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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民们一天辛苦得来的柴，柴山老板（地主）硬要抽去20％至40％，人工、运费还得由樵民自己出。有的老板不要柴，按镰刀索柴课，不管你打多打少，每年（只有六七月能打柴）每把镰刀要缴谷4石左右。有一年在飘尾，一个姓王的大地主来收过一次；伪岳阳县政府来收过一次；国民党军官总队也来收过一次。这样每把镰刀收去了8石谷。樵民对哪个也不敢不给，有时双方争索柴课，发生殴斗时，遭殃的也是樵民。
渔民在湖里捕鱼，必须缴“渔课”，一般占捕鱼量40％到60％。“洲土大王”还购置专事巡湖索课的汽轮、木船，威风凛凛地在各鱼湖中来往巡视。1948年快过年了，沅江一区渔民余长生，还没有一粒米，乘夜驾船到日落滩湖，想捕点鱼换米过年。不幸被巡湖的碰上了，当场把鱼网扯得稀烂，鱼也没收了。湖主还吩咐保长罚了他5块银洋。他哪里拿得出？眼睁睁看着一家人的命根子——渔船，被湖主划走。
此外，渔民们还受着国民党的“月捐”、“渔业工会会员费”等征课，及鱼行的高利贷和佣金等中间剥削。
许多农民都说：“要说苦呀，他们（樵民和渔民）比我们还要苦！”
伴随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洞庭湖滨是一次又一次的水灾。有的垸子7年之中溃垸3年，也有一年内连遭两次水淹。1949年（当时尚未解放），滨湖11县共溃决堤垸441个，淹没垸田174万余亩；另有垸堤虽未溃决，渍水成灾的垸田253万余亩。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计减少稻谷产量1490余万石，使120余万灾民流离失所，很多人陷于绝境。
激流冲跑了农民的房屋、牲口、农具，吞没了将要收割的稻禾，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这是天灾，但是，这天灾是由人祸带来的。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解放一年后的滨湖农民，看得更清楚。1950年4月间，华容新生大垸的修复工程完工了，远近15000余农民赶来祝贺，并送了一幅生动的对联“六十年来，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个半月里，翻身农民挽垸，一举成功”。为什么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呢？农民们都说：往年修堤的经费都比今年多，真正用在堤上的最多超不过四成，其余的被堤务局委员们塞进腰包，或者是住旅馆、嫖*、吃大餐以“事务费”的名义报销了。要是像今年一样，真的把农民们拿出的修堤经费、渔课和贷款都用在堤工上，垸堤是能够不溃的。
第一章 黑手高悬（9）
滨湖各垸均设有堤务局，解放前为地主劣绅把持。当权地主常把名义上东佃各出一半的修堤费，用虚报、挪移种种办法，全部或大部转嫁到佃户及小农户的身上。堤务局委员们并不将治水防灾放在心上，而是把堤务局当成贪污自肥和尽情挥霍的机关。就拿抢险来说吧，购买防汛器材的钱款，作为“事务费”——包括旅馆费、招待费、旅费等报销了，大水发来，便手忙脚乱的派枪兵拆掉农民的房子，收拾破被烂席，赶着农民去抢险。洪水冲垮了垸堤，委员们又可藉口“赔偿农民损失”，趁机发一笔“抢险财”。
各垸堤务局开支“事务费”通常占总经费60％以上。汉寿县太和垸堤务局半年的账目，各种事务费名目十数项，纸张费一项即为18石米，烟丝费是7石米。澧县七里湖地主周承霖当堤务主任时，曾利用修堤贷款，做了一笔生意。他以银洋2元1角1石谷计算，领了300石谷的“贷款”，只花1元8角钱1石，买到300石谷；待谷价涨到4元时，再把谷卖掉；又用这笔款，放了一次“拆息”（一种短期高利贷）。于是，周承霖由拥有200亩田骤增至700亩田了。这在滨湖官吏身上，是极普遍的事情。
再看，垸堤溃决时的事实：湘阴县十一区余家垸，地主易景山当堤务主任，1949年除按每亩收3斗堤费外，还向伪政府贷了700石谷和2两4钱金子的贷款。贷款经伪省参议员胡达、县参议员刘爱山层层贪污，钱款到垸子，又被易景山一伙预支了，堤却未修，也没准备防汛器材。农民们着急了，去问易景山，易景山说：“我们的土质好，浪越打土越紧。”
5月17日夜，大风浪来了，堤上的土一块块崩下来。农民们急忙找堤务局，易景山就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溜走了，眼巴巴看着溃了堤。接连又淹没了*、复兴、林新垸等3垸13000亩良田。
和丰垸1949年未溃垸。1948年水位比1949年低二三尺，垸堤本可不溃。水势正紧，堤务主任廖子成（地主）到外垸催租去了，留下他的走狗刘仕卿（堤工长）在局主持。6月20日有几个农民，发现在廖子成田的附近堤上，有漏洞浸进水来，当即鸣锣救险，刘仕卿极力阻挡。因为，按老章程，在谁田里堵口，谁出抢险费，刘仕卿想替主子省些钱财。他用手枪把农民赶散，随后就和一些狐朋狗友喝酒打牌去了。漏洞越冲越大，大水灌进了和丰垸，刘仕卿还在和朋友们玩牌。就这样，3万余亩即将收割的稻禾，2万多人民的财产，葬送在这个小流氓手里了。
洞庭湖在泣血，洞庭湖在呻吟！是天灾，更是人祸！
4、泣血的花赛圩
花赛圩位于安徽省郎溪县城西约20华里，紧靠南漪湖，周围45华里，17个自然村，分成三个行政村。据《朗溪县志》载，开国大土改前，这里计有男女人口2100人。这一带土质肥沃，有良田9800亩，但其中占总人口％的农民，只有土地900亩，不到总土地的1％，而恶霸大地主吴国光一家50人，仅占总人口的％，却占有99％以上的土地，即8900亩。农民们在吴国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谁养活了谁？”从这个圩里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答复了。
远在太平天国时，这一带居民流散，圩堤倒塌，满清的一个姓方的统领率领军队，*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之后，就到了郎溪，看见这一带地方好，就剥削士兵劳动力，修筑了永新圩，该圩有田2800亩，至解放初方家仍独占2000亩。花赛圩在永新圩之南，是永新圩的外圈圩，面积较永新圩大三至五倍，方家无力修筑，即奏请满清朝廷，由工部吏部会同拨款修筑。满清被推翻后，军阀们即组织湖丰公司，统一管理及收租等事。由张之洞的临栈经理计兴芳兼任经理。
第一章 黑手高悬（10）
1924年军阀卢永祥部团长吴南陔（吴国光的父亲）与计兴芳熟识，由计出面，以3万元银币，将花赛圩卖与吴南陔，因该圩是公圩，为免地方的反对，在圩田中割出1800亩，“赠送”给郎溪育婴堂，以作掩饰，实际是私吞自肥罢了。从此花赛圩的农民在吴南陔的剥削下，过着更加悲惨的牛马生活。
吴南陔购得花赛圩后，采取暴力欺压手段，强征民工，修筑圩堤。当时军阀割据，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湖北、河南等地百姓都纷纷由家乡逃荒出外至此，劳动力非常低廉，吴南陔即以修圩有田种为饵，诱骗逃荒难民参加修圩、开荒。老百姓流血流汗，修好了圩，开出田地之后，每亩租稻却由“公”圩时代的40斤至80斤，一下增到142斤（其中2斤是给埂长的小租），平均约增加了一倍多。吴南陔又分段设埂长，帮助他统治农民，并实行史无前例的市亩制，原田亩八分的作为一亩上租，原来一亩的作为一亩三分。如此残酷压榨，不上几年，吴南陔的肚子就被农民的血汗胀饱了。吴南陔除嗜大烟外，拥有妻妾四人，荒淫无度。
塘埂头村有张、陈二姓，共52户，有祖产田306亩及村基一处。该村位于圩中心，四面环水。吴家独占了90％以上的土地，仍然还不满足，为求全部土地集中在他一人之手，强迫张、陈二姓搬家出圩，并威胁要毁掉房屋和村基。张、陈二姓根据铁证，涉讼四五年，花了好多钱，将外圩良田百余亩，悉数变卖，还卖了耕牛农具等，后来田产村基虽未被侵占，但全村已十室九空，濒于破产。
吴南陔为霸占张、陈二姓农民田产房屋，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1926年春，稻种已下地，吴南陔因张、陈二姓农民不屈服，没有达到霸占村基的目的，就将该村所佃种吴家田280余亩全夺回去。张、陈二姓贫穷以后，吴南陔用经济势力，分化农民，企图以600石稻谷高价，收买陈云泰瓦房八间。但农民们团结一致，未受利诱，农民们说：“张、陈二姓宁愿讨饭，饿死，不卖村基、房屋、田产与吴家。”仇恨的种子，深深埋藏在农民们的心里。
吴南陔在威胁利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以后，定下毒计，将张、陈二姓田亩四周筑起小埂，名曰张、陈二姓埂，与花赛圩隔绝，不许他们过水，大水时无法排水，天旱时无法戽水。如1934年大旱，吴家的田可从南湖引水灌溉，收成没有受到影响；张、陈二姓的田则因天旱欠收，使农民遭到很大困苦。又如1948年大水时，吴家的田可以排水，张、陈二姓农民的田只好被淹，结果，水越来越大，圩堤破了，使大家都遭受到水灾。
吴南陔除了筑小埂封锁张、陈二姓农民外，修大堤时，仍要强出劳动力。如1943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修徐湾大缺口时，吴南陔的儿子吴国光即利用武力，将该村张小宝、陈传春等10余人捆绑起来，并用枪打破陈其富的头，强迫上堤修筑。既然圩堤为大家共修，堤是大家修的，可是吴家又向有少数田的农民收修埂费，如北埂头徐姓一姓有田400余亩，每年要向吴家纳埂费稻每亩7斤，合计就要缴纳2800斤。
1942年大水破了圩，吴国光将圩田2000亩售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李寿雍，得田价米2000石，后又与安徽省建设厅长张宗良相勾结，买官殃民，修圩则用武力强征民工，每亩田征土200担。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黑手高悬（11）
除此以外，每逢大水破圩时，吴家乘机骗取上千农民盖章按手印，联名向伪政府请求救济。1948年吴家曾用这办法领了500担米，修圩的农民们连糠皮也未见一粒。
吴家在花赛圩25年的残酷压榨事实，不可胜数。开国大土改前，当你问起每个老百姓时，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吴老爷家害人事件，三天三夜说不完。”因为圩是吴家的，所有水塘、土地都归吴家所有，农民不准捕鱼、种树及其它任何副业生产。他对鱼业的剥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账制，农民车塘或捕捉时，必须事先报请吴家派人监督，凡鱼满四两重的归吴家，小的归农民；另一种是包账制，即某个塘农民以交若干数量米包下，但较大的塘农民除纳包账米外，另要负担无理的额外剥削，吴家要大鱼拿几十斤或百余斤不等，说是“老爷吃的”。每个塘的包米四五石至六七石不等，每年鱼的出产，吴家所得至少在大米百石以上。好多农民因为生活无办法，捉几条鱼而受到吴家的打罚的很多。
1948年1月，李城埂农民徐成贵、何登仙、任强喜等因天寒岁暮，生活困难，于是冒严寒，打破冰块，赤膊摸鱼，结果所捕的鱼被吴家拿去。而且就因为这一点事，在那年11月，吴家嗾使爪牙，一夜从该村捉去8名壮丁。同年3月，北埂头农民张小和、徐光仁等6人，私自车塘捉鱼，除鱼全数没收外，并将带头的张小和带到吴家押起来，后经全村农民跪求，处罚了60个工做圩才释放。但没多久，又将张小和捉去当壮丁（张小和在淮海战役时被解放军俘虏，后参加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每次圩里如被水淹而退水较早，可能长出二道稻，但此稻不归农民收割，由吴家分段包与人放鸭，每只鸭约可得租稻十斤，这种剥削，真是无孔不入！除此之外，吴家自己养鸭鹅数千只，可以随便损害农民庄稼，而农民养鸭鹅，每只要纳税米3升，比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还要厉害几倍。农民在塘里种藕，到挖取时，亦必须报请吴家派人监视，三七分，吴家不费吹灰之力，每担得70斤，还要送到吴家门上。农民花种钱，花劳动力，每担只得30斤。有一年，徐湾农民8人，合伙放了一塘藕，没有通知吴家，险些闹得拆屋毁灶、赶出圩外。他的几个狗腿子，如吴子长（跛子）、吴怀国等，依附大地主吴国光势力，也可以随便借粮，随便牵牛耕田，随便使唤农民。有一次，港口农民因私自挖藕犯了吴家的“法”，被吴跛子痛打一顿后还说：“打死了你，还要割你块肉去见吴团长。”
农民在圩上所种树木，不准农民砍伐、打柴。因此谁也不愿植树，所以全圩光秃秃，极少树木。凡种吴家的田，租票每年都要调换，在一年中，农民犯了地主吴家的“法”，第二年即要抽起田，给旁人耕种。同时换租票要办酒，要花中费，这是农民所受又一次额外剥削。
这一年如果不破圩，不管荒熟年一律要上全租。有一年田禾欠收，夹河口村农民置备了酒席，请吴南陔来看租，央求他减少租稻，吴大吃一顿后，看了看田反说：“今年稻子长得很好，每亩加租20斤。”农民再也不敢要求减租了。
吴家依仗官僚势力，概不负担反动政府的保甲捐、壮丁捐、自卫捐等一切苛捐杂税。而为了*农民的反抗，吴家平日在门前武装站岗，俨然衙门，并在郝村、港口两处，各设监房一所，犯他家“法”的，随时拘押，重的还要送县里。另外还有捆绑、吊打、游埂等种种私刑。有一次，徐湾农民家的耕牛吃了吴家3棵稻，牛被吴家扣留，结果以300斤稻赎回。
第一章 黑手高悬（12）
吴南陔死后，其子吴国光勾结上了匪首张宗良，所以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充任了伪三青团郎溪支团长。吴南陔的侄子吴常熙，做了国民党郎溪县党部书记长，有了这些官僚势力，吴家对老百姓的压榨更日甚一日。
1946年，伪建设厅为修筑花赛圩拨稻500担，全被吴国光私吞。他巧立名目，以每亩田征土200担来修圩，将公粮买枪十几支。从此，吴国光全副美式武装配备，出门非马即轿，卫士4人，各执冲锋枪，前呼后拥。这些武装除保镖工作外，最重要的，就是帮他催租和压迫农民。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歼灭，解放军眼看渡江，吴国光在1949年1月，组织反动武装——七六O三部队，以菜籽100担，小麦200担的代价，买了团长名义，流窜东坝、高淳一带当“吃光队”，解放前逃往台湾。
海边是这样，江边也是这样；太湖是这样，洞庭湖是这样？花赛圩也是这样，那么山区呢？
不用说，山区也是这样！不是早就有一位诗人说过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5、天目山的“典妻”悲剧
茂林修竹、叠山重岭的浙西山区，集中了江南风光之美。美丽的天目山是人们消闲冶游的乐园。但这“乐园”的底层，蕴藏着农民的悲愤。封建的土地制度下，山林的被霸占，给美丽的江南风光，涂上了暗淡的颜色。
解放前夕，在天目山区周围11个县的临安专区，除了数目不多的城镇以外，到处是三三两两的灰色茅棚，分散地伫立在山沟山腰甚至山顶上。千千万万的荒山开垦者——贫苦农民，就在这些茅棚里居住。类似这样的山区，在浙江省占了71％以上。该区山多田少，山林占全专区面积的80％。天目山主峰西南部的昌化、分水等县山的面积竟占达90％以上。在这些高山重岭中，可耕的土地数量极少，全专区人口百余万，仅有120万亩田地。耕田虽如此少，而占人口4％的地主阶级竟占有土地达50％。占人口90％的农民只对40％的瘦脊土地有所有权。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则是根本失去了土地或只占有极少量的土地。土地缺乏，使全区50％至60％的农民不得不依靠经营山林而生活。他们傍田而居，依山筑舍，整年整月地进行着过度的和冒险的操劳。许许多多人世世代代开山种地，却终生没有一块土地。
地主由土地的兼并发展到山林的霸占，有钱有势的人向官府“报粮认税”领取山林，有的则依靠势力“指山为界”，将大片“无主”的山林归并在自己私造的契约之内。如分水县蠡湖乡在1917年以前人口特别少，许多山林无主经营。1917年段祺瑞执政时，勒令建立清山局，要群众领山认税。清山局多为地主豪绅所把持，该乡清山局即是本乡的满清拔贡王秉融任总董事，王曾任淳安县知事，其子王植民任清山局秘书，父子二人总揽大权，霸占了该乡四分之一的山林。
乐清县芙蓉西塍村余鼎三，是由大官僚变为大恶霸地主的。余鼎三曾当过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中将师长，代理过十九军军长。在做官任上，他仗势捞到了不少钱，到乡里用低价强买了农民300多亩田。由于当地山多田少，这点田产当然满足不了这个大恶霸的欲望。于是，他一回到乡间，就贴出“封山条例”，霸占了芙蓉地区所有的“官山”，不准当地农民上山砍一根柴草。余鼎三霸占这片山地后，坐上一个特制的沙发轿子，亲自查看了十多天。最后狂喜地翘起大拇指说：“鸟飞十里，歇的是余家树；人行百里，走的是余家路！”而且他还狂妄地宣布，为了名副其实，从这天起，将自己的名字改作“余鼎山”。
第一章 黑手高悬（13）
到解放时，临安专区除部分尚未开垦的原始山林和无用的“无主”荒山之外，地主霸占可经营的山林竞达70％以上。孝丰县大地主周茂兴占有山林将近万亩以上。山亩的计算有“喝山亩”（即喊声所至为1亩）及“敲锣亩”、“滚石亩”、“估山亩”等各种方法，其实际占有面积往往超过其亩数的数十倍。孝丰、临安、於潜等地地主霸占山林的范围有的遍及一乡一县。
天目山周围的几个县中，几乎每县都有着占山为王的土皇帝。例如临安县的“雌老虎”、孝丰县的“四大老爷”、於潜县的“四大家”、昌化县的“陈家五虎”。该区地主普遍实行一种征收农民60％或70％租谷的“订租制”，佃户所需的牛力肥料均由自己负担，有些田坏的农民辛苦一年却只得二成或一成。在许多地区又有预租制、包租制、活租制及空头租、劳役租、兵役租、送年节礼等苛刻的超经济剥削。
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村的地主和国民党政权密切地结合着，所有的伪乡长都是地主或地主的爪牙充任。自抗日战争以来反动党团的势力更是深入到浙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