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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军阀陈济棠，相信传统数术，彼时留洋者，浸淫数十年，还有对风水、阴阳、五行、八卦深信不疑者。
他的哥哥陈济湘是他的参谋，深信自家命相不凡。在两广事变前夕，他俩趁谒见蒋介石之便，察看风色，然后又潜赴浙江奉化雪窦寺，考察蒋家祖坟风水。
这样的深度迷信，还没有参透术士的“机不可失”四字。结果他的老牌的空军早已经接受南京的收买，北飞投诚去了。
袁世凯当国期间，北京小贩在夜里叫卖“滚热的元宵”。很快被禁，谐音袁消。遂不准吆喝，但生意要做啊，只好改为“滚热的汤圆”。
曹锟时代，则禁《击鼓骂曹》《战宛城》，和许多涉及曹操的京戏，显然此公以曹孟德自居。张作霖时代则尤荒唐，《凤还巢》都禁，戏的内容并不伤及他。只因“凤还巢”的凤字，和他的奉天、奉系的“奉”字谐音，好像就触及他的禁脔。
旧式军人总把各自的军队，当做个人做高官、占地盘的本钱，末日来临，事令智昏，方寸大乱，着着都是败笔。军阀迷信，害及民众；较有头脑的幕僚，当其作业策划实施之际，遇到主官迷信疯发，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儿戏般的战事
直皖战争，曹锟、吴佩孚会同奉军打段祺瑞、徐树铮，两军接触仅四天战事便告结束，与儿戏颇为相似。
但在这之前，电报战、神经战却有一年之久的预备期，这个时间，却是文人、师爷打纸媒仗的极佳沙盘。
战争的最后一大冲突，是吴佩孚打段芝贵，他把山炮密布于战阵第一线，所有幕僚都表示怀疑，因其不合兵略违反常识，如一战而败，将无后续火力，而山炮将为敌所尽得。请吴氏再细考虑。吴氏却以他对敌方心理的判断，自觉胜券在握。他背水一战，果然速战速决，皖系定国军一溃不可收拾。
大作家如饶汉祥曾有用典之荒谬牵强，而穷秀才如吴佩孚初为勤务兵时却纠正了聂士成的师爷郭绪栋的用典错误，焦菊隐的《吴佩孚传》说，郭绪栋很惊讶，问他念过书没有。吴氏说念过，又问可考过秀才，答曰中过。郭氏叫声惭愧，人说秀才遇到兵，我今天是在兵里头遇到秀才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5）
抓阄决定战斗秩序
朱元璋、陈友谅大战后期，在鄱阳湖周边摆开水陆战阵，一日数十接。
朱元璋坐胡床督战，刘基在旁边参与机务。一天他忽然跳起来说，赶紧搬起走，赶紧换战船。朱元璋若有所悟，马上起身移到别的战舰指挥，刚刚坐下，喘息未定，就见先前指挥舰被对方炮火打中，顷刻之间炸得粉碎。
此乃危机中，计谋来自灵感，而灵感又来自于平时的积累、观察，胡床似乎为一种信号，先前刘基也坐过这胡床，其中必有某种神秘感，唤起了他的遥感似的记忆。
如果说古人靠“灵感”打仗，北洋幕僚则有靠游戏打仗的。
1924年9月，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攻击浙江卢永祥（皖系），引起江浙战争。
此前，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拥黎元洪复总统职，可是过了一年，直系津保派逼走黎元洪，曹锟以贿当选总统，反直分子一致声讨，广东、浙江、东三省结成三角同盟。因为江浙战争，引起第二次直奉战役。9月初张老将通电助卢永祥，直奉双方均进行军事准备，9月中旬战事便爆发了。
这时戢翼翘是奉方第一军参谋长，第三军参谋长本是魏益三，魏系陆大学生，戢翼翘曾任陆大队官及教官。一、三联军合力攻击山海关，魏益三说：“我是戢老师的学生，我怎么可以和老师并列为参谋长？”于是戢翼翘就担任一、三联军的参谋长。起初两军对分布防地即有争执，郭松龄要攻击关的正面，韩麟春觉得关的正面若由三军攻击，一军就得攻击九门口以北的山地，十分不易，因此难于解决。戢翼翘就说：“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拈阄。”后来戢翼翘对韩麟春说：“攻平地遭受的困难说不定比攻山地更大，攻山地较有把握。”韩麟春就答应让郭松龄攻关的正面，两军以九门口为界，九门口以南到海岸由第三军攻防，九门口以北由第一军攻防……战事激烈时，郭松龄每天发动好几次攻击，但是都没有得手，伤亡很大。九门口一带山地悬崖绝壁，城墙高达二三丈，宽六七尺，十分坚固，易守难攻，除陈琛指挥炮兵轰击外，几乎不能有所作为，于是战局呈胶着状态。可是天下事皆有定数，一个偷袭和一个错误的命令居然使局面大变。
冯玉祥的高参
冯玉祥当中下级军官时，修筑工事，他的衣服放在一旁。衣袋里露出一册《纲鉴易知录》，统领见之，高兴极了，连声夸奖。并说与官兵听：我们营里的官兵居然有看纲鉴的，真是了不得。（《我的生活》72页）
吴樾弹炸五大臣，冯玉祥闻之，大受震动，开始思考吴樾何以出此？立宪的可能与否。又想到戊戌变法，联军攻陷北京，同胞所受专制的荼毒。
吴樾虽未将五大臣炸毙，却将冯玉祥们炸醒了。
1908年，冯玉祥在部队中看曾文正公家书，一位姓孙的工兵排长来看他，一见他读这书，就很不高兴，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当孝子可以，当忠臣我可不赞成（指对清廷效忠）。然后转身出去，拿了两本书来，那是《嘉定屠城纪》《扬州十日记》……冯玉祥看完这两本书，吓出一身冷汗。看见专制者残酷狰狞的面目，仿佛听到千百万鸡犬不如的老百姓声声惨号。（《我的生活》90页）
北洋军中的维新人物蓝天蔚、张绍增、吴禄贞等，影响了冯玉祥的思想，他当时是下层军官，对北洋军中的恶习，诸如敷衍塞责，专讲派头，单兵训练搞花哨拳法等，深恶痛绝。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6）
1910年的时候，冯玉祥的高参是刘郁芬、任佑民。
1920年代初，冯玉祥在陕督任内，秘书长是陈经绶，参谋长刘骥，军务科长石敬亭。
这些人都是他的幕僚。而石敬亭为较著者。
1922年，打奉军时，石敬亭由冯派往前线，辅佐李鸣钟指挥第一旅攻击，所指挥者有孙良诚、孙连仲的步兵和炮兵团、冯治安、张自忠的学兵连等。
刘骥在前线指挥甚为沉着，颇具勇毅精神。他在一线炮火中，见有人不断倒下，冯玉祥叫他快走。他说，前头后头横竖都是一样，都有倒下的，不必着忙。他做高参，他的训练要点是：一是精神训练，二是日常战术训练，三是身体体能，四是部队实力。他强调，虚虚实实只是技术。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其总司令部，鹿钟麟为参谋长，徐廷瑶为军务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
冯玉祥的主要谋士则是石敬亭，当西北军鼎盛时期，他同时兼任着四项重要职务，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总参谋长、训练总监、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
石敬亭兼任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校长期间，致力于军事教育，每天都亲自到操场和讲堂检查，夜晚还要到各队点名，并和学生谈话。早操时集合学生，亲自点评训练情况，甚至亲做示范。此公经验丰富，讲解生动，所以深受学生欢迎。他有些言论，寓意深刻，如他讲到忍耐的重要性，说：“军人须有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的精神。在大风大雨大雪中能站稳的人，才是真能救国的人。在被人打掉了牙时，要连血吞下去。”他举例说，当初他辞掉在绥远的上校职务，来第十六混成旅投效，冯玉祥只给他一个额外差遣的名义，每月发给生活费十五元，如果他不能忍耐，哪里会有今天。有一次他讲到“好整以暇”，他发挥说，作为一个军官，应在“好整以暇”上下工夫，所谓好整以暇，就是人乱我整，才能人忙我暇。平时用功，到有事时就显得很闲暇，可以不慌不忙。
北伐战争之后，冯玉祥到南京任职，离豫前，把石敬亭调回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让他以总参谋长身份主持第二集团军的日常工作，以秦德纯副之。过了不久，南京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将第二集团军列为第二编遣区，石敬亭主持编遣工作。该集团军当时有40万人左右，需要遣散一半以上，相当棘手。尤其是高阶将领，留谁去谁，煞费斟酌。进行编遣时，韩复榘部改编为第二十师，冯便想以这一师为突破口，遂把韩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二十师师长一职由保定军校出身的李兴中接任。这一措施，不仅韩复榘个人不满，认为是削去他的兵权；其他行伍出身的将领，也都对石敬亭表示不满，认为是他在冯玉祥面前献计进言，企图夺取军队的控制权。因此，后来韩复榘、石友三等叛冯投蒋时，都把反对石敬亭作为一个借口。平心而论，石敬亭的主张，不失为改造冯玉祥部队的一种方法，可惜为时太晚了。韩、石叛变之后，冯玉祥军中有些人也认为石敬亭对冯部的团结起了破坏作用，石敬亭有口难辩，以后他辞去了总参谋长职务，不再多提意见了。
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发生了中原大战，石敬亭曾任陇海铁路督办。结果蒋介石胜利，阎、冯失败。晋军失败后，大部分撤回山西，仍然保有一定的实力，而且内部相当团结，为阎锡山再起奠定了基础。而冯玉祥所部失败后，缴械的缴械，投降的投降，竟然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其失败之惨，大大出人意料之外。最主要的原因，笔者以为还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问题。晋军的高级将领多是军事学校毕业的，而冯部的高级将领多是行伍出身的，由于知识高低、素质优劣的差别，其结果竟大大不同，这对冯玉祥的教训实在太大了。记得1928年冯玉祥在陆军大学第九期学习时，何基沣也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有一次他们闲谈，何基沣很有感慨地说：“冯先生净用兔子来驾辕，早晚非倒霉不可。”北方农民有句谚语说：“兔子若能驾辕，谁还花几百块钱买骡子！”何基沣这个预言，竟不幸而中了。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7）
1945年上半年，胡宗南向蒋介石推荐石敬亭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这是因为石在冯玉祥旧部中有一定的威望，胡宗南想透过他把这些部队吸引到自己麾下，以壮大实力。实际上石敬亭仅居于一种名义上的高参了。
内战末期，石敬亭退居台湾，挂一些空头职衔，无聊时就和原来冯部的老朋友孙连仲、冯治安、刘汝明等走动往还一下。1969年病逝时，他已是84岁高龄。
据《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他将冯玉祥部基本派系概括为：
第十六混成旅为冯玉祥肇兴之基础。该旅此期人事关系后之冯记西北军影响甚大，欲论冯玉祥部则不可不知此期冯部之人事渊源。
甲、娘家派。清末民初与冯同在二十镇之同志，其中不少参加武学研究会者，有吴静斋、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鹿钟麟、李鸣钟、石敬亭等。
乙、三家店派，或名班底派。有孙良诚、韩占元、刘玉山、刘汝明、李长清、张奎文等。
丙、皖系（陆建章之人员）。有邹心镜（陆之外甥）、宋哲元（陆之文案）、董世修（陆之部下）等。
丁、正牌。系冯玉祥在陕西时所组一模范连训练的优秀士兵，有过之纲、吉鸿昌、韩德元、石友三、冯治安等。
戊、杂牌（各师拨至该混成旅者）。有孙连仲、韩多峰、赵多兴、李多富、张自忠、刘大坎等。
己、学派。有蒋鸿遇、刘郁芬、张吉士、吴静南、刘骥、门致中等。
每逢除夕，冯必召集娘家派众将领共吃饺子。娘家派人多位尊，而少掌实权。统军将领多为三家店派（班底）及正牌，盖此辈均焕章所一手训练成功者也。皖系最弱。杂牌尚称不错，学派则互有消长。
石敬亭之外，段雨村（其澍）也是标准的高级幕僚，不过他只管出主意，从未真正带兵。他和冯玉祥发生关系亦极早，曾任其总参议有年，亦算西北军*。
据冯玉祥的总医官谦庐先生回忆，冯玉祥对段雨村颇示敬重，礼遇远在待刘郁芬、李鸣钟、张之江、鹿钟麟等人之上；冯玉祥对西北军中人，向有一不成文之惯例，即礼遇文人，而严待军人；但又重用军人，而闲置文人。段氏虽系军人出身，而冯玉祥独以待文人之礼待之，绝不对其呵斥瞪眼。冯氏对宋哲元、韩复榘、吉鸿昌、孙连仲等，呼来挥去，犹马弁之不如（谦庐《西北军闻人志略》）。
相传段雨村曾力谏冯玉祥发动中原大战，冯氏虽大不悦，亦未怒形于色，仅当着雨村的面，怒以细故，罚打一随从副官军棍四十。雨村闻弦歌而知雅意，遂绝口不谏矣！冯军中原大战败北，段雨村即寄居燕京，不再返其安徽原籍；仅以西北军耆老之资格，由宋哲元月致炭敬若干而已。
旧时军阀部队，幕僚如得宠信，而又确有真本事者，尚有一定机会发挥，上焉者幕僚可以不拘出身，不限资格，不受礼仪规矩束缚，甫入场就能介入机要，受到幕主信赖和重用，否则地位尴尬，难有任何建树，盖以军阀系列，人事关系变幻游离，每以偶然细故，而动辄得咎，宠信者闲置，疏远者就更加缩手缩脚，其终极原因，乃因军阀部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军人，因主官的归属关系、性格癖好，捭阖纵横的结果，参谋之类人员，很容易受到冲击，而且首当其冲。
谦庐还回忆说，张之江视为右臂者，为张树声将军。其人在帮会中辈分甚高，而矫揉造作令人难耐，他满口耶稣如何如何，毫无江湖豪侠气概。无分昼夜，此公喜御墨镜，颇增神秘之感。谈话时又极慢，且哼且讲，极类京剧中之道白，曾到谦庐那里诊断哮喘症，又衔冯命，邀医官至京郊餐叙：“大夫——咱们的——冯先生——又想请您老——去吃一顿白菜豆腐——就大馒头啦！…… ”言时态度严肃，而语气轻薄；颇似真言，又颇似揶揄，其难测也如此。有人以为此乃张氏在西北军中自保之道，非如是，不能在冯玉祥之榻前，勉为帮会中之老头子。不过为媚冯计，此公每收徒弟时，必令其同时接受洗礼。故冯、李对之，始终宠信不衰；后来他的恩宠还远胜张之江之辈。 。。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8）
妖气与鬼气：旧军队幕僚的底色
民初旧军队中的参谋情形有些怪异。他们的文人气、师爷气味很重，不少抽大烟、吃花酒，摇鹅毛扇，派头十足。但他们厄于主官的羁绊，往往终其一生都并不转变为带兵官，好像主菜的配料，或者军阀的侧室偏房一样，永无扶正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也甘于此种偏房地位，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正值干戈扰攘的时分，他们也和战国时期的处士一般，东奔西走，受雇于各路军阀，充任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微弱的角色，为主人设计各种战斗，因为人事的交往渊源，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可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今天还是结盟的朋友，明天又不共戴天了，后天却又把臂入林……转眼就可以同盟变成敌人，转眼就可以调转枪口。这些人中，有的徒有其表，有的颇工于心计，如冯玉祥部队参谋长刘骥、曹浩森等，张宗昌部队参谋长金寿良、李藻麟等。
这种情形在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呈背离之势。
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搏，仿佛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北伐以后，黄埔系崛起，参谋和指挥官的角色经常转换，简直是家常便饭。新式军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将领、书生带兵官，和民初他们的前辈大异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萧一山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才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曾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曾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李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曾国藩传》第十章）
这个判断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而民国初年的情形，似可说到蒋百里为止，在他之后这种情形就结束了。而其本人，先后飘荡于护国军、护法军，以及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等旗号大异相互对立的军队，充任军事幕僚或参谋长等类似职务，他本人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一个标杆人物。
这些人的身份对于军阀是一种修饰，至于他们的学问，则介于新旧之间，新的知识他们摸到一点边角，传统的学术则又偏向江湖气的一面。他们看似娴熟的参谋业务，不免带着一点妖气和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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