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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此类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21）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得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征服，此事又属可遇不可求。
蒋纬国、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分纯洁决定其战斗力。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其有关。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4000贯钱。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曾经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因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骑兵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
辛弃疾事业起步虽为参谋、幕僚出身，但其胆气绝伦，文学、军事天才并重。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继光之下。南宋当局若能依为柱石，大势或当逆转。
辛弃疾文名盛极，其余皆为所掩。实则他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思想家、战略家、行动家。在战术方面善出奇计，善出奇兵予以奇袭，他制造的行动总是干净利落发挥战斗效能。奇袭的成功，其间包含他一系列的战力培育，征兵、训练编程、意志灌输、单兵战力、协同作战、进击速度、基地建设，他都举重若轻予以导成。
此种奇袭颇有现代美军小股特战群的味道，高度的智勇胆力浑然一体，取得出乎意表的战果。可惜南迁派到多个地方服务，颇受掣肘，未能在中枢力行反攻之计。
他具有编练特种部队的能力、心力、智力，并很快产生高度的行动运作效果。无论在古在今，都是不多见的。
他所编练的部队所用武器，包括防御和攻击都较那个时代各方部队有所改进创新。
辛弃疾在40岁的壮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抚使，稍有独当一面的事权，他就开始编练军队，招募农家精壮子弟，成立步马组合的飞虎军。史称“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在湖南编练的飞虎军，所用战马，专门从广西边地辗转购来，这种千挑万选之良种边马，彪悍耐战；步兵精锐2000人，骑兵500人，协同依托作战，平时注重实战训练，预设实战推演，强调快速作战。不久已建成一支极为罕见的攻击型基干部队。他在各种人事纠纷中左推右挡，尽量将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经营将此部队保持了很长时间。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22）
辛弃疾的军事地理、战略眼光，是以编练特种部队、建立能战之旅为依托的，绝非刘斐之类第五纵队纸上谈兵虚应故事所可比拟。
辛弃疾的兵学实践在其办理马政一事上最能见出他的良苦用心。
苏洵批评宋代政治弊端，深中肯綮，“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上富丞相书》）。
这也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悲剧所在。
宋时兵制，吕思勉先生说，兵力逐渐*，宋代初起，兵力为20余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至仁宗时，西夏兵起，乃增至125万！真是可怖。
这只是毫无意义的数量的增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训练毫无，指挥稀烂。带兵之人，渴盼兵力增加，乃是为了克扣军饷以自肥，役使兵员以图利。为了养这些不中用的兵，国家赋敛之重，达至极点。宋代南渡之初，情形是军旅寡弱，包括较为强大的御前五军，如岳飞的同僚刘光世，在其人死后，部队瞬间即叛降伪齐。
宋代还有制约国家梁栋的那就是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起初的动机无论好坏，是否纯粹，到后来都变成意气与权力的竞逐。大家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脸面，当然更不肯放松自己的私利。
专制扭曲人性，戕害人性，也对国运实施事实上的破坏。并非中国无人，而是结构性弊端，佛也救不得。
辛弃疾没有更大的天地供他洪波涌起，譬如他的养训军马策略，就毁于一旦。
在北宋时期，马政已经纰漏不修，王安石对症下药有所政策调整，但也和他的青苗等法一样，走入末路，使老百姓大起反感。军马用于冲锋陷阵，民马用于托运货物，两者竟被王安石混淆，如马病死，还要老百姓补偿，于是民间大起反感。
除了这些，还受到皇权专制政体固有弊端的打击影响。
本来呢，大的框架和议事规则定下来后，操作的争论无伤大雅，论辩还有利择善而从。而在专制之下，名堂就来了，歧路就多了。于是民生经济大受制约，精神空间幽闭，这样的人间世，还会有什么生机呢？
民初野史氏的《乌蒙秘闻》说是专制厉民之习，乃是一种妄自尊大，污吏擅作威福，对蛮族外人更是淫虐蹂躏，不逮牛马。而蛮人亦非木石，一有警觉则激而生变。《范成大年谱》引宋人笔记说当时朝廷征收战马，“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与蛮人交易），盐百千为一春……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觉知，不肯以良马来，所市率多老病驽下，致能（范成大）为约束，令太守……增足盐畚……”
辛弃疾就要在这样的时空中挣扎。他对军马的作用认识极为深透。在那时，战马的作用相当于今之战车、坦克，古代胡汉战争都用马队，北方地势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马队极端重要。办马政有如联合勤务中最为重要的一端，辛弃疾又是北伐的力赞者。
训练特种攻击部队正是辛弃疾对北宋军政弊端的反拨。北宋军事训练极不得宜，到宋仁宗时代，征召农民训练为兵，保甲制度实施后，禁令苛刻，训练时间与农忙冲突，而不去调整，武器又须民间自行购置，种种弊端，农民大为反感，有自己锥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断其臂膀者，有自毁肌肤者，目的皆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辈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说，“自生民以来，兵农合一”，就寻常道理来看，他的话没错；问题是这些民兵，保卫自己几里左右的家园尚可，如是大型野战或特战，那就只有丢盔弃甲了。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23）
辛弃疾的特种骑兵观念和实践，即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反应部队，一者可以随时用于进攻和防御，一者具有威慑力，也便于调动；另外，也可视需要在重型和轻型部队之间转换，有利于补给的迅速获取。
甚至他的词作，多有速度与火力心理的投射，诸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皆是。
抗战期间，第九战区幕僚长、兵学家赵子立说过，“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意味等到敌人立足已稳，就要麻烦得多。而要打击运动的敌人，则己方必须具有更为迅捷的运动速度，辛弃疾训练特战部队的心曲实即在此。
辛弃疾所力求达成的军事攻击的硬实力，如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渊然融合，则军事实力也可转换为一种软实力，它可以展开演习、吓阻，帮助冲突地区撤离非战斗人员，实施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他的名作《九议》，密布历史的经验、地理的考量、现实的对策。军事的作用经纬交织，贯穿其中。
《九议》从南北体力差异来衡量，指出身处危局、面临危机，必须以极高明的头脑来措置。他比较敌我双方兵力配置战斗力差异，说明优势与劣势在不同形势下的转换。提出对策，应以多种办法分散敌方的兵力达到牵制的目的。其中须以深远之计迷惑对方，使其首尾多处难顾，然后击其首脑要害，再进击其腹心，使之解体。
侦察权衡，明虚实缓急之势，因前述南北方人的体力差异，糊里糊涂的硬碰硬无异于“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所以，不能以力搏力。
《九议》指出了政治上的小矮人居间操作，而导致国家的不幸。他说，设使国家政治上轨道，则恢复北伐并非万难，甚至可说是简单的事体。但要事情变得简单，前提必须是政治的得体，如果“言与貌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自身”，那就一切全瞎了。指出在政治上轨道的前提下，军事也不是那么复杂的，只要掌握纵横变化不拘一格就把握大概了，“大要不过攻城、略地、训兵、积粟、命使、遣间，可以诳乱敌人耳目者数事而已……譬之弈棋，纵横变化不出于三百六十路之间”。
《九议》的前言，则在“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的原则之下，举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论，以及其心理背景，弥漫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战略表述。
稼轩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说明长江作为军事险要，必须是在凭借两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长江隔离中国分成南北，从来“未有无两淮而能保江者”。两淮地势绵延千里，势如张弓，敌骑一旦扑到长江沿岸，东趋西走，如在弓弦，荡然无虑。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断，则其东西不能相顾，而其北来之兵，则如行走弓背，道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消灭他们就好办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辄以常山之蛇作比喻，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这是强势状态，但就两淮形势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断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断其身则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这段论述，或许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蒋先生决意在徐蚌决战的心理背景。 。 想看书来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24）
明朝的纯文人，系指挥家、谋略家，军事与战术的具体措置在其次，主要是靠常识打仗，靠设计打仗，譬如于谦，在英宗被俘后，他和蒙古的也先大战于北京，都是几十万人的大会战。熊廷弼、洪承畴、袁崇焕都是书生，也是指挥大军作战的主帅，王阳明在江西剿匪作战总是靠出其不意取胜。
可辛弃疾有所不同，辛弃疾是战术家，也是战略家；是谋划者，也是操作者。他可以沉静制订战略，也可亲自驱动雷霆之怒。
同为打仗，同为书生作战，辛弃疾与民国的书生更多精神形质上的类同，而和明朝书生还多些气质上的区别。
辛弃疾的所有用心，在在表明，他要以强军固民的方法来消除笼罩在头上的掠夺、奴役和屠杀。“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用暴力消灭暴力。从而迫使北来的强敌逐渐放弃血腥的暴力压迫。他孜孜矻矻所做军备努力，涵盖临事须当机立断，不要姑息的疑问，随时随事予强横掠夺者以正义的制裁，如此，来侵者方有可能知难而止，不敢轻予启衅；否则彼必以为人尽可欺，由暴力威逼而走入疯狂，利令智昏，忘却本来，只要阁下的土地一天不尽，他的欲壑永难填满。
他做建康府通判之际，湖湘一带盗贼蜂起，弃疾悉平之。不过他对盗贼起来的原因思索极深。他上奏疏分析之，皇帝也被他说得点头称是，弃疾说：“……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铲荡，譬之本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为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后来在江西做官，拯救民间饥荒，他也有不同寻常的平衡借贷之术，使骚乱危机瞬间化险为夷。
此间充溢罕见的慧眼卓识，以及智识者的道德良知。政治的眼光、行政的手腕、处理危机的才干，都是如此的妥帖高明，可钦可佩。谈到地方建设诸要端，关钮细节的处理，闪烁人性真善的不灭光辉，他披沥以道，具泣血之诚，我辈后人也读得泪眼婆娑，恨不能乘霍金所说的时光机器，回溯12世纪的南宋，共与辛公，浮一大白。
至于他的为人与交际往还，“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辛弃疾42岁的时候，因刚拙自信被奸人弹劾而去职，卜居上饶。此后20年间，他曾短时间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剩下的时间都付诸乡居生涯。
柳亚子在他的《沁园春》词中写道：“才华信美多娇，瞧千古词人共折腰，看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
真是牛皮哄哄，不知天高地厚，气泡大于海，眼孔小于针。辛弃疾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的牢骚，充溢家国陆沉，干戈春秋的深沉感慨。其中更有战略要素被搁置、被打压的扼腕之痛，柳氏说人家只解牢骚，他懂得啥叫牢骚？精神境地和智慧手腕与辛弃疾差得天远地远，只好在那里盲人摸象、蒙昧臆测了。
辛弃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词作，缭绕挥之不去的愁绪、把栏杆拍遍的悲凉。此皆体制的污糟所致，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操纵在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三流小人手中，他们纵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他们“狗熊”所见略同，用夜行人吹口哨的虚怯，操弄着那个随行就市的影子政府。内耗凶险固执，对付外来侵迫一律的软骨头，像没有脊梁的海蜇皮。辛弃疾这样的战略家，只能灰头土脸，处处丢分了。哪怕是优游的清兴，也被愁绪包裹，正如《鹤鸣亭独饮》所说：“小亭独饮兴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围欲合，不知愁自哪边来。” 然而，僵化的制度携带对人本的杀灭、对人性的毁伤、对才俊的构陷，群小汹汹，志士悲哽，内在的消耗犹如基因，随着辛弃疾们的投置闲散，无端见疑，南宋的国祚也逐渐走向了尽头。
参谋生涯的最后作业（1）
被搁置的绝境自救之策
徐蚌会战开打，把前线最重要的幕僚舒适存推到风口浪尖。
舒适存的参谋作业，在徐蚌会战的紧急关头，闪射出一丝可贵的亮光，旋即归于幻灭。大战的局势，自此不可收拾地狂泻直下了。
那是1948年的深秋。杜聿明抱病勉做刘峙副手，他迈着蹒跚的步履，爬上南京某饭店三楼的房间，力邀舒适存出任第二兵团副司令官兼前进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以义不容辞，遂与其同飞徐州。
此时的形势是，解放军华野、中野围困徐州，并扼制黄维兵团于南平集附近。而杜聿明所辖三个最能打的部队，即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则固守徐州，11月底，向永城方面旋回，争取外翼，试图与黄维会师。
11月的最后一天，杜氏集团分两路乘夜色突出永城重围。两天后，邱清泉到达孟集，旋被包围，孙元良兵团到达洪河集，李弥兵团到达袁圩，杜聿明命令邱兵团向南攻击、李兵团向东南攻击、孙元良兵团向西北警戒前进。邱李两兵团竟日猛攻，收效甚微，盖以解放军利用星罗棋布的村落地带，作纵深配置，顽强抵抗。不得已，指挥部进至陈官庄。12月3日，国民党部队空军及地面战车运用到最大限度，伤亡很大，是夜杜氏决采三面掩护、一面攻击的战法，而解放军四面合围犹如铁桶，难以撕破。即曾经纵横驰骋、锐不可当的邱兵团，以全力向南攻击，每天仅进展数里，甚或不进反退，于是战况胶着，维持原有阵地，已极费力，要想突破，已属妄想。
这个时候，作为前线总幕僚、战略智囊的舒适存，他的重要意义显现出来了。
“我乃向杜氏建议，长此僵持，兵员日益消耗，粮弹不继，终非善策，应乘围困未固，粮弹未尽，天气未变，速作辐射式的突围，杜氏首肯，于12月5日晨，杜氏召集各兵团司令官会商作战方策，决议各兵团以军或师为单位就地突围，各自相机行动，分向信阳、潢川间集合，再作后图，并决定于是日夜间，依杜氏电话开始行动，议甫定，忽报孙兵团正面被突破，孙遂先行离去，杜邱两人即召各军长研究实施突围之技术问题，此时邱氏意忽中变，反对突围，力主拼战到底，以死殉国，杜氏决心动摇，竟罢突围之议，苦撑至1月9日，全军覆灭，邱氏实践殉国之言，蹈亡，余曾挽以联云：“雪夜困重围，不用吾谋，公有决心拼一死；云天怀旧雨，更伤国事，我余热泪洒千行。”（《如此一生》，《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38、139号，1973年出版）
三天后的12月8日，舒适存被派从包围圈乘战机起飞，往南京请示机宜。次日即偕同空军指挥官飞临陈官庄，决定空投粮弹。随后的十几天中，天气骤变，大雪纷飞，阴霾蔽天，无法空投，官兵饥疲已极，民间粮食，无可搜括，军中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