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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兼土匪恶霸。这些人往往就成为农民起来后的斗争对象。一般不会兼营投机商业，不直接参与反动集团的中小地主，有许多也受地主当权派的压迫而日渐没落。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5）
同时，因为土地与粮食的投机比商业更少风险，也有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获得盈利时，不作扩大经营的打算，却抽出部分资金下乡买田，他们认为生意不如田地牢靠，而且也可藉此取得银行钱庄等放款、挪借的信任。这种工商业与土地的紧密关系，在1950年三四月减租退押运动中，曾全面暴露出来。
在国民党政府日益加紧的苛重赋税下，整个地主阶级为了转嫁负担、保证收益，对农民的剥削当然就日益加紧。首先是无限制地抬高地租。租额增高五分之一、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不等；分租制者至少提高一成。押租也是普遍提高，或者追加押租，原来不收押租的也要交押。此外高利贷的剥削也更加普遍，谷贷、青苗、会谷……辗转盘剥，农民负债剧增，一般达农户总数的一半左右。地主更乘农民之危进行夺地。其他额外剥削，地方捐税转嫁，也比过去加重，农民代地主缴纳征实，更要负担全部运输上的消耗和花费。
地主为了保证加租，租佃期限就日趋缩短，退佃成风。农民使用土地毫无保证，随时有被撤田的可能。租期短促，于是加剧了土地使用的高度分散。一方面，地主的土地分散出租给很多农民耕种，如邵阳靖合乡有一个地主有60亩田，佃户多至18人；有的地主在买田时就故意买得分散，以便多招佃户。另一方面一个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如作十二三亩），却有六七个东家。农民在押佃重重剥削下，自然无法安心生产，更谈不到发展生产。
至于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特别是抓壮丁和地方勒索的残酷，更是众所周知。人祸带来天灾，天灾伴随人祸，12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灾荒的连续性与惨重程度，实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灾荒、饥饿已成为农村常态。湖南更是连年水旱，农村元气耗尽，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村劳力与畜力大大减少，生产急剧衰落。据1946年国民政府统计，湖南荒地达耕地的40％。另据国民政府粮食部的统计，稻谷产量比常年产量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土地高度集中
湖南农村第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土地的高度集中。
中国南方的土地一般比北方集中，湖南在南方各省又较突出，比邻近的湖北、江西集中的程度都高。根据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在湘阴和丰乡4个保（代表滨湖区）、长沙黎托乡4个保、益阳1个保（代表丘陵区），邵阳震中乡3个保、益阳1个保（代表山区）的较可靠调查，农村各阶层人口与土地占有的情况，有如下表（百分比取约数，小数点以下数略去）：
阶 级
地 主
富 农
中 农
贫 农
雇 农
其 他
人口百分比
3
5
30
39
10
13
土地百分比
47
13
26
7
每人占地（亩）
19
5
2
0．2
公田百分比
8
上表统计虽较可靠，但仍只能说明湖南土地关系的一个基本趋势。估计实际情况与此有若干差别，因地主、富农一般瞒田较多，如将土地最集中的滨湖区平均计入，则全省地主占有土地当更多。
湖南农村中公田（官田、族田、寺田、学田等）特别多（一般估计至少在10％以上，表中8％肯定是低了的），实际上为地主阶级（和部分富农）所垄断，因此上表约占人口3％的地主，占有土地实达55％。据抗战中期华北各解放区的调查，华北一般山区，地主约占土地30％。湖北的调查材料（25个县39个村），地主占人口约3％强，占有土地40％左右。由此可知湖南土地集中的高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6）
湖南各县土地分配的情况是很不一致的。按全省范围来说，可以分作滨湖、丘陵、山地三种地区。滨湖区域土地最集中，如最典型的湘阴，全县地主只占户数2％左右，占有土地却达71％。湘阴和丰乡4个保，地主占人口3％，土地占60％以上，平均每人占地约80亩。滨湖各县都有所谓“洲土大王”，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1946年“滨湖洲土视察团”进行的很不完全的查勘，“拥有1万至7万亩洲土垸田者，有陈浴笙、王一华、聂士达、汤冬生、陈肃涛、杨丹青、张经、杨传清等20余人”。其次是丘陵地区，据长沙黎托乡5个保、益阳1个保调查，地主占人口4％，占土地45％（公田在内），大体可作为丘陵区的代表。山区较为分散：湘西等地山区，地主一般占地30％－40％；据邵阳3个保调查，地主占人口4％，占土地40％（公田在内）。此外，在经济、交通发达的城市附近（如长沙、湘潭），土地比较集中。偏僻山区比较分散。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土地也比较分散。
现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所调查的三种地区，各阶层人口与土地占有的百分比，制表如下（取约数），以供大家参考：
地区
阶级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其他
滨湖区
人口
3
4
34
42
9
8
土地
60
8
26
4
1
公田1
丘陵区
人口
4
7
28
36
5
20
土地
33
20
26
8
1
公田21
山 区
人口
3
5
23
44
16
9
土地
27
14
26
18
1
公田14
同时还应该说明的是，地主占有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好地（这是全国一致的规律）。湖南的土地除一般好坏之外，尚有田、土之分（土只能种杂粮，且产量少，一般产值只能抵田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地主是田多土少，而贫农则是田少土多。
湖南的富农经济是不发达的。据前表，富农占人口约5％，占土地约13％，即富农占有土地的比重比人口的比重约高一倍半。富农占有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租，如邵阳震中乡十六保，富农出租地占其所有地一半，当然这是较高的比例，不能作为代表。佃富农均占有一定的数目，上述丘陵区调查，佃富农约占富农人数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山区和滨湖区约占七分之一。佃富农占有的土地很少。富农经济不发达的最主要原因，是湖南租佃制度太发达，地主收租比自己经营划得来，收益可靠些。近年来由于粮食值钱，也有地主收回部分土地自己经营的，但不普遍，总数也有限。中农的人口比重与土地比重相当，这与过去华北和其他各地情形差不多。中农中佃中农人数很多，据上述调查，大约占中农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滨湖区佃中农数超过自耕中农数（附带注明：后表滨湖区中农人口高至34％，或是将若干上贫农错划成佃中农了），丘陵区约占自耕中农三分之一以上，山区约占五分之一。佃中农占有土地当然很少。因此一般自耕中农，每人不只占一个人土地。滨湖区中农平均每人占地在4亩以上，丘陵区、山区一般均不及2亩。
总的来说，3％的人口，占了50％至60的土地；而60％以上人口，只有不到10％的土地。到过湖南农村的人，并不需要作多少调查，就会感到土地是如何集中，阶级划分是如何明显。开国大土改前，有些湖南的*人士说：“湖南没有什么富有阶级，只有大贫与小贫，只有中产阶级。”通过上述调查，那种说法自然是可笑的、荒谬的。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7）
贫雇农赤贫户多
湖南农村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赤贫户特别多，毛泽东在大革命时就透彻地说到这种情形：“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 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根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七十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七十分中之五十。”（《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当年调查湖南农村的这个特点到1949年前后仍旧存在。情形与大革命时长沙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前表，贫农人口为39％，雇农为10％。“其他”13％中，多为手工工人、小商贩、担脚的和根本无职业的赤贫户等，因此雇农和赤贫户在农村中实占人口20％左右。全省贫雇农赤贫户总数在60％以上，或达70％。因为在土地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贫雇农赤贫户特别多，如滨湖垸田中佃农一般占90％以上，如将此平均算入，全省贫雇农赤贫总数就不止于前表的62％。广大的贫农占有土地是极少的，只有7％（华北调查是19％，湖北20％）。雇农赤贫“既无土地，又无资金”。
造成贫雇农赤贫特别多的原因，自然是封建剥削厉害，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历年天灾人祸所致。抗战后，中农下降为贫雇农，贫农下降为赤贫者，显然日益增多。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湖南壮丁被国民党政府征调者，约178万余人，其中虽有部分逃回，但总数还是惊人的。抗战后几年因灾荒不断，离村人口也日多；同时农村人口死亡率很大，这些农村减少的大量人口，自然主要都是贫雇农。因此前表贫雇农赤贫统计仍在60％以上，也可以说明中农下降为贫雇农的日益增长趋势。
贫雇农既不能靠耕作糊口，便多另求生活，所谓作田只是“赚间屋住、留个窝窠”而已。他们补助生活的办法多从事副业生产，学习手艺（泥木匠等），打零工、长工、担脚、抬轿、作土种菜等。女人也尽量纺纱续麻挖野菜，以资补助。但因战争损毁、交通断绝等原因，副业及手工业都很难维持，因此贫雇农一般无法保持最低的生活，有的逃亡觅食，有的往城市求生，有的只能在饥饿疾病中走向死亡。
封建剥削异常残酷
湖南农村的第三个特点，是封建剥削异常残酷。开国大土改前，有些人说，湖南地主的剥削不如北方重，这是根本不对的。
南方各省的租佃制度，历来比北方发达。据抗战前调查，佃农与半佃农合占全体农民的比例，北方10省为40％，南方12省占70％；湖南为77％。湖南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租佃关系上，地主掌握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出租的。这种租佃形式的剥削，表面似乎比华北某些劳役形式文明些，而实际上更厉害、更残酷。最突出的便是野蛮的押租制度，这在北方一般少见。湖南除了湘南及湘西少数地区外，押租制度普遍存在。
押租是佃户对地主除地租外的一种额外负担。表面上，押租是佃农在租佃土地之前交给地主地租的保证金，本质上，却是佃农给地主卖身的保证金。没有这笔保证金，佃户就没有资格列入地主的农奴队伍。地主利用押金，更便于垄断土地、积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来束缚农民。许多农民都是在交押金的时候背了债，长期甚至永远还不清。押金的数量，最普通的与一年租额相等，叫做“平批平租”（批即押金），但也还有所谓“重批轻租”、“轻批重租”等，这不过是地主因时制宜便于剥削的花样而已。农民如不能一次将押金交清，地主就要年年加息，在租谷内扣交，有的地主更将押金再以高利贷放给农民。交给地主的押金，按照字面上的规定，退佃时应全部退还，但地主总是想尽一切奸诈手段，七折八扣，直至化为乌有。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8）
地租以额租最普遍，分租不流行，额租一般是按租约上书写的出租田的产量，主佃对半分。由于押金轻重及其他原因，又有主佃四六、*、三七、七三等不同形式。不缴押租田地，收获多东七佃三，也有东八佃二甚至东九佃一的。然而通常租约，额定产量多高于实际产量，因此名义上是对半，实际上地主收的成数要高过定额。如果以押金利息计处地租，则实际地租就比额定租率更要高得多。押租愈重，实际地租愈高。
至于其他的额外剥削；简直没有办法写得清楚。1950年2月4日益阳专区的《湘中日报》，刊载一篇统计材料，地主的剥削花样有120种。有些名目，由于已经过去了50多年，现在人很难弄得明白了。以下举出大家容易懂的几种：例如虚报田数，长沙叫“写冒庄”，宁乡叫“纸上开田”，就是租约上的田数比实际要多，所以有的租额名义轻，而实际上很重。例如欠租转为高利贷生息，以牲畜杂物作抵押。例如“粪厚加租”，佃户把田种肥了，地主就要加租。例如水租，佃户用地主塘里的水，每石田要交多少谷租。例如指仓交租，租谷要送到地主指定的地点去，耗费劳力很大。例如交租“车谷”时，风车重绞，加大风力，每石要多车四五升。例如送礼（副产物剥削），送租鸡、租鱼、租肉、稻草、豆子，山里有什么就要送什么。例如请酒，请“春酒”、“新米酒”、“看禾酒”、“写批酒”。例如大斗收进，小斗借出。例如无偿劳役：抬轿、舂米、挑水、晒谷、打鱼、修房、红白喜事，每年少则十几个工，多则三四十个工……这些额外剥削，农民讲一天一夜也讲不完。
高利贷在湖南是很普遍很复杂的，从1937年到1949年特别残酷，这里不多赘述。
在这样严重的残酷剥削下面，农民往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正产收获都被压榨去了，不但难以进行再生产，连生命都无法延续。这就是农村破产，一切春荒、夏荒的基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农民一年辛苦到头，还要长年吃糠、吃草的根本原因。
另外，湖南地主阶级在政治与思想上统治手段的毒辣，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他们既有北方地主野蛮的特性，又有南方地主狡猾的特性。他们利用衙门保甲（政权），团防土匪（兵权），祠堂宗法（族权），公私学堂（学权），庙宇会门（神权），1937年到1949年，更是借国民党的党、团、参（议会）、特（务），将农民束缚得紧紧的。
农村的乡保长，不是地主亲自出马，必由他们幕后操纵。像师长赋闲时办团防，六七十岁的猪仔国会议员争做保长，这在别处都是很少见的。为了掌握学田公产，搜刮农民油水，湖南地主最善于采用办学校、办善堂、修桥铺路、积谷“防饥”，这一套名利双收的办法。
湖南农村的祠堂、庙宇和学校特别多，这都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好工具。伽蓝、观音帮地主办了不少事情。祖宗族法恰好迷糊了农民的阶级觉悟。“读书先生”在农村分外受人尊敬。湖南地主会打官司，善于告状，也是特点。至于圈子会门，扶乩立坛，更不知欺骗笼络了多少农民。
湖南地主阶级的野蛮统治，在滨湖和湘西表现得最为突出。滨湖是“强管洲，霸管水”的世界，谁有权有势，谁就可以占地挽垸。争夺洲土时，佃户被双方“洲土大王”驱使互相残杀，最野蛮者有将对方佃户抢来杀掉，用大锅煮人肉吃的。湘西土匪恶霸地主，自筑寨堡，自设关卡，自立公堂，烧杀劫掠是家常便饭。湘西流行的说法是：“有枪就有势，有势就有官，有官就有钱，有钱就有田。”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9）
所以有人形容湖南地主阶级，说他们“能文能武”、“能屈能伸”、“半新半旧”、“亦官亦商”、“舞文弄墨”、“好事生非”，“上承曾（国藩）左（宗棠）衣钵，下受蒋匪薰陶”确实是一点不错的。
6、西南土地问题的若干情况
这里说的西南是指开国大土改前的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和重庆市，不包含西藏。所阐述有关土地问题的若干情况，是散见于当年报刊和有关调查材料的综述。能够充分说明西南农民遭受地主恶霸的残酷压榨，农村破产和生产衰落的原因，也说明加速分配土地对于西南的重要意义。
土地占有情况
根据重庆市郊原十五区三保、十六区九保、十七区十保、十八区十八保和北碚县龙凤乡八保共5个保的调查统计：五个保共有田地16496石2斗8升5合。地主占有12731石4斗3升；富农占有1256石4斗；中农占地1416石4斗4升；贫农1089石6斗9升；其他雇农、小商人、手工业工人等占地2石3斗2升5合。其中十八区十八保地主占地更达％，中农、贫农占地不满3％。五个保共1196户，6159人，其中地主共104户，495人；富农55户，426人；中农、贫农、雇农和小商人等1037户，5238人。平均地主每户占田地122石4斗余。这就是说：占总人口数8％的地主，占有土地75％至96％，而占总人口数85％以上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少量的土地。
川西是西南地区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况是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的4％左右，而占有土地总亩数的65－75％；中、贫、雇农占总户数80－90％，却只占有土地总亩数的20－30％。如成都县城区镇七保地主户数不到10％，占有土地77％，而占85％以上的中、贫、雇农，却只占有14％的土地。
西康汉人地区的情况和四川相类似。芦山县五个保占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以上的田地；占人口90％左右的中农和贫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则只占有田地20％左右，中农贫农占有的水田仅占水田总数的％，其余水田全为地主富农所有，地主所占有的又绝大部分是上等好田和肥沃土地，中农、贫农的田地都是土质坏的山岗、坡地或不便耕种、缺乏水利的田。
实物租
西南各地租佃形式极为复杂，剥削的方式也种类甚多，兹择其主要分述如下：
实物租：分定租、活租两种：
甲：定租
四川、西康农民称它“钱板租”、“死租”、“呆租”，贵州农民叫它“认花”。四川和西康雅安专区定租较普遍。贵州除安顺县城周围及兴义县城关东平村等地外，用这种形式较的少。租约上写明“天旱水涝，不少升合”，就是不管年成好坏，天灾人祸，必须按约交够租额，不能短少。这种形式出租的田，土质及自然条件一般较好，如地势好，水源近，天干水旱影响不大，租额较高，一般占土地正产量60－80％，如遇歉收，租率可达100％。
乙：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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