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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的非常之路-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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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开太行不到3年,在大别山打游击,我们的这支队伍进步得真快,攻坚战、街市战打出名堂来了。
  七、八两旅也都超过纵队的要求。
  我学习到许多东西。”
  向来不轻易表扬人的刘昌义这一番心里话,使各旅的指挥员特别感到欣慰。
  尤其是童国贵的九旅,抗战中是受过刘昌义指挥、带领的部队,勇猛的战斗作风打好了基础,而今天有更顽强的表现,因而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荣誉感,这恰恰是一股难以估量的战斗力。
  陈锡联乘干部集中的机会,简要地指示说:“战役就要进入关键阶段,今天黄维兵团要闯进阜阳。
  这个敌人第十二兵团,编成才3个月,专门用来对付我中原野战军的,不可轻敌啊。
  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主力之一,要认真对待,做好准备。
  你们把队伍带到宿县西南,具体位置参谋长有专门安排。
  我要求你们赶快接收新兵,消化解放战士,组织上得以充实加强。
  至于利用空隙如何整训,另有要求。
  力求抓紧时间,突击薄弱环节,尤其是土工作业,要学会筑工事,围困并歼灭敌人。
  看谁最顽强,谁就能胜利。
  这是一次有关中国命运,革命转折的大决战,包括我在内都要下决心:只能打胜,为了胜利不顾一切。
  像陈毅司令员指示的那样:现在同敌人拼,对我最有利,错过了这个良机,子子孙孙会抱怨我们的。
  攻克宿县,实现了刘伯承斩断敌人中枢的战略构思,打到了敌人致命点,造成了对徐州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截断了他们南逃的退路。
  国民党报刊《新闻天地》(第五十三期)不得不承认:“###这一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惟一的补给线,二则牵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翼###。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阻止黄维兵团北进。”
  攻下宿县为淮海决战创造了良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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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1)
决心办教育1950年10月,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陶汉章奉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派遣,到重庆北碚,见到了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递上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
  信中内容是:中共中央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刘伯承去办学,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转变。
  让他把西南的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军大学。
  刘伯承看完信,高兴地说:“古语说得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啊!请你转告中央和聂老总,我把这里的工作给小平同志和贺龙同志交代一下就走,不久即可到京复命。”
  “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一贯主张,刘伯承很坦率地向战友表示:“我年纪老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喽。
  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10月27日,一架客机徐徐降落在北京西郊飞机场的跑道上。
  刘伯承步出机舱,朱总司令热情地向他挥手,他快步走下舷梯,两位大军事家的手紧握到了一起。
  三谈定方针刘伯承到了北京,便投入领导陆军大学筹委会的紧张工作。
  首先要确定校址,刘伯承偕军训部长等人实地察看了石景山地区和西北郊圆明园遗址,觉得前者投资过大,国力有困难,后者是历史要地,应是教育国人认识帝国主义的侵华史迹,都不适宜。
  他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兴建一个大型的军事学院要花很多钱。
  但为了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战场,就得早日开学。
  他建议:为了减轻人民负担,陆大的校址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马上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
  筹委会的同志赞同这个主张。
  依据省钱又能马上开学的两条原则,南京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地方大,设备齐全,把陆大设在南京最为理想。
  筹委会同意,中央也批准这个建议。
  周恩来非常关心陆大的问题,他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在三次会见中,刘伯承的意见得到了肯定,周恩来的意见都被认真记取并予以落实。
  周恩来称赞这位南昌八一起义的老战友:“你这个人组织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马上就会来。”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
  刘伯承说。
  “你搞得好,搞得好的。
  你有几个特长:有学问,有搞教育的经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在商量交谈中,刘伯承提出几个重要问题。
  他建议:将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
  鉴于以后陆续要开办海、空军科,为我军现代化培养高级指挥员,以后必定会办起系列军事院校。
  这个建议,立即为中央采纳。
  周恩来告诉刘伯承等人: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帮助教学工作。
  刘伯承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
  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
  叫专家就超脱了。
  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我说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周恩来理解他的心思,深有同感:当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那种武断霸道,瞎指挥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记忆犹新。
  “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毅同志来兼政委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
  

钟山掌教硕果累累(2)
周恩来的话,引起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干部文化低,只有学到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
  这完全同刘伯承长期所实行的文化是干部教育的金钥匙相一致。
  刘伯承觉得选调教员非常困难。
  如今有一批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其中有的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
  周恩来明确表示,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
  以后,再从每期毕业学员中选留一些人员任教,逐步改变这种情况。
  关于起用原国民党军官当军事教员的意见,在淮海决战前刘伯承就提出过:“对蒋军专科军官应该利用,以帮助我们学术的改进。
  苏联利用白俄军官是列宁主张的,但以后有些叛变,好多人主张不用白俄军官,但列宁坚决地说:即使叛变,亦要用白俄军官,因叛变总是少数。”
  任命原国民党军官担任教员,军事学院许多同志都想不通。
  刘伯承耐心做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教育大家:古时候赵武灵王都知道以敌为师嘛,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对国民党军队中有军事专长的专家,要用其所长,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就请了被俘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师长陈时骥当红校的教员。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时候,也曾让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张振汉讲过课。
  他要求学员:“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要老老实实学习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
  由于正确的政策得以落实,对迅速改变教育训练水平,提高教育训练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学两件事11月21日夜,刘伯承乘火车赶到南京,投入了建校和教学的准备工作。
  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校务部部长。
  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干部组成的。
  堪称来自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圈子大,班子精。
  战争岁月,刘伯承是指挥过无数部队,得心应手的老部下,可谓成千上万。
  但这次到南京他只带了几名身边工作人员。
  建院所需干部,他只提原则要求,全部通过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统一调配。
  他说,军事学院肩负培养全军高级指挥员的重任,建院应集中全军的精华,反映全军的素质。
  “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军事学院的领导班子可称精干。
  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从1951年建院直到1958年离任。
  只由他和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质保障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院党委常委,实行面对面的领导,一竿子到底,及时、具体、有力,工作效率很高。
  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配备起来后,刘伯承专门指示陶汉章重返华北“访贤”,物色旧职军官中确有专长的人来学院任教。
  他提出三条标准: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一般经过专门军校;有深入学习军事科学的兴趣;有为革命军队服务的决心。
  陶副部长按此要求物色了一些人,再加上聂荣臻帮助物色的,一共有300多人。
  这样,高级系、基本系、函授系、情报系就如期开学了。
  对出身旧军队的教员,刘伯承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他热情地说: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纲领》,认真改造思想,好好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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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3)
刘院长鼓励他们:我也是旧军人出身的,我和朱总司令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
  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
  通过学习和教学实践,他们有相当可观的进步。
  开始有少数学员不尊重他们,说“手下败将来教打胜仗的,老子不听那一套。”
  刘院长语重心长地说:‘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
  同时,刘院长要求教员也要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
  教员与学员互相尊重,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1951年1月8日,基本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开始上课。
  1月15日晨,军事学院举行了盛大壮观的开学典礼。
  中央军委发出了祝词。
  毛泽东的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朱德的题词:“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军委的贺幛,写着:“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代表军委作了讲话。
  授旗仪式开始,刘伯承院长身着黄呢军服,精神矍铄,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接过军旗致答词,刘伯承响亮地提出保证说:“军事委员会给予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
  隆重威武的阅兵式,振奋了全场。
  在大会前有人认为此举不必要,还是不搞为好。
  但是刘伯承认为:过去我们搞阅兵,一般来说只是为了壮军威,鼓舞军民士气,而现在,必须把它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来认识。
  人民解放军必须“有正规化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如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军队的协同动作。”
  刘伯承的这个独到的创见很快统一了认识,阅兵式展示出相当高的水平。
  由此,全院对阅兵式树立了新观点,并且军事学院在北京天安门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中,多次受到赞扬,整齐雄伟的方队首先通过天安门时,观礼台上掌声、赞美声里,包含着对解放军高级指挥员队伍的信任和敬重,同时也领略到刘伯承院长的精心领导。
  严实好学风刘伯承认为,军事学院培养的学员必须德才兼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事指挥员必须有忠勇卫国之德,与精通现代武器之才,才能顺利完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
  要实现这个教学目的,其艰巨性不亚于指挥若干大战役,要做好许多细致踏实的一系列工作。
  面对重任,刘伯承投入了全部智慧和精力。
  他在拟定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时,明确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统一军事思想,树立优良学风,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
  在施训中,要注意反对两种偏向:第一种是抛弃我们原有的基础、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另一种是顽固保守,坐井观天,不愿接受现代的军事科学。
  他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
  刘伯承为了带好军事学院的这支教师队伍,他以身作则,亲自给高级指挥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
  1952年5月,他用了18天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编写了33万字的讲授提纲,广泛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用红、蓝、黑笔修改了三次。
  当时,大礼堂坐得满满的,学员和教员都来听课,此外来听课的还有华东军区等单位的领导干部。
  他讲了足足6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引出一个个生动的战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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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4)
学员们望着刘院长明显消瘦了的面庞,从中体察到这课堂费去他多么大的心血,眼眶都不禁为之湿润。
  一位教员感动不已,特意向刘院长请教讲课的诀窍。
  他如实地说:“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18天准备,6小时讲完。
  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道出了教师劳动的艰辛。
  为了使理论学习和预定作业更接近实际,从1951年到1955年,学院共组织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和12次大的现场作业。
  这些活动,既统一了思想,又培养和锻炼了学员实际指挥合成军队作战的能力,对部队的教育训练起到重大的作用。
  刘伯承堂堂正正,威武端庄的作风,使学员得到高级指挥员应有的庄重形象的教育;1951年6月临淮关大演习,炎夏烈日,他一不戴草帽,二不摇扇子,风纪端正,浑身汗渍,实施指挥。
  刘院长严于律己,自然地产生出无形的权威与尊严,大家敬佩他。
  战役系的学员,全部是少将以上的指挥员,对他们的培训,刘院长高度重视,周密规划,从难从严。
  他对教学人员说:“他们都是中国革命斗争几十年保存下来的宝贵财产,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掌握局面。
  惟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对他们的最大照顾,就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
  向来重视实战经验的刘伯承,先后两次派出见学团到朝鲜战场。
  他反复强调,出去的目的是为军事学院“搭个桥”、“接上气”、“填好空子”,把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学到手,并运用到学院的训练工作当中。
  军事学院成立后两个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高、上级速成科调走了44名学员。
  过不多久,他提出再调走50名学员和一些院系的领导干部。
  刘伯承积极支援朝鲜战场,并对前方战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人的前线来信,刘院长看得十分仔细,并指示登在学院《军学生活》报,他在按语中指出:“所有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学院目前的训练工作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如果过去有人认为所学与朝鲜战场不符合的话,现在应该得到解决。
  全体学员教员应该接受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来努力加以研究,争取学习的胜利。”
  见学团回到南京,向刘院长汇报:在朝鲜的两个月中,所到之处,看到志愿军许多干部都在学习军事学院的教材,力求按教材的基本观点指挥作战和指导训练。
  一些曾经在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高级干部,也向见学团反映,所学的内容对他们有很大帮助。
  刘伯承知道教学能为前线有所帮助,欣慰之余,他仍然把研究朝鲜前线作为自己的专项。
  1951年7月1日,他在军事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题为《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他着重讲述了朝鲜前线的成就,并提出四个问题:第一,军事上要大大提高一步;第二,兵器物资要送得上去;第三,兵器物资要用得上去;第四,前方与后方要密切协同。
  就这四个要点,他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以达到使全院关心、了解朝鲜战场,启发大家在联系实际中充实教学。
  此后,刘伯承又组织指导见学团编写了《朝鲜战地见习报告》和《朝鲜作战经验汇集》。
  他不以此满足,继而,又组织和指导这一年暑期入学的志愿军学员编写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例汇集》一共有10余册,100多篇文章。
  这种前线与学院的整体合作,战教结合的相互交流,既升华了志愿军与现代化对手的作战经验,同时也丰富并充实了学院的教学训练。
  由于战教结合方针的彻底施行,学员受益匪浅。
   。。

钟山掌教硕果累累(5)
志愿军某部的领导干部给刘院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到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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