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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网时，56K的传播速度一小时收取15元，而今它像是19世纪的古老传说。游戏产业在过去5年中日益繁荣，它还曾造就了中国最富裕的人。代表着中国崭新商业面貌的网络公司，如今正一窝蜂挤入这个市场，并声称自己的原创性。 。 想看书来
可疑的成就（3）
尽管电脑游戏被称作“第九艺术”，但我实在看不出这一家家公司倾心制作的产品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它们不是改编自武俠小说，就是来自于更加不知所云的玄幻小说，人物的形象与色彩是对某个时期日本漫画的*裸的剽窃。在写字楼令人厌恶的分众媒体的广告屏上，我还看到了这样的宣传语“诛仙火了，诛仙游戏也火了，诛仙火大了”……一时间我啼笑皆非，这些新产业为什么如此*裸的表现自己的乏味。
我不知道旅途中遇到那些游戏少年中多少在对《征途》乐此不疲。我是在西安的一份报纸上读到对史玉柱所开创的《征途》的这款游戏的报道。这位留着平头、瘦削、烟瘾极大、喜欢穿白色运动服、大红T恤衫的企业家，是中国过去20年商业史的缩影，他的大起大落和所进行的商业冒险，既展现一个企业家顽强的生命力，又表明了中国整体商业环境的粗糙、恶劣程度。就像毛泽东在那些对土地充满渴望的贫农中看到了革命澎湃的动力，史玉柱则成功将竟经常被忽略的广阔农村转变成他的消费市场。将名字从“脑黄金”改成“脑白金”，然后再将拙劣的广告铺天盖地打出去，展开一场场农*动式的推销行动，史玉柱的成功充满了一代代中国人所熟知“本土智慧”。这种“本土智慧”可以实行的前提是，广阔的人群深受信息闭塞所害，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渴望，却又盲目轻信。像很多的政治、商业行为一样，史玉柱贩卖的是“希望”。但很多时刻，这种“希望”是充满欺骗性的。
《征途》贩卖的同样是希望。那种在对滥杀的权力欲，对金钱所带来的随心所欲的“希望”。一位分析者说《征途》的典型的玩家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钱人，花几万元人民币买一套虚拟装备可以连眼睛都不眨；另一类是穷人，没什么志气的穷学生，二三级小镇里无所事事的青年，钱虽不多，但每天有大把时间不知如何消磨，一听有免费游戏玩，甚至还可以从游戏中获取工资，趋之若鹜。《征途》像是现实社会推崇的*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情绪的扩大，每个游戏者都衷情于那种放纵的*，并对此规则的确信无疑。
“什么叫违反商业道德，商业和道德能放在一起吗？商业是什么？商业的本质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获取最大利益”，在一次访谈中，史玉柱说，“我是一个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为企业赚取更多利润。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在某个侧面上，他说得一点没错，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自省意识，那种具有自律的道德意识的英雄式的企业家在世界范围内都在消失。在很大程度，我欣赏史玉柱，这样的人物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生命力的展现，代表着令人赞叹的机会。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对应的力量来和他抗衡，来消解他的强盛的生命力中破坏力的一面，来对抗那高速运转的*裸的利益机制。
就像有科学提倡进步，就要有宗教来强调不变，有政府权力，就要新闻监督，有大众情绪，就要有精英思考，有商业公司，就要有反商业力量，一个良性的社会是在相互制衡中逐渐完善的。正是我们的价值观的失衡、教育的破产、精神空间的扭曲、作家、知识分子的缺席，带来了精神贫瘠的一代人，他们和史玉柱所提供的娱乐一拍即合。史玉柱代表的不择手段的成功，不正是我们道德意识、公共意识急剧衰落的表征吗？我们的土壤不是一直在纵容这样的人物的此起彼伏，我们太过崇拜成功，而不问他们是如何成功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仍偶尔让我想起《世说新语》中一个片段，那位闻鸡起舞的祖逖很贫穷，但有一天突然换了华服和新战马，朋友问他的原因。他的回答是“昨夜复南塘一出。”他抢劫了战乱中的流民。这个类比或许不恰当，但是我们的精英人物不直有这个传统吗，他们的成就不是创造了某种改善人类生活的新事物，而是对原有财富的一次重新分配，*裸的掠夺没有了，但是他们却寻找到新的名目，借用了新的招牌。长期失败的公民教育，使得那些辛辛苦苦的普通人没有能力辨别这种诱惑，他们以为购买到了希望，却可能不过是被人遗弃的塑胶花和廉价的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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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家庭事件（1）
37岁的胡紫薇意外却镇定地走到台上。这是2007年12月28日的下午3点的一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中央电视台正宣称要将原有的体育频道更名为奥运频道。4天后，2008年即将到来。这一年召开的北京奥运会，是世界体育史上最事先张扬、最席卷一切的盛会，这个13亿的国家似乎所有人、所有事都与此相关。作为中国最有权势、最具官方色彩的媒体机构，中央电视台认定有义务用“奥运”来取代“体育”，以表示将倾力报道这一观众量最巨的赛事。担任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的张斌，以足球评论著称，他也是中央台庞大的奥运报道计划的主要建构人之一。
发布会正在进行中，张斌正准备介绍乒乓球运动员王楠上台，胡紫薇却突然出现在麦克风前。她是张斌的妻子，同样是一位公众人物，过去十年中，她在北京台以一名家常里短、关心民生的主持人闻名，她喜欢说 “天边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身边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她上一次引起广泛注意，是因她在节目中引用了“纸包子”事件的新闻，而被严厉批评。
在2分30秒的时间里，胡紫薇的谈话断断续续。“今天对于奥运频道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于张斌先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但是对于我来讲也是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在两个小时之前，我知道除了我之外，张斌先生还和另一个女人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她语调平静的开场，内容却惊心动魄。
在台下来自不同的国家的记者们的注视下，上去阻拦的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将她一把推开，终止这场众目睽睽的私人事件。多年的媒体训练，使得她也有能力将卧室与国家联系起来，借由这场普通的家庭外遇，她质疑了中国崩溃的价值系统，质疑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就像她对前来推开她的人所说出的：“……你们到底有没有一点儿良知啊？！你放开！离一个大国还差得太远了。”
我记得之后的几天中，在一家饺子馆里，在健身房里，在咖啡桌边，我都听到了对这事件的谈论，它是人们亢奋、疲倦、而又单调生活的调味剂。2008年终于要到来了，矗立在全国各处的奥运会倒计时牌上的数字越来越小，但是，整个社会却像是个赛前过度锻炼的运动员，在发令枪响起之前，它已倍感疲倦。处于精神疲倦中的人们渴望各种刺激，股票、房价、一只老虎，对《色·戒》中*的关注和激起的浅薄民族主义愤怒，还有胡紫薇……
“我觉得她很勇敢”，一天夜晚，坐在我身边的一位陌生朋友说，他是个有点谢顶的年轻男士。比起那些谴责她“给整个国家丢人”的老式看法，他的观点显得诚实。他说的似乎也对，除去这种方式，这个37岁、正在走向衰老的女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那些流行的手机短信上，在餐桌上层出不穷的*笑话中，还有在你所见的男女关系中，忠诚似乎变成了即将灭绝的物种，身体与情感经常作为交易的手段，而在这场交易中，男人总是占据着先天的优势，女人不得不借助别的力量。旧时，她们要在婆婆面前哭诉，然后她们要求单位领导主持正义，而现在她们则需要借助公众舆论——女演员们对媒体哭诉她们遭遇的性侵犯，女主持人对着全世界说自己的丈夫不忠，而最新的一则消息是，一名31岁普通北京女子为了报复丈夫的出轨，不仅从24楼跳下，还惊心动魄地撰写博客，并在自杀前公布了丈夫与第三者的照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桩家庭事件（2）
这些事件，有着广阔的探讨空间。或许，我们以后可以谈到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胡紫薇在2007年末的2分30秒，让我想起了法国女人薇薇安妮，在1983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三的夜晚，她对着法国电视台的镜头前谈到了自己的丈夫米歇尔，“我丈夫深受早泄之苦”，她还抱怨与他一起“从未体验过快乐”。这一表演标志着一个共同体社会的解体，个人不再期待从昔日的公共组织中寻求帮助，不再将私人事件仅限于私人领域，转而将她个人的焦虑与困境释放给公众，但公众不是一个有机群体，而只是不同个体的聚合，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鼓掌、吹口哨、赞扬或谩骂、羡慕或嘲弄，但最终当事人却发现所有的困境只能依靠自己来解决。她/他将困境展示在公众面前，但当表达之后，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短短的三十年中，中国社会从一个个体缺乏基本自由、一切都处于计划与保护之中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各自为战的社会，这其中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有待更长和更耐心的分析。
而这一次，我想说的则是“受害者心态”。在面对台下的听众时，胡紫薇认定既然在两个小时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实”，就有理由表达愤怒，并理所当然地占据了道德上的置高点——婚外情定是不可饶恕的。为了赋予自己的愤怒合法性，她还下意识的将整个国家扯了进来——人们不是都在抱怨“世风日下”吗？在普遍的共鸣中，公众立刻开始选择立场——支持或者反对。对于这场婚姻破灭的真正的、更复杂的原因则没人关心，更没人表示理解。任何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男女间的事，哪里有道理可以说清，又哪里是可以依靠简单的道德框架来裁定的。一个局外人根本没有资格介入其中。更重要的是，在爱情与婚姻这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成年的参与者，都应分享其喜悦，承担其责任，并准备迎接其失败——人生总是变化难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总比另一个人受到更多的痛苦，但这件事本来就很难公正的。
胡紫薇将将公众制裁引入私人关系时，道德判断立刻淹没了其本来的复杂性。在屡见不鲜的“受害者”案例中，我们总是发现当“受害者”迅速将自己置于一个弱者地位时，就顺理成章地逃脱了其本来的责任——一个37岁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立女性，难道不应该同样为失败的婚姻负责吗？
很有可能，胡紫薇的言行只是下意识的结果，一个女人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所为。但是，其“下意识”却的确反应了我们国家的某种性格。我们的国家难道不正深深地被一种受害者情结所困吗？
2008年到来时，整个世界上谈论的是中国的崛起，一个势不可挡的新的全球领导者。我们自己也喜欢类比，就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确立了战后日本的兴起，2008年的北京则是一个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的诞生，或一个古老国家的复兴。但是，与这些金壁辉煌的措词不同，我们的内心却仍被一种深深的“受害者”心态所左右。当我们越来越竭力想证明自己时，我们其实也越来越显露出那种深深的不自信。
一群受过最好教育的人认定一部电影中有强烈的“汉奸情结”，对此念念不忘、大加*；人们对于西班牙一张报纸上一幅含有毛泽东形象的广告义愤填膺，认定它就是歧视华人……压抑不住的“受害者心态”使我们难以诚实与平衡地面对问题，情绪总是取代逻辑分析。如果你耐心观察今天的社会，你会发现左右摇摆的极端化兴趣，正成为很多人、很多事件的最重要的特征。人们可以轻易从怯懦摇摆到狂躁，从自卑滑向自大。
在“受害者”心态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我们的个人价值不是依靠自身、而是依靠别人的态度来衡量的。所以，这个沸腾的2008年的北京，我们看到了“自傲”和“取悦他人”这双重情绪，它们彼此叠加，此起彼伏。
在被误解之前，我暂时的停止。我讨厌那种喜欢站在道德至高点上，义正词严、又空洞无误做出“中国人这样”，或“中国人那样”的无谓指责的人。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并注定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而且看起来，我为胡紫薇这一事件做出了过度的阐释。但我相信，后世的历史学家必将饶有兴趣地回忆起这一意外的插曲，它折射出一个剧烈转折的社会中所蕴涵的太多情绪。
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不管我们成为世界第几大经济体，made in china如何震撼了世界，我们建立了多少匪夷所思的建筑，或是我们举办了多么盛大的体育比赛，但就社会心理而言，我们仍然是一个极端不成熟的国家，表面的辉煌无法掩饰她内心的焦灼与脆弱。所有迅速成长的国家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但关键是，一个社会要有勇气诚实地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不是用华章来掩饰缺陷。
2008年对于中国真正的考验，不是体育，也不是政治动员能力，而是这个国家对于自身的态度。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独立的、克制的社会态度，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