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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领袖惟一之条件。”但他最终未能把握住众心，亿人需要土地，需要光明的未来，需要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地盘上赶出去，孙中山这样想，蒋介石为之诱惑，但只有毛泽东知道怎样去实现它。
“台湾式的现代性模式”
从4亿人的领袖到统治600万人口，很少有政治领袖遭遇类似蒋介石的尴尬。二战中，戴高乐一度作为光杆司令身在英国，但他仍宣称是法国的统帅，因为他尚有这种可能性。“光复大陆”的希望支持着蒋介石最后的25年，尽管这个希望是如此缥缈。这个玩平衡的高手，精明的宁波人，一度因中美在朝鲜的冲突而兴奋，他指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而1966年得知*发生时，他又再度兴奋。在死亡前的昏迷状态，他仍念念不忘：“*……解救同胞……*……”
但1972年的沧桑变幻只能加剧蒋的伤心。毛泽东在他那间宽大的睡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后者曾是那么著名与执著的*健将并曾访问台湾，毛泽东这样谈到蒋介石：“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他叫我们*。”如蒋介石一样，79岁的毛泽东也正身受疾病困扰，而一年前他选定的接班人*刚刚叛变了他。
病中，蒋介石看着最牢靠的支持者正离自己远去，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被共产党政权取代，台湾外交代表团在此决议宣告前，集体离开会场，以避免窘迫的一幕的出现。被遗弃感伴随着台湾上下，曾经震惊世界的宋美龄在20世纪60年代末前去美国访问时，发现根本无人理睬，她最强大的支持者《时代》周刊的总编辑亨利·卢斯也已去世。惟一值得安慰的是，美国人承诺了继续保卫台湾。美籍著名记者赵浩生在1966年采访蒋介石时发现：“他看起来更像个平凡的老人，一身全无装饰的中山装、秃顶、银须。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他的眼中流露出慈祥多于威严的目光，和我以前的印象大不一样。他的背有点驼，动作迟缓、沉重，令人觉得他是个衰老的悲剧人物，一扫往日叱咤风云的霸气，不由得使人生出几分怜悯之情。”而在与他握手时，被1938年的国民党官方传记称作“亚洲最伟大的军事政治家”的蒋介石“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微笑，丝毫不见咄咄逼人的眼神”。 。 想看书来
孙中山与蒋介石（10）
尽管“光复大陆”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蒋介石在1975年逝世时却留下一个可以称得上“繁荣”的台湾岛。当年的台湾，人均收入达到697美元，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人口由1952年的800万增至1 600万。自1960年以后，台湾进入经济腾飞期，它马上就要进入“四小龙”之列，成为“东亚之锋”。大批台湾青年在60年代之后前往美国与日本留学，他们的回归最终将被证明为一次重要的文化移植，这些留学生如同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生一样极大地影响台湾社会的发展。
解释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多种多样。蒋介石建立了一个还算廉洁的政府，而从大陆带去的黄金与大量的美援解决了发展的资金问题，他还在1952年实行了土改，一次性地解决了他在大陆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你可以说，或许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更适合台湾岛这么大的面积，而非那么辽阔的中国。但事实是，蒋根本无心管理这上千万人口，胡适曾经批评蒋过于注重细节，而忽略全局观，而美国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则说他“只是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在台湾，蒋实现了“战术上的成功”。
1975年11月23日，83岁的西班牙*统治者佛朗哥死亡，距离那场著名的具有国际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的西班牙内战已39年，佛朗哥本人也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最著名的同盟者，在他任期的最后20年他在保持着政治上的紧张感，却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西班牙因此有了一段经济增长期。在他死后，君主制与议会制被恢复，3天后，600名*被趁火打劫，6个月后，实施了25年的党禁被取消，西欧最漫长的*制度结束了。同年，希腊军政权垮台，而一年前，葡萄牙结束了*统治。从1974年至1989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30个国家内，*政权取代了威权政府，这一时间被亨廷顿称作*化运动的第三波。而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台湾政府在1987年“解除了”党禁，台湾社会相对平稳地进入“*化”，*成为第一任台湾民选总统。到了2000年，*的当政则几乎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终结。这位典型的政客完全蔑视了蒋氏父子对大陆的念念不忘之情，他喜欢说“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大陆情感正伴随着一代代国民党*的老去而日渐衰微。但是，热烈的台湾民众似乎忘记了李敖的著名论断：“没有国是孤岛”，转型中可能出现的混乱在台湾“一个也不能少”上演着。孙中山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蒋介石与青帮的亲密关系，同样都流入了台湾政治。甚至到1984年，蒋纬国仍授意黑社会在美国暗杀了作家江南。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龙之火》一书中追述了国民党多年以来在美国的秘密活动，甚至包括监听参议员。这种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则变成了梁家辉与刘德华主演的电影《黑金》的现实版，黑道人物漂白参政，利用政治权力牟取商业利益。于是在立*议上，大哥出身的立法委员大打出手。国民党似乎从未能独自有效地行使权力，蒋介石使国民党更进一步地统治了中国，却未能如对手毛泽东一样将党的力量贯穿至最基层。蒋介石忙于安抚地方军阀服从中央，他主要的依靠是庞大的特务组织，他像传统充满猜忌的帝王一样通过千万个隐藏在民间的线人来评估自己地位的牢固程度。在表面的无处不在的同时，这种方式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政治真空。同时，这种方式还必然性地败坏了政治气氛，它使得不信任与流氓精神蔓延。威权制度结束后，必然出现的价值观念的混乱继续在台湾上演着，璩美凤事件成为其中一个有趣的脚注，它讽刺性而极为典型地反应了台湾民众、媒体与政治间的共同的低级趣味。
1911年时，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主义者。毛泽东最终追随了列宁的模式，试图建立起一个清除资本主义、并比苏联更为先进的新国家。当然，他最伟大的成就仍在于他使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恢复了作为整体的民族尊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色彩，生活在巨人影响之中的周恩来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提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与周恩来（1）
“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在战术家蒋介石去世时，战略家毛泽东逐渐意识到文化革命的伟大战略正在面临破产。在这一年年底接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女儿与女婿时，对他对所热衷的青年革命运动表示出某种深切的失望：“年轻人软弱，必须提醒他们要斗争，……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肯定没有东西能离开斗争。……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尽管在所有的公开场所，这位已被膜拜成神的毛主席总是是以那几张著名的、面带微笑的、永不衰老的照片示人，但朱丽叶·艾森豪威尔却目睹了这样的一个老人：“一个疲劳的人转过身去，吃力地与护士说话，然后被带走，重新一个人独处”，而他的声音“刺耳、单调、吃力”。几个月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发现了晚年的毛泽东的类似沮丧感，他抱怨说没人听他的，更糟糕的是他成为了一个坐下来或站起来都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但即使如此，在8月13日与北大教师芦狄的谈话中，82岁的毛泽东仍旧保持了他作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他再次批判了《水浒》中的投降主义倾向，这段谈话很快就变成了江青攻击周恩来与*的新武器。
自1974年以来，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尽管他坚持会见国外政要，但不再能像过去一样一谈几个小时了。1975年1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代表们对于总理表示了莫大的尊敬，在主席台上他依旧目光炯然，只有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他的手经常颤抖得连糖纸都剥不开。在这10年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仍旧极富技巧地遵循了毛泽东“抓好革命，才能抓好生产”的口号以外，周恩来还设立了他最重要的政治遗嘱：“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在少年时代曾写下“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而振兴中华的梦想普遍影响了他那一代革命者，不管他们效忠于何种主义，加入了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但其中似乎只有周恩来保持了目标的一致性与清晰感：在技术与实用层面推进中国的进步。而本届大会选举了复出的*作为第一副总理，来实施周恩来的志向。在*的女儿毛毛的记述中，自从在法国留学起，比周恩来小6岁的*就将前者视作兄长，而他们精神气质的传承关系似乎从法国就开始了，他们是真正的经验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
即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显得别具一格。伟大的战友与伙伴并非罕见，令共产主义信仰者津津乐道的*与恩格斯即是一例，但是他们造成了观念上的巨大革命，却并未直接参与领导革命，而二人的合作关系除了共同的志趣，很大程度却源自于经济问题。
除了革命精神，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仍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就连“四人帮”也将周恩来批判为儒家的继承人。他们二人从不是亲切的朋友，却又超越了正常的同事关系，埃德加·斯诺将他们描绘成一种共生关系，而一位法国人则发现在与毛的一次会面中，坐在毛身旁的周翻看着一份报纸，这个法国人评论说：“想一想什么人敢在戴高乐身边读报纸。”而尼克松则多少流露出对周一直所处第二地位的惋惜，他将周恩来归于这样一个行列，“他们虽是大国的大人物，但却生活在巨人的影响之中：例如周恩来，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的身上”。在尼克松心目中，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三位”，他甚至为他们列出了排名。而基辛格则更为肯定地说，周是他见过的两三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但他并未提及毛。
毛泽东与周恩来（2）
周恩来：明星气质的职业革命家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做客。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按照普遍的说法，出生于1898年的周恩来背叛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毛和蒋一样，他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定产物，作为同代人的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以悲愤心境目睹着中国在外来势力前的屈辱，他们都以各自认为正确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态。
周或许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者。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他在南开中学饰演女性角色的轶事。也是在这所以开放著称的学校中，他阅读过《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鸠，接触了亚当·斯密，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也让他兴奋。1919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并为此激动，但他的组织才能比他的理论造诣更高一筹，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
尽管斯诺将周描述成“纯粹的知识分子”，“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但周对知识本身却缺乏兴趣，充满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的“实用主义”精神。他在20年代初的法国勤工俭学时的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可以想见，在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天赋比独创性更受欢迎。他在26岁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8岁时领导了上海60万工人的*，当时的人们或许没有耐心倾听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讲述的农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轻人条理清晰、务实的分析。事实上，一直到1936年，周恩来始终拥有比毛更高的职位，而他在遵义会议上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帮助后者重获权力。
关于周恩来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仍扑朔迷离，人们不清楚周恩来在1935年的戏剧性转变，在此之前，他是*的实际领导人，即使在遵义会议后，他仍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决议的手稿清晰地注明：“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在30年代初对毛的批斗中，他既未参加也未反对。而在1935年之后，周与毛的关系开始正式形成，毛制定战略创造理论，而后者将之传达至组织内部与外部世界。周的天才表达与组织能力，与毛天马行空式的思维，互补映衬。 。。
毛泽东与周恩来（3）
与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版税都超过了他们的元首职务津贴。尽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传却缺乏个性。如果你缺乏洞察力，很可能会将之仅仅视作毛的各项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那样，在1972年会见毛泽东时，他将周描述成毛周围的“一位笨拙的小学生”。但周与毛的关系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更复杂，更相互依存。《亚洲周刊》在回顾20世纪的亚洲伟大领袖时，称周恩来是始终的第三号人物。尽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比毛年轻5岁，在毛掌权后，却从未成为第二号。但是，在*历史上，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时间却无人匹敌。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着曾经的同志一个个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却保持了下来，成了中国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幸存者”之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的噩耗在中国人心中激起的巨大震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个人品质，在深具道德判断传统的中国，周的品行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尽管这种心理文化正在因*而备受摧残。《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短短几句话概括了描述了受人敬爱的周总理：“他事无巨细，对人和蔼可亲。在长征途中，他亲身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惟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当他得知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医院里奄奄一息而身旁没有任何亲友陪伴时便大发雷霆；在他晚年动荡的岁月里，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忧心忡忡，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又一次正式宴会前，他会像普通工作人员那样，先溜进北京饭店的厨房吃一碗面条……”一个外来者，即使像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老练甚至狡猾的政治家，也对他的个人魅力倾倒不已。
但衡量伟人的指标除了他的外在表现外，更需要看到他到底做了什么。一个陌生的旁观者或许会好奇，即使周恩来将每一个夜晚都奉献给了伟大的新中国，但混乱却仍在继续，他看着老朋友们被那些年轻人一个个打倒，却束手无策。在少年时代，他以孙中山为楷模，试图建立一个富强、*、在世界赢得一席之地的国家，但当他逝世时，他的国家却陷入困境。
领导力专家詹姆斯·麦格雷格·伯恩斯在其著作《领袖论》中将领袖分为多种，其中一种为行政型领袖——他往往是*社会的产物。伯恩斯对罗斯福的描述无疑也精确地符合周恩来：“他具有天生的洞察力，很会把握他人的动机，并有许多技巧，其中之一就是耐心地谛听别人倾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这对一个喜欢讲话并主宰谈话的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他懂得如何用说理的方法来说服一些人，用魅力来降服另一些人，用自信的表现来对付这种人，用奉承话来宽慰那种人，用渊博的学识来折服其他人。”
这种素质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行政管理者与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事实上，他或许是那一代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者。当同志们都说，主席“土”，而总理“洋”时，绝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穿着与举止，它同样暗示着他们的意识。在这种角度上，周恩来或许与孙中山更为匹配。他们都气质不凡，见多识广，但他们又未让自己陷入过多的臆想之中。他们缺乏理论与极致的幻想能力，经验主义却使他们更容易实践他们在西方看到的好东西。
毛泽东与周恩来（4）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1955年的万隆会议真正让周恩来感到了某种他从少年时就追求的尊严。在一年前的日内瓦会议上，尽管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称他是和丘吉尔一样“伟大的外交家”，但美国代表杜勒斯对他伸出的手的拒绝仍令他心酸不已，它肯定刺激了这位伟大人物敏感的内心世界，他或许还会想起他在1945年试图拜会罗斯福的挫折，或许还有中国一直以来遭受的屈辱感。多年之后，斯诺仍说杜勒斯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他，所以尼克松在1972年走下飞机时主动伸出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