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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顿首先认识了飞剪船的巨大商业价值，迅速引进飞剪船，到1836年已经建立了拥有12艘飞剪船的运输船队。这只船队航行速度很快，其中“红流浪者号”、“气仙号”是当时航速最快的船只，以这样一支船队来往于印度与中国之间，无疑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提高了运输能力。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怡和洋行看准了时机迅速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开始了新的垄断鸦片贸易事业。但是，好景不再，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垄断地位被沙逊洋行取代了。
沙逊洋行。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大卫·沙逊于1832年在英属印度的孟买创立的。创立不久，适逢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垄断经营权，沙逊洋行即在孟买一带收购鸦片销往中国。为了便于在中国销售，沙逊洋行在香港开设了分行。上海开埠不久，1845年沙逊洋行即在上海设立了分行。
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2）
沙逊洋行创立之初，虽然拥有密迩鸦片产地、集中地孟买的优势，但运输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因此其经营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在上海的鸦片贸易中仅占1/5的比重。
1864年，大卫·沙逊病故，洋行由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阿尔伯特·沙逊接受沙逊洋行后，将经营重点逐渐转移到工商业上，减少以至于放弃了鸦片走私业务。1872年，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办了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继承了鸦片贸易的衣钵，并在鸦片贸易中锐意经营，创新进取，采取了大量措施，发展业务。首先，新沙逊洋行大大降低了鸦片成本。在印度罂粟种植区，洋行派人深入农村，直接用低价购买“青苗”，既保证了鸦片的来源，又取得了高利贷收入，而且使其鸦片成本大大低于其他公司；其次，大力扩大业务范围，在远东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促销鸦片。为了便于各个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联系，交流情况和市场行情，沙逊洋行采用了电报技术，编制了电报密码，加强了孟买、香港和上海三地之间的情报交流，以掌握好鸦片行情，获得更大的利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使用了新式轮船投入鸦片运输，并为此组织了一支船队。新式轮船以煤为动力，具有航速快，载重量大的优点，远远先进于飞剪船。沙逊洋行以轮船运输，到19世纪70年代，已控制了印度鸦片产量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垄断了鸦片经营。
哈同洋行。哈同洋行开设于1901年，时间较晚。创办人是英籍犹太人欧恩·爱·哈同。此人1851年生于巴格达城，1874年来上海谋生，初入老沙逊洋行做职员，即参与鸦片的经营，1886年改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协理，有着二十余年的鸦片买卖经历，深得沙逊洋行经营鸦片的诀窍，对鸦片买卖得心应手，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哈同再也不愿为沙逊打工，于是自立门户，创办了哈同洋行。哈同洋行业务发展很快，后来居上，成为鸦片业的新霸主。
为了垄断鸦片烟的经营，牟取高额垄断利润，哈同洋行联合沙逊洋行、新康洋行，成立了洋药公所，改变了鸦片交易方法。以前，鸦片买卖价格通常由怡和、沙逊、合同等洋行公开挂牌定价，各土行、土店按牌价定购。洋药公所成立后，由现货交易改为期货交易。交易办法是由哈同和沙逊两洋行在所内挂牌定价，出售期货，各土行、土店要购买鸦片，必须先交定金预购期货。因此，哈同、沙逊两家洋行不但可以收取定金，周转运用，还可以垄断价格，攫取更高的利润。
洋药公所以各洋行的联合体——信记洋行为主体，以新康洋行的老板英籍犹太人爱德华·爱释拉为主持人。其经营活动先从收购小同行及广州、香港各地的存土入手，集中堆存于怡和和沙逊二洋行的仓库中。不久，就采用垄断手段，高抬售价。印土过去每箱售价二千余元，在洋药公所成立后每箱印土售价竟高达一万元。哈同等外国洋行牟取了大量垄断利润。洋药公所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清末第二次禁烟，洋药公所才解散。
走私、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使鸦片经营者、洋行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造就了一个个巨富。如怡和洋行的前身麦尼克洋行的经营者麦尼克，两手空空地来到广州，卖了16年鸦片，终于变成了一个富翁。返回英国后，购买了大片地产，又投资创办对外贸易公司，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巨头。用鸦片贸易所挣得的邪恶的利润，把一个穷光蛋变成了富裕的、上流社会的绅士。鸦片之功，不可谓不大。怡和洋行的查顿，本来是东印度公司的普通外科医生，经营鸦片贸易后，以其“铁头老鼠”的机警狡诈，迅速致富。1838年回国，已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怡和洋行的迈地臣，同样也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1841年回到英国。第二年，即买下了位于苏格兰西海岸的路易士岛，并以巨款将其辟为庄园。
沙逊洋行通过贩卖鸦片致富以后，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将经营重点改在发展孟买工商业上，以至于有“印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的美誉。新沙逊集团从事鸦片贸易，通过二十余年的垄断经营，也暴富起来，与其他15家洋行合伙成立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19世纪80年代以后，又投资于房地产，先后建立了###大厦、毕卡第公寓（今衡山路）、巍峨宏丽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等名闻一时的豪华房地产，俨然是上海滩的地皮大王。
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3）
哈同洋行在贩卖鸦片致富以后，也在上海、南京一带炒卖房地产，在静安寺建有占地170余亩的爱俪园（又称哈同花园，其址今为上海展览馆）。1931年，哈同死时，其遗产计有土地460余亩，房屋1300余间，总资产高达1亿7千万银元。一个两手空空的犹太青年，在中国贩卖烟土之十余年，一跃而成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鸦片贩运毕竟是一种不光彩的事业，因此，英国一些洋行的老板们发财以后，往往携带大量财富回国，购置田产、开办工商企业，企图使自己变成绅士；一些洋行则扭转经营重点，通过经营合法而体面的产业，遮盖其邪恶的生意，以树立新的形象。这一切似乎说明，鸦片经营者在致富时不顾道德、良心，通过销售害人的鸦片发不义之财，但他们的灵魂也遭受着正义之剑的审判，难于心安理得。
然而，道德之审判究竟是虚无缥缈的事儿，大鸦片贩子有钱以后，才幻想打扮一下自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在贩卖鸦片之时，却一心一意、想方设法多销售，多让人们吸食。正因如此，有些鸦片贩子竟然胡说什么鸦片无害，像饮酒一样，只是个人的小爱好。1839年英国有人在澳门的报纸——《澳门新闻纸》上撰文，公然宣传鸦片像饮酒一样无害，或竟能使人长寿。文章写道：“鸦片贸易，英国人带到中国，每年约有一千二百余万棒（镑）银。……以食鸦片之人亦不少，亦未见其毒害。都鲁机（编者按：今译土耳其）之人，食鸦片甚多，人人皆勇壮。在英吉利国之人，食鸦片亦多，并未见变成禽兽。现在英国有一人，可以为证。如威尔吗科吐食鸦片甚多，一生壮健，寿至八十岁。”这篇文章，不仅胡说鸦片无害，而且在文末还威胁说，中国如禁烟，英国即可夺为殖民地。“中国系地上至弱之人，印度之人亦不似中国之弱，当日取印度，我等北边之兵没有多少，即可夺为属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第419页）言外之意是：中国不如印度，更易夺为属国了。鸦片贩子，完全是一副殖民者的嘴脸，什么道德、良心也不讲了。美国人亨脱尔在中国贩毒四十余年，可谓老鸦片贩子了，他对鸦片之害应当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为了贩卖，竟恬不知耻地胡说：“吸鸦片这种习惯，和我们有节制的饮酒是一样的。至于和美国、英国所使用的烈酒及其害处相比，那么鸦片的害处是很微小的。”亨脱尔口出狂言，胡说八道，竟公然声称鸦片之害小于烈性酒，真是弥天大谎。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胡言乱语，而是言之有据，亨脱尔将上述鬼话当成自己在中国四十年贩毒的经验所得。他说：“这（上述谎话）是我在广州、澳门和香港居住四十年所积的亲身经验。”（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第49页。）这时，鸦片贩子是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1）
鸦片最早由东南沿海输入，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得吸食鸦片风气之先，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便开始了非法的走私与合法贩运的鸦片生意。以潮州籍人士为主的闽广商人，始终是鸦片销售的主干，他们的走私活动，使鸦片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了，闽广商人又开设烟土行、烟土店等所谓的“小同行”，推销着鸦片。
如上章所述，外国鸦片商人将鸦片运到广州，停泊在伶仃洋一带。十三行及一些所谓钱店与洋人签订了购买合同，然后雇佣快蟹运入城内的仓库中。这些商人，是大的包买商，即“大窑口”。这些大的包买商遍布广州附近的澳门、虎门、黄埔一带，有十几家之多。他们的资本相当雄厚，多的达上百万元。在大的窑口之下，还有一些分销商，即小窑口。他们资本较少，多者达十余万元、几十万元，主要负责在一个地区，一个县分销鸦片，将鸦片卖给烟馆和熟膏店，或者直接卖给鸦片吸食者。当时，在广东、福建，这种小窑口遍布城乡，已经形成一个销售网络。
广州口岸及闽广沿海各海口走私而来的鸦片，在福建、广东销售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通过闽粤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闽粤鸦片商人主要是通过海路和陆路将鸦片走私到全国各地的。从海路销售鸦片，外国鸦片船只很早以前即做过尝试，而广东、福建的鸦片商人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这些商人，往往将大量鸦片夹藏在商船中，蒙混入港；再通过口岸城市的奸商、地痞、同乡会馆等设法将鸦片运进城中的仓库里，分销出去。用这种方式，每次可以携带偷运很多鸦片，时人记载当时走私情况说：“海船夹带鸦片，动辄盈千累万”，并非夸大不实之词。从偶尔被查出的海船夹带数量，即可证实走私情况的严重，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山东省荣城县之俚岛海面，缉私船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共查出夹带的鸦片一万三千四百余两；同年九月，天津海面又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其夹带的鸦片更多，共查出了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查获的鸦片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闽广鸦片商船如果在海面上未被缉私船只查获，便可以顺利入港靠岸。这时港口城市的鸦片商人、地痞、同乡会馆的商人等就会主动与之联络，签订买卖合同，鸦片就卖给口岸的鸦片商人。当时，北方各口岸城市，都有鸦片商人，如天津城就有广东、福建商人开办的会馆、店铺，暗中从事鸦片买卖。从广东、福建来的鸦片船入口后，这些鸦片商人即设法将鸦片运至会馆或店铺，再慢慢销售出去。对于这种走私情况，清廷知之甚悉。道光皇帝为此曾晓谕军机大臣等说：
有人奏，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一折。据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等语。吸食鸦片，例有明禁，昨经降旨，饬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拿开馆兴贩之人，京师开设烟局影射售私，亦经严禁。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屯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
然而，所谓严饬整顿，清除弊源，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的一厢情愿，腐败的大清吏治，怎么能做到令行禁止呢？
一是从广州向西经肇庆府走内河进入广西和贵州；其二是从广州向东经潮州、惠州进入福建，再从福建转销至浙江和江西；其三是从广州向北，先汇总于曲江、乳源，然后经乐昌转运至湖南，经南雄转运至江西。这条路线是鸦片进入内地省份的主要途径，通过湖南、江西和浙江等省，进而转销至内地各个省份。在鸦片战争前，鸦片已经传遍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个行省，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流毒至广了。关于鸦片传入各地区的具体路径，下面作一大致描述：
（一）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清王朝龙兴之地，对其管理一直很严格。但东北地区亦查获了不少烟土。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船从海上北上，运至东北奉天之锦州、海城、盖平、金州、岫岩等州县各海口，进而扩散至整个东北地区。道光十八年（1838年）山东道监察御史汪于泗即对东北地区烟土输入情况向皇帝作了具体说明，他奏称：“奉天沿海地面，如锦州所属之天桥厂，海城县所属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所属之连云岛，金州所属之貔子窝，岫岸所属之大孤山，此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交易之所，明易货物，即以暗销烟土，流毒最广。”（《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423页）
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2）
从汪于泗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东北奉天所辖的海港，如天桥厂、没沟营、田庄台、连云岛、貔子窝、大孤山等，都有暗中从事鸦片交易的情况；鸦片携带者有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人，也有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商人。广东、福建商人的鸦片是从外国鸦片商购买后直接北运东北地区销售，而山东、江浙的商人，则是从广东、福建购买鸦片后，再转手卖到东北地区。在上述海港，当地的商人，如锦州的马老大、海城县福盛馆的王老五、新民厅药铺老板张裕源等，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此外，东北地区的鸦片还有从天津走陆路经山海关、锦州进入盛京；再由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转销吉林。这样，鸦片从水、陆两路涌入清王朝龙兴之地，而且烟毒日盛，越来越严重了。
（二）天津及京师、陕、甘、晋地区。天津是北京的重要港口，也是北方鸦片烟毒的最大贸易集散地。从福建、广东航海而来的商船，将鸦片卖于潮义、大有、岭南客栈等店铺，除一小部分在当地销售外，大部分则转运到京师、陕、甘、晋等省。因为这些地区紧临天津，陆路运输十分方便。一些山、陕商人，“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顺手之劳，利润大增。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对天津之鸦片转销周边地区这一情形，向皇帝作了详细的奏明。他指出：“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数处，烟土皆由天津兴贩而至，而天津之烟土则由洋船之夹带。”（狄听：《奏请查禁来津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91页）
此外，京师及陕、甘、晋之鸦片，还有一部分是从山东沿海各港口以及九省通衢的武汉一带转运而来的。
（三）苏鲁豫皖地区。江苏、山东都是沿海省份，鸦片的输入都是从海上运输而来。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在《奏为清饬苏抚查禁上海洋船夹带烟土并议稽查章程折》中奏道：“江苏所属之上海县，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省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上海县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俨然是长江流域的鸦片集散地，无怪乎上海开埠后，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
山东鸦片除从江苏转运而来以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广东、福建商人航海运到山东登州府所属各海口。从海上运入的鸦片，除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转输河南、陕西等地。河南烟土另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北方鸦片贩运中心地区的天津输入，一是由江西、湖北等省陆路转运而来。安徽省的鸦片，主要是从长江上下往来船只夹带而来，对此，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曾指出：“即就安徽而论，大江之中，上下货船，往往夹带烟土，乘机销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
（四）湘鄂赣地区。这一地区紧临东南沿海的广东省，鸦片大都由广东输入。道光十九年（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奏称：“广东省西北一带，惟韶州府属之乐昌、乳源二县暨连州直隶州与湖南省之临武、桂阳、宜章等处接壤，乐昌有泷河一道，自楚西来入粤，商贾帆樯络绎，实属楚粤咽喉。而南雄直隶州与江西省分界之大庾岭，尤为客商要路。鸦片流毒日久，率由各该处输入邻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793页）这些省份位于中国腹地，与四周省份交通便利，因而成为鸦片转运的枢纽地区。从广东输入的鸦片，除了湘鄂赣三省消费掉一部分外，绝大部分则转运他处，如经武汉三镇转运至陕西、甘肃等，经南昌转运至四川、陕西、河南等地。
（五）川滇黔桂地区。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靠近鸦片生产地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鸦片输入主要从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输入，小部分则来自广东。但是，这一地区鸦片种植的历史较早，自己生产、加工相当多的鸦片，除了当地消费外，还能输出一部分。
从上述鸦片内地走私贩运途径来看，鸦片的源头来自海外，即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输入，广东、福建是主要入口处和主要销售中心。正是有鉴于此，清廷禁烟，首先自广东始。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仅烟犯即捕获了二千余人，其烟毒之严重于此可见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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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3）
当然，走私贩运鸦片在当时属于非法行为，在海上有水师缉私船，在关津口岸也有司关官员的查缉，因此走私贩运也是步步荆棘，险象环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走私贩运鸦片的奸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