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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当托马斯·杰斐逊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密谋摆脱英国人的统治时，欧洲世界仍在马可·波罗创造的“中国神话”中不能自拔。200年后的今天，民族情绪与反美情绪在中国时起时落，并呈现令人惊异的上升倾向。北大、清华的学生一面高喊着打倒美国，一面为明天的赴美签证而忧心忡忡。你可以嘲笑他们的虚伪，但同时却能真切地触摸到一种因为中国的强大而逐渐恢复的民族自信正在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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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1）
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
没有资料详细记载中国与美国的第一次相遇。1784年，美国商人初次到达广州时，两个国家已运行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上。尽管巴黎贵妇的客厅中依旧以中国的瓷器、丝绸品为时髦，但是中华帝国在达到其辉煌顶峰的同时也陷入停滞不前。乾隆不是彼得大帝，他对于外部世界缺乏任何兴趣，在1793年接见英国使者马嘎尼时，他要求对方行三叩九拜之礼，对于新式火器不屑一顾。
而只拥有13个州的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理想国”，创建者们的理想主义使得美国的独立超越了国家独立的范畴，英国保守自由主义大师埃德蒙·伯克的阐述令人信服：“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巨大变化，就像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巨大变化一样。”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仍只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尽管心有不甘，它仍几乎就是英国的附庸。美国的缔造者们是一群世界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热衷于法国的生活，而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几乎是依靠阅读英国文学为生，他们最杰出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因为赢得了欧洲同行的敬意才在国内大放异彩。但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这个充满乐观、略显粗俗的国家具有一种罕见的创造性，他们将热情投放在商业活动与发明创新上。对于自己制度的自豪甚至自大感与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乐于将自己的理想与别人分享，并常常一相情愿地认定对方会接受。
中国没有区分美国与欧洲列强的差异，他们都是洋人。尽管前者具有强烈的传道热情，上海的美国商人大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说如何将异教徒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当他们发现只有更直接的帮助才能吸引中国人时，教会开办了医院。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美国人潜意识中觉得既然英国已经主宰了印度，中国则是最后一个庞大而值得拯救的地区。
“洋务运动”像浮在中国社会表面的一层膜，它脆弱而缺乏力量，与普通中国人毫无关系。一位士大夫的极端言论在官员与民众中间都颇有号召力：“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生活方式改变。”
广东青年容闳比李鸿章、严复甚至康、梁更有力地表现出中国必须面临的变革。后者将西方文明理解成富国强兵的技术手段，而容闳，这位1854年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却在这里呼吸到截然不同的空气。他称，在耶鲁所受的教育向他展示了“被愚昧蒙上了眼睛的人绝不可能看到的责任”。他相信，“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以获得新生，变得开明强大”。直到1872年，容闳才有机会实现他的梦想，120名穿长袍的中国孩子被派遣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这次伟大却迅速夭折的实验，表明中国青年游刃有余地接受了美国生活，他们藏起了自己的辫子，在橄榄球比赛中活力四射，比美国男孩更容易获得姑娘们的青睐……
而此时的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铁路贯穿了东西大陆，持续不断的物质增长正激活他们扩张的欲望。他们已买下英国人、法国人掌握的土地，用武力占领了墨西哥。当僵化的慈禧太后与脆弱的光绪帝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权威时，西奥多·罗斯福则是美国的典型形象——野心勃勃、气质豪迈且粗野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2）
幼童的悲剧
在1872年至1875年间，120名9至15岁的中国少年分四批被送往美国，按照派遣他们的李鸿章的期待，他们将在这里学习语言与技术，并最终进入军事学校，以便将强兵之道带回中国。他们还被要求在漫长的学习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在目睹火车、电报、*这些新事物的同时，恪守三纲五常的中国内心。
来自有着5 000年历史的中央帝国的十几岁的少年，与不过100岁的年轻国家的相逢，最终通向了一个令所有人惊叹的方向。在有关人类命运的描述中，没有比描绘青年人的成长、变化更令人怦然心动的题材。年轻的生命睁开双眼，努力捕捉世界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并迅速而深刻地被新环境重新塑造。一群幼童，在一片迷惘中来到一个他们从未听说的国家，置身于一个与童年记忆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短短几年内，他们几乎成长为与生养他们的国家毫不相关的一代人。
的确，在那一群幼童中，詹天佑、唐绍仪等出类拔萃之辈，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们引进了铁路、电报、海军与现代外交。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在洋务运动之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与这些留学归国幼童间建立联系。于是，我们看到在甲午战争变成了中日两国留学生的战斗，是一场哈佛、MIT、普林斯顿的同学们彼此间的较量。
“我从没见过有那么高的摩天大楼……这里有煤气，有自来水，有电铃，还有一种‘升降梯’……”一位叫李恩富的幼童在后来的*中写道。他还就第一次见到的铁轨评论说：“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样的车可以在上面行走，而且据说是被‘火’推着。”接下来的冒险似乎更有趣。在那些与私塾迥异的学校里，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绰号——“老犹太人”、“小旋风杰克”或是“比目鱼”，他们脱去了锦缎小袍，剪掉辫子，穿上运动装，打橄榄球，骑自行车，打猎，野营，与那些金发碧眼的姑娘们跳舞，他们还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吻……他们的表现是如此出色，在他们中一位叫钟文耀的帮助耶鲁大学的赛艇队连续两年战胜了哈佛，在毕业典礼的表演节目单上，他们占去了7个节目中的4个，他们还令人嫉妒地、轻易地赢取 了姑娘们的芳心。所以，当他们最终不得不回国时，为他们送行的美国人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
流传至今的两张反差极大的照片，为幼童的命运改造提供了再恰当不过的隐喻，它明确无误地显示出历史的可能性：第一张照片摄自6位少年刚刚到达旧金山时，他们头戴瓜皮帽，宽大中式的长裤长褂使他们的身形显得极度瘦弱，他们表情呆滞，却又过分老成；几年后，这其中的4个人加上另一个人，除去西装所带来的着装的改变，他们的表情令人惊叹，这些少年英气勃发，双目炯炯有神，自信而坚定。
如果10年时间足以重新塑造一个群体，那么对于更为辽阔的中国而言，这种可能性也同样存在。事实上，作为中国参照坐标的日本，就成功地做到了。在明治所代表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舰队面前屈辱的国家，就变成了西方之外最强大的新兴权力中心。
但历史的悲剧性正在于此，你明明看到了未来，却不得不由于难以驾驭的力量，而滑向了相反的方向。这群被紧急召回的幼童在整个成年的岁月中，又回到令人窒息的环境。就像刚刚到达美国时，旧金山给他们带来的震惊一样，当他们回到上海时，他们被更大的震惊所俘虏。没有他们假想中的微笑的人群与亲人，一位陆姓的迎接者用独轮车来接他们，于是他们异国的装束与神情，暴露在嘲笑的人群中，而且时间漫长。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依靠与众不同的教育获得了超然的成就，他们成为了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创者，成为了民国总理，李鸿章与袁世凯的幕僚或是孙中山的支持者。而另一些人则被迅速遗忘，一些人在战争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惟一相同的是，由于共同的奇特背景，那10年境外成长的经验，将他们塑造成中国社会的局外人，在从北京到香港的广阔的空间，从1881年到20世纪4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几乎再也未能感受到新英格兰空气蕴涵的欢乐。他们中最勇敢的两位谭耀勋与容揆，拒绝了归国的命令，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个更开阔与自由的新世界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3）
“最年轻的列强”
189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这项旨在使美国同样获得其他列强的待遇的政策，或许暗含了部分美国理想主义者所说的“使中国独立”。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独立。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使洋务运动破产，而百日维新也在六君子的血迹中收场。知识阶层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与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义和团运动相比，显得颇为可笑。
孙逸仙的理想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颇为相似，他们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却缺乏具体的操纵能力。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短暂的袁世凯时期与漫长的军阀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再次失败，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与大部分人口的现状，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传统力量会对剧烈的外来变革进行怎样殊死的抵抗，或者干脆视之不存在。对于北京的百姓来说，民国不过是剪掉辫子或是换了皇帝的王朝。美国人Ｎ·佩里对此评价道：“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孙中山、梁启超、唐绍仪这一代的确失败了，但是胡适的一代却开始成长。这个1910年来到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英文写作比赛中获奖的青年，比同龄的任何中国人都西化。像在日本的鲁迅一样，他抛弃了实用学科，而转投人文领域。那时的美国，正是进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强烈的上进精神深深感染了胡适。他将杜威的实用哲学视作最适合中国的良药，坚信美国文明即是西方文明与世界文明。胡适与其同代人的强烈亲美姿态，暗示着美国对中国的实质影响在20世纪终于开始显现。这种影响并非输出政体、军事制度，而是文化与思想领域的新文明形态。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确比流血革命更有力地将“这世界已经改变”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社会。
“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学者喜欢评价那场由归国留学生发起的文化改造运动。16世纪那场由人文主义者们开创的盛世，当然不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洗刷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一种热情洋溢的、充满好奇、尊重个人价值的思想取代了中世纪的晦暗与压抑。“中国的文艺复兴”则使西方的价值观念第一次如此集中而全面地展现在中国面前。27岁便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一闻其名就“激动得浑身发抖的人物”，他被笼罩在奇异的美国文明的光环之中，他从提倡白话文、鼓励新文学到赞赏自由恋爱，几乎无所不能。胡适与留日归来的周氏兄弟和更为极端的科学主义崇拜者陈独秀等一道促使一代中国青年改变了心灵。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4）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美国公众周期性的中国热，似乎在20世纪上半叶重又回潮。19世纪末的排华情绪消除了，对古老帝国的好奇心被传教士们与新闻记者的著作再次激发出来。司徒雷登用美国人的钱将燕京大学建立成中国古代园林的形式，甚至连自来水塔都设计成古典模样，反映了美国受教育阶层对于中国文化中细腻而优雅一面的热爱。而费正清一直记忆着北平的四合院。1919年的巴黎和会，书卷气十足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甚至提议将青岛归还给中国。这项提议已足够使美国成为中国人心中的英雄，知识分子领袖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甚至到天安门广场上喊“威尔逊万岁”了。
毫无疑问，中国对美国的亲近情感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进入另一个高峰期，这不光因为留美派教授主宰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中国政界更以美国教育为自豪。在形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时，上海当地一家报纸以“中美联姻”的双关语为标题。而出身哈佛的宋子文，则信誓旦旦地说，他要在中国建立华尔街那样的金融中心。
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再度在美国商界流行，尽管3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过亿美元。像今日赠送手机一样，当时的美国公司通过派发煤气灯来促销。在《围城》中，那么喜欢夹杂英文的花旗银行买办Jimmy Zhang显然对方鸿渐的欧洲背景不以为然——还是美国货可靠些。
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成为总统后，忙于应付大萧条；直到德国入侵波兰前，丘吉尔看来似乎要在英国政坛中消退了；斯大林在20年代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忙于一次次的大清洗；而毛泽东，当罗斯福患上腿疾时，他仍是湖南一位拥有少量听众的年轻革命梦想者。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的领袖们还未开始交锋。
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担心是怕她落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内。就像孙中山梦想着美国式的共和体制，李大钊、陈独秀则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往情深。更年轻的、在苏联受教育的革命分子博古、王明借助共产国际的声望，想生硬地主导一场新式工人革命。对于日本侵入中国，美国人不喜欢而且也做了相应的抗议，但是她显然没有欲望做任何实质努力。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正像七·七事变时的美国驻华记者们，他们在北京饭店的顶层喝酒、跳舞，卢沟桥的枪声让他们惋惜——优雅的古老文明正遭受侵蚀——但仅仅少许影响了他们的心情。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毛泽东喜欢重复的朴素外交理念，为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中美关系做了最恰当的概括。据说在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当时的重庆沉浸在一片暗暗的喜悦之中。一种流传的说法是，面对日本不知所措的蒋介石松了一口气——这等于是停战宣言。
曾经的黄金年代
1941年之后的两年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你可以想像当时重庆的气氛，美国驻华记者们与中国官员一片火热，他们与四川居民一同体验到被日军飞机轰炸的痛苦，然后将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与决心展现在美国民众面前。罗斯福将美军中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史迪威将军派遣来作为中国军队的参谋长。宋美龄1942年在参众两院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讲演，美国政客们纷纷为这位毕业于斯理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倾倒，甚至美国总统的候选人都要跑到重庆的大学发表美国式的竞选演说，仿佛中国人同样可以参与到大选投票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5）
史迪威将军的困境，似乎正显示出中国与美国隐藏在和谐外表下的深深裂痕。这位西点军校最优秀的毕业生，发现中国军队的游戏规则和他想像的截然不同。蒋介石强调忠诚高于效率，他关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打败日本，而是如何保存实力以对付共产党。
《时代》杂志将蒋介石塑造成“自由、*斗士”，但是史迪威将军却发现这位斗士一直在阻挠他改革中国军队的努力，因为这种努力可能会破坏蒋的权力机构。罗斯福一心想提供美元与武器给中国，希望她拖住日本，以减轻美国的压力，蒋却希望利用这些美元与装备来对付日益成长的共产党。
当与重庆政府度过了“蜜月期”的美国记者们开始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时，美国公众开始有某种被欺骗感，这种感觉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到达了高潮。美国媒体自觉地将蒋介石描绘成信仰基督教的现代国家领袖形象，而史迪威将军则感觉到他是一个如此纵容*、不思进取的旧国王。
尽管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但是在丘吉尔“铁幕”言论的影响下，还是下意识地帮助了蒋介石打内战。美国人用空军运送国民党军队接收主要城市，美式装备则使国民党官员极度自信。但是，国民党还是打败了。
如同洋务运动与共和制度一样，美式训练与装备是浮在中国表层的漂亮的一层膜。它甚至阻碍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基层社会是对这些外来品持有强烈的抵触态度的。生于湖南乡村的毛泽东比孙中山、蒋介石更知道中国的关键问题在农村——农业文明的习惯对于西方所代表的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剧烈的。土改政策比轰炸机与吉普车更有战斗力，占领城市的国民党与在农村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共产党之间的胜负其实早已注定。
“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在1949年后着实困扰了美国政府与部分公众。此时的美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领袖，就像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当1939年丘吉尔向罗斯福寻求租借法案的帮助时，世界权力的中心已经由伦敦转移到美国。而由于对日本的顽强抗击和欧洲老牌帝国在二战中的衰落，拥有4亿人口的战胜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