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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戴洁天只是感觉到腿酸脚痛，到了后来腿都麻木了，感觉不是自己的了。睡觉的时候，要用双手把腿搬到床上去。戴洁天非常劳累疲倦，有时候他吃着饭，端着饭碗就睡着了。
那个时候，陪伴着戴洁天的宝贝，除了秘密藏匿起来的包产到户资料，还有一条扁担，它陪伴戴洁天劳动了22年，是他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农民的见证。他曾千万次地用它进行繁重的劳动，也曾偷偷倚着它歇歇腿脚。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6）
除了肢体的痛苦，还有肠胃对戴洁天的折磨。因为工分低，口粮少，他只能靠采集一些诸如饲料、野荷茎和别人扔的蕉耦来充饥。戴洁天曾经在畜牧场看到煮得热腾腾的猪食，竟垂涎三尺。后来，陈小梅托人带给他5斤粮票。他在深夜向食堂管理员请求以粮票换10斤粗糠。那位食堂管理员看他实在撑不下去了，没要他的粮票，给他了一袋粗糠。直到如今，说起那段往事，戴洁天总是用“雪中送炭”来形容那个好人。
戴洁天的勤劳让他渐渐融入了人们中间，人们从这个老老实实、勤劳工作的“读书人”身上，感觉不到“阶级敌人”、“坏人”这些词所包含的险恶味道。人们同情戴洁天的艰难和困窘，也发现他的健康状况的确没法在饥饿中长期坚持高强度的劳作，于是将他调去畜牧场，负责养猪养兔。但是没过多久，一位前来检查的领导发现了这一情况，马上向公社提意见，右派、反革命怎么可以当饲养员？于是戴洁天又被赶回了田地。
历史的天空布满阴霾，戴洁天一家的辛酸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个案。在岁月的阴影里，瓯江上的渡船见证了一段不离不弃的感情。
戴洁天有时会坐夜里的轮船到家里去看看陈小梅和孩子们，不敢跟邻居甚至亲友见面，后来他形容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偷偷摸摸”。而陈小梅每次突然看到戴洁天，就仿佛他是天上掉下来的，高兴得不得了。
陈小梅有时候也偷偷坐船去看戴洁天。看到他脏得不得了，当饲养员的时候，被子里全是跳蚤，不敢盖身上。但陈小梅只要有时间，还是安排好孩子们，披星戴月偷偷去看他。瓯江的风陪伴着陈小梅的探夫路，一次一次，风也因她的期待而急切，因她的关怀而温暖。陈小梅给了戴洁天很大的支持，戴洁天在最艰难的日子能够挺过来，能够熬下去，对于渡船的期待是一个重要原因。瓯江上的渡船仿佛载的不仅仅是陈小梅，而是生活的勇气和坚持的力量。
1963年，就在往返瓯江的过程中，他们有了最后一个孩子。陈小梅在医院里生产，戴洁天抽个空，向队长请了半天假去看她。陈小梅当时已经生下孩子好几天了。戴洁天到了陈小梅的病房门口，想喘口气再进去，结果一坐下来，疲劳至极的他就睡着了，结果被陈小梅数落了一顿。这也让陈小梅更加心疼丈夫，她为小儿子取名陈坚，就是希望戴洁天坚持、坚强。
除了妻子的不离不弃，让戴洁天坚持下去的最大力量来自于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他在60年代初曾再见到原县委书记李桂茂，说起往事，李桂茂不胜欷殻А６鹘嗵煸蛞蛭嗄晟钊胩锛涞赝返男燎诶妥鳎椒⑷隙ㄗ约旱蹦甑淖魑钦返模泄┐濉捌惹行枰鹑沃啤保蹦甑奶剿鞫杂谥泄┐迨怯屑壑档摹＠罟鹈蛉么鹘嗵炷托牡却欢ɑ嵊薪饩鑫侍獾囊惶臁�
其实，李桂茂当时还保存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总结》，即使后来他在“###”中被挂牌揪斗，仍将这份总结交给爱人，转移到她的工作单位秘藏起来。李云河虽然从县委副书记变成了食堂“工作人员”，却仍利用空闲时间写了10万多字的文章，论证包产到户的可行性。
对戴洁天来说，22年的扁担生涯里，相濡以沫的妻子温暖着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支持着他。
53年之后，那些记录包产到户材料的纸张已渐渐发黄，字迹也不那么清晰了。多年来，戴洁天一直随身保存着这些材料，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53年里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和它们分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7）
###开始了，一开始就是破“四旧”。政治空气越发严峻，面对随时会有人闯进来抄家的危险，万般无奈之下，戴洁天用尼龙纸把包产到户的资料一层一层包起来，放在一个小木箱里，然后埋在菜园里。心头的波澜起伏化作了一句诗：“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多年后，他对来采访的记者解释这首诗：“忍将心血埋深土，这些都是我的心血结晶，现在没有办法，埋到泥土里头去了；为待他年人问津，将来会有人重视我这些资料；甘为苍生受苦难，现在我是为了苍生受难；五十年后识斯人，将来人家会理解我。”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戴洁天再次遭到调查。一些人向当年燎原社的干部们查问戴洁天当年的“反党”言论。那些干部虽然普遍受冲击，却相约实事求是，绝不落井下石。他们为戴洁天写证明材料，并郑重地联名盖章。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抹亮色，为“包产到户”的实践带来了悲壮的风骨，也使戴洁天在大地上站得更为坚实。
“右派”、“反革命”两顶帽子让这个割裂的家庭变得更加弱不禁风，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国大地所发生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无一例外地冲击到他们。尤其是“###”的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
陈小梅那个时候时常被抓走，被人叫做“右派丑婆娘”，戴上14斤重的大木牌示众、游街、批斗。造反派时不时地呼啸而至，破门而入抄家，陈小梅则被带走隔离审查。半夜三更，孩子们惊恐地看着造反派冲进家里，乱翻乱砸，抓走妈妈，于是哭成一团。隔壁邻居人人自危，虽然心存同情，却无人敢过问。当时县城里不仅有批戴洁天的大字报，还有批陈小梅的大字报，甚至将矛头指向她的小儿子，为什么要取名“坚”，是想坚持反动立场？
但在当时，陈小梅还有值得庆幸的事。当年戴洁天被押解回原籍的时候，很多笔记本留在了家中。戴洁天每天都记笔记，所以笔记本非常多。为了防止发生问题，陈小梅把那些笔记本都烧了。多年后，戴洁天还问陈小梅那些笔记本的下落。当得知被烧掉后，戴洁天很是心痛。陈小梅却暗暗庆幸，如果当时不烧掉，怎么找地方保管？到了“###”，那要惹出多大的祸事？
陈小梅原本是一个公办教师，虽然受人歧视，好歹还能带着孩子们在城里勉强度日。但是她注定在劫难逃，先是开除团籍，后来下放纸厂劳动，又几次调动，越调离城越远，最后到一个农村小学当老师。不过，那时唯一的幸事就是陈小梅越调离戴洁天越近，1970年，患难之中的家庭终于聚首，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原本在机关幼儿园的四个孩子也被迁到戴洁天的管教单位，小小的孩子从此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一切基础，作为右派、反革命的“小鬼”，他们失去了升学、就业、参军等一切机会。
四个年幼的孩子随后也来到农村，他们和父亲一样每天下地干活，靠稚嫩的双手挣工分来养活自己。陈小梅则带着最小的儿子陈坚下放到永嘉县上塘镇，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戴家大姐陈明丽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大弟弟只有13岁就参加劳动去了，拿个小小的扁担，他那个时候去很高的白云山上砍柴。我们快晚上了到山脚下去帮他，看他又累又饿地挑着柴。一看到我就高兴地叫‘大姐快过来称称，我打了多少斤柴’，一称32斤！”
令孩子们更难受的是自己的家庭成分。刚到乡下，人们问他们的家庭成分，他们都不敢说。因为父亲是右派，歧视已是家常便饭。孩子们在农村参加生产队劳动，工分也比同龄人少。和其他孩子一吵架，就被人指着他们说：“右派的子女还这么牛，轮得到你们说话吗？”
孩子们受了委屈，回家问戴洁天：“为什么要当反革命？害得我们抬不起头。”戴洁天总是无言以对。陈坚在多年后回忆说：“那个时候觉得很无奈，又觉得命运对我们很不公平。”
孩子们最害怕的就是“运动”，因为运动一来，父亲、母亲就会被人家批斗、羞辱。长此以往，一个很大的阴影就一直笼罩在一家人的头上：越是热闹的地方越不敢去，生怕别人笑，生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一家人期待着可以正常走在人群中的时刻。
岁月可以磨去许多痛苦，也可以消去许多记忆，人总会有归宿，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晓。历史没有让戴洁天等待50年。就如同一个轮回，1978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正是从农村撕开的，人们采取的方式与当年的戴洁天极其相似。
这一年寒冬，距温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坚定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同样是“包产到户”，同样被视为胆大包天的举动，这一次成为中国农民的共同选择，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随后的五年中，99％的中国农村都实现了包产到户，这时距离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27年。
历史给了戴洁天一个期待已久的答案，给了中国一个再次出发的机遇。
1979年，一纸###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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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1）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名句很能代表1979年时戴洁天的心境和举止。那年，摘掉“帽子”的戴洁天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此时的戴洁天，虽然因为落实政策而喜悦不已。但久不接触书报的他，却随着对时局的了解，又开始担心起来。
1979年3月15日，戴洁天看到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上面还附了“编者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一篇文章让全中国的许多人忧心忡忡，一些已经开展包产到户的地方又缩了回去，人们在观望。作为积极推动包产到户的安徽，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省委书记万里表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写了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在安徽省委的力争下，3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附了“编者按”，说明3月15日的某些提法不够准确。风波暂时平息。
一年之后，万里调至中央，分管农业。在当时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尤其是包产到户已初见成效，经过反复讨论，###中央通过了一个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没有纠缠于包产到户是“社”还是“资”，只是大谈“包”字诀的妙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穿衣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阳关道和独木桥》，阐述包产到户精神。戴洁天和许多地方的农民一样，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其他地方还在争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时候，温州的农民早已把包产到户又“拾”了起来，正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当温州的农民开始包产到户的时候，他们不仅把它应用于农业生产，还放到了工业、服务业，一系列劳动密集、生产生活必需品、产量较大的小商品工厂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新的时代给了戴洁天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眼前发生的急剧变革让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看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释放出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他在思考为什么温州就能那么快地将包产到户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他相信，土地上的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经过长久的思考和调研，戴洁天认为温州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包产到户搞得早，为什么呢？其实，戴洁天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包产到户从来没有真正在温州绝迹，只不过从公开转为秘密进行。特别是在“###”期间，温州基层农村有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于是包产到户又悄悄地展开了。虽然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温州一直都在纠正包产到户，但就是“纠正”不了，常常明“纠”暗“包”。有的干部干脆说，哎呀，纠正包产到户好像水上按浮瓜，这边按下去，那边又冒出来。有的群众也这样说，想纠正包产到户，除非是瓯江的水倒流，不可能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敢为天下先（2）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首往事，并没有沉浸在对艰难岁月的回忆中自伤自怜，他挖出埋在地下的包产到户资料，细细回望那些激扬岁月的坚持与奋斗，反思原因和问题。198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将燎原社的试验定性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自我完善”。在他看来，“1956年的高级化，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与余粮收集制（统购统销）为‘催生剂’的产物。这样一来，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农民失去了土地经营权与劳动自主权，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业积累统统被挖走，农业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更不能向商品经济转化，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收入减少，购买力衰退，国内市场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戴洁天认为过去都认为包产到户解决的是农业问题，是农民吃饭、生产的问题，其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包产到户打碎了束缚农民几千年的锁链。包产到户以后，耕种土地用不了太多的劳动力，多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总不能浪费，于是剩余劳动力都跑出去了。用戴洁天的话说：“这些能人啊，有办法的都跑到五湖四海去了。”
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温州政府的管理职能才逐渐从计划经济下的“无所不包”，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此，有些专家认为这是高明的“无为而治”。
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一界定不清、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罪名。
“八大王”把温州人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羁绊，温州人此后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
桥头镇比它所属的永嘉县更为出名。让这个小镇声名远播的，是一种小得几乎不能再小的商品——纽扣。
快速变迁的30年，让刚刚过去的时光迅速地成为历史。今天的纽扣交易已经登堂入室，那些变得冷清的街道，曾经就是农民们自发经营起来的大名鼎鼎的“桥头纽扣市场”。
即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个体经济也还是一个禁区。但是，春天挡不住地到来了。1979年开始，从“纽扣一条街”，到桥头纽扣市场，这里成了“中国纽扣之都”。80年代中后期，桥头镇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客商，中国有90％的衣服上都缝着来自桥头镇的纽扣。新华社的《半月谈》将这个因纽扣市场而蜚声中外的小镇称为“东方的布鲁塞尔”。
桥头镇让戴洁天的思想更加深入。桥头镇原来是很贫困的地方，人均只有两分多土地，但是很长时间里非要“以粮为纲”，劳力归田。解放前，桥头镇的人们已从事做面条、做缸等手工业生产，后来把农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完全束缚于土地，富裕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做起了生意。
在戴洁天看来，包产到户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唤起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为深远的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冲垮了人民公社，突破性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并最终使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
仅仅两三年间，在土地匮乏的温州，一些农民开始进入了工业领域，他们诱发了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市场的蓬勃发展。
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市场。 。。
敢为天下先（3）
桥头纽扣市场、金乡镇的标牌市场、宜山的棉花市场。人们用一句夸张的话比喻温州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温州买不到的”。
“十万温州供销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用双脚拓展着温州发展的空间，用带回的订单向全体中国人阐述一个叫做“市场”的概念。戴洁天为温州商业的欣欣向荣感到###和自豪。
1985年，《解放日报》的记者张也平来到温州，同温州政策研究室的人们一起下去调查了解，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上面总结了一个惊动全国的现象。
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温州模式”，创造了这个模式的人们被称为“温州人”。“温州人”三个字逐渐变成一个特定的称谓，不仅指一个商人群体，还包括那个群体独特的精神气质。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温州人”还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亮相的中国商人群体。
对于戴洁天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吸引着他和其他许多中国人的目光。无数的考察团、访问团带着疑问纷至沓来，戴洁天一边研究全新的温州，一边接待无数的访客。1985年到1987年，每年都有一万多人来考察，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当时接待的任务很多。很多时候，接待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论的过程。人们带着问题来“挑刺”，戴洁天和他的同事们就依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向考察者作出报告。
和当年首创包产到户一样，做起了生意的温州人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但走在前面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一个到金乡镇搞调研的考察团，就让戴洁天和很多温州人不安了好一阵子。
考察团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