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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的很奇怪，当初刘把别人“小弟弟”割下来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这么一个结局——丧失了性能力的宦官带走了所有的美女。读史，有时真会让人啼笑皆非。
南汉被灭之后，南方的割据势力只剩下了南唐、吴越和偏处一隅的泉、漳。其中南唐是最强大的，但此时宋占据了长江上中游和下游的江北地区，以及珠江下游地区，对南唐呈现出三面包围的态势。特别是占据了长江上游，在古代是很大的优势，宋水军可以顺水直下攻击南唐。因此赵匡胤选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唐。
南唐一国之主李煜也不是傻子，自然也明白赵匡胤的心思，他采取了两手准备：一面主动削去南唐国号，表示臣服，对赵匡胤像父亲一样地恭敬；一面暗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防宋军进攻。
赵匡胤也在掂量南唐的分量。要说南唐也有过辉煌的时期，曾南并闽、西取楚，实力不容小觑，只是经过周世宗柴荣历时数年的南征，才被削弱。为了获取南唐最新的情报，赵匡胤一方面积极拉拢吴越，对南唐形成夹击之势，一方面派翰林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去摸摸情况。
李煜盛情招待了间谍卢多逊，卢多逊在临走的时候说：“朝廷要重修天下图经，哪的资料都齐全了，就是唯独缺少江东诸州的，未免美中不足。”提出要这些州的资料。李煜这个书呆子，根本没有“保密”这样的概念，感觉编撰图经是好事，就让手下的人连夜抄写了一份详细的“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资料给了卢多逊，把自己的家底全盘送上。
赵匡胤看了这些难得的宝贵资料，心里暗暗发笑：李煜这家伙，不打你打谁？！
南唐后主李煜最占便宜的当属卢多逊，吃了李煜的，拿了李煜的，还被赵匡胤提升为参知政事，真是一箭数雕。
李煜还浑然不觉，他不知道，灾难就要降临了。
在采石矶附近的长江上，最近总是有一艘小船在游荡，船上一名白衣秀士拿着钓竿，悠闲地钓着小鱼。只不过他经常拿出丝绳，不是放到水里测测深度，就是扯着丝绳去量大江的宽度，谁也没去在意这个读书人。
这人名叫樊若水，在南唐屡次失意科场，便有了改换门庭的想法。可上哪去？他盯上了大宋，也看出了大宋和南唐必有一战，南唐依仗的是什么？长江！樊若水就把详细的长江水文资料当了换取富贵的敲门砖，跑到赵匡胤面前献了建浮桥渡江的计策，赵匡胤听了就派他前往荆湖督造船舰，以备攻南唐时建造浮桥之用。
就是这个浮桥打得南唐出其不意，晕头转向，看来小人物照样也能影响历史。而且，小人物也得罪不起。
开宝七年（974）九月，一切都准备好了，缺少的是开战的一个借口。于是赵匡胤就开始找茬儿，遣使命李煜入朝，李煜害怕被扣留，就说自己有病，一再推脱。赵匡胤一看，好了，给脸不要，那就打吧。
十月，赵匡胤任命曹彬为西南面都部署，率荆湖水军顺流而下，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点。潘美为都监，率步骑兵由和州与采石矶之间渡江，会合曹彬东下直攻金陵。另以吴越王钱淑为东南面招抚制置使，派丁德裕为先锋，实为监军，率吴越兵为偏师由东向西攻南唐，使南唐东西两面受敌。
宋军自荆南东下，水陆并进，连克池州、芜湖、当涂，占领了采石矶。十一月，宋军把巨舰、大船连接起来，成功地搭起了浮桥，宋军主力迅速跨过长江，连克金陵外围据点，并在秦淮河击败南唐水陆军十余万。开宝八年正月，形成对金陵的包围态势。
这时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观：金陵被围数月，身为南唐后主的李煜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直到五月李煜登城巡视，才看见城下驻扎着宋军，看来南唐对外保密不行，对内保密绝对是一流的。
虽然李煜不知道围城，但南唐的军队还是尽职尽责地战斗着，宋军攻了半年多，还是没有破城。战局在九月下旬发生了转变，吴越军攻下了润州（江苏镇江），南唐后主李煜惶恐了，派徐铉去宋求和。
徐铉见到赵匡胤，一再申辩南唐“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徐铉的口才很好，把赵匡胤说得理屈词穷，最后只好拿出少年时的无赖相，按着宝剑大声说：“我的床边能容忍别人呼呼大睡吗？”
这下轮到徐铉瞠目结舌了。
赵匡胤的话虽然霸道，却说明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强者为尊，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开宝八年十月，南唐大将朱令赟率十万大兵顺江东下援救金陵，在皖口被宋军打败，金陵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十一月宋军攻破金陵城，李煜被迫投降，南唐灭亡。
至此，赵匡胤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剩下的只有吴越和泉、漳，先南后北的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实现了。
宋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增强了对抗北方强敌契丹的力量，两强的碰撞只是时间问题了，但究竟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
根除心腹大患（1）
与征伐南方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条战线上的战争。
这就是赵匡胤削夺手下将领的兵权。说这是一场战争，一点儿也不夸张，在历史上，因削夺开国将领兵权而流的血实在是太多了！
不是吗？想想韩信吧，还有许许多多离我们或远或近的开国将领。
锻炼赵匡胤成长的五代时期，虽然仅有五十多年，却先后出了十四位君主，军队和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分获了巨大的好处。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
赵匡胤当年参与过拥立后周太祖郭威的行动，自己也是靠着手里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登上帝位的。如何控制手中握有重兵的将帅，防止兵变的发生，消除威胁皇权的心腹大患，是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问题。
赵匡胤登基后不久，和赵普谈论起五代时的动乱，赵普一语道破：“过去的动乱，就是由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若想改变这种状况，也并不太难，只要削夺其兵权，管制他们的谷钱，收了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
赵普这一番话，使赵匡胤惊叹不已。
赵匡胤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次兵将拥立的场面，想到拥立自己的那些将帅和弟兄，有的是禁军的高级将领，掌握着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如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等人；还有的自恃拥立有功，已经出现不服管制的迹象。
于是，赵匡胤下决心削夺他们的兵权。
96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明月当空，月光如水。赵匡胤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宴，把石守信等几个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请到一起，饮酒欢歌。
酒过三巡之后，赵匡胤突然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诸位爱卿，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哪里有今天？因此，我对你们感恩不尽。不过这天子也并不是怎么好做的，还不如节度使快乐些。从登基到现在，我还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忙问缘由，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天子的位置，谁不想坐？”
诸位将领听后大惊失色，慌忙问道：“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赵匡胤说：“不对，你们虽然没有异心，怎奈你们部下会有些贪图富贵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难道还容许你说不做吗？”
将领们听罢，一起跪倒顿首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些，请陛下给指示一条生路！”
赵匡胤说：“人生就好像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多积金钱，吃喝玩乐，再替子孙们攒下些基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罢了。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买些好的田宅，替子孙们置备下百世产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过一辈子，岂不快哉！我还同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以终天年，这不是很好吗？”
见赵匡胤交代得如此明白具体，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都上疏称病，求解兵权。赵匡胤一概允准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除天平节度使石守信还名义上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空名外，其他宿将的禁军职务都被捋去了。到建隆三年，石守信的虚名也被剥夺了。从此，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一职位不再任命。
为了履行互结婚姻的诺言，赵匡胤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赵匡胤通过政治联姻，让这些高级将领消除了离心倾向，来共保富贵。
赵匡胤使用赎买的政策，罢去了宿将典禁兵将领们的兵权。
赵匡胤是厚道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开国皇帝和开国功臣之间以这么完美的结局收场的。
这一做法很难说是绝后，但绝对是空前的。
在解除了石守信等高级禁军将领兵权后，赵匡胤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低，又容易驾驭的人充当禁军将帅，又令禁军将领间相互牵制，消除了身边的威胁。
接着，他把手又伸向了地方，要把五代时最大的动乱之源节度使的兵权也削去。
要说五代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将领的夺权史，尤其是手握重兵的节度使的夺权史。后梁太祖朱全忠是以宣武节度使起家的；李克用也是以大同军节度使纵横沙场，给儿子留下了建立后唐的家底；后晋高祖石敬塘也是节度使，镇守河东；无独有偶，后汉高祖刘知远也是河东节度使；后周太祖郭威曾任天德军节度使，就连盘踞江浙的钱都是镇海节度使出身。
赵匡胤削夺了禁军将领的兵权以后，京畿重地可以放心了，可外面藩镇威胁还在，剥夺节度使兵权马上就摆上了日程。
既然“制其钱谷”是既定的方针，那就先从钱财上下手，在各路设置了专管财物的转运使，将各路所属州县的财政收入，除留下少量应付日常开支外，全部运送至京城开封。此前，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这一下子就断了藩镇的财路，看没有了钱财，你还有什么经济基础来闹事。
他还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为禁军。乾德三年（965）八月，赵匡胤下令各州长官把所部兵员中骁勇善战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削弱了地方的实力，把藩镇最尖利的牙齿拔了下来。
开宝二年（969），宋已经平荆湖、灭后蜀，赵匡胤下令拆毁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拆除了。
到了十月，赵匡胤再次设下了酒宴，招待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正在喝到兴头上时，赵匡胤感慨地说道：“你们都是咱大宋的功臣啊，在马背上征战了大半辈子，都是德高望重，劳苦功高。可到了现在还辛辛苦苦在各地驻守，让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呀。”
这可是话里有话，能成为一方大员的谁也不是糊涂蛋，可手里的权力谁愿意放？还是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就是拒收流浪汉赵匡胤的那个家伙——是个明白人，出头打破了僵局，说：“为臣我原本就没有什么功劳，得到朝廷的错爱已经很久了，眼下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朗了，希望皇上可怜可怜我，让我退休回家享清福去吧。”
可还是有的人想最后争取一下，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等人，不断表白自己战功的辉煌、经历的艰险，企图打动赵匡胤，保留住兵权。
对这种不知进退的家伙，要是换了别的皇帝，早就拂袖而去了。可赵匡胤毕竟称得起“仁厚”二字，只是脸上没了笑模样，冷冷说了一句：“说的都是你们为前朝干的事，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
结果第二天，参加宴会的五位节度使都被解职，给了个吃粮不管事的虚职回家养老去了。另外那些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都明白了赵匡胤的心意，主动自觉地赶快交出兵权了事。
收了财权、兵权，赵匡胤还从朝廷派出“知州”、“知县”管理地方，并开始着手废除唐末及五代时节度使兼领“支郡”的旧制，除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统统直属京师。另外，还把地方的司法权也收归中央政府了。
这样，在不动刀兵的情况下，赵匡胤把各路豪强的兵权、财权、司法权、行政权收了回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从此为害中原的藩镇割据再也没有出现过。
走上文治时代（1）
与抑制骄兵悍将相呼应的是，赵匡胤将文人摆到了国家统治这个金字塔的顶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显赫尊崇、待遇的丰厚是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
赵普赵匡胤有着很浓厚的文人情结。要说这位陛下原是刀枪丛中走出来的一个武夫，虽说小时候书读得还算不错，可在枪尖上滚打了这些年，也该忘得七七八八了，其实大大不然。确实，他是握了这么些年刀把子，可却从来没有放下过书本，据说好学已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
就是为了读书，还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后周世宗柴荣平江淮时，他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用好几辆车运载私物，其中都是财宝。柴荣是个一心反腐倡廉的主，对贪官污吏绝不轻饶。和赵匡胤一样参加高平之战的张顺，在升官后起了贪心，偷偷地“隐落”榷税钱五十万、官丝绵两千两，被柴荣赐死。今天一听，莫非赵匡胤也想步张顺的后尘？便派人去检查赵匡胤的车辆，结果发现所谓的财宝竟是几千卷书籍。
柴荣虽称铁胆，却只是粗通文墨，就不解地问赵匡胤：“你是跨马抡刀上阵杀敌的大将，还弄这么多书干吗！”赵匡胤也真会说话，回答说：“我常惭愧自己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好多读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君臣就哈哈一笑完事了，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赵匡胤读书的态度和目的。当然，增长了见识和计谋，究竟用在哪儿又是另一回事了。
黄袍加身后，赵匡胤很是尊重文人，文人也很争气。平蜀之后，他曾因年号问题产生疑问，便去问自己的智囊赵普，谁知道赵普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最后还是学士陶毂、窦仪给出了答案，因此赵匡胤感慨地说了句：“宰相须用读书人！”
他还提倡多读书，就是那些摸枪杆比摸笔杆顺手得多的武将，也被他逼着去读书。上有所好，下必兴焉，朝廷上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读书热，那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大宰相赵普，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才爱好读书的，要不然可能就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部《论语》治天下了。
提倡读书，重用文人，这里面既有赵匡胤的文人情结，也有“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客观需要，更重要的是以此来抑制武将的权势。因此，历宋一朝，高级官员都使用文人，就连专门掌管全国军事方面事务的枢密院长官枢密副使都是由文官担任的。屈指数来，除去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岳飞、韩世宗、刘琦这几个名将做到了枢密副使，北宋在稳定下来以后，只有一个狄青当过枢密副使，这已经是武将能做的最高的官职了，像唐朝那样出将入相的事，在宋朝是不可想象的。
重文轻武是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弊，“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防止武将专政篡弑的国策。重文轻武对宋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后来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宋朝没有亡于赵匡胤最担心的内乱，却亡于外敌之手。
由于“重文”，所以宋朝文人的待遇那就是一个字——好。优厚得令现代东西方的文人都心驰神往，纷纷表示十分向往之。
虽然赵匡胤也曾骂过“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可实际上还是很重用“之乎者也”的文人的。宋前期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他开始，宋朝宰相就被文人垄断了。其实，赵匡胤用文人是包藏私心的，连老百姓都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像莽撞武夫，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就算造反不成，也弄你个尸山血海。他也曾亲口对赵普说过：“五代时武人把老百姓害苦了，我现在就用读书人，找他百八的去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蛋，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夫。”
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的高官，而且还都是文人担任的，很快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人集团。由于文人的得势，五代以来武人嚣张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那时武将发起火来，是敢在庙堂之上拔刀威胁取宰相“项上人头”的，可现在只好对这些酸溜溜的文人恭恭敬敬的了。
大宋的基层政权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那时哪怕做个小小的县令，皇上都要亲自和他面谈一次，这不仅是对官员的考察，对官员来说，荣宠的意味就更重了。
综观宋代，文官的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薪炭、马匹刍粟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他们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一般称为某某宫使、提举某处某宫某观等，人们叫它祠禄官。总之，宋代的文官这辈子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
相比较起来，文人在宋朝是最安全的，起码是没有生命之忧。有人说宋朝没有文字狱，那是不确切的，最著名的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党争也是有的，有新党、旧党，还有蜀党、洛党等等，不一而足，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被杀。
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的一条就是不杀言事士大夫，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也不能杀。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最严重的就是流放到海南岛，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先生，尽管那时海南岛是“蛮荒之地”，可总比被砍掉吃饭的家伙强得多。
赵匡胤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由于有了皇帝的关照，文人的底气很足，改变了五代“轻文”的习气，这些文臣不再是五代时的“花瓶”，开始还真卖力气，将个大宋江山弄得花团锦簇一般。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