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后才来的。他们来的正是时候，为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宣传品都是他们刻印的。宣传工具主要有油印机、油墨、颜色、纸张、写大字标语的桶。
在准备起义之前，还成立了少先队。开始由杜瑜华负责，后来是杜超当队长。杜超牺牲后，由姓周的当队长（后听说有病走了）。少先队有3个班，30多人，年龄小的只有十四五岁。
1936年农历六月二十日，何振亚派吴总务长（汉阴南山吴家院子人）去安康领子弹，说我们剿匪消耗了不少子弹。安康当局回答：“你们打了多少子弹，把子弹壳亮出来，我们给补充。”吴总务长回来向何振亚汇报。过了两天，何振亚下令逮捕了东镇联保主任邹希文父子二人，并把魏席儒派来的副官监视起来。我们押的邹希文父子，对我们的行动很怀疑。部队到东镇以后，邹希文以借支应为名向群众摊派，大捞了一把。他的大儿子是个烟鬼，二儿子仗势欺人，周围年轻妇女他都欺侮，没人敢问。这一切何振亚调查得很清楚。部队拔营南下，在距安康约50里路的茨沟一个大庙里驻下。第二天是激动人心的一天，中午吃大肉，很丰盛。下午一点多钟到大庙地坝集合，何振亚宣布：“我们起义了！从今天起，我们部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陕南抗日第一军，不再是国民党的看家狗了。”接着他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下令让大家把青天白日帽徽、臂章统统拔掉。他和徐海山把武装带也甩了。我们砍断电话线，部队向南出发。走了二里多路，把安康当局派来的副官杀了。还有一个人是我们来到大庙时看到的，他收的捐款也被我们没收了。晚上约十点钟，部队到了五里铺；没有敌人，没有打枪，只是贴了布告和宣传品，墙上写了大字标语。杀了邹希文父子，部队就向北山出发。起义以后部队出现了一些问题。原三中队队长陈麻子（汉杰）叛变，把队伍拉跑了。在山区，单家独户，队伍驻的分散，陈麻子叛变，其他支队不知道，军部也不知道，直到晚上通讯员下通知，才发觉原三中队不见了。原来陈麻子造谣说有敌情，把队伍拉走了。第二天上午，带走的战士和其他干部发现不对头，质问陈麻子：“你把我们往哪里带？你想干什么？”部队不走。陈麻子一个人逃跑，部队又回来了。对这个问题，何振亚非常沉着冷静，对回来的人表示欢迎。过了一个月，他经过秘密调查，了解到回来的李春茂搞阴谋；还有一个是安康保卫团副团长王杰三派来的奸细，便把他俩给杀了。
（四）陕南抗日第一军的主要活动
第二次起义后，部队的主要活动，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四次仗：
第—次，农历七月份，在离我家只有15里路的太平寨。上面住有寨主和民团。我军上午九点钟到达寨子对面的三官庙，给寨主写信，要多少米，多少条猪，多少银元。寨主说：你们打开了寨子要啥有啥。何振亚下令各支队准备云梯，十一点把寨子包围住，十二点就破了。寨里的土炮打伤了我们十来个人，我们把民团都杀光了。弄的元宝、银元、粮食挑了20多担。老人、儿童、妇女受到保护，在烧房子之前都放出来了。半夜出发西进，天明到云雾山的八面坡时，又和敌四十九师遭遇了。我们和敌人打了十来分钟。何振亚一观察只有一个连的敌人，他就马上下令把敌人包围，并叫各支队快派人出去做饭吃。那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是缺粮户，我们买的土豆、老南瓜、四季豆，没油没盐做了好多桶。我们吃饱了，敌人还饿着呢。中午十二点就打开了，当我们正在紧缩包围圈发起攻击的时候，敌人的援兵来了，远看一条灰杠，源源不断地向我方跑步前进，何振亚下令马上撤退。这次我们没有取胜，倒把刘炎德支队长牺牲了。
第二次，农历九月初我们又回到东镇。第二天上午，敌人一团的兵力到了。我们五支队掩护部队撤退，阻击了二十多分钟，敌人占领了东镇也没有再追。少先队长杜超，由于路径不熟，走错了路，不幸被敌俘虏牺牲。
第三次，是迷峰岭战斗。我军到洋县距迷峰岭有30里路一个大镇子。我们下午大约三点多钟到达这个镇上，喝了水，休息了半个钟头。就在休息的过程中，何振亚带各支队长和侦察兵在镇子上观察周围的地形。随后我们部队往前只走了20里路，驻到迷峰岭半山腰。下午敌人来驻在这个镇上，是五十一师一个连。半夜何振亚带了两个支队去袭击。岗哨都报销了，事先潜伏的一名侦察员真勇敢！他悄悄摸到大门口（大门口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架着机枪对着街口），照着机枪射手脸上就是一拳，接着又是一刀，敌人没有吭声就完了，机枪拿过来了。我们的部队分路冲进各院，就是一阵子手榴弹。等敌人惊醒过来，只顾争相逃命，跑出街上又碰上我掩护部队的扫射，一下子把那个连打散了。我们得了10箱手榴弹，死人身上的枪支弹药都拾走了。得胜回营后马上就吃饭，四点钟出发，天将明我们到了迷峰岭。不到二十分钟，我们阵地前枪响了，因为遍山都是灌木，看不清敌人。根据敌人拉开的战线看是两个团的兵力。这个仗不能打，我们抵抗了一阵，看地形不利就撤退了。这两天这股敌人分多路前堵后追，可是他们走大路，我们不走大路，爬了几座大山，走了一夜一天，到了江口镇，把敌人甩得远远的。
第四次，是在宁陕以东，天下着大雨，敌人一个团追来了。我一支队掩护部队撤退，打了一阵子，部队安全撤退了，可是把我们的生丝叫敌人弄走了。当时一发生敌情，民夫都跑了，部队要抢占山头，就把物资丢了，这是我们全军准备做冬衣的资本。
此外我们还打过四次保安队，一次在洋县，一次在两河，一次在手扒崖以东的六里沟，一次是打王杰三的弟弟王普三。这四次我们都取胜了，总共得了60来条枪。我们打的方法是远距离奔袭，走一天一夜，到天明时结束战斗。敌方王杰三的两个弟弟，被红七十四师独立团打死1个，被我们杀了1个。消灭王普三保安队是在安康大河口不远的地方。这次战斗，他带的20多个兵全部当了俘虏，里面一姓毛的号兵留下来了，后来到山西抗日在张店战斗中牺牲。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虽然人数不多，不到1000人，但是在陕南的影响是很大的，她高举抗日的旗帜，部队纪律很好。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逐渐增多了，各队指导员有了，做民运工作的有了，政治部、供给部的干部也充实了，军事、政治工作加强了。
第二次起义后我们和红七十四师会合了四次。头一次是我们从东镇出来不到两个星期，来到大河口刚驻下，红军来了四个干部，三个警卫员。干部中一个满脸大麻子，红光满面中等个子的人，和何振亚谈话时间很长。我们不敢靠近，倒罢茶就离开。第二次在龙王沟。第三、第四次是何振亚去开会，时间都很长，地名记不得了。
我们也和红七十四师发生过两次误会。第二次起义后，1936年9月16日，我们在汉阴的老东边（即安康县枧沟），红七十四师独立团和我们发生了误会。那天，供给部的洪九畴和一位同志走在部队前头联系给养，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突然一个哨兵问：“你们是干啥的？”那位同志扭头就跑，被一枪打死了。洪九畴没有跑，他看见哨兵的帽徽上有红五角星，就说：“我们是陕南抗日第一军。”这样才知道是自己人。当天，独立团向我们道歉，买了一付棺材把供给部那位同志安埋了，并给抗日第一军200元钱以安慰其家属。再一次就是红七十四师收编的宋登贤部，在11月误杀了杨江等人。事后我们到宁陕沙沟，宋登贤来我军部对何军长表示道歉！何振亚叫拿茶来，我不理。事后我报怨说，他抢走了我们的望远镜，活埋了我们的同志，我恨不得照他头上一闷棒打死他。何振亚批评我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啥！人家拥护共产党，主张抗日，大方向是好的，是我们的友军。抢东西活埋人，是他的军师李老师搞的，已被红独立团枪毙了。
八、九月间，我们在镇安和汉阴交界处，还收编过一支土匪队伍，有六七人，编入五支队。那个土匪队长当副支队长，后来在迷峰岭战斗中牺牲了。
农历十一月间，我们去离子午口大约有百余里的地方，准备接沈继刚起义的一连人，结果只接到沈继刚等5个人。部队转来在龙王沟集合，何振亚说了欢迎沈的讲话。六七天后，部队快到汉阴地界，何振亚发给沈继刚3支枪（一支步枪，一支六轮子，一只马拐子）。以后沈继刚他们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1937年7月1日，处理被捉来的地主老财和团总，何振亚对他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停止内战。我们根据共产党的政策，今天放你们回去，每人给你们5块银元作路费，有几个老头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处理罢地主，紧接着奉命出山。部队急行军由汉阴出发，到蓝田没有追上红十五军团，又走了两天一夜赶到了礼泉县，终于和红十五军团会合了。部队出山时，有1000余人，途中走散了一些，到会合时只有六、七百人。当时已是春节，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热情地接待了何振亚，给每人发了一套东北军穿的棉衣、棉帽和双梁鞋。
过完春节，我们随红十五军团浩浩荡荡往甘肃庆阳进发。到了甘肃庆阳，军团部驻驿马关，我们驻王菜园。十五军团正式命名我部为军团部的警卫团，派李雪三任政治委员，派红大学生到警卫团各连任连长、指导员。我们原来的干部到红大学习。
到了王菜园以后，何振亚的工作是很忙的。部队进行军事训练，重点是射击、刺杀、投弹、军事学习，晚上还要进行紧急集合。李政委对干部的理论学习抓得很紧。何振亚对理论学习更是积极。1937年初夏，何振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愧为是我们党的好党员。
二、先辈回忆
00、郑位三关于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斗争历史的谈话纪要
关于红二十五军和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情况，我知道的要多一些。当时我是红二十五军的政治部主任，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我又是陕南特委书记，红七十四师就是我领导的。徐海东、程子华都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负责人。军长程子华当时挂了花，长期坐担架。海东主要作军事指挥，对地方工作管的不多。政委吴焕先了解情况多些，后来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了。鄂豫陕的省委书记徐宝珊也在陕南牺牲了。陈先瑞是红七十四师师长，也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陕南党和鄂豫陕省委有过联系的是汪锋，他在红二十五军住过一个时期，他对陕南党的情况了解多一些。汉中地方党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多一些，红二十五军和陕南党的联系是要少一些。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的斗争情况，徐海东写的一篇《会师陕北》的文章（载于《红旗飘飘》第三期），已经说明了二十五军的进陕南、离开陕南的时间和整个战斗的经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的时间，只比中央红军长征的时间迟十天，到陕南是阳历年前（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离开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前后历时九个月。在陕南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还是红七十四师。红二十五军走后，留下一些游击师，后来成立了红七十四师，由我负责领导，在陕南坚持了两年零一个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才离开，连同红二十五军的九个月，共是两年零十个月。坚持这样长的时期的游击战争是很不容易的。（的确，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川陕苏区后，留下的刘子才巴山游击队就没坚持住，主要是不像红74师那样编入八路军，就被消灭了。）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打了四个大仗，打下五个城，有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等，消灭×××的警备旅，唐嗣桐的三个团。这两仗打的最漂亮，缴获的武器很多。当时敌人很强大，我们没有可能迅速地发动群众，和地方党也没有联系上，有枪没有人背，埋掉几千支枪。在此期间，红二十五军还派出二支游击队，一支是雒南游击队，一支是华阳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是鄂豫皖的老战士，很有作战能力，也善于发动群众，派出去一个时期，收回来进行整训。党在陕南依靠红二十五军主力和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一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
红七十四师是红二十五军走后建立的，留下的鄂豫皖老战士只有三百多人，其余大多数是抗捐军。所谓各路游击队，主要是抗捐军。老干部和老战士派往各部作领导。红七十四师离开陕南时有两千多人，本身有一千一百人，何振亚部的八百多人。
何振亚是一九三五年从杨虎城部队以兵变的形式拖出来搞游击的，一出来我们在地方问，说是当了土匪，他不敢靠拢我们，怕我们不相信，经常对我们的侦察说他也在打游击。那时我们和一个大刀会的首领……宋登贤有关系，他在大峪口一带活动，有一些武装。一次他把西安救国会派往何部的人杀了几个。后来宋登贤谈了这个情况。我们分析何振亚有好的政治目标，不是当土匪，不久我们就主动靠拢，以后我们相差只有三十多里路。一次西安的一个干部，说他是党员，是由陕西党派来的，但没有拿关系，请我和陈先瑞同志到何振亚部队去讲话。我是打算去的，同志们不敢让我去，怕出问题。我留这个同志住下，给他讲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议精神。我们还送他们些枪、子弹和几万元敌人的邮票等三样礼物。以后我当他的友军，有了正式的来往信件。和何振亚部的正式合编是在西安事变后，周总理到西安派李涛来红七十四师，周总理还在杨虎城处要来一架电台。李涛传达中央指示，说何部是党领导。周总理同意我们合编为抗日联军，何部是第一军，七十四师是第二军。我们成立了指挥部，总的隶属杨虎城指挥。后来红十五军团去商州，何部和十五军团上了陕北。我们整训几个月，〃七七〃事变后才离开陕南到云阳镇。何振亚部我们当时派去了很多干部，他那里也培养了不少陕南干部。
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活动有三件大事，是很有意义的。第一件是打开了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打佛坪纯系军事行动，也比较容易。打开宁陕县城，我们消灭了保安团，杀了伪县长，缴获了长短枪三百多支，搜出了敌人的县印。同志们问我住不住。我说住十天到十二天，最少住几天。我给敌人算个帐，敌人得到消息，从西安派来一个新县长和军队，最快得十二天到半个月。我们在宁陕住下休整，派干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宣传，向群众表示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到第八天，同志们一再催促，我们才离开宁陕。果然不出所料，十二天，敌人的新县长带着军队才到任。（郑位三喜欢炫耀自己是诸葛亮）第二件是一九三六年阴历年夜袭户县，在那里扰了一下，西撤一直到凤县，直接在公路上走了五天，到离凤县只有二百里。我们也给敌人算帐，从汉中和西安要派兵都得好几天。我们为了扩大影响，在公路两旁打土豪，过年吃的是地主的年糕。敌人不几天从西安派飞机来侦察。这一次政治影响很大。
第三件是活动到华山脚下，直逼西安，在华山兜了三个大圈子。那时党中央毛主席和红军刚出陕西，我们就在东边闹华山，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毛主席表扬我们说：你们搞的很好，红军一出陕西，你们就闹华山，配合得很好，配合得不坏。
红七十四师在党的领导下，军事上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对地方上追来的抗捐军采取信任的态度，对他们待之如宾，给枪，派干部，进行帮助。有一次我带了一部分鄂豫皖苏区的老战士，只有七十多支枪和上千抗捐军，他们带枪八百多支。一天一个干部向我汇报说，明天怕要出事，许多人打算回家过年，不让回就会出问题。我听了后就采取信任的态度，召集他们的领导人开会商量。我给他们讲：你们要回家过年可以，也可以分批回，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来，你们自己决定。我给他们拿出仅有的白洋和大烟土，让他们做盘费。这一下大家很感动，都说老主任（对郑位三同志的称呼……编者）对他们太好了，非常感动，说军队还要用钱，只要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回家的人马上减少，大多数后来归队。如果不是一贯采取对他们信任的态度，就会出事，况且这次我们人少枪少，会有危险。正由于如此，我们发动起来的抗捐军，除山阳的袁开科杀了我们的干部带枪投敌外，多数都表现的很好。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重视了统战工作，很少杀人，对土豪除罪大恶极者外，一般都不杀，有的采取罚款的方法，打击面较小。（郑位三社会经验丰富，被张国焘视为右倾，但他在鄂豫皖部队威信高，主要就是务实，善于团结人。）我们在陕南期间，交通工具都是原始的，除我们派出部队侦察外，就是紧密地依靠了群众，给我们送情报。我们很重视搞邮差，从他那里发现些东西，从敌人的报纸和来往信件中知道不少东西。邮差也知道我们要什么，主动给送过来。我们报以高价。我们能在陕南活动两年多时间，在敌人的〃围剿〃下能存在和壮大，除本身的政策正确外，就是陕南的群众条件很好。那里的群众非常好发动。有这样一个故事就足以说明陕南的群众很好。有一次我带了二百多支枪，经过青油河（商南境内），商南敌县长带枪八百多支，我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就把敌人赶跑了。我到敌县长的住处搞敌人的文件（这是我经常注意的事），找到敌县长的箱子，拨出了一张土豪告农民的状子，告的全是贫苦农民。我就到那个村子里开了个会，把状子念了一遍，就发动起群众成立一个游击队。（善于制造扩大阶级矛盾）红二十五军在陕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