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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继续长征后，省委于7月25日和30日连续两次发出指示信，向留在根据地的鄂陕、豫陕两特委传达省委沣峪口会议的精神。第一封信是写给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和鄂陕特委书记郑位三、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陈先瑞的。第二封信是写给郑位三和鄂陕特委的。两封指示信的内容基本相同，均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的决策，要求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担负领导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的任务，把现有的游击武装组织一个红军独立团，争取发展成一个师，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
鄂豫陕省委的指示信于8月初交到当时在蓝田活动的中共五星县委书记、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手里，后因李志英被叛徒杀害，两封信落入敌手。鄂陕、豫陕两特委与省委中断了联系，也不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的去向，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红军力量薄弱的艰苦情况下，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8月底9月初，鄂陕、豫陕两特委分别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红二十五军在陇东作战的消息，才知道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已经北上。两特委遂在商南县赵川镇西北的梁家坟村会合，并于9月9日在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指出，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人数不多，而国民党军正在发动疯狂的进攻，斗争将会更加艰苦。但是鄂豫陕边的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对我有利，两特委又有半年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有近300名红军老战士作骨干，只要团结一致，紧紧依靠群众，斗争策略正确，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会议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有根据地；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后称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斗争；合编各游击武装，组成红七十四师；游击作战的方针应机动灵活，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会议同时决定了中共陕南特委的组成人员，由郑位三担任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琨为常委。
10月6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由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师下辖两个营和手枪团，约700人。
中共鄂豫陕特委成立后，率领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苏区的广大区域内，由东向西，由西到东、由北向南、由南到北，同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兜大圈子，先后打了五个来回，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与地方反动武装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多支，从而坚持了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1936年3月下旬，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在宁陕县东江口休整。3月23日，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由陕北来到东江口，带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以及一封简信。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将近一年，现在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看到中央的文件，听到中央的声音，全体党员和干部战士欢欣鼓舞，革命斗志更加高昂。为了使中共中央了解鄂豫陕根据地的情况，次日，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起草以“志清”（陈先瑞的代名）和“卫劳”（郑位三的代名）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作出书面报告，交程福才带回陕北。
在东江口休整期间，鄂豫陕特委组织干部初步学习了中央的文件，4月，特委率红七十四师转战到根据地东部地区，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举行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认真讨论贯彻执行中央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决定坚决贯彻执行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会后，鄂豫陕特委将《八一宣言》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在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一些政策和具体做法上有一些改变，正如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后来回忆的，这次有了中央文件，使我们在后来的行动中有了依据，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有了提高。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努力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的同时，对一般地方官员、开明地主、军官则重点进行教育和争取，利用他们为部队解决粮草、寄养伤病员、采买药品布匹等。对俘虏的国党基层官兵和罪恶不大的中级军官，经抗日教育后一律释放。在通过反动地方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时，预先写信联系，约定借路通过，互不侵犯。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鄂豫陕特委通知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再没收富农的财产，对其土地也只没收封建剥削之部分。红军还一直保护城镇工商业，保护邮政和学校等。以上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和打击了最反动的势力，对于巩固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甘南后发动了成县、徵县、两当、康县战役，国民党在陕南东部的军队大部西调，围堵红二方面军北上。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红二方面军长征，鄂豫陕特委将红七十四师三个团集中起来活动，积极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牵制敌军于外线，有力地策应了红二方面军北上。
正当鄂豫陕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胜利进行斗争的时候，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
鄂豫陕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商洛地区，是陕西东南的重要门户，也是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必经的交通要道之一，由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曾在商洛地区活动过，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决定，调由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等部组成的红十五军南下商洛，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937年1月15日，红十五军团进至商县（今商州区）。
在调红十五军团南下的同时，周恩来命令在蓝田县灞龙庙一带活动的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原地待命。1936年12月21日，原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长、西安事变前被派往杨虎城部工作的李涛在蓝田县张家坪与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次日，鄂豫陕特委在灞龙庙召开扩大会议，由李涛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介绍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2月2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七十四师改编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
1937年1月，抗日南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东开拔，进至潼关、灵宝间，履行三方联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1月中旬，周恩来电令抗日南路军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2月8日，抗日南路军复用红七十四师番号，也撤出商县，移防镇安、柞水一带。4月，红七十四师奉命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这时，全师已发展到2100余人。1937年6月，郑位三奉调回延安，中共鄂豫陕特委撤销。毛泽东在延安亲切接见了郑位三，充分肯定和赞扬了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执行中央决策，为实现战略转变所作出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参加到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
自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在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于1935年10月抵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惟一保存完整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00、坚持鄂豫陕边游击战争的红74师
37年1月10日，红15军团为了保障西安右翼安全，从咸阳地区向西安东南挺进。13日，毛泽东命红15军团即向商县前进，勿在蓝田停留。
15日，红15军团进至商县地区。上下级配合默契：“毛主席之所以要15军团迅速开到商县，因为商县古称商州，是陕西省东南地区的行政中心；东接豫鄂，北达西安，西通汉中、甘肃，南临汉水，是鄂豫陕边的军事重镇。军团首长明白毛主席派我军团控制此地，在政治上显示了我军以实际行动配合友军保卫西安，巩固三位一体之团结，增强军民之斗志，以配合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的谈判；在军事上我军到此地可以箝制和打击从汉中和河南来的中央军，以保障西安右翼的安全。此外还可与红74师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有助于主力的作战等项重要的目的。”
22日，坚持鄂豫陕边游击战争的红74师从灵宝、潼关间赶到商县张村，与红15军团会合。
这是百战后的团聚。
35年7月16日，鄂豫陕省委率红25军从沣峪口地区出发，开始西征北上。
17日，杨虎城调集67军、40军、95师、44师、陕军警备第2旅和特务团等20多个团，对鄂豫陕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
30日，鄂豫陕省委在行军途中，分别给留在鄂豫陕边界地区的鄂陕、豫陕特委发出内容基本相同的两封指示信，决定把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李隆贵为书记。
第3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奉命将指示信转交两个特委。途中，游击师特务队队长枪杀李志英等人，将信交到敌人手里。
8月底，鄂陕特委在宁陕两河口获得一份《西京日报》，得知吴焕先牺牲于泾川，据此判断：红25军已经西去，可能要北上陕北。因此，鄂陕特委决定：（1）在敌强我弱，各路游击师成分新、领导弱的情况下，应集中统一行动，防止被敌各个击破，要避开敌人锋芒，待机破敌；（2）特委率领总部战斗营会合各路游击师，到商雒地区寻找豫陕特委，共商斗争大计。
心有灵犀。
豫陕特委正在龙驹寨以北地区活动，也从报纸上得知红25军西去的消息，遂率部寻找鄂陕特委。
9月初，两个特委在商南梁家坟会合，于9日举行联席会议。会上，鄂陕特委书记郑位三指点江山：红25军主力北上，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人数不多，而敌军正在向我发动疯狂的进攻，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大的，斗争是艰苦的。然而，陕南的群众基础是好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决依靠人民群众，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共同奋斗，不但可以生存而且还可以发展。我们一定要领导群众，为保卫鄂豫陕根据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他指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统一根据地内的党和军队的领导，确定今后行动的方针。
与会干部认为郑位三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并且认为鄂豫陕边界地区地形有利，群众基础好，两特委又有半年多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对社情、民情、地形都十分熟悉，有近三百名红军老战士做骨干，只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紧紧依靠群众，斗争策略对头，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
会议决定：（1）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根据地。（2）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又称陕南特委）。（3）将各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重新组建红74师。（4）作战的方针是开展游击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同时，继续收拢各路游击师和伤病员。
会议选举新的特委，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认为自己党内地位高，出身好，能打仗，自荐当书记。
陈先瑞等多数与会干部则认为，郑位三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善于团结同志，推举郑位三为书记。
三年前，同样是面临主力远征，郑位三在鄂东北维护甚力。如今，郑位三驾轻就熟。
10月6日，红74师在商南碾子坪正式组成，陈先瑞为师长，李隆贵为政委，方升普为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为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营、1个手枪团，总兵力近700人。1营由豫陕游击师4个大队改编，张海波为营长，袁崇安为政委；2营由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一部和所属各路游击师编成，肖大喜为营长，郑连顺为政委；手枪团由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一部和豫陕游击师便衣队编成，吴济云（后改名吴林焕，少将）为团长，张培真为政委。
国民党军对红74师发起第一次围攻。红74师从碾子坪出发，沿鄂陕交界的山区西进，在山阳、镇安、柞水、宁陕间与敌巧妙周旋。
敌40军军长庞炳勋得到的教训是：“迭查，凡剿匪失利者，多由中匪诡计：（一）匪用土民持红旗各处呐喊，虚张声势，作疑兵，国军不明虚实，东突西冲，疲于奔命，匪乃乘机袭击。（二）匪奇袭我方高级司令部，如被袭破，不战自溃。（三）匪以少数诱国军，而以多数埋伏山林，乘机四起，以袭击或腰截，致遭暗算。总之，以后剿匪注意搜索、警戒、连络，驻地隐密，对土民报告须详审，勿轻信，又须多派干探。诸凡谨慎，免为所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四）红25军征战记》）
12月初，红74师进至青铜关以东月西沟。敌40军115旅230团1个营抢占青铜关，另1个营尾追而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青铜关位于镇安县城东南45公里处，东临乾佑河，西抵崇家山，易守难攻。鄂豫陕特委决定乘青铜关守敌尚不知红军到来之机，利用月西沟有利地形，以小股兵力引诱守敌出击，主力在青铜关以东地区设伏歼敌。
青铜关守敌“服从安排”，营长带2个连以密集队形沿沟内进攻。
陈先瑞发出攻击信号，1营在左，2营在右，手枪团2个班断敌退路。红74师毙伤敌营长以下1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轻机枪4挺。
半年多以前，陈先瑞被任命为鄂陕游击司令部游击司令。他担心难以担负这一重任，吴焕先予以鼓励：“其实也没啥了不起的！给你派上一个战斗连队，再配上一个大个头警卫员跟着，甩开膀子干上一场！就是受点损失也不要泄气，还可重整旗鼓再干就是。”
吴焕先指出：派到地方工作的每个指战员，都是一颗革命的火种，将很快燃起一团团斗争烈火，照亮一块块新的天地。
如今，陈先瑞斩将搴旗。敌军第一次围攻失败，鄂豫陕根据地局面趋于好转。
红74师先后收拢第5、3路游击师，总兵力增至800余人，在东江口进行整训。
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之前，征求红1军团将领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见陕北贫瘠，写信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
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26日，林彪致电中央，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聂荣臻劝他说：“我们只有这样一点部队，只保存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不能巩固呢？”“你不要看到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陕南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战，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聂荣臻回忆录》）
林彪去不成陕南，“以后态度一直比较消沉”。
路在脚下。
35年12月26日，红74师进占宁陕县城，全歼保安队300多人，活捉敌县长居文召， 2营政委郑连顺在战斗中牺牲。
郑位三断定：敌人得到失败的消息后，从西安派兵，需要几天时间。于是，他命令部队驻扎休整。
8天后，红74师撤离宁陕县城。
次日，敌军进城。
下级称赞郑位三是红74师的“诸葛亮”，能“料敌如神”。
36年1月下旬，红74师夺取佛坪县城（袁家庄）。随后，部队进至东江口，准备在此过春节。
陕军警2旅很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