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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息室，当毛主席习惯性地掏出烟放在桌子上时，洪克使了个眼色，坐在主席身旁的徐建春立即心领神会，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火柴，在大家的笑声中，为毛主席点了烟。毛主席他老人家也非常高兴，把头伸了过来。
新华社摄影记者郑小箴也在现场，她与洪克并排站立，所拍到的画面几乎与洪克拍的那张一模一样。当年，新华社“中央新闻组2、3、4、5月份好图片介绍”是这样评价郑小箴这张照片的：
这张毛主席和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是记者在休息室拍的，它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们那种融洽、亲密的关系，也反映了青年们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照片上虽然只是近十个青年，但却是全国青年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的缩影。
画面上徐建春正在为毛主席的香烟点火，给人以极亲切的感觉。青年们把毛主席看作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也把毛主席看作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照片表现了青年人对领袖的热爱。
接下来的评语，无意间透露出照片的“组织”方式：
在画面上，毛主席位于最显著的中央，青年们在四周。青年们人数虽多，但视线都集中在中间；青年们虽是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族，但脸上却充满了笑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出于对“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的尊重与爱戴之情，这样一张“组织”得当的照片，一直被后人喜爱着。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特例。
原新华社记者、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师吕厚民曾回忆自己如何说服主席“摆一回姿势”拍照的经历。虽然毛泽东拍照很少摆姿势，这样经过“策划”的照片也不多，但这仅有的几次还是被记录了下来。
作家李鸣生在《毛泽东的随行记者》（之二）一书中描述道：
今天我们看到的吕厚民在1961年拍摄的“毛主席在杭州住地阅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杭州住地”的照片，均是毛泽东“摆”出来的工作照，而非毛泽东的实际生活画面。但正因为有了毛泽东和吕厚民共同“虚构”的这些“工作照”，才有了毛泽东的这两幅照片。
书中还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过后，吕厚民是如何“设计”“毛泽东看世界地图”这张照片的。
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吕拍摄了一些毛泽东在会上、山上与人谈话，或散步的照片，但还是觉得“不够”、“不过瘾”。后经观察，毛泽东每次去会议室参加会议，都要路过一个大厅。于是，他灵机一动，找来工作人员商量，决定在大厅的墙壁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图。毛泽东平日喜欢看地图，吕了解这一情况。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泽东路过时，便停下脚步专注地看起来。于是在一旁的吕厚民完成了这幅“毛泽东看世界地图”“工作照”。
毛泽东特例（2）
另一张“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摄于1962年，也是吕厚民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起“导演”出来的。很快，这张照片以醒目的位置刊登在《新体育》杂志上，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李鸣生评价道：
肯定地说，中国人民之所以留下了“毛主席喜欢打乒乓球”的深刻印象，就是因为看到了吕厚民先生拍摄的这张“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的照片，于是便以为毛泽东真的是很爱打乒乓球，甚至有的还以为，毛主席每天都要打乒乓球呢。但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除了酷爱读书、游泳、散步之外，打乒乓球并非真正所好，他不过是偶尔在茶余饭后挥动几下拍子而已。
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并不为当时的绝大多数读者所知晓。“红色摄影师”们的拍摄手段，更没有在业内引起争论。相反，大家觉得这样做合情合理，更能体现一个时代中个人或群体的情感诉求。因而，这成了“组织加工”、“摆布”讨论中的极为特殊的“成功”个案，而没有进入争论者的视野。
周恩来总理对于这类新闻摄影中弄虚作假、导演摆布等问题，曾经明确反对过。①
的确，中国共产党摄影历程中的诸多事件都与周恩来有关。1950年4月，在新闻总署设立新闻摄影局；1952年，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等工作，都是在周的亲自操持安排下成立的。
对于新闻摄影中的加工、摆布等问题，周总理也有非常明确的态度。吴群对此也有记述。
周总理是坚决反对新闻摄影中的弄虚作假、导演摆布的。
1954年第一届人大开会时，周总理发现一位摄影记者因未拍上代表在现场投票的情形而要求补拍，就严肃地批评说：
新闻照片怎么可以弄虚作假呢？
周总理在审查照片时，看到一张农业生产的照片上有一排标语和一幅毛主席像，就提出质疑：
这是为照相摆的吧？平时能这样吗？
他看到一张自己和外宾谈话的照片把当时在场的翻译修掉了，就批评说：
没有翻译，我怎么同外宾谈话？会见外宾，也不是我一个人，参加会见的同志都一样是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
周总理还多次从技术层面指出摄影记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摄影记者的基本功不过硬，摄影时动作不够敏捷，选镜头太慢，只会摆好了照，不会照活的。他提出，摄影记者应该好好研究改进，有些地方也可以向国外记者学习，以便提高摄影技术。
有关周恩来总理与新闻摄影的关系的回忆文章中，大多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句子：
我们摄影工作者满怀深情，思念人民的好总理对人民摄影事业的精心抚育和谆谆教诲。
我们革命摄影事业的成长、发展和繁荣，处处都和周总理的指导、支持分不开，无处不浸透着周总理的心血！抚今追昔，我们怎能不心潮奔腾，感激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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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957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摄影记者内波尔在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采访后顺便来到中国。此行，他造访了新华社摄影部，东道主安排中央新闻组的记者与他举行了两次座谈。座谈过程中，内波尔成了被采访对象，他一一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新闻照片的“组织加工”问题。把“组织加工”问题作为座谈的主题之一，足见问题本身的分量。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共同语言。此时“反右”已经开始。
一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摄影部简况”的会谈记录，记述了内波尔的话：
两三年前，我们采访时还进行组织加工，但现在这种情况是愈来愈少了。如果要组织加工的话，一定要符合实际情况。照片愈真实，宣传的力量愈大。
我们反对组织加工，因为读者看了经过组织加工的照片后，会产生怀疑，以后连没经过组织加工的照片也不相信了。
譬如拍矿工，以前我们把矿工拍得很干净、很漂亮，矿工就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以后我们就按原状去拍，照片就真实了。
我们反对组织加工，还因为那些照片像来自博物馆，人物一点也不生动、不自然。有时只要照片真实自然，就是技术稍差些也无妨。
过去的事情，我们一定不再重新组织安排重拍。
另外，关于重大政治反响的拍摄，如读报、座谈等，我们不习惯。
从内波尔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摄影记者工作方式的相似性。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在大家的工作词典中都有相同的语汇、相似的问题，仅仅是意识形态使然吗？还是大家都有一个老师——苏联新闻摄影界这个老大哥的缘故？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值得认真分析研究的话题。
这份会谈记录的整理者叫邓历耕，1957年4月10日，他在谈自己对“组织加工”的意见一文中，谈到了“学习苏联”时的感受。他认为，几年来，我们学习苏联的新闻摄影，不论在内容上、技巧上和采访方法上都有很多收获。不过他还清醒地表达了另一层意思：
但我个人认为，苏联照片中的“组织加工”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苏联照片太板，不自然，我认为这就是他们“组织加工”的结果。
有人说苏联是反对“组织加工”的，那可能是对于“组织加工”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和苏联同志的解释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从苏联寄来的大量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们在采访时是大量运用“组织加工”的。
有了这样的反思，邓历耕进一步提出：
现在我们正在逐步纠正由于“组织加工”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在这个时候，除了要继续学习苏联图片的长处外，我认为还应该学习其他兄弟国家，如*德国、匈牙利，以至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照片的长处。
邓历耕提出的问题，有其大背景。只是相对于新闻界其他领域来说，新闻摄影界迟一步罢了，清醒者也仅为少数人。从一定意义上说，邓是20世纪50年代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中的先知先觉者。
1956年2月间，苏共“二十大”召开，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与揭露，促成了少数中国新闻摄影人开始反思对苏联新闻摄影教条主义式学习的弊端。在这一年5、6月间，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听取了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工作汇报，对新闻工作作了重要谈话，强调要从教条主义、党八股中解脱出来，对于别人的经验，不要盲从迷信，要独立思考等。在这一年年初，率先改版的《人民日报》就提出要研究和借鉴国内外报纸的有益经验，在国外方面所列举的国家或地区名单中，除了包括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外，还包括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分别是苏联、东欧各国、英、美、法和东方国家四十多种报纸。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国内外报纸展览会”上，除了展出解放区报纸、香港报纸外，甚至还包括《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朝日新闻》、《人道报》等。《人民日报》的这些作为，不可能不引起新闻摄影人的反思。
邓历耕又从“外国人对我们照片的反应”的角度，对“组织加工”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地追问：
我们许多图片由于“组织加工”而太呆板，不自然，严重地影响图片质量。这些图片在国内外，特别是国外不受欢迎，有些外国人曾说我们的许多图片是“摆”出来的，说我们的记者是导演。本来图片宣传就因为是真实的、形象的宣传而吸引人，现在被人看作是“摆”出来的，那么它的力量又在哪儿呢？
一个原则性的新问题
1957年5月，新华社摄影部袁苓撰文《 能否反映困难、能否进行批评？》，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新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时间，恰恰是在新闻摄影界盛行通过组织加工、摆布，反对自然主义，以求“更好地反映新社会新生活”之时。①
他提出，“目前的新闻摄影报道工作中，已明显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新闻照片是否应当反映困难，是否应当进行批评？
这是个“原则性的新问题”，并且“急需研究和解决”。对此，他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1957年之前的几年间，新闻摄影报道大都习惯于用照片来表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宣传成就、表现先进。在日常的具体报道中如此，在群众运动中和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的报道中也是如此。日久天长，不仅在整个摄影报道中，形成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并且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形成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我们的照片只能报成就，报先进。也就是说，我们的新闻照片只能表现解决矛盾，而不能表现矛盾本身。
针对这种状况，袁苓评述说：
很显然，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和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生活不一致的，是有害的。这样做的结果会给读者带来错觉，似乎幸福会从天而降，社会主义的建设是畅行无阻、一切如意的。
例如，在我们过去的工业报道中，比较多的是一座座新工厂的建成，而像纺织工厂因为原料不足而停工的情况，我们却从没有反映。又如在农业方面，由于我国地区广阔，年年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失，而这种损失又不是国家给予支援和帮助就能完全弥补的。
袁苓认为，上述这些情况是可以报道的，应当把这些情况，实事求是地告诉给广大人民。
袁苓进而分析了提出“反映困难，进行批评”这一“原则性的新问题”的背景。
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广泛地使用照片来揭露敌人的暴行，批判社会的黑暗。当我们还处在被统治地位时，摄影报道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敌人的黑暗统治，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敌我之间进行面对面的生死斗争时，摄影报道的主要任务，就转变为报道革命战争的胜利，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以鼓励人民群众争取新的胜利。全国解放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恢复、建设和社会改革运动又成为摄影报道的主要方面。
可是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却没有经验。多年来，这个问题没有明显地提出来，而目前，国家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经历着这样的新变化，在这样的新形势面前，我们的摄影报道工作将如何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已是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袁苓得出结论：
在今天，如果还继续坚持报喜不报忧的看法和做法，将大大地脱离人民群众的需要，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相反，我们如果恰当地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和落后情况告诉读者，却会有积极的意义。
袁苓举例说，过去的报道中，也发过一些表现困难的稿件，比如某地群众积极战胜灾荒等等，可是数量太少，而且只是从克服困难方面去表现。袁苓认为，这样的做法也是片面的。
另外，“过去我们对照片质量的要求也有片面性”。过去，常常以形象差为借口，认为照片中的人物形象不好，穿的衣服破烂、背景不好看等等理由而不予发稿。这种做法，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是适宜的，但作为评审照片的重要尺度，则是不对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
助长了照片形象脱离生活现实，粉饰了太平。
在我们的报道中，不仅应该有一些照片来表现当前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困难和落后情况，同时在反映现实的时候，也应该是实事求是。袁苓还认为，这样的原则也大体上适宜于对外报道。
像新华社这样大量发行新闻照片的单位，是否也应该给报刊或某些报刊一些批评照片呢？袁苓认为“这个问题总社应向全体记者做一肯定的回答”。对“批评照片”的内涵，袁苓界定为：
批评照片主要是面对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缺点和错误。至于那些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则不去报道。
他提出“当前可以拍摄这些批评照片”：
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表现、生产和建设事业方面的铺张浪费、损人利己的本位主义行为、农业生产上因主观主义强制地推行新技术而造成的损失、某些学校因忽视政治思想教育而出现的歪风、各种违法行为、违犯公共利益和不道德的行为等。
有关“批评照片”报道方面，袁苓提出最棘手的群众闹事应如何报道。他认为，通常群众闹事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造成的，这类事件如能适当报道，对领导者是个教育，对群众也有益。但在采访过程中“需要采取更慎重的态度”。
目前不宜提倡摄影记者赶赴闹事地点去拍摄闹事当时的场面，否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袁苓提出的这一“原则性的新问题”，像在风疾浪高之时被投进大海的一块石子，并没有在新闻摄影界激起太多回声，此后几年更鲜有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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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出现的讨厌声（1）
在1957年的7月间，持续几年的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讨论是如何告一段落的呢？
争论的双方都保留自己的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从技术层面的争论，一直延伸到对“新闻摄影的特点”、“新闻摄影是不是艺术”等等根本性问题的追问。其间观点含混、相互纠缠，前后矛盾之处也颇多。参与者有新闻摄影报道的组织者、领导者，更有地方一线普通摄影记者，间或还有文字记者。万端气象，热闹得很！
显然，来自掌握新闻摄影话语权人的“理论高压”（柯善文语）并没有压垮诸多一线“干活”（摄影记者们的行话）的人，反对“组织加工”与“摆布”之声也没有在内心深处被绝大多数记者真正认同。编辑部与一线记者之间隔着很多层，少数人热热闹闹地讨论，与大多数人的冷眼旁观，形成鲜明对比。
听任这一状况继续存在下去，显然会引发诸多矛盾，对日常工作不利。作为新华社摄影部的领导，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旧问题”的无谓争论，而开始“新问题”的探讨呢？这是需要动脑筋的事情。显然，摄影部的领导不愿以整个部门的名义，在这件事情上明确表示赞同谁，反对谁，赞同哪些，反对哪些。纵然总社的领导可以表态，讲一些大原则，但作为业务部门摄影部的领导，对这样一个涉及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业务争论做最后评判，下出结论，显然是不明智的。得罪了那些“理论家”，会引来更多的争议，而得罪了一线“干活”的摄影记者们，那谁替你完成那些一次次呈送上去的摄影报道计划呢？
一位叫铁汉的讨论参与者适时出现了，时间是1957年7月15日。铁汉是新华社辽宁分社摄影部一员，他没有重复那些反复表白的观点，也没有站在任何一方，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带着厌恶的情绪“建议取消对组织加工问题的讨论”：
对于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讨论，据我所知，已进行了数年之久。近半年来，又有机会详读几篇此类问题的文章。若问感受，有是有，只不过现在我很讨厌它。我建议从我们讨论题上把这几个字眼儿取掉。
摄影部“新闻摄影”编辑部是如何回应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