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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级别、资历
在这次评级定职中，注重的首先是级别，其次才是职务。职务只决定具体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级别才决定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同样担任局长或县长，但是行政级别可以不同，待遇可以有相当的差别。干部调动职务时，级别随着人事档案一起移交。因此出现很多官大职小（级别高职务低）、职大官小（职务高级别低）或有级别无职务的现象。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253元），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
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在住房、汽车、差旅、饮食、疗养、保健等方面，有权受到各种特殊和免费的方便；又14—17级为“中层干部”，衣食住行用等照顾面就缩小一些；18—23级为基层干部，待遇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后勤、财务等掌权的基层干部，有“县官不如现管”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品位权势划分。
定级别以后，大多数干部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心情舒畅；但有少数干部为评定级别不如意，而闹情绪。如作家姚雪垠，原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后调入河南省文联，只被评为文艺8级，相当于讲师；级别评低了，出现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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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2）
资格也起重大作用。首先要看“何年何月参加革命？”1937年7月6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一条线；1945年9月2日抗战胜利日为一条线；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是一条线。履历特别要紧，延安干部比白区干部吃香，这是不言而喻的。
［附注］北京市即6类地区行政级别月工资为：1级644元，2级581元，3级517元，4级460元，5级414元，6级368元，7级322元，8级元，9级253元，10级元，11级元，12级元；13级元； 14级138元；15级124元；16级元；17级99元；18级元；19级78元；20级70元；21级62元；22级56元；23级元；24级43元；25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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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1）
这次评级定职，对于统战对象——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顾，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实例：宋庆龄被评为行政1级，月薪为644元，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政军领袖，则评为行政2级，月薪581元。副总理陈云、邓小平、黄炎培、郭沫若等为3级（517元）、正部长均在4级（460元）5级（414元），副部长可评到6级（368元）、7级（322元）。著名侨领陈嘉庚即被评为3级（517元）。特别一些本身曾为民主人士或实业家的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例如章伯钧，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工资为行政3级，每月517元；罗隆基，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章乃器，被任命为粮食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
“高知”的定级
当时的文化人，一般也都愿意“收名定价”。
在北京的冰心、张天翼等一批著名作家，都被评为文艺1级，月薪345元。安娥算是抗战（1937年）之前参加革命的，定为“文艺三级”月薪253元。
全国电影界被评为“一级演员”的只有4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舒绣文、金焰，月薪皆为365元（由于地区差价，上海同级工资比北京345元高一些。）其他如黄宗英、上官云珠被评为文艺四级，月薪220元；莎莉被评为文艺七级（相当于行政14级），月薪140元。
195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和高教部的通知，文教部门从4月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全国各院校的教职工一律调整工资，例如清华大学，有2 013人增加工资额27 243元，人均月增13元5角，增幅20 ％；调整后，教授月薪207—345元，副教授—207元，讲师—元，助教62—106元。（当时新人民币1元约合今10元。）
各类人员的平均月薪为：教授类266元8角，副教授类190元9角。讲师类122元2角，教员类161元，助教类73元5角；职员类78元，卫生技术人员94元，教学辅导人员56元；工友平均56元。而贫困补助线（个人最低生活费）定为每月22元。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陈寅恪、梁思成、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了一、季羡林、林徽因、郭绍虞、钟敬文等被评为教授1级，月工资为345元（合今3450元）。全国当时共评出1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
季羡林曾解释当时工资的含义，他是1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帖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元，罗松汤、色拉、烤肉或平鱼、两三道大菜，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这在知识界十分突出，通常比例是：工资200元以上者少拿2 ％ ；100…200元者，少拿1 ％ 左右。如6类地区2级教授工资为元，党员教授则拿元；高教8级的讲师为106元，党员则拿元。某些地区教学科研人员的最高月薪，党外标准331元，党内标准324元。一位党员老教授说：“当年那是很光荣的事。”
1956年工资定型、评级定职以后，直到1959年才局部调整工资。清华大学约五分之一的教职工808人增加工资，人均增11元。1960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教师645人升一级，人均增10元，职工900多人升级。1963年，1798名教职工升级（占总数4 970人的三分之一），增加工资，人均增7元。这么多年，大约五分之三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才调整一次；而另外五分之二（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月薪长期固定。
“文革”十年中，正常的调资工作停止。以致大批年青教师（大学毕业生）工资长期停留在56元/月，大批青工停留在40元/月。
工资标准地区种类
货币工资制，还依据自然条件艰苦程度、生活水平差别等，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工资标准随区类略有调整。以1类为基准，如北京属6类地区、上海属8类地区、西宁属11类地区。划分工资区类别，每高1类，标准增加约3 ％ ，相应规定工资数额。
1956年国务院以各地区现行物价津贴为基础，调整公布了全国“工资标准地区种类”如下——
上海市、西安市等地物价和生活费用比较高，因此工资标准亦相应的高些，定为第8类工资区；
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昆明市等，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活费用属于中等水平，定为第6类工资区；
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合肥市、柳州市、济南市、吉林市、通辽市等，相对来说生活费用较低一些，定为第4类工资区；
上海市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高出6 ％ ，南京市又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低6 ％ ，例如，同样是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在北京为62元，在上海为65元，在南京为58元。同样是一级教授的月薪，在北京为345元，在上海为365元，在南京为324元，等等。这也反映出各地生活水准有所差别：上海市的生活水准比北京略高，而南京市的水准比北京略低。
第6类地区（北京）的工资标准为：
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学人员实行12级工资制，最高一级研究员、教授为345元，最低级实习研究员、助教为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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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2）
卫生技术人员实行6等21级工资制，最高元，最低29元。
中学教员实行10级工资制，最高元，最低元。
小学教员实行11级工资制，最高元，最低元。
［附注：1955—56年的新人民币3元，其购买力约合30年代初的银圆1圆。约合今30元。］
行政（干部）级别与业务（文艺）级别
1956年实行工资制以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别与行政级别工资标准中自由选择。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如果他们选择文艺级别，就比选择行政级别的工资高一些。但他们（特别是党员作家）一般愿意选择行政级，放弃文艺级。理由是：选择行政级的政治待遇高些，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阅读《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的医疗待遇等等。
比如赵树理的行政级别是10级，月薪218元；而他也可评到文艺2级，可拿月薪270元。赵树理却选择了行政级别，还主动放弃公费医疗和公务差旅费，每次下乡，他都是自己掏腰包。他觉得自己的行政级别已解决了政治待遇，自己又是有一些稿费、版税的人，不能再花国家的钱了。看来，他的内心还保留了自由职业的情结：作家的消费应该是自己脑力劳动所得。
出于种种考虑，首先是政治待遇的考虑，不少作家（主要是党员作家）都选择了行政级别。南京邢野说，他是行政11级，可选文艺3级。如果按文艺级，月薪230元（第4类工资区）；而行政11级的月薪为190元；权衡得失，他也选择了行政级别以换取政治待遇。
还有作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让自己按文艺级别拿工资，又享有与其行政级别相符的政治待遇。
名演员的定级
1956年制定的“全国文艺工作人员工资标准”，适用于全国各地文化部门的文学、电影、戏曲、话剧、歌剧、音乐、舞蹈、杂技、曲艺、木偶、皮影、美术等各类文艺工作者及技术业务人员。这个工资标准共分16级，文艺辅助人员还有1、2级。
文艺1级相当于行政7级，月薪在6类地区为元，略低于1级教授。
但是，对于戏曲界的一些著名演员，他们在旧社会就是拿高份子的，解放后便仍是按老章程，给他们定了高工资，大大超过了文艺1级的标准。如，京剧演员马连良月薪1800元，张君秋月薪1500元；评剧院的筱白玉霜和新凤霞月薪都是600元。地方戏曲剧团也类似，50年代，河北省京昆剧团的宋德珠月薪400元，青年演员安荣卿月薪300元。有的县评剧团的主演也能拿到200元的高工资。
不过，各人情况并非相同。如梅兰芳，作为剧团领导干部，甘愿评为文艺1级，只拿月薪345元（相当于行政7级）。另一位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2级，月薪从原有的800元下降到280元。
而戏曲剧团的领导干部，皆列入文艺级或行政级。如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张庚、副院长晏甬皆为文艺1级，月薪元，研究室主任郭汉城是文艺2级，月薪280元。河北省群艺馆馆长王玉西是文艺8级，月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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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养起来”的特殊政策（1）
50年代初，共产党和国家政府对于旧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养起来”的政策，即团结、利用、限制、改造（思想改造）并给予相应的生活安排。其中可举出两个典型代表人物：周作人和顾颉刚。
周作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留在北京，以著译卖文为生，仍住八道湾11号旧宅。
由于国家领导人的关照，周作人的书稿主要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12月，周作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定“稿费结算办法”，每月预支稿酬200万元旧人民币（合200元新人民币）。从1955年1月至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周作人200元，并商定临时有 困难还可以支借，出书后记帐并算。而另一位特约译述者钱稻孙，当时则只预付100元。据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文洁若说：“这数目当然是上级决定的。
1960年1月起，由于周作人上书中央诉说生活困难，经济拮据，每月增加到400元，同一时期则只给钱稻孙每月150 元。1964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自9月以后，周作人稿酬由每月400元减为200元。
顾颉刚
再说另一个代表人物顾颉刚。
1952年，在中央筹办中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及各地知识分子的安置情况，上海市长陈毅讲到文史专家顾颉刚教授，说他在上海经济困难，不大顺心；随即毛泽东便提起“大禹是一条虫”之事。原来当抗战之初的1938年，毛泽东曾将一册《论持久战》寄赠顾颉刚教授。也许是由于毛泽东对历史情有独钟，故而知道有一位“考辨古史的顾颉刚”；也许是由于顾颉刚教授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进行抗日活动，才收到了毛泽东的赠书。在1952年的会上，正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于是有了邀请顾颉刚教授到北京工作的提议。
对于顾颉刚教授来说，经过1952年在商界参加的五反运动以及在学界参加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唯一的触动是使他认识了自己所应处的阶级。顾颉刚教授在大学教书已超过30年，因此那时在学界加入了教育工会，他很高兴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然而想到自己仍是书局总经理，还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就形成脚踩两条船的局面，弄不好将会掉进水里。况且他名为“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应算“资方”，但实际不当权，只任编辑部的工作，又应算“劳方”；当时主持运动者合“资（ZI）劳（LAO）”两字为一字—— “ZAO”读音“糟”，称顾颉刚教授为“糟方”。他急于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便想离开文史出版界。
1953年秋，中国科学院院部在北京开会，议决邀请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顾颉刚得到通知时，当即应承下来，因为这不仅与他离开商界的愿望相符，也与他多年的治学愿望相符；那时夏衍曾对顾颉刚说：“北京有好些人希望你去，说你这样的年纪，也不必学习（案：指参加政治学习）了。” 这句话打动了顾颉刚的心，给了他高度的安慰，他说：“我以为到了北京之后，就可以照我预定的计划读书写作，不再参予社会活动，趁我精力还够的时候干了十余年，还可以做出一点真正的成绩来，不辜负我一世的心愿。”于是在12月初，顾颉刚藉赴京联系出版业务之便 ，与中国科学院尹达、刘大年会晤，接受了科学院的邀请。当时，尹达、刘大年两人问起顾颉刚在上海的收入情况，顾颉刚告曰：文管会和书店加起来有旧币500万元 （即新人民币500元 ）。不知为何，以后就误传为要求到京后工资为500万元，仿佛顾颉刚在勒索高价。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此事，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 他要500万就给他500万。”此事传到上海，顾颉刚觉得传言歪曲了自己的意思，就在1954年6月趁夫人到北京看宿舍之机，要她面向尹达致意，说工资绝对按照科学院规定，决不搞特殊化。尹达答应了，定顾颉刚的工资为218 元，这是当时的最高薪给。（1956年工资改革，调整到345元。）
顾颉刚当时考虑，在京在沪各有利弊。1954年8月在致友人信中说：“在京可专心治学，但收入不够养家，必须编书卖稿方得补足。在沪生活可以敷衍，但各处奔跑，不能安心写作。此身已老，无法使一生工作得一结束。两处权其轻重，宁取前者。此一年来考虑之结果也。”顾颉刚怀着可以“专心治学”的期望，于1954年8月22日抵达北京，就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该所于此年正式成立，所长由院长郭沫若兼任，副所长是尹达。
初到北京，一切未上轨道。单是整理书籍上架，顾颉刚就忙了两个多月，尚未来得及分类。他一生爱好书籍，节衣缩食地购买，所积太多，此次搬家，上海苏州两地藏书共装225箱，约9万册；科学院特为顾颉刚包了两节火车，全部运到北京，又将顾颉刚寓所安排在干面胡同中国科学院宿舍，即清朝大学士李鸿藻府邸之正房，以便顾颉刚存放书籍。这所前廊后厦的高大屋宇凡200平方米，面积实在不小，四墙从地面至天花板排满了书箱，室中多置书柜，顾颉刚如在书城中生活。
顾颉刚非常感谢政府对自己的照顾，只是他的藏书仍不能全部容纳，后来不得已将大部头之书售出，如汲古阁《十七史》、湖北局《百子全书》、商务印书馆之影印《四库全书孤本初集》，都卖与中国书店。顾颉刚说：“其中最可惜者为广州徐绍桑碇阊攀榫炙淌樗陌儆嗖幔钦胖炊皆潦保肴钤堆ШＬ镁狻肪菏ぃ虼罅克鸭６┦费榧∪晃夜费ПΣ兀Чξ淳苟攀弦贫搅胶蠹涛奕耍嫫懵洹Ｐ炀虺遣厥榧遥鸲砦秽∥薅啵岵匚钔暾秽挂晕萦畈蛔愣巡兀诓恢稳酥忠病！保ㄒ浴读窒虑逖孕颉芬晃模┑羰橹虏⒚挥杏跋旃蓑「斩杂谡涂蒲г焊屑さ闹椋雷约阂训玫礁裢庹展肆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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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养起来”的特殊政策（2）
可是不曾料到，顾颉刚到北京后不久，历史一所副所长尹达就对他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了。”顾颉刚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引自《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一文） 当时尹达此言并没有下文，顾颉刚不免感到莫名其妙。
顾颉刚到所之初，尹达询问其研究计划，顾颉刚便于9月作《顾颉刚工作计划》，包括编辑考订、研究专著与论文、笔记三部分，这些内容反映了他一生的追求。（以上内容摘录《历劫终教志不灰》一书）
1956年普遍增加工资
从全国解放后到1953年以前，职工工资提高较快，到1954、1955年提高较慢，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相适应。而这期间副食品价格又有所上涨，因而一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
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劳动部于1956年春召开了全国工资会议，初拟了工资改革方案，加以平衡。按照职工1571万人计算，增加工资总额14亿元。并决定一律从4月1日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补发工资。1956年原有职工工资比1955年增长％，每月平均增加6元7角。
1956年大学和中专毕业生的月薪
1955年国务院颁布文件，对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规定了临时工资和定级工资标准；并规定见习期半年，期满后按表现评定工资级别。这比前些年的标准显著提高。1955—1956年规定如下：
高校研究部3年毕业：临时工资月薪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0级，月薪70元；
大学4或5年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