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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9）
从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骇人听闻的运动，所以很少有人在这个方面把朱棣与嬴政相提并论。其实，朱棣干的一点也不比嬴政少，对他的打击目标的决绝狠酷，更一点不逊于前者。只不过，相较于嬴政，朱棣更伪善，事办得更狡猾，手段也更高明些罢了。
“焚书坑儒”动静闹得那么大，名声那么坏，实际上杀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是孟子学派的儒生（东汉赵歧说）。
可永乐元年，单单方孝孺一案，朱棣就杀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诛十族”这前所未有的惩罚，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方孝孺的朋友和门生，只能是知识分子）。其余各案，受害主体也都是读书人。姚广孝力谏不要杀掉方孝孺时，讲得很清楚：应该替天下留存“读书种子”。连最亲信的人的话朱棣也听不进去，他要杀的就是读书人，因为这群人所坚持的精神价值，对他最不利。
嬴政杀掉四百多个儒生，背上千古骂名；而杀人数倍乃至十几倍的朱棣，却好像没有挨过什么骂。嬴政很冤，他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要求平反。
相反，朱棣非但没有挨骂，还因为那部据说是当时世界上部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被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视为文化的保护神。这就是朱棣的狡猾处。一面对读书人大杀大砍，锢言禁说，一面搞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来树立君威、炫耀文治。可实际上，《永乐大典》是鸿篇巨制不假，但对文明发展几乎没有发挥实际影响，因为卷帙过于浩繁（229３7卷，11095册，约３．7亿字），无法刻印（恐怕朱棣也从未想过要刻印成书），哪怕再抄一套也非易事，一直等到嘉靖皇帝，才痛下决心要录一个副本，而他竟没能活着看到抄写工作的完成，等到继任者隆庆皇帝登基后这副本总算抄完，奇怪的是，副本抄缮完毕不久，正本就下落不明了。总体来说，这套《永乐大典》的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修成之后，一直深锁宫中，与尘土为伴，成为文明史上少有的几乎不被阅读的书籍，并一直保持这“特色”，直到其副本在清代被内贼外寇盗抢而散失殆尽。
怪不得当官的喜欢搞“形象工程”，这个《永乐大典》就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书，原本只有被读、被传播，才谈得上有文明价值；倘若根本不进入阅读领域，还有什么意义？《永乐大典》在编修之前就明摆着目的不是供人阅读，修成后放在皇家库房里，大门一锁，与世隔绝。但它有一点却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够伟大、足够辉煌、足够让人叹为观止，尽管谁都瞧不着，可谁提起来都会啧啧称奇，对朱棣的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这么一座“文化昆仑山”挡在那里，朱棣所干的坏事可就全都离开人们的视野，或者被视而不见了。这叫“一俊遮百丑”。
大家知道吗？除了血腥杀戮，朱棣更以最肆无忌惮的态度，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伪造者。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63｝，在他的鼓励和授意下，当时“文学柄用之臣”（御用文人）置学术良知和道义于不顾，“自饰其非”，“为史（指对建文朝的书写），肆以丑言诋之”｛64｝，致建文朝“政令阙而不传”（指建文时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经失传不可知），过了好些年，一个叫杨守陈的礼部尚书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向弘治皇帝上书，批评“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委婉提出重写历史、恢复原貌的要求：“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65｝朱棣的做法，不单给中国历史开了“天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更恶劣的是，他还填加进去许多谎话，的确是我们历史上抹不去的一大污点。
比歪曲史实还糟糕的是，中国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传统最好的一份遗产———“良史”的操守和气节，受到极大破坏与摧残。“良史”的立场，自周代就已形成。虽然史官为政府所设，早先甚至还采取家传方式来固定这个职位，但史官对于政府乃至君王却得以保持独立性，直面事实、忠实履行职责，如果遇到政治暴力的强行干涉，“良史”的精神则不惜杀身殉职。春秋时期就出过一个有名的故事：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毫不妥协，当庭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被杀，他的两个兄弟坚持写同一句话，又被杀。但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都被杀光，就拿着竹简赶来，准备替他们继续写这句话，途中听说已写成，才打道回府。可是这样一个光荣的历史传统，却被朱棣断送了。他比那个齐国大夫崔杼厉害得多，崔杼杀了几个人后，看见史官不肯屈服，就不敢杀了。朱棣可不像他这样胆小，只要敢违抗，有多少杀多少。而且，有他开了这极坏的先例，后来满人入主中原，就顺利地继承了其衣钵，在修《明史》时，对本民族早先在明代建州的活动任意取舍，有利的则记，不利的统统掩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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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20）
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是一个国家清明与否的主要标志。因为历史不单单是一个叙事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正义与伦理的问题。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以史为鉴”的道理，视历史为一面客观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的镜子，民族和国家必须从不被歪曲的历史中得到对益害的正确认识，才能把现实和未来的路走好。
忠实于历史，是每个民族的道德底线之一。这道底线都崩溃了，其他可想而知。
所以朱棣从头到尾，不仅仅是用武力推翻合法君主来强奸了民意，也不仅仅是用粉饰造假来强奸了历史，他还强奸了中国人文的一种健康精神！
这个影响最坏。永乐年间给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蒙上长久的阴影。朱棣上台后所屠杀的知识分子，都属忠正一路。这些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知识分子中品质较好的一部分。本来，他们代表着国家正气之所在，即便不能为己所用，至少应该给予很高的尊重才对。但朱棣没有这雅量，他的逻辑是，你不肯低头，我就把你的头砍掉了事。然而，被斫伤的绝不仅是千百受难者的肉体，还有他们禀持的人格精神。正气下降，邪气自然上升。有诗咏当时风气之坏：“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66｝不愿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则选择明哲保身之路，退出公共领域，甚至放弃儒生的身份以及功名之心，出现一种“亘古所无”的现象，“上自宰辅，下逮儒绅”，“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67｝。
朱元璋搞了那么多文字狱，也没把“士”气搞到这个地步。洪武时期的文字狱，虽然野蛮而荒唐，却并不针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基本价值观。朱元璋这个人，无知狭隘，但对儒家正统精神还是肯定和鼓励的（除开孟子思想中“非君”的那一部分）。朱棣却不同。朱棣打击的，恰恰是从儒家伦理正派根源上来的理念和气节。明初，这些理念和气节，随着外族异质文化统治的结束，正处于蓬勃向上的状态，我们从洪武时期以宋濂为首的皇家教师团的大儒们身上，从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殉难忠臣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正统价值观和自信心呈现强劲复苏的趋势，然而“靖难之役”后的一场残酷镇压，又将这趋势摧折殆尽。
如何对待建文朝这段历史，始终是明代意识形态难以隐去的痛。恢复原貌、回到真相的意志，也始终顽强地生存在人们的良心中，丝毫未因时间的流逝、记忆的远去而褪色。威权可压制正义于一时，却不能左右真相于永远。因为历史是一种伦理力量，它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不会接受强权的摆布；在历史与强权的对抗中，最后败下阵的必为后者。
朱棣死去以后，主张为朱允炆本人和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忠臣恢复名誉的呼声逐渐抬头，到了中晚明，更演变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重写历史”运动。当代学者杨艳秋对这个现象做了专门研究，并撰论文《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68｝，其中指出：
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弧刑岬搅怂氖恢帧Ｈ舫テ渲兄Ｏ摹段嵫П唷贰⒑吻窃兜摹睹讲亍贰⑽馐科娴摹痘拭鞲笔椤贰⒁潦睾獾摹妒非浴贰⒅旃醯摹妒犯拧返任宀孔酆闲缘睦分觯ゼ墙ㄎ某碌氖芳灿腥浚换朴蒺⒌摹肚晏檬槟俊分校ㄎ氖芳蚨啻镂迨胖郑比唬飧鍪衷对恫荒苣依鞔械慕ㄎ氖芳恳严嗟笨晒邸�
文中还次第细述了正德至嘉靖、万历和万历以后三个时期针对建文朝的“重写历史”运动的情形，很可一读。
这个运动，首先是民间的、自发的，既然官史不尊重事实，强行歪曲历史，民间话语便以自行叙事亦即所谓“野史”的方式，做出反弹。明代“野史”或者说私人的非正式历史写作之高度发达，与建文事件的刺激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大量野史的出现，又推动了正史改革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官史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如陈继儒批评正史对建文朝史实“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69｝。朱鹭则借野史的发达，指出这明显表示正史陷于一种困境，进而提出恢复史臣的“史权”，即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回复其“天子有所不能制”的特质，以保障历史书写的严肃性，他说：“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岂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70｝到万历年间，“重写历史”运动已经成为朝臣奏事时的公开议题。礼科给事中孙羽侯和杨天民、御史牛应元和史官焦竑，都先后上书主张在正史中给建文时期以“本纪”地位。万历皇帝对于这些建议未敢完全允准，但他一面命将建文朝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一方面同意直书建文年号。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朱棣时代发明“革除年”一词，就是基于取消建文年号、在政治上不承认这段历史。时隔百余年，被抹去的“建文”字眼，终于又合法地重返历史话语（所以才有了《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这样的书名）。｛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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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21）
虽然朱棣所为，颇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可笑与可怜，但从另一角度看，历史也走了很长很大的弯路。简简单单、客观存在的事实，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来纠正、复原，不必说空耗精力纯属多余，正气的低迷更是可怕的内伤。起因不过是朱棣的一己之私，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
恶之花二：倚用宦官
由太监｛72｝而起的误国殃政的弊端，是中国古代史的特产，因为太监乃刑余之辈，所以通常也把这种政治灾难称为“阉祸”。而历朝历代，阉祸最甚的当数汉、唐、明。进而又须交代，明代阉祸本来是可以也应该避免的，之未避免，反而发展到成为导致明代亡国的主因之一的地步，就是拜永乐皇帝朱棣之所赐。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一个叫曹参芳的学者正忙于编撰他的一部历史著作《逊国正气纪》。“逊国”，指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推翻事；后世替朱棣找台阶下，回避他篡位的事实，用朱允炆“逊国”即主动让位的说法来遮掩。等到这本书写成之时———“崇祯甲申中秋前一日”———崇祯皇帝已吊死煤山。作者的本意，是借这本书探讨国家救亡之道———当时明要亡的迹象，实在比较清楚了———所谓对“正气”的重申与呼唤。可惜，没等到他写出来，明已经先亡掉了。但他对可以视为明亡国之因的一些总结，仍值得一观。其中有一段写道：
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朱元璋】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朱允炆】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朱棣】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绁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73｝
列阉祸为明代乱政且逐步导向衰亡的主要根源，而且，对这种趋势与过程叙述得相当简洁，一目了然，普通读者透过这区区两百来字，已可周详了解明代阉祸的由来和发展：第一，在朱元璋时代，宦官是被严格控制使用的对象，严格程度甚至历来没有，“止供撒扫”，他们只是做纯属清洁工性质的服务人员，所以没有发生阉祸。第二，朱允炆继位后发起不少对洪武政治的改革，唯独这一条不改，且严上加严，所以也没有发生阉祸，但导致一部分宦官暗心衔恨，里通燕王，帮助朱棣推翻朱允炆。第三，朱棣篡权阴谋既已得逞，为着多重目的（稍后述），彻底改变由朱元璋制订、朱允炆坚持的排斥宦官干政的政策，把宦官当做心腹耳目加以利用，由此开启明代深重的阉祸之门。第四，祸门既启，坏例已立，以后历代阉祸愈演愈烈，作恶巨珰层出不穷，作者列举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这些大太监都曾甚嚣尘上。像魏忠贤，搞到忠良见戮，百官争相当其走狗，甚至活着的时候享受专祠奉祀；而正统年间的王振，竟活脱脱亲手断送英宗皇帝，让他做了蒙古人的俘虏。
曹参芳履历天启、崇祯两朝，对于魏忠贤如何把国家搞得乌七八糟、满朝歪风邪气，亲有体会，他知道阉祸危害非同小可，追根溯源，想到一切起自永乐年间，所以才深切怀念“逊国正气”的吧？
阉宦的起源颇早，可能商代就出现了，至少可以确知周代是有的，《周礼·天官冢宰》有“奄”之称，郑玄对此注曰：“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不过那个时候，宦官用于宫廷普遍不普遍、是否制度化了，难考。从制度化角度看，我还是认为宦官阶层形成于秦代（含秦国）比较稳妥。因为中国君主专制这种思想萌芽于秦国，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也由秦建立，它是制度的创立者。太监（宦官）的本质意义，即是体现、从属和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意志，成为君主专制下一种特殊的组织化建构，亦即宫禁制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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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22）
那么，这个群体在历史上发挥过什么好作用吗？没有。不要说好作用，两千多年来，他们只要安分守己，就可以说表现良好了。
我们所知此类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嫪毐，就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家伙。他是秦国的大宦官，侍奉嬴政（当时的秦王，后来的秦始皇）之母，深受宠信，封长信候，挥霍无度，势力巨大，门下家僮数千，宾客千余，俨然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能与丞相吕不韦抗衡。直到有人告发他其实是个假阉人，阳具不仅健在，而且甚是了得，正靠它才博得太后欢心（那太后原本就是风流女子，当年是艳都邯郸的一名歌伎，后被吕不韦买下，并在被吕不韦腹内留种的情况下送给秦国公子子楚，所生此子即后来当了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嬴政），这才惹怒嬴政，下兵收捕，岂知嫪毐居然进行武装反抗，两军战于咸阳，嫪毐兵败被杀。
嫪毐之事，可以说已开启了所谓阉祸的典型范例。一是这种人一旦发达，往往势可倾国；二是这种人一旦作乱就非同小可，干得秘密些是致使宫掖生变，如果追求惊天动地，则能够直接在京城跟皇帝干仗。
以后兴风作浪的宦官不胜枚举，如赵高那样把持朝政、指鹿为马者有之，如汉“十常侍”那样导致一个朝代崩解者有之，如宪宗被杀、穆宗得立之后晚唐皇帝基本皆由宦官废立者亦有之。许多中国人受旧小说旧戏的影响，以为中国的事，都坏在曹操、高俅那样一些涂着大白脸的奸臣手中，然而如果翻翻历史书就知道，内廷权阉的危害，远在外廷奸臣之上。
这样的惨痛经验，已积累太多，到朱元璋的时候，并不需要很高智商也可以认识到，必须严防太监干政。所以他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74｝他曾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
扼制太监，不使他们参与政治，很对。不过，朱元璋将太监的危害归诸他们的人品天生较别者为劣，却毫无道理。太监也同样是一个脑瓜、一副身子，并非三头六臂、恶魔投胎。如果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有这种情况，那也是制度使然，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因为对自己的极权严防死守，信不过外廷大臣，将太监们倚为心腹而导致的结果。皇帝和朝臣的君臣关系，一面是上下级关系，一面却又是互相尊重、互相制约的关系。但皇帝和太监之间，则无这样一层“礼法”的约束，完全是主子和家奴的关系，可以随意呵斥、打骂甚至取他们的性命，这让皇帝觉着很放心，更堪掌握，久而久之无形中也对后者产生依赖，而感到他们亲近，不可托于大臣的事，托于他们，甚至私密之事也让他们与闻。但当皇帝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太监俯首帖耳、任其驱驭的一面，看不到后者因“亲炙天颜”而被赋予巨大权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