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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如此吗？
独裁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而至于虚妄的。就在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极权体制的迷信之中，许多危机和矛盾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或矛盾直接来自他本人的两重性上。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使用“独夫民贼”一词，这未必对。有时候“独夫”不见得是“民贼”。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独夫”和“民贼”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在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暴虐残酷地打击、消灭任何他认定或想象中会威胁其权力者的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独夫，是比秦始皇更极端的大独裁者；然而，跟很多独裁者相比，他却没有太大的祸国殃民的表现———虽然我们前面说过他对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极度排斥，但终其在位三十一年的情形看，他在行动上还是努力恢复民生，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让孤寡鳏老有所养，自诩并且也特别愿意别人把他评价为惜民爱民的仁君。
暴君和仁君，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的大悲剧。
阅读有关他的史料，不论正史、野史，我们都感到自从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的行止，包括心理，都一直处在鲜明的矛盾之中。比如，他一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血腥和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培养成过于仁柔的人。对此，甚至朱元璋自己都有些无所适从。
当意识到朱标性格过于慈善时，他曾试图加以改变，以至于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同时也是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朱元璋不光逮宋濂二子下狱，且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父子心性之迥，竟至此乎？
其实，有子若此，恰恰说明朱元璋内心矛盾的两面，否则，朱标不会被教育成这样。而且这种教育不仅从朱标身上体现出来，也继续延至太孙朱允炆。朱元璋在遗诏中指定朱允炆继承皇位时（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对他有四字评价：“仁明孝友。”朱允炆的仁厚较诸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早死，三个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关爱，日则同食，夜则同眠。朱元璋看了，又感动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即让其“省决奏章”，锻炼考察他的执政能力。年轻的皇太孙立刻显示出与祖父的区别，“于刑狱多所减省……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太过严苛】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评价朱允炆“天资仁厚”、“亲贤好学”，说他当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假使朱允炆不是迅速被叔父朱棣推翻篡位，从他的禀性和当政时的作为来看，也许真能出现极权专制而得仁君的奇迹。
草莽之雄朱元璋（26）
但这是不可能的。恶的极权与善的仁政，水火不容；并且恶肯定会战胜善，因为这种恶来源于体制，而这种善仅仅是个人修养，后者的脆弱不堪一击。朱元璋缔造了一种本质上恶的体制，却把太子、太孙依仁厚之君的标准来培养，还指望他们驾驭得了这种体制，不啻于置其于瓿内焙烤。体制如此，那个暴虐鸷狠颇得朱元璋衣钵的朱棣，必然胜出；极权天然地是为这种人物预备的。
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朱元璋大开杀戒，无论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惯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等到建文帝———他的仁柔太孙继承大统时，除了一张高高置于金銮宝殿上的龙床，朱允炆身边竟无英才，要么是方孝孺｛46｝那样刚正有余、韬略不足的正人君子，要么是李景隆｛47｝那样的纨绔子弟。当朱棣听到李景隆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杀来时，哈哈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评语：“【景隆】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朱允炆的前敌总司令居然“未尝习兵”！那么，熟知军机的人哪儿去了？都被杀光了！设若蓝玉还在，朱棣能笑得出来吗？｛48｝可怜朱允炆从小被当做一个贤君培养，一肚皮墨水儿和圣人之道；而在他的对面，那个燕王叔父，反而因为被委以“屏藩帝室”的重任，长年戍边练兵，是个娴于兵马的沙场老手。朱元璋机关算尽，唯独没有算到祸起萧墙之内，借以羽翼皇室的保护网，末了恰恰向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收紧、收紧，将其扼死其中……
不是朱棣不重亲情，实在是皇位的魅力太大太大，而父皇创下的体制又赋予他夺取皇位的天然便利。放眼望去有什么力量能制衡他？别说制衡，就是有能力伸出手指头扯扯他衣袖的人也看不到。那亲民仁爱的侄子守着一座空空荡荡的京城，别人看他高高在上，握着空前巨大的权力，而在朱棣自己看来，这学生娃小可怜儿手上其实什么也没有，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父皇英雄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权力岂是一介书生消受得了的？它只能属于跟它一样强悍的人！
历史竟如此幽默吗？在孝陵地宫里注视着身后事的朱元璋，看到他“劳神焦思”、“日夜精思”建构起来，理应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的帝权，如此轻易地崩溃、垮掉，他会想到什么？也许，他会有一种被皇四子、现在自封为永乐皇帝的朱棣所击败的感觉。也许，他会沮丧地承认：在对极权的认识上，燕王比他这个老子更深刻。也许，他还在反省：不该遵循圣王之道来培养朱允炆，不该把朱允炆推上以“极权”为材料制成的皇位，却又让他仁义为君。
其实，朱元璋最惨重的失败在于，他别出心裁且身体力行想要证明的既当“独夫”而又不当“民贼”的政治路线，被事实彻底否定了。明朝十六位皇帝，一大半是标准的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朱棣、窝囊废朱祁镇｛49｝、色鬼朱见深｛50｝、活宝加孽障朱厚照｛51｝、炼丹癖朱厚熜｛52｝、悭吝鬼朱翊钧｛53｝、弱智大王朱由校｛54｝……论祸世害民的本事，个个有一拼，谁都不让着谁。虽然历史上的皇帝从来没几个好东西，但劣坏到这么普遍的程度，以前各朝代确实未见可与明代相比者。
绝对的权力，绝对邪恶。
从个体看，独夫未必是民贼。然而，独夫开创的政体，或者那种造就了独夫的政体，最终必将祸害人民。
【注释】
①元顺帝年号。
②我个人不把汉之代秦，视为农民暴动的结果。汉之代秦，应属于战国以来“秦—六国”互动关系的进一步演变，陈胜、吴广起义只是这种关系的先期效应。此意，杜牧的《阿房宫赋》分析解释的极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草莽之雄朱元璋（27）
③④《明史》，列传第十四。
⑤《明史》，列传第二十。
⑥《御制皇陵碑》。
⑦《皇明本纪》：“【太祖】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
⑧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⑨孟昶，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后主，公元9３4年—965年在位。国亡，降宋，封秦国公。传此人穷奢极欲，连撒尿的便器，也是玉器镶着宝石做成。但后人有疑此为宋太祖赵匡胤为败坏孟昶名誉而编造的故事，与这说法相矛盾的，据说孟昶主蜀期间，颇受百姓爱戴。
｛1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11｝解缙：《天潢玉牒》。按，此书原不著撰者名氏，但明《纪录汇编》、清《胜朝遗事》收编此书时，题为解缙撰。此说有一定合理性，因《天潢玉牒》系朱棣篡位后，出于涂改历史需要，推出的诸种出版物之一，而解缙作为当时的主要文臣，很可能会主持它的编写。姑存疑。
｛12｝无名氏：《翦胜野闻》。
｛13｝《国初事迹》。
｛14｝“三杰”，指萧何、韩信、张良。
｛15｝李善长，封韩国公。
｛16｝徐达，封魏国公。
｛17｝刘基（伯温），封诚意伯。
｛18｝邓士龙辑：《国朝典故》，野记一。
｛19｝孟森：《明清史讲义》。
｛20｝《明史》，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1｝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
｛22｝孟森：《明清史讲义》。
｛23｝无名氏：《皇明本纪》。
｛24｝《典故纪闻》，卷一。以下所述诸事及朱元璋言论，多据此书，不赘一一。
｛25｝朱元璋画像，最著名的有两幅，一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悬于南京明孝陵享殿内；前者系宫廷画工美化修饰的结果，后者才接近朱元璋真容，现在中学课本上的朱元璋像所依据的就是这一幅。
｛26｝｛27｝《明史》，列传第十五。
｛28｝《翦胜野闻》。
｛29｝《国朝典故》，野记一。
｛30｝陈友谅的头号大将，曾在鄱阳湖一役中险些活捉朱元璋。
｛31｝被红巾军创始人刘福通奉为主，称帝，建国号“宋”，纪元龙凤。朱元璋一直尚奉其号；韩林儿死后第二年，改称吴元年，又明年改国号“明”，改元洪武。
｛32｝《玉堂丛语》，言语。
｛33｝《明史》，列传第二十五。
｛34｝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四。
｛35｝同上，卷三十七。
｛36｝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十二。
｛37｝皇甫录：《皇明纪略》，七。
｛38｝《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39｝祝允明：《野记》。
｛40｝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高太史启。
｛41｝徐釚：《本事诗》。
｛42｝《孟子·梁惠王下》。
｛43｝《孟子·万章下》。
｛44｝《鲒埼亭集》，卷三十五。
｛45｝《明史》，列传第二十五。
｛46｝建文名臣，朱棣破南京后被捉，宁死不屈，被夷“十族”。
｛47｝李文忠之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朱允炆任其为大将军迎敌，屡屡大败。《明史》评曰：“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朱棣军迫都城之际，李景隆伙同谷王橞开门迎降。
｛48｝事实上，蓝玉在世时就曾第一个发出燕王心怀不轨的警告。他北征纳哈出归来，以自己的观察进言太子朱标：“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而野史记载，蓝玉事发，也正与朱棣的挑拨有关。
｛49｝年号正统、天顺，庙号英宗。
｛50｝年号成化，庙号宪宗。
｛51｝年号正德，庙号武宗。
｛52｝年号嘉靖，庙号世宗。
｛53｝年号万历，庙号神宗。
｛54｝年号天启，庙号熹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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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
危机，并非巧合
专制政体第一脆弱之处，是权力继承环节。此环节尤其在作为政权创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后，与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确立之间，普遍演变为严重危机。稽诸历史，自极权体制以来，中国所有大朝代无一例外在这时发生剧烈动荡。
帝权体制始作俑者秦，公元前210年，始皇帝死于巡幸途中，丞相李斯认为如果太子扶苏继位，将对己大不利，乃与宦官赵高合谋，伪造遗诏，杀扶苏及大将蒙恬，拥立嬴政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
第二个大朝代汉，同样在此关头出事：高祖刘邦死，新君惠帝即为吕后所挟，七年后惠帝抑郁而死，吕氏径直临朝。
第三个大朝代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未等父皇晏驾，先下手为强，杀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李渊交出皇位做太上皇。
第四个大朝代宋，太祖赵匡胤壮年猝死，时年五十，传位其弟赵匡义，是为太宗。这件事很奇怪，因为中国王位继承制在商代逐步由父传子、兄传弟并举过渡到传子制以后，基本原则一直是父死子继（循先嫡后庶，先长后幼之序），如果无子，则兄终弟及———而赵匡胤共有四子，除长子、三子早亡，次子赵德昭、四子赵德芳均健在，皇位不传子而由弟继，大悖礼法，此事遂成千古之谜。被控制的官史竭力掩盖真相，并构造“金匮之盟”①的故事，给赵匡义继位提供合法性，稗史却普遍怀疑赵匡胤死于谋篡，最无争议的事实则是，赵匡义得位后，并未践“金匮”之约，而由其子孙继位，直至北宋亡。
末路皇朝清代，稍有差异。第一个正式在紫禁城当皇帝的顺治死后，第二任皇帝康熙顺利接班，没有出事。不过与历代开国皇帝相比，顺治的情况非常特殊，他既非朝代创立者（为满人打下天下的皇太极死于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即164３年），且登极时年仅八岁，在位头七年，由孝庄太后监朝、多尔衮摄政，亲政不过十年便死去，像是匆匆过客。实际上，在清朝第二任君主康熙的身上，才找到历来开国皇帝的气象与感觉。如注重实质而不拘泥数字的话，那么应该说康熙才是清代政治真正的奠基人。一旦以康熙为界，我们发现则危机复至，前述规律再次起作用———康熙死前对此似已深有预感，他有子三十五人，长大成人者二十人，接班人问题是他一生唯一令他焦头烂额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储君两度废立，竟不了了之。最终，皇四子胤禛在混乱和疑云中取得继承权，随后兄弟相残、血雨腥风……雍正以后又走上了正轨，乾隆、嘉庆、道光、同治……从此顺顺当当。
五大皇朝无一例外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事，当然不是什么巧合。朝代更迭之际，巨大的君权还来不及找到稳定的运行方式，第一代君主的过世往往意味着可怕的权力真空，不管死去的君主看上去是否曾经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事实上各种潜伏的势力早已悄悄等候着他一命呜呼的时刻的到来，以便随时把垂落的权杖抓在自己手中。
令帝权很难避免这种规律性动荡的，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王朝虽已更迭，但尘埃远未落定，在推翻旧王朝和建立新王朝过程中积聚的各种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开，诸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必在第一任君主身后有所解决。第二，尘埃落定之前，野心家、阴谋家最为高产，抢班夺权的意愿最为强烈，以此为背景，极易滋生阴谋集团，向立足未稳的秩序发起有力挑战，而当格局既定之后即便有这类人物，却往往孤掌难鸣，不能成其事。第三，极权体制自身有种种致命病症，尤其是权力高度集中而隐含的绝对排他性，致使政治游戏参与者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攫取到这样的权力就可决定别人的命运，反之则被别人所决定，屈抑一方为此不惜铤而走险，放手一搏。
公元1３98年，明朝立国者朱元璋死了。历史规律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危机如期而至，并以最壮阔、最宏伟的方式加以演绎，成为历史上所有此类危机中一个完美的、淋漓尽致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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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2）
殷红的血
虽然自秦起，帝权是同一性质，但朝代之建立，则各有不同。秦帝国的诞生是列国长期争霸、强者胜出的结果。晋、隋、唐、宋属于另一种模式，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军阀等强力人物，以政变或反叛方式夺得权力。元、清帝国则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入侵致使中原汉族政权解体（亡国），而形成的异族统治。除此以外，只有汉、明两朝是经过农民起义的长期战争亦即由“匹夫起事”造就的国家。
汉、明这种政权有两大鲜明特征：第一，“起事”之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力认同，新政权完全是赤手空拳打下来的，无人先窃威柄，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地历史地形成的，不像其他各朝代统治集团内部领导权归属早已确定———比如，秦始皇灭六国是商鞅变法后六十年间秦国强大的结果；晋皇族司马氏早自曹魏时期的司马懿起已形成威权；隋文帝灭周前已在朝中总揽大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唐高祖、宋太祖都是军阀，早就自成一统，推翻旧朝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分别灭宋灭明的元、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中原汉族政权。第二，汉、明两代天下未定之际，群雄并起，英才辈出，“起事”者共同组成一个豪强集团，虽然内部有主从之分（后来演变为君臣关系），但并不是集团领袖一人独享威望，相反，许多成员都兼有英雄般的声誉、重大功勋、军事实力以及政治资本，所谓“功高震主”者大有人在。具体地说，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一方面固然是那个豪强集团的领袖，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不过是集团之一员，他们与集团其他成员的关系微妙地介乎于主 *9蛐 从、兄 *9蛐 弟之间，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的绝对权威始终构成潜在的挑战意味。
不单刘邦集团和朱元璋集团，我们在历史上另外两个类似的却功败垂成的集团———李自成集团和洪秀全集团———同样发现上述特征。并且，李、洪集团最后的覆灭，根本正是这两大特征发作所致。
以汉、明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权，打天下的任务一旦结束，马上都面临豪强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即如何使权力集中并将它真正巩固起来。首先必须渡过这个危机，才谈得上其他，否则就会迅速崩溃。所以我们看到，唯有汉、明两代初期发生了大肆杀灭功臣的情形，别的朝代却不必如此。刘邦用几年时间，一一除去韩信、彭越、英布等强大的异姓王，韩信死前说出了那段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朱元璋做得还要高明些，像做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李善长、刘基、徐达等所有一同“起事”的文武重臣，直到临死前还解决掉最后一个危险人物蓝玉。
韩信很可笑，大可不必发那样的感慨。这并非情感和道德问题，是权力本质使然。一遇到权力，忠义一类道德的诗情画意就烟消云散，无人信，也不能信。试问，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