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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在英国军方的支持下，乘小型潜艇考察海流湍急、水下地形异常复杂的英吉利海峡，取得大量科学资料，为后来英国海军战胜法西斯德国海军贡献了力量。刘恩兰也因此在国际地学界奠定了其海道测量专家的地位。
解放初，她在长春市的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任系主任，据她当时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所李文程研究员回忆，刘恩兰治学严谨，给学生上课一丝不苟，因为个儿矮，板书只能写在黑板的下半部分，她的渊博知识让学生们听得着了迷。谁都不希望她调走，可刘恩兰拿到的是高教部的调令，与她的学生们依依惜别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告别了长春市，来到陌生的103部队。
刘恩兰是哈军工女教师中资历和学位最高的人，虽然身为我国在国内外有声望的老一辈科学家，可她从不以名教授自居，反而认为自己缺乏军事知识，便挤时间认真学习战术课程。她像一个渴望求学的小学生，跟学员们一起听战术课，再根据海军战术要求改写自己的讲义。业余时间她也大多和学员们在一起，促膝谈心，嘘寒问暖，像一个老妈妈那样呵护着她的学生。
一期学员杨桓、罗超回忆起1956年春刘恩兰带领海军工程系海道测量专业学员外出考察时说：“记得在渤海长山列岛考察自然地理时，她领着我们，不顾生活与行动上的不便，坚持上军舰实习。在军舰的颠簸中，她晕船了，但一登上岛屿，她依然步履矫健，指点着海湾、岛屿，对我们讲解地质的演变，潮汐的涨落。大自然像一本教科书似地由她一页页地展现给我们，在她的身边，我们不可抑制地被她那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海洋的不倦精神所感染，决心更加勤奋地学习……”
1957年秋，刘恩兰带领毕业班学员，结合毕业实习，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测量海岸线的地形地貌和沿岸水深的大型科研任务。一上船，海军船长大吃一惊：“怎么上来了一位瘦老太太？”船上没有女宿舍，船长把小会议室腾出来，给刘恩兰搭上张床。
海上无风三尺浪，在颠簸晃动中和风吹日晒下进行海道测量，“老太太吃得消吗？”船长和水兵们小声地问哈军工学员。
学员们了解自己的老师，他们只是笑笑，没说什么。这可是走遍全世界，下过英吉利海峡的刘恩兰博士啊，眼前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4个月艰苦的船上生活，刘恩兰笑傲东海万顷浪，和学员们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她指导学生完成了一幅万分之一比例尺的水深测量报告图，添补了国内该领域科学研究的空白。
1959年；刘恩兰又带领学员实地调查从定海到温州的海道，师生共同写出一份详细的勘测报告。
在沈家门的时候，登陆艇去加油，大家都在码头等船。刘恩兰一个人溜达到附近的一个小渔村，看到一群渔家妇女在织网，她就过去问长问短，这里有多少人呀？收入怎样呀？那个时候，台湾当局常派特务来沿海捣乱，渔民的警惕性都很高，很快就有人向生产队报告了。生产队干部赶来，反复盘问这个可疑的老太太。刘恩兰被逼得没法，从口袋里掏出黑龙江省政协开的介绍信。生产队干部一下慌了，原来是中央的首长！公社领导也闻讯赶来，把刘恩兰请到公社办公室，要向中央来的“刘委员”汇报工作，弄得刘恩兰哭笑不得，幸好同学们找上门来，“船来了，刘教授走吧！”这才帮刘恩兰解了围。刘恩兰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成为哈军工的模范老教师。她为科学的忘我献身精神和严格求实的治学态度，不仅使学员们感动不已，而且深深影响了学员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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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2）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旧社会的大学里，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大致是教师只管教书，学生学得好坏，教师一般不太过问。
新中国成立后，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师生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哈军工，教师和学员是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在以陈赓为核心的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哈军工成为一个充满理想，组织严密，团结向上的革命集体。早在1953年3月24日，陈赓在全院干部大会上就号召教师“要以自己良好的教风去影响学员的学风”。
哈军工的广大教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以“革命教师”的称号为荣，满腔热忱地投入教学工作，因而形成与旧式大学迥然不同的新教风，其标志是对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学员服务的精神。
教师们全面关心学员的成长，主动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既教书又育人，寓德育于智育之中，这是哈军工多年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教师们严格、严肃、严密的教学作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员，使学员们逐渐养成“三严”作风。在朝夕相处中，教师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学员们感受到师德的巨大力量，从而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新型师生关系。一届又一届的学员毕业之后，都把对教师深深的敬意藏在心底。许多学员回顾当年，都十分感慨地说：“从教师那里我们不但学到了科学知识，学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还得到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人的启迪。教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和对学员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我们的人生成长和事业有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以前一章说过的高等数学教授会为例，第一期教育计划公布后，教授会多次组织学习这部学校的“宪法”，教师们表示：“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教育计划，绝不能有任何动摇。”孙本旺教授说：“我们对教学工作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发挥创造性，靠集体智慧，克服任务重、时间紧的困难。”卢庆骏则经常提醒大家：“每个担任教学工作的同志，必须系统地了解学员，和学员交朋友。”
罗时钧教授开始为一期学员讲高等数学，他对所有的概念、定义、定理，都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揭示它们的实质及内在联系，并举出实例，以方便学员对它们的理解。他把枯燥的数学讲活了。学员们不用死记硬背就能理解和记熟这些定义和定理。本来课后辅导是助教的任务，但罗时钧也跟助教一起深入学员班，和蔼可亲地听学员们提问题，并耐心细致地启发诱导，指点迷津。他还经常找学员班长商讨改进学习方法和帮助“困难户”脱困的办法。
数学教员吴洪鳌为了让学员听懂新课，总是提前来到教室，把前一堂讲过的内容简要地写在黑板上，把上、下两节课的内容衔接起来，不使学员感到突然，他处处为学员着想，连黑板怎么摆，讲话音量如何调整，他都考虑得很周到。
物理教员邓飞帆的备课和讲课，都设身处地为学员着想。他讲课时，尽量给学员创造一个有问题可想、有路子可通、有时间思考的条件。每讲一个问题，都要做简明的小结，好让学员记下要点；每当转入下一个问题时，他必先提醒学员注意，免得学员思想掉队，思路脱节。
《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中规定：“所有的教学人员都是学员的教养者，他们应该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及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员。”
数学教员刘建统发现有些学员学习不够刻苦，就现身说法讲自己在旧社会读书的艰难。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国家给你们提供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在他的帮助下，学员们痛下决心，刻苦努力，班里学习风气为之大变。有一个学员学习很吃力，又因病住院3周，对学习失去信心。刘建统发现他没交作业，就到宿舍看望，同他谈心，为他补课。这个学员十分感动，下决心追赶队伍，成绩逐渐上升。还有一位学员在作业中对近似值的计算不耐烦，误差很大。刘建统就在作业中批道：“同志，你将来是军事工程技术干部，这样粗心大意，是会给党、给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啊！”这个班的学员给数学教研室写信说：“我们每个同学都认为，刘建统教员既是我们的数学教员，又是我们的政治教员。”
哈军工的学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授课教员不仅仅是老师，还是兄长和朋友，这种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春天。
在1954年的全院春节联欢会上，工程兵工程系（此时人们已不再叫“工兵工程系”了）三科的学员自编自演了一场独幕话剧《谭国玉》，讲的是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的谭国玉不怕困难，刻苦学习的故事。这是第一次把真人真事搬上舞台，别开生面且感人至深，引起全院师生员工的极大兴趣，全院上下都知道五系有个谭国玉。
谭国玉为什么被同学们搬上舞台呢？这得从头说起。
谭国玉原籍山东省文登县，1930年生于哈尔滨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他身体结实，黑里透红的四方脸膛，微微下弯的嘴角，透出军人的刚毅气质。他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和同志们相处得很好。
谭国玉祖上四代都是家徒四壁的贫雇农，靠给地主老财当长工糊口。到谭国玉父亲这一辈，爷爷实在没有办法养活全家人。那年，父亲13岁，拎上讨饭筐和打狗棍，带着11岁的小弟弟，一路流浪，整整走了3年，才过了山海关，小哥俩儿受尽了人间苦难。数年后，父亲进入哈尔滨俄国人开的铁路工厂学徒，总算有个饭碗了。日本侵占东北后，工厂难以维持，谭国玉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苦难无尽，颇有见识的父亲说什么也要供孩子读书，谭国玉和哥哥上了小学。那年春天，家里要断粮了，哥哥放学后去打榆树叶，误闯日本人的住宅区，被一个日本军官用马刀砍死，全家人哭成一团。谭国玉帮助父亲掩埋了哥哥，仰望苍天，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国仇家恨深深埋在少年谭国玉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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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3）
谭国玉家的隔壁搬来一户邻居，几个大哥哥出出进进，他们的日语都很流利，经常在一起商量什么事儿，好像有重要的秘密。大哥哥们对谭国玉很和气，谭国玉最喜欢的是丁大哥和齐大哥，有时候，谭国玉晚上不回家，就钻到齐大哥被窝里，和齐大哥一块睡。有一天傍晚，齐大哥对他说：“让你办点事儿，送个纸条，你敢不敢呀？”
“敢！有什么不敢！”谭国玉举起拳头，又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弹弓给齐大哥看，他经常和小同学用弹弓打碎日本人家的玻璃。
齐大哥把一张纸条团成个小球球，放在谭国玉的口袋里，叮嘱道：“一旦遇到日本人或是巡捕、警察要搜查你，你就赶快把这个纸球吞下去，明白吗？”
“明白啦！”谭国玉因为得到齐大哥的信赖而洋洋得意。“你等着瞧吧！”
谭国玉顺利完成了任务，那年他才7岁。多年以后谭国玉才知道，他家的邻居原来是中共北满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丁大哥姓张，是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亲侄儿，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齐大哥真名叫孙平化，就是后来颇为知名的对日外交家，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就这样，谭国玉一边读书，一边当地下党的小交通员。高小毕业，齐大哥把谭国玉送进初中，那是个半工半读的学校，两年不到，日本人投降了。
1947年，17岁的谭国玉由齐大哥送到东北民主联军，没多久，谭国玉就当上了班长。他所在连队是能征善战的“老虎连”，在辽沈战役的千里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拼死厮杀。在战斗中，谭国玉一天天成长起来，变得坚定、沉稳，他开始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谭国玉带领“老虎连”，翻越万里长城的雄关古垣，冲向平津战役的枪林弹雨，又跨过长江天险，一直打到广州市，最后在边陲小镇深圳安营扎寨。有一次，谭国玉奉命和战友化装混进香港，侦察敌情。他打扮成一个阔少爷，头发涂了不少发蜡，西装革履，打着领带。在灯红酒绿的香港执行特殊的侦察任务，紧张程度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场，尤其不会打领带，不敢解开，四天四夜就这么紧紧箍在脖子上。谭国玉因作战勇敢，多次立功，成为部队的一个模范基层干部。
1950年，部队开展“扫除文盲，学习文化”的运动，初中文化程度的谭国玉，成了部队里的大秀才，他是全营的扫盲骨干。越是接触文化，越觉得自己文化知识不够用，他向上级领导提出了进速成中学学习的要求。1953年初，正是南国紫荆花盛开的时候，上级通知谭国玉：“收拾东西，打好背包，组织上保送你去提高文化啦。”
谭国玉喜出望外，随着大家上了火车，一直到了哈尔滨，才知道那个学校叫军事工程学院。
一位大高个子、山东口音的干部来接谭国玉一行人，他热情地接过谭国玉手中的背包，自我介绍道：“我叫高勇，欢迎同志们来学院学习。” 谭国玉马上和高勇对上了话：
“学院里有文化中学吗？”
“没有，你们入院后，先进预科。”
“什么叫预科？是干什么的？”
“为你们补习高中课程呀，补好了再学大学课程。”
“哎呀妈呀！弄错了！我连初中课还没有学完呢！”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走错门的谭国玉硬着头皮站在新生大队的队伍中，区队长安慰他，“既然来了，就好好复习嘛。”
课本发下来，都是高中的数理化，谭国玉翻翻，两眼一阵发黑，什么都看不懂呀。数学课，他需要老师帮助复习小学的四则运算；化学课，他只认识一个H2O，是表示水的，其他的就如同看天书了；物理课是鸭子听雷，石头落井，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矢量”、“标量”这些怪名词。
谭国玉面临一个上课听不懂，下课看不懂，作业不会做，处处是难点的严峻局面，头两个月的测验，门门功课不及格。他的考卷，老师不是逐道题的批改，而是从卷头到卷尾只画下一条又粗又长的斜线。4月中旬，在按文化程度重新编班的考试中，5门功课按5分制计算，他一共得了7分。谭国玉成了全院新生的落后典型，一时间舆论压力让他抬不起头，吃不下饭，他眉心结个大疙瘩，紧紧抿着嘴，每天寡言少语，呆在教室里不出来。他感到自己像是头掉进井里的老黄牛，满身是劲，不知往哪儿使。那课本上的公式、符号，犹如万丈高的雄关铁闸，他再拼命也攀登不上去。
不久，从苏联顾问那儿传来了对他的评价“谭这个学生是怎么混进来的？”“这里是高等学府，赶快让他回原部队，从小学文化学起。”
老师悄悄对谭国玉说：“听说苏联顾问对你的意见挺大，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同学们也为他着急：“我们是高中毕业的，还这么吃力，你连高中的门也没进过，这样学下去能行吗？”
谭国玉真的感到路已经走绝了，自己底子太差，糊里糊涂闯进了哈军工，根本就不是上大学那块料。这么下去，迟早得被学校除名，倒不如自己主动提出回原部队，也给学院减少一点麻烦。
他找区队长谈话，递交了一份退学报告，反过来宽慰关心他的同学：“我想好了，惟一正确的道路就是退学，重回我那个‘老虎连’，当指导员去，这几个月，多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了！”
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4）
陈赓从新生大队领导的汇报中了解到谭国玉的情况。那天傍晚，他打电话给新生大队，让谭国玉在晚饭之前，5点30分准时到小平房来。
谭国玉听说陈院长召见，着实吃了一惊，虽说几次听过院长的报告，但还没有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他忐忑不安，拖着深重的步子走到陈赓那间小平房。
一进门，谭国玉就怔住了，陈赓正端坐在饭桌前等他呢。
“你就是谭国玉？”陈赓微笑地指指椅子说：“坐，坐，咱们一边吃饭，一边聊聊，怎么样啊？”
“院长，我不吃，我……”谭国玉站在那儿，有点手足无措，脸也红了。
陈赓一边给谭国玉盛饭，一边说：“你就这么站着看我吃饭呀？快坐下来！请你来吃饭，还特意给你炒了一盘鸡蛋呢！”
谭国玉坐下来，怯怯地端起饭碗，拿起筷子，眼睛却望着陈赓，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陈赓往谭国玉碗里夹了一筷子菜说：“快吃嘛”，自己低头往嘴里扒了两口饭，慢慢咀嚼着，看着谭国玉吃饭。
两个人默默地吃了一会儿，陈赓放下碗说： “听说你向队长打报告要求退学？”
谭国玉脸红到耳根，端着饭碗说：“院长，我实在是底子太差，用了吃奶的劲，还是不及格，我成了新生大队的包袱，所以我想退学算了。”
陈赓又问：“听说你在开学之初，在班里的会议上表过态的，怎么说的？喔，人在阵地在，这话说得好哇，你是打过仗的，两军对垒勇者胜，要是胆小怕死，那阵地非丢不可。”
谭国玉一时语塞，皱皱眉头，低头吃了两口饭，小声给陈赓解释：“院长，我是说过‘人在阵地在’，可是这个学习上的困难和战场的敌人不一样啊，我怎么也消灭不了它。”
“所以你就要脚底板抹油？”陈赓面色严肃，口气严厉地批评道：“你口口声声喊‘人在阵地在’，实际上是啥也不在，给你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不好好学习，还要求走？当逃兵？”
谭国玉早放下饭碗，挺直了腰杆，他的胸脯一起一伏，脸上青筋暴露，咬着嘴唇听陈赓的批评。
“你不是‘老虎连’的指导员吗？现在党把攀登军事科学技术高峰的任务交给你，这就是新的阵地，你就这样拖着枪逃走了？”陈赓接着批评，看看谭国玉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