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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生前，试图用高压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她在危机迫近时节的表态，这是她的惯用手法：用变法来提高自己的人望，获取人望之后，马上向后转。
血写的历史和铁铸的事实证明，清廷冥顽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反人类罪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这个集团是万恶之源，是人民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他们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每况愈下的奴隶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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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1）
1995年初，陈四益先生因在《读书》上讥弹出版界贪多求大的虚浮作风，给牵入一场国学热意义并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争论之中，前后过程及争论焦点，收在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瞎操心》一书之长篇后记里头。在由一篇短文引发的一番驳辩通信中，我们看到陈四益先生那种品评有据、有真是非的读书人大担当本色。
就文明进步而言，则今日之文明，莫不自淘汰而来，而在文明与野蛮的搏战过程中，起伏跌宕，远非一条直线运作；在很多时候，野蛮的恶势力更会长久占据上风，这个时候所进行的淘汰，就是反文明、反进步的逆淘汰了。章太炎先生说清廷窃国近三百年，“传嗣九叶，凶德相仍”。这当中，自然包括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残酷毁损。清初诛灭知识分子九族的文字狱，这几年言者已多；到乾隆这一代，又兴起另一*高峰，乃逆淘汰之重灾区，则知者甚少，这场集中而大规模摧折中华文化精神的*运动，在官修《四库全书》时集中体现出来。
不算历代以兵燹、水火灾害的淘汰，中国古书有十万种，《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多种，只是其中较少一部分。但也已卷帙浩繁，今之读书人难堪一问了。任松如先生《四库全书》答问中说“四库全书之名，读书稍多者类能知之”。然而究竟知之多少，又大可存疑，一般人充其量模糊晓得它是一部硕大无比的钦定大书罢了，无形中被它的硕大吓倒，而加以颂祷起来。
陈四益先生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5月2日、5月9日、5月16日）的数万字长文——《〈四库〉四记》，即针对“近些年来，由于商业化的炒作，《四库全书》则被有意无意轻描淡写地掩饰过去”，这些重大是非问题而写。
《〈四库〉四记》就乾隆下诏征集、编纂《四库》前后全过程所贯穿的深文周纳的手法和阴谋加以透辟揭露，并加评论中说，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四记依次是：《搜书记厉》《焚书记烈》《删书记酷》《编书记疏》，外加《赘记》即结说一节。全文从无可辩驳的第一手档案材料入手，褫其画皮，现其原形，通篇感慨浩劫，体重思精，对知识界、读书界、青年界大有开智识、振元气之效用。
在《搜书记厉》中，陈先生指出从清初到乾隆，文字狱一代酷于一代。清初是大肆的肉体屠杀，扬州、嘉定、金华、济南……血雨腥风，阿鼻地狱，政权稳固后文网繁密，进一步*汉人的文化自信心及文化反抗运动。开始下诏，条件优善，然而效果不理想，征书受挫，乾隆立即做出慈祥的样子大加宽慰，百般体贴，什么“记载失实，固所不免”，“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这恐怕也是古今屡见的引蛇出洞的手法。先引诱，后威胁，重点放在江南，直至下诏的第二年发出最后通牒，紧接着又列出黑名单，看出乾隆早有腹案。陈先生分析道：“乾隆并不曾把汉人看作同满人一样的中华民族，因而也并不在乎汉民族文化的保存，如果汉文化威胁了满人的统治，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或破坏这文化的。”针对皇帝步步紧逼的征书命令，陈先生说：“图穷匕见，寓禁于征的用心，至此已告大白。”这当中，乾隆树立了征书地方官先进典型，为仿效的榜样，随后又加罪将其打倒，涉及在案者斩决，“妻、媳给功臣为奴。”陈先生指出这场搜禁“运动”，比编纂《四库全书》的时间长得多，“乾隆对于查禁书籍的兴趣，远比编书要浓厚得多，其查禁的手段也比历朝帝王（包括秦始皇在内）狠辣得多”。
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2）
章太炎先生的《哀焚书》认为，金、元以外族入主中原，其毒滔天，然“未敢以去故籍以腾奸言也”，到了乾隆，“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督佗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烧书之详情，见陈先生《〈四库〉四记》之第二节《焚书记烈》。此节指出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放开手脚，大烧特烧，一类是明人著作，多抗清内容；“一类是当代人著作，主要是不驯顺，不合作，不甘心做奴才的文字”。铲除的办法，又靠两种制度，即书籍送检和鼓励检举揭发制度，并且乾隆信不过地方官，把书籍书板通过长途运输送到北京销毁，其奸凶一至于此。陈先生引出乾隆极为情绪化的批示后说：“有了这样的批示，下面的查办自然如狼似虎了。”其中对不少著作的穷搜迫查已类近现代非常严密的刑事侦案手法，延续了19年的焚书运动，陈先生有逐年的详尽细致的统计，“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4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余种，所焚书的数量竟与之仿佛，这是相当惊人的”。在《删书记酷》这一节，陈先生同样以无可辩驳的资料，并引鲁迅、陈登原、傅增湘、任松如诸学者关于封建王朝戕贼中华文化的论证来说明“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皆振古所无有”（任松如语）的事实真相。在陈先生的精密剖析论证中，昭昭可见乾隆帝的虐待狂心理。虐待狂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狂，乾隆帝的祖宗有此癖，“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康熙帝以*为法制”（章太炎《讨满洲檄》）。秽闻载满史籍，至乾隆帝则将虐待心理导向另一极端，即超出自我防卫式的攻击行为，而表现为控制要求，其烧书、搜书、删书、杀人的凶残，大大表明他要求绝对控制对手的心理投射，迫使对方丧失自卫能力而不断受苦，他则在对方的无助哀号中取得刺激虐待的兴奋。《〈四库〉四记》中之密集材料，详尽分析，可为明证。
封建专制者以国家为他的私产，以人民为其刍狗。文化断裂澌灭，人民憔悴沟壑，摧毁一个民族固有之文化典籍而窒息其活力，意在断灭其记忆而行愚民之诡道。乾隆修《四库》秽德昭彰，今之炒作、抬举、颂祷者又是何居心呢？陈四益先生问道：“《四库全书》的编纂距今不过二百多年，搜书、烧书、删书的惨相连许多学者也已忘怀，相反倒在不厌其烦地颂扬乾隆的功德，这实在令我惊异感伤，以这样的速度遗忘，历史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教益？”
在这篇长文中，陈四益先生且述且评，痛心疾首，精见迭出。他总结说，“这是惊人的文化犯罪，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能对文化进行的摧残，乾隆无所不臻其极”，今之歌其功，颂其德者，“对这种残暴的罪行健忘如斯，实在令人骇异”。乾隆的父亲雍正帝（清世宗）就曾做过一部《大义觉迷录》，力图消除中国固有的民族思想，书中颇引中国成语典故装出亲善面目，很把一些汉族大臣骗住；乾隆帝立馆修《四库全书》，给历史留下巨创，还妄图欺信天下后世，今人为之抬轿者，是非不辨，的确“实在令人骇异”。
吴宓先生发表在《新华日报》（1952年7月8日）的文章，以为中华民族即使亡于异族，一定时期以后，最终也能驱除侵略，恢复独立；但是“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损失是外国人或是中国人所造成的”。
乾隆帝修《四库全书》，即是有意识毁伤中国文化传统，尤其重点打杀其中具有民权元素、抗暴精神、自由血性的文化内涵。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文化香火一旦断灭，沦于灵肉俱为人奴役的惨境，则该民族铩羽折损的末日也必为期不远。所以，贯穿《〈四库〉四记》其详尽的分析解剖，可见封建专制者绝灭正传，独传家法的阴损心曲，一旦功成，唯存谬种，其欺骗性、潜藏性、广泛性、适应性更发展成为政治文化癌魔的长期病灶，残害人性人心，毁伤整个社会的健康肌体，积而渐久，衍为不治之绝症，则只怕国医也必束手，难有回春之望了。更可怕的是遗忘，有意无意的遗忘；健忘症患者，又往往讳疾忌医呢！西方哲学有门科目称为认识论（Epistemology）是研究知识的本源及认知客观世界的可能性，虽说多少有点属于纯粹思维的性质，但它的重要性却在提醒世人要多用头脑吸收知识。阁下开家门市店，知识不足而蚀本关门，后患不大；但是领引学术走向、文化建设的名家学者，知识不足而故作袭痴，则流患民族社会，害莫大焉。四益先生的《〈四库〉四记》良工心苦，投袂奋起而义声感发，但愿不会言之谆谆，而听者藐藐。
清诗切片
人类的生命成毁相因，人人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增加脉搏的次数。但在一反常的社会结构之中，构成生命无数刹那的本身，却充斥着难以言说的痛苦，正直无辜者不可挽救的失败；另一面却是罪恶的胜利以及机运的恶作剧。人生可怕的方面，毫不留情地衍生蔓延。明人薛论道那种痛极了的感慨令人有寡妇夜哭、旅人寒起的透心凉意，他的散曲往往把冲天的壮怀和宿命的悲叹结合一体，这就益见其痛。他的《北中吕·朝天子不平》尤可借来表达清末中下层民间的苦痛：
“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哄哄，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枭，失时鸾凤，大家挨胡撕弄。认不得蚓龙，辨不得紫红，说起来人心恸。”
晚清的预备立宪，正不必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来形容，因为年复一年，春天的气息从来没有袭人的绿意，有之，不过迂儒的想象罢了。朝廷放出的诱饵不过是一种掩饰其本质的冷媒介，党人跃起狙击，才是代表民意的热媒介。缺陷极多的制度却养活着一群寄生虫，一切寄生虫的本质是绝对不会杀死养活他们的制度。这是一种以积贫积弱换取统治集团稳定的戕害人性的社会制度，那些所谓“圣人意”的东西，乃是一种吞噬历史似是而非的词语黑洞，历代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政治的因子，也因此荡然无存。故党人的鼓吹、起义、暗杀三方面的运作，意在求证，乌托邦虽然不会在俗世找到，但较为合理、公正的社会却有可能出现。
读清人的诗，情感的负载尤其沉重。出门如有碍，忧伤层出，集成袅袅不尽的浩叹，弥漫空间。浓雾般不肯散去。
清诗实在是长在理想与严酷现实缝隙中的娇花，虽说另有一番芳美，然观其气色，仿佛总是濒于凋零陨落，正可认识专制时代的暴虐对人心的摧残。
从清初至清末，我们看到的皆是柔弱哀切的娇花，听到的是泠泠自语的伤逝之音。倘若说，晚唐绝句是以伤感为基调。则清诗感伤更深一层，是哀音自诉的凄厉。凄厉之所以要比伤感更深一层，乃是困厄更为深重，其苦恼亦愈加痛烈的缘故，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彷徨，是理想幻灭后精神上失却家园的徘徊。花开本是生机勃勃，绚烂于春的象征，但官至礼部尚书的诗人叶方蔼却怕花开，而喜花残，“漫防酒醉先防醒，不怕花残却怕花开”，这是多么反常的审美心理啊！
至痛，至极，至悲，至枯，乃清诗的一般感喟。“世事粗谙身已老，古音方奏客难听”（顾炎武）。“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队里人”（蒋超）。“聪明得福人间少，侥幸成名史上多”（袁枚）。“过眼荣枯皆嚼蜡，切身经济是加餐”（张问陶）。
其实，给时间淡化了的历史背景就似切片一样活在这些悲叹之中，清代的科举将知识分子精神终生桎梏在“八股”里面，文字之狱也前所未有地盛行，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说的就是大清律施行的严酷的民族压迫，精神自由发展的渠道完全被堵塞了，审美心态未曾获得哪怕一方微小的途径，终于造成这凄厉的诗句。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创作的情形，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也仿佛是对清诗的情形而言。
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奥诺丽纳》中写奥太佛伯爵书房里摆满了花草，“他总是拣枯萎的买来，也许是象征自己的命运”。这也最像清诗人的心态，“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黄仲则），试较之粉饰太平的《御制诗文十全集》中“时和岁美诚堪庆，只觉惕然饶畅然”，二者的价值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浸透在困厄与辛酸中的诗人是特别能看清所谓盛时清世的。即如龚自珍，亦狂亦侠也好，剑胆箫心也好，他最终要倚靠在“吟罢江山气不灵”的凄然欲绝的氤氲里。
那苍凉凄楚的文字后面，是漫漫专制长河流向衰亡前期的征兆，也使我们在凄艳的摇曳中见到真正有价值的文艺，对于人生有着极强的爱慕和执著的不愿堕落的苦闷，严肃而又沉痛的文艺。
晚清社会，世事益繁，其所演之悲惨残酷，更有甚于昔日。人民备受戮辱，而力不敢较，暂复隐忍，然蓄之愈久，爆发愈烈。“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使专制为原动力，其所激起之逆动力，洵将另有“大事”矣！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1）
观曾国藩传记三种，各有千秋；夜读听潮，渊然隐有所感。
王定安的《曾国藩事略》采用浅近文言，一气呵成，他那端严的幕僚笔法，简洁素朴，叙述到位，虽无小标题节制而不觉其冗长。何贻焜之《曾国藩评传》，也用浅近文言，而多采民初自日本等地引进的新词汇，叙述详尽，表达婉转，句意深入，文章稳健而有逶迤之势；萧一山之书，已是白话论文，却时采文言词汇，句子有节制，故其吐属也相当的妥帖，解析复杂历史脉络，深入腠理，尤有随时拔起的精彩之论，峻峭突出，绝无冷场，读之有观止之叹。
（一）
史家萧一山先生的《曾国藩传》，写曾国藩救世的宏愿，具体渗透在曾氏保存中国文化遗徽的苦心之中。对他大加赞誉的人，只恨美词难尽；大毁之者，焦点又在吾祖民贼这一点上。但以洪、杨非驴非马的文化，所以他实在不必对毁伤他的人负责，而在清廷专制的大框架之下来保存国粹，则其救世的宏愿，也就不免大打折扣。悲哀的是他只能在此矛盾局面之下存在。所以，真正又要民族、*的革命，或至少不在客观上为专制延长寿命，又要克绍中华国粹——那就只有等到孙中山及辛亥党人的出世了。
从民族革命而言，人有不能原谅曾国藩的地方，可是骂他的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大英雄，“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扶耒之民，以破强敌……命以英雄诚不虚”（《检论》）。即曾氏建军的发轫，不过是保卫乡邑的初衷，“非敢赞清也”。萧一山先生说，“国藩是为文化而战，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义，并劝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做呢……可以知道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引子》）。
萧先生着力论述曾国藩挽救了清朝是没有疑问的，但清廷并不能救中国，清廷本身也是不可救药的，但曾国藩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曾拼命把清廷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明亡于清，不可能是曾氏的责任，清朝统治了二百多年，“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任何的牢不可破”，萧先生引章太炎说曾国藩的“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指斥洪、杨，“足征曾国藩是为文化而战”。
第二章写他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养成道德学问特殊的造诣，证明他的事功，他的中年中兴功业，晚年的退守，都和早年的学养慎独功夫密切相关。他的一生的归结在于礼学：即经世之学。笔者以为此一礼学实有制度之要义在里头。“古代的著作极简单，分科更不详，经世是寄托在历史学中的……大儒是经世的通才，是博通的、综合的，以礼为归……曾国藩在史书里面，不仅推崇杜佑的《通典》，而尤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故在第三章，谈曾国藩的时代，他的经世之礼学，发挥中庸的文化精神，以期把握时代。从孔子梳理到顾炎武，并对后者深致敬意。而曾国藩对顾炎武视为泰山北斗，万古金声；并读陈卧子诗集，向往之至；这些都是抗清的大家，国藩的心曲可知了。故其“剿”捻“剿”洪、杨，可知是对社会、民间、文化负责了。萧先生考出了曾国藩伟大成就的学术背景，他以儒生治兵，戡平大乱，维持中国文化的传统赖以生发的背景——那些极细微关键的地方。至于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说曾氏之佳处、之不可及处在不排满这一点，则相当可笑。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2）
在以经世之礼为中心的前提下，自尊与自憎的情感对立，消极与积极的观念的冲突，对于极矛盾的环境的应付，也因之尚觉裕如。
萧先生引其家书“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唯事之所处，求退不能”（第六章）分析其政略，“国藩开始发表他的政论，完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
萧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曾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曾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