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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3）
“进行减租减息，农民说要斗理、斗力、斗法。所谓斗理，就是进行说理斗争。……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宣传力量，造成‘不减租减息没有道理’的舆论潮流，有了理，就会得到社会的同情，能大大增强农民的斗争信心和勇气。所谓斗力，就是较量力量的斗争，依靠有觉悟，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去斗垮地主破坏减租减息的一切阴谋诡计。……可选择一个最顽固的大地主，只要把他斗下来了，其他地主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谓斗法，就是依据法律进行合法的斗争。”
由于减租减息政策和斗争策略的进一步完善，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斗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未分配土地地区和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各根据地的巩固区，1942年5月以后均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群众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山东各根据地1943年10月统计共有47854个庄37万多亩租地实行了减租，平均每亩减租粮31斤多。有4435个村庄开展了雇工增资，近7．3万雇工增加了工资，平均每人增加工资折合粮食165斤。华中苏中地区有101万亩租田减租，占全区租田292万亩的45％。
但是，由于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频繁扫荡和蚕食，地主阶级本身具有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影响，某些根据地地方领导不力等原因，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明减暗不减、地主非法夺佃、变相加租、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情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此，1943年10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布了毛泽东的《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在秋季认真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彻底实行减租，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运动。
查减：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被称为《*中央十一指示》，为贯彻这一指示，将那些由于地主对抗造成的“明减暗不减”或“漏减”的问题予以解决，1943年冬至1944年春和1944年冬至1945年春，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开展了“检查减租政策”运动，简称“查减”。
查减，是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化，它的任务是要“深入检查，发现问题，重新发动，重新解决”。这是一件十分复杂和细致的工作，因为经过初减之后，有的问题已经隐蔽起来，或改变了形式，较难发现，干部当中容易存在“没有问题”与“差不多”的看法，所以查减的工作方法和初减时的工作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各根据地都是先组织干部进行学习，对照政府法令检查本村减租减息的情况，初步揭露干部本身不敢减租等一些问题，以引起注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纠正对于查减运动的糊涂看法；同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不重视，不抓紧减租减息工作和“自己翻了身，忘了群众”的错误思想，从而下决心要彻底减租减息，为群众解决困难。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接着就是分头下去发动群众，进行个别访贫问苦，召开“谈痛苦会”、“算帐会”、“租佃会”等各种会议。在谈话和开会时，干部首先检查自己对群众的痛痒不够关心的错误，同时引导农民都来“腾肚子”，“倒苦水”，找穷根，引导群众来算帐——算算为什么会穷？算算几年来按照政府法令向地主多交了多少租息？特别是把减了租息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未减租息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加以比较，算算对比帐。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4）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开展和地主的说理斗争，由佃户当面揭露顽固地主抗拒政府法令、破坏减租减息的不法行为，把他们的百般花样、万端欺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打落其威风。最后是处理问题，进行退租退息，翻地换约。
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查减”运动中还开展了反恶霸、反贪污、算旧账、清查“黑地”（即隐瞒不交纳田赋公粮的土地）的农民群众斗争。这场斗争的兴起，势如破竹，汹涌澎湃，给予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斗争果实大部分都分配给贫苦农民，特别是那些既不是佃户，又不是雇工的赤贫农民，使他们从长期的赤贫地位中解脱出来，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据《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3日报道，山东胶东地区栖东县7个区295个村，经过反恶霸斗争夺回现金20700元，土地3315亩及油房1处，反贪污索回22900元，粮食11300斤，反资敌、资匪索回24630元，查出国民党土顽部队匿藏物资近百万元。
据晋绥边区14个县不完全统计，1944年农民在斗争中，共获得土地6455235亩。山东文登县农民在1945年上半年在斗争中获得土地5万余亩，占全县土地总数的10％。
查减运动全面深入的展开，使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绩，使农民身受的封建剥削大为减轻，从而充分调动了他们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保证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
4、《五四指示》的发布
毛泽东的打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建设一个和平*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的打算是：“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基本上是赞成这样做的。但是，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却使减租减息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明知国民党没有和平诚意的情况下，依然派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促成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签定停战协议。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利用和谈为幌子，不断调兵遣将，为全面内战做准备。在当时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必须考虑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在国民党反动派尚未公开彻底撕毁政协决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仍以实际行动履行决议的有关规定，只在决议允许的范围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正如《解放日报》1946年1月1日社论所指出，“减租是全中国都要实行的要政，解放区应当成为全国减租运动的中坚与模范”。1945年11月7日，*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解放区的两件大事》，阐明“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还不是没收土地”。
*面临的重大问题
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和国民党相比，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依然没有改变。到1946年7月，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之比约：1。国民党统治着全国约76％的面积、3．39亿人口，还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拥有几乎全部近代工业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国土总面积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处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其160万的正规军调集内战前线，全面完成了内战部署。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占优势的蒋介石狂妄叫嚣，要在3个月内摧毁解放区。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5）
在全面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动员广大解放区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支持革命战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解放区的农民迫切希望得到土地。他们要求突破减租减息所规定的具体政策，直接分配土地。这种情况的出现，其直接原因是1945年春季反攻以后解放的广大新解放区在除奸反霸斗争中收回了一批土地。新区几年来土地关系变动中又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需要调整。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减租减息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土地政策，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干部群众便要求突破它，以便更直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即使是经过多年减租减息的老解放区，虽然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它仍然影响着广大农民的生产情绪和革命积极性的发挥，农民仍普遍要求合理解决土地问题。
反奸、控诉、清算
在新解放区内，结合减租减息，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控诉、清算等多项群众运动。很多农民在运动中突破了减租减息的限制，获得了土地。
首先是没收和分配日寇、汉奸的土地。在新解放的地区，*政府根据农民的要求，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所霸占的土地都予以没收，无代价地分配给农民耕种。
如*中央东北局于1946年3月20日发布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规定“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致荒芜”。此后，东北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分配敌伪土地的运动。各级党和政府派往各村、屯的工作队，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通过农民自治会等群众组织，对土地、人口、缺地状况等，进行调查研究，开展群众评议。在分配时以人口为分地的主要标准，照顾劳动力和贫苦程度，将敌伪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部分没有敌伪土地的村屯，与敌伪地多的村屯进行了土地调剂或移民。一般军属、烈属和贫苦农民都得到了较好的土地。在东北的嫩江省，仅没收由日寇移民组织的“开拓团”及东北汉奸组织的“满拓团”的土地就达3825152垧；绥宁省（牡丹江）的宁安县则没收了敌伪占有的67407垧土地分配给农民，得地的农民共有112001人，平均每人分得土地亩。
在华中，苏皖边区的七分区（包括泗县、泗宿、泗阳、邳阳等县），没收汉奸的土地共有7万亩。
在山西的宁武县，没收大汉奸的土地万余亩，房院2500余间，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和居住。
另据承德、隆化、围场、滦平、平泉、丰宁等6县的不完全统计，农民在1946年5月间已从大汉奸及恶霸的手中获得了85000亩的土地。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清算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
所谓清算，就是在敌伪时期受尽压榨凌辱的农民起来向汉奸和地主阶级算帐，具体地说主要是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等三个方面。清算租息，是指地主在正租以外对农民的额外剥削、在敌伪时期所加的地租以及通过高利贷盘剥从农民手中夺去的财产等。清算霸占，是指汉奸、豪绅、地主在敌占时期依仗反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中强行掠夺去的土地财产。清算负担，是指敌伪时期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无理负担（苛捐杂税、各色摊派、劳役等，有许多是地主转嫁给农民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6）
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各个老解放区都抽调大批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参加这场斗争。各地从惩办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入手，控诉他们的罪恶，清算奸伪*凌辱，清算奸霸贪污霸占，清算地主转嫁的敌伪负担，清算黑地等。由于那些汉奸恶霸地主多年的为害早已超越一乡一村的范围，所以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声势浩大，是一场村与村联合、城乡联合、各阶层联合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华中解放区在1946年初1个半月中就有40万群众参加斗争。仅江苏省淮安市就有3万群众控诉公审两名大汉奸。热河省承德市万人控诉32名作恶多端的汉奸。河北省武安县（当时属太行区）城内一批大的汉奸地主，曾借助日寇将战前收租的18斤斗改为24斤斗，加重盘剥，转嫁负担，1942年增加土地1000余亩，迫使六七千户农民流离失所。这次武安召开的诉苦大会，3000余人联合对地主清算。晋察冀区的大同县125村联合进行反奸斗争。
经过这样一算帐，就构成了地主对农民的一大笔负欠，除了付一些现款外，大多得靠出卖土地来清偿（或直接以土地来偿）。这样，农民就从地主手里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在大多情况下又取得了地主书写的契约）。
另外，有些农民还通过向地主购买、地主无偿转让等途径获得了土地。
与孔府说理
在反奸清算中，新解放区还在继续减租减息的基础上，组织佃农开展和地主的说理斗争。佃户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如山东曲阜县大地主孔府的万余佃户世代受剥削，减租运动中佃户们想与孔府作个总的清算。但经过上级农会和政府反复说明政策，佃户要求只依法退回1945年的租粮。1946年3月25日，10000名佃户按村编队，进城说理。他们高呼：“只有减租减息，才能提高生产，交租交息才更有保证。”他们向孔府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取消百户（孔府任命的佃户管理者）”，“禁止奉卫丁（孔府自己设立的类似于警察的机构）打人骂人”等13条要求，并事先派人通知孔府。
当代表们说明来意后，孔子后代孔令煜甚表同情，派代表答复：“大家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孔府不合世界潮流的地方，必定快改”。经佃户和孔府双方谈妥，即共同去县政府立约签字。事后孔令煜一再向众人表示：“万人行动井然有序，实前所未见闻者。”曲阜的知识界也反映：“共产党和农民并不抹煞历史，既减租又无损于圣人。”
对形势的不同认识
面对着急风暴雨式的农民土地斗争，社会各阶层有各种反应。地主、恶霸进行疯狂的反抗，他们暗杀农会干部，在干群之间、群众内部挑拨离间，破坏土地斗争和果实的分配。他们不仅在农村散布变天谣言，欺骗、恫吓农民，而且跑到城镇中制造舆论，诬蔑农*动是“杀人放火”，“无法无天”。
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听了地主的话也恐慌起来，也说农民“弄得一塌糊涂”。
对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党内也产生了不同认识。大部分亲自领导或经历农民土地斗争锻炼、了解农民要求的干部表示赞同农民取得土地，希望中央按照实际情况领导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一部分干部在抗战胜利以后盲目乐观，对内战的形势估计不足，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他们拘泥于1942年的减租政策，不敢触动地主的土地。也有部分干部只看到农*动中出现了侵犯中农，果实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之下是可以纠正的，他们轻信所谓农民“搞错了”，“搞槽了”的论调，认为应退到1942年减租政策所允许的范周之内。还有一小部分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干部，没有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害怕和憎恨农民的斗争，也故意夸大群众运动中的错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7）
在这种情形之，党如果没有坚定的方针，不坚决支持农民起来夺取土地革命行动，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迅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有可能造成根据地的混乱。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日益恶化，内战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这也需要党及时改变土地政策，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应付严峻的局面。
“五四指示”
为了制定新的土地政策，*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区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1946年5月4日，会议在延安召开，由刘少奇主持，参加的有毛泽东、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康生等中央领导，还有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会前先下发了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与讨论，胡乔木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胡乔木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任弼时首先发言。他说：“华北和华中各地农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如果按照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办法，目前运动中许多地方妨碍了中农利益，对富农和中小地主斗争过火了，是‘左’了；但是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若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又右了。问题不是责备同志，而是中央是否批准。我建议，在彻底减租清算的名义下，克服某些过火斗争现象，争取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解放区。”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
康生说：“减租清算运动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没收汉奸土地，是比较少的情况，主要是清算。结果，地主把土地折价给农民，但有各种偏向。这是一个极重大的问题。是否批准农民的要求，同时提出各种政策，是大家要仔细考虑的。”
刘少奇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另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要说服群众，使他们了解只有遵守各项正确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巩固的利益。除中农必须坚决联合，富农不可侵犯，一切必须要照顾的地方都要照顾到，以便运动得以正确地进行。土地问题的方针，今天就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
林伯渠说：“耕者有其田是我们党早已确定的目标，现在，是该实行的时候了。”
徐特立说：“我也赞成现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薄一波说：“这个文件（指《*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讨论稿），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因为实际上群众已经做了。有了这个文件，‘左’的错误可以减少，特别是党内思想可以统一起来。”
邓子恢、黎玉也都表示同意向各解放区发布《*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8）
最后，毛泽东作了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