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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笸芳壑粒矗叮矗雇颉！�27日：“大头一枚至一百卅万。”29日：“大头价至三百六十万。”30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３７１３４４倍。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四百万元，不分小大头。” （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5月20日：“银圆压了好久的四百万元，昨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予购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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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的记述
包天笑（1876—1973）曾任上海《时报》主笔。他在1949年的日记也是历史的见证。
包天笑感到了切肤之痛。他最关心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5千、1万、5万、10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5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9万元，煤球每担2万元。问人情如何？ 说：大家存着“共产党来也罢，不来也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5千元及1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圆券16万者，现钞仍缺乏”。可见米价跟着银圆滚，10 枚银圆一石白米。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50万稿费连3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银圆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米），每担（石）120万元；银圆，出了20万元关。饰金，进，每两850万；出，940万。鸡蛋每个4千元。猪肉每斤7万”。
5月1日，包天笑日记中载有南京4月29日解放后的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1元值金圆券2500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圆3至4枚”。可见南京解放后米价回落。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入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白米每石银圆4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苏州米价跟南京一样回落。然而，人民币尚未站稳足跟。（部分摘自傅国涌编著《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
５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
从银圆价格看金圆券通货膨胀
包天笑日记，跟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夏承焘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从他们四人的日记可以知道：1949年上半年，沪宁苏杭地区解放之前，银圆才是价值比较稳定的硬通货。当时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也就是每1银圆大约可购买16斤白米，这个比值却是相对浮动不大的。南京、苏州解放后，米价回落到4银圆1石（160斤），也就是回到30年代的平均水平。这就可以理解了。
2月5日，1银圆值1350元金圆券；12日，值1430元。3月3日，值2700元；8日，杭州银圆已涨至4千元一枚；3月25日，银圆1万元一枚；31日，1万3千元。4月1日，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7日晨每圆2万3千至2万5千元；8日：“袁大头今日上午3万5千，下午至4万余。”9日杭州1银圆合6万7千金圆券；15日，银圆价13万元；16日17万元；17日20万元；21日：“袁头下午已23万”。22日银圆涨至46—49万金圆券；27日130万；29日360万；４月３０日：“今日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400万元，不分小大头。”（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5月20日上海银圆一枚价2700万元。19日“国行挂牌为960万，然实际之价已为1400万。20日下午升至2300万，及傍晚则升至3000万。”……7月广州一块银圆，折合金圆券5亿元至8亿元。
这样的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过。
人民币的新时代
国民党的“金圆券”垂死挣扎，而共产党的“人民币”方兴未艾。
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而民主政府的德政之一，就是人民币的财政取代了法币、金圆券；共产党的恩情，就是做到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知识分子也就唾弃了国民党的金圆券、银圆券，接受了共产党的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面值最小的是1元券，还有2元、5 元、10元券等。
1949年上半年，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接连解放。在这期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一败千里，金圆券的币值也一落千丈。实际上许多大城市主要使用旧有银圆或美金甚至金条（在天津上海等地）、或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发行的港币（在广州和南方侨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以金圆券6元兑换人民币1元；对于工人、学生的优惠兑换率则为金圆券3元兑换人民币1元（限额金圆券510元）；1月31日北平解放后，2月2日比价降到金圆券10元兑换人民币1元，20天内迅速结束了兑换工作。
4月29日南京解放。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5月8日前金圆券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1元值金圆券2500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
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六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市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价（1银圆 ＝ 人民币8百元），在一星期内收兑完毕。6月5日起，中共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完全禁止金圆券流通。
人民币发行后，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和金融动荡的危险处境。不到一年，在1949年9月中就发行了5千元及1万元新钞。这几年之间也免不了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市场掀起过4次物价飞涨的大冲击波。1951—1952年，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措施，全国物价波动逐渐缓和、趋于平稳了。（参看本书附录）
这是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的整整十年间从来没有做到的。人民币克服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由此逐步获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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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领取了人民币
1948年12月，北京西郊海淀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当时金圆券2元折合人民币（当时又称为人民券）1元。其他如长城银行券及各种解放区流行的钞票各有各的折合率。但物价飞涨，附近老百姓到清华园内卖菜、肉、鸡蛋等，都希望他们以煤油、面粉去换；对于各种钞票都不够信任。金圆券已受到唾弃，而对人民币还不放心。
1949年1月10日下午，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和教育委员会张宗麟等同志来到清华园，在大礼堂开会。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主持。钱俊瑞宣布：正式接收清华大学，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并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在校内，取消国民党教育中之训导制度，取消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一切暂维原状，薪水仍用等级制。至于高等教育的改进方案，待北平解放后，统盘筹划。”
共产党接管清华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暂时先给他们发放人民币和一部分粮食，教授可以得到大约900元人民币和30斤小米。这是他们头一次领取人民币。
1月15日，从张家口运来的小米还没到，每人先分得20斤玉米。但因物价飞涨，900元人民币实际上连一袋（44斤）面粉也买不上，买肉也就15斤左右。第二天，浦江清教授领到人民银行现钞400元人民币，浦江清夫人也领到200元人民币，就约了朱自清夫人、余冠英夫人、杨业治夫人等一起去买菜，猪肉65元一斤，花生米25元—斤，纸烟25元二十支，“蔬菜价亦甚昂”。金圆券已停止使用。
1月22日，因为传说“傅作义投降了”，海淀市面上的物价有所下跌，肉40元一斤。然而到了第二天“和平之音尚未证实”，而且还隐约听见炮声，“西郊物价又上涨”。
1月29日是旧历新年，虽然清华园内几乎家家户户都很穷，花生米、纸烟、杂糖及他家自做的赤豆糕都成了珍品，可是大人小孩都很高兴。不过在1月31日举行的教授会上， “教授们因过年过得太穷，大发牢骚，说话不客气，主席冯公（文学院长冯友兰）多方辩护，也很失态”。
浦江清日记1949年2月2日载，清华大学委派代表到青龙桥去与文化接管会接洽，据说：“不久即有100万人民券及若干斤小米可发到清华以应急。教授每人仍同上次，可得人民券900余元，小米60斤云。至于1月份正式薪金则根据去年11月份南京政府所发薪水及一袋（44斤）面粉、200斤煤球之价值，折合成当时购买力之小米数，以此为标准而发薪。如此则教授最高薪额者可得1300斤小米云。”
1300斤小米，价值为标准银圆68圆，相当于今2050元。这个数字，也就是1948年8月金圆券改制时教授的薪俸额，或11月份国民党政府所发放的教授月薪。
教授们的心态，初步得到平衡了。
有此消息，所以浦江清仍去“定冰”，就是按照老北京的习惯，冬天在自家冰窖里库藏大冰块，留待夏天作为“冰箱”冷藏食品。日记写：“今年定1500斤，与杨家合定。去年浦家单定1000斤。起初认为今后或许伙食很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搁到冰箱里面的，所以要把已定之冰勾销。经商量后，姑且又定下了。1500斤冰要60斤玉米这代价。”
1949年2月5日：“下午发薪。仍非1月份全薪，乃是一部分维持费，数额同1月15日所发。教授约可得人民券千元，此外每个同人得小米60斤，比上次多20斤。企罗（夫人）也得到小米30斤，人民券300余元。出纳处但发支票，未领到现款。”
这次旧历年，工钱及赏钱，家中雇佣的老妈子得到200元人民币，相当满意了。
1949年2月7日：“上午到海甸去买肉菜，猪肉50元一斤，买了二斤。纸烟两盒，70元。企罗要吃的中药两帖，90元。生花生30元一斤。赤豆8元一斤，白米15元一斤（要了廿斤）。这次海甸之行，用去我950元。昨天所得到的钱，一天内已用得差不多了。以购买力而论，则人民券千元，可购白米七十斤，仅合战前大洋5圆而已。而现在市面上袁世凯头大洋，确是180元人民券一个；所以人民券千元合袁头大洋6块不足。……”
可见，当时人民币仍在贬值，市面通用银圆。1银圆合大米15斤。教授们的生活还是很困难。
难怪此后几年内，薪金一直按照实物（小米斤数）计算，折合成当月的人民币值发给。
北平军管会接管北京大学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取北平的若干大学教授，要“抢救”到南京。开了一个名单，15所大学都有。北大应该“抢救”的教授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北京大学接到这份名单，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太好办，决定公开，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有些名单上的教授不想南行，有些讲师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陈寅恪教授等人都走了。12月底，位于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仍在上课，北大同人得到了透支三个月薪水（金圆券）以应变，而且年内所应发的一部分实物分配如布、糖等，城里的公教人员都已领到。
1月29日浦江清日记，写到当天有些北大朋友从东城区（沙滩）到清华园过春节的情况：“旧历元旦日。晨起甚迟，吃莲心红枣汤，点缀元旦。我们都很高兴，小孩尤其喜欢。……早上，有些客来，游泽承（即北大教授游国恩）来，他是昨日下乡的，说到城中的情况，北大的近况。围城月余，城里的人比在清华园里的人多受熬煎。……上午，北院同人眷属，即在北院一个小圈子里走动，算是拜年。今年各家都穷，花生米、纸烟、杂糖，都成为珍品。我们做了赤豆糕，很成功。下午有李广田夫妇等来，到西院回看游公（游国恩）。中文系同人几位在马汉麟家中打牌过新年，还热闹。”可见当时北平城内外还是相通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城区正式和平解放，北京大学部分师生集体赴西直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
1949年2月28日上午10点钟，北平军管会钱俊瑞等10名军代表，到东城沙滩（红楼）北京大学，与校方行政负责人及教授、讲师、教员、助教、学生、工警代表等，在孑民纪念堂开座谈会，商谈接管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北京大学”诸问题。下午2时，“欢迎接管大会”在民主广场举行，2000余名北大师生员工到会。汤用彤教授致词，表示欢迎接管。钱俊瑞宣布正式接管，并讲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同时宣布：国民党三青团之反动组织立即解散，活动立即停止；国民党“训导制”取消，“党义”之类反动课程取消；学校行政事宜暂由汤用彤教授负责。会后列队游行。
当时，军管会下了大力气狠抓粮煤供应，稳定金融市场。从2月2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以金圆券10元兑换人民币1元；对于工人、学生的优惠兑换率则为金圆券3元兑换人民币1元，每人可兑换金圆券510元，折合人民币170元。20天内迅速结束了兑换工作。并通告每个教职员工可以借薪2000元人民币（可购买面粉3袋约132斤）、借粮食30斤，待以后发薪时扣还。如此安定人心。
新生活开始了
北平解放后，1949年1月份，清华、北大等高等学校的教职员薪资按1948年11月份原薪（也就是最困难时期的月薪）所得，以11月份北平社会局统计的小米平均价折成小米斤数：教授—斤，副教授—897斤，专任讲师—斤，教员—斤，助教—，职员—斤，按照1月份核定的米价折发人民币现款。此外，每人加上1948年11月份公教人员的实物配给部分（面粉一袋44斤，煤球200斤），折合小米90斤发给实物。（注：每斤小米约合今人民币1元5角左右。下同。）
也就是说，沿用而又改进了“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的办法，采取“实际薪金 ＝ 底薪小米斤数 × 折合人民币米价 ＋ 实物（面粉1袋加煤球400斤折合小米90斤）补助费”的变通办法。
这种基本按照小米斤数发给月薪（折合当月人民币）的办法，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欢迎。因为当时老人民币仍然经常贬值，以“小米斤数”为工薪单位，近似一种实物工薪，照顾到生活费指数上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把留用的知识分子统统包下来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薪资问题的指示》决定了临时措施，认为 ：
“新解放城市中关于职工与留用的公教人员的工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不能草率地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而且，目前的形势又不允许我们召开带全国性的会议来通盘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只有暂时一律照旧支薪，即按解放前最近三个月内，每月所得实际工的平均数领薪。只有在个别地方三个月的平均数仍嫌太高或太低，才可以稍为削减或增高。”
一般说来，对于留用的公教人员、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统统“包下来”的政策；而所发薪金，相当于战乱期间的最低薪金。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造旧职员问题给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企业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的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在薪资待遇上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对一些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受国民党负责人而占着高级位置、领取高薪的，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
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公务员的薪资政策，中央也作了明确规定，指出：“旧职员加入我们行政机关工作者，原则上和我们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实行供给制。但有特殊技术的人员，原有高薪，又为我们必须任用的，则需要以高薪，继续任用。决不可向这些旧职员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
“薪资”或“工薪”是薪水（即薪金）和工资的合称。两者本来是有区别的。通常，“薪水（金）”是付给职员、教师、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的报酬；“工资”是付给工人、体力劳动者的报酬。“薪水”按聘用合同付给，计算方式分为年薪和月薪；工资分为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等。1950年以前的文件称为“薪资”或“工薪”；1950年以后，就一律称为“工资”了。
解决薪资问题的两种办法
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除少数地区发放生活维持费外，一般采取了两种办法来解决当时的薪资问题：一种办法是实行“原职原薪”政策；另一种办法是在“原职原薪”的基础上，对工薪进行适当调整，规定新的工薪标准。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经济文化事业集中的城市，基本上实行第一种办法，一般只是以解放前三个月的平均薪水为标准，旧的奖励制度也加以保留。只对显著不合理的作了个别调整。例如，对于不学无术、依靠亲朋势力和裙带关系领取高薪者，或具有较高技术能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