事胡百君逐渐熟了起来。张希永说，胡百君学东西很慢，他总辅导她，胡百君就逐渐对这个聪明外向、爱唱爱跳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学习还没有结束，两人就成了恋人。
1985年：铁饭碗不保（2）
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谈恋爱大多是骑着自行车去公园玩，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感觉就如同今天开车带女友出去兜风一样。但是，此时的中国还处在物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属于紧俏物资，买不到自行车的张希永，自己动手用自行车零件组装了一辆，带着胡百君去公园划船。张希永记得，当时他们最喜爱的流行歌曲是《太阳岛上》，在划船的时候，张希永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这首歌描述得还要美好。
但是，两个人的恋情遭到了胡百君家里的强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家里就一个女儿，张希永的单位太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在那个年代，单位几乎可以决定人们的前途和命运。胡百君的父亲对从小就爱唱爱跳的张希永也没有好印象，觉得这个年轻人不稳当。不过，张希永家里对胡百君倒是挺满意的，张希永的母亲觉得这个姑娘懂事，会操持家务。
矛盾升级的结果是，张希永进不了胡百君家的门。倔犟的胡百君却认准了张希永。张希永自得地说，他那时候年轻、帅气，比胡百君长得好看，而且胡百君也很喜欢他的聪明劲儿和活泼的性格。于是，外界的阻力反而成为爱情的动力和催化剂。
张希永和胡百君的奋斗有了结果，他们的爱情终于得到了双方家人的同意。1983年10月，一场隆重而热闹的婚礼在张希永家里举行。结婚那一天，张希永家里专门请了一个大厨师，备办了10桌酒席，一桌14个菜。张希永说，当时的婚宴一般是12个菜。
当时的中国，很多商品供应依然紧俏，但是张希永和胡百君却感到很满足，许多父辈根本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东西，都摆进了他们的新房。双方的父母为这对新人准备了单缸洗衣机、单卡双喇叭台式录音机，还有皮箱、立柜、高低柜、沙发。张希永的哥哥还给他装了一台12英寸的电视机。直到今天，张希永还对当年的婚礼颇为骄傲，他说，当时一般家庭用的都是9英寸的黑白电视，12英寸的电视让他觉得非常有面子。
唯一让张希永不太满意的是住房，在当时住房紧张的情况下，张希永的父母在自己家旁边接了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算是他们的新房。
房子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但那时人们的生活普遍是这样，张希永并没有太多的不平衡。
结婚的第三天，夫妻二人去照相馆拍了一张5寸的彩色结婚照。在张希永夫妇的想象中，日后的生活就该是这样风平浪静地继续下去了。
但是，生活并不像张希永夫妇想象的那样风平浪静。他们结婚后，单位的效益愈发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夫妻俩只好跟父母一起过日子。张希永的姐姐看到弟弟一家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就隔三岔五地回来送上一捆菜、几斤肉。
1984年的春节给张希永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这一年春节工厂开不出工资，第一年结婚，囊中空空的张希永夫妇只得靠着父母度过年关。张希永对妻子说，等过完年工厂开出工资后，要好好地请父母和姐姐他们吃一顿。
但是张希永始终没等到这一天，工厂情况始终不见好转。这一年，张希永的女儿出生了。张希永在感受到初为人父的喜悦之时，也感到家里的负担更加沉重了。
对于工厂的问题，此时赋闲在家的石永阶是最清楚的。石永阶说，工厂搞不好主要是缺乏技术力量，要不来大学生，自己培养的张希永夫妇还没有毕业。工厂没有技术员，也没有技术工人，甚至没有一个好的质检员和业务员。做防爆器材，石永阶的小舅子是防爆工程师，可以帮忙。但是，工厂搞汽车配件就不行，搞水泵也不行，在石永阶看来，一没人二没技术，上汽车配件和水泵只能是死路一条。
1985年：铁饭碗不保（3）
失去了厂长职务的石永阶发现，在此时的防爆器械厂大院里，几十个女工在砸铁丝，厂里的几台车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动。石永阶感觉到，厂子要黄了。几十年后，他还认为，如果让他继续搞防爆器材，工厂是不会倒闭的。
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中国农村改革大见成效。在国庆35周年的群众###中，由5辆拖拉机组成的彩车方阵驮着“联产承包好”的巨幅标语缓缓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成为这一年的经典画面。
国庆刚过，城市改革的大幕就拉开了。
这一年的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短的一次中央全会，但是就在这一天之内，中国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迈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全会对城市改革的重点作了具体的规划：
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就在探索城市和国营企业的改革之路，但是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企改革才全面开始。
沈阳作为国营企业云集的老工业城市，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
这一年6月，刚刚从沈阳市汽车配件公司调到沈阳市经济计划委员会集体经济办公室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韩耀先，收到了一份市领导的批示，要求韩耀先他们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研究那些经营不好、管理混乱、产品没有市场、技术落后、严重资不抵债的集体企业如何退出市场的问题。批示说：“此项改革在集体企业中先做起，你们拿出意见，这些经营不好、不能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有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上半年，沈阳市有43家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但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下，这些企业没有通过竞争求发展的渴望。工人们和厂长都是混日子。
市里面的批示，落到了有企业工作经验的韩耀先身上。
韩耀先后来回忆说，在1986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很多街道企业被上划成市管企业，生产和销售都要由上面做计划，企业失去了灵活性，越来越不景气，政府则要为这些企业日渐庞大的亏损埋单。1984年，沈阳市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政府就开始考虑从集体企业入手推动企业改革。
改革的思路主要是减政放权，还权给企业，集体企业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管理。
循着这个思路，韩耀先来到经营困难的企业调研。
韩耀先发现，当时大约有1％~2％的企业经营确实很差，亏损严重。此时，在韩耀先的脑子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把这些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企业直接关掉，人员由劳动部门重新安排。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一些难以维持的企业就是采取关停并转的办法。在韩耀先看来，这个办法简单易行，也符合过去的一贯做法。
调研完了，思路也出来了，韩耀先就回到机关开始起草关闭集体企业的文件草案。为这份前所未有的文件韩耀先连续加了几天班。
草案大约写了40多条，详细规定了亏损到什么程度的企业该关，以及关完以后采取什么措施，对厂长、工人如何处罚，等等。韩耀先的同事们讨论了一下，认为草案很实际。
1985年：铁饭碗不保（4）
半个月后，领导的批示下来了，韩耀先觉得被劈头浇了一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