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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代经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税使、矿监的设置。自明初开始，即有核查各地税务与矿务的太监的派遣，但并不普遍。明朝中朝以后，万历皇帝大量派遣内宦出任榷税之使，直接控制各地税务，进而形成了“通都大邑皆税监”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主持采矿事务的矿监也被派往各地。税使矿监所到之处，纷纷树旗建厂，网罗爪牙，设立所谓的中使衙门，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很大危害。
其三，皇庄与皇店的经营。
唐代设有庄宅使与内庄宅使。其中庄宅使负责管理该地区的官有庄田以及其他产业；内庄宅使专门管理皇室庄田以及皇家私有产业。庄宅使不一定由太监担任，而内庄宅使却都是由太监充任的。唐代的大宦官吐突承璀即曾任过内庄宅使。
宫廷之外的任职（2）
明朝的皇帝除了拥有规模巨大的皇庄外，还有众多的皇店。皇庄设有管庄太监，史载： “今所谓皇庄者，大率皆国初牧地及民田耳。岁计之入，有内官掌之，以为乘舆供奉。”皇店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所得利润除了大额进项须贡奉皇帝外，其余小额进项皆归太监使用。明朝的皇店数量不少，有宝和店、和远店、顺宁店、福德店、福吉店、宝延店等，各店设提督太监一员，其他无定员。
明代宦官出任使职又有新的特点，即除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差遣外，还多奉诏出使外国，如著名的宦官郑和曾多次率船队下西洋。
（２）出任外朝官职
宦官的任职本应限于内廷范围，但历史上却有诸多宦官出任外朝官职的现象。秦朝著名的宦官赵高曾官任丞相，秦二世的篡位与废诛均操于其手，成为玩君主于股掌之上的“太上皇”。出任外朝官职较普遍且任职范围较广的应属北魏时期。如北魏前期弑帝害王的大奸宦宗爱曾任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不仅位极人臣，而且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其他具有一品或二品的职衔宦官如王琚曾任礼部尚书、王遇曾任吏部尚书、刘腾曾任兵部尚书并仪同三司。唐代的宦官还有直接出任中央三省、六部、九寺、五监诸机构重要官职者。鱼朝恩得势时，自诩文武全才，唐代宗委其判国子监事。每逢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大小臣工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假充学生，列于国子监廊下。权阉李辅国曾兼任少府，后迁任兵部尚书犹不满足，径直向唐代宗求任宰相，终被册进司空兼中书令，从而开创了唐代宦官任职宰相的特例。
北魏时期的宦官还多有出任辖土治民的地方长官者。据《魏书·阉官传》载，当时曾出任县令、郡守、州刺史等地方宦官数以十计，而且他们多是实际到职任事，并非遥领虚职。宦官王质任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匿，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号为威酷。”不过，从总的看来，宦官直接出任州县长官的情形在历史毕竟不多见。
明代有镇守太监、分守太监及守备太监分驻各地，这虽与直接出任州县官不同，但却实际拥有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的权力。镇守、分守与守备本为明朝武官职衔，“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奉旨监督地方军事的宦官，袭用上述职衔，称镇守太监、分守太监与守备太监。早在永乐年间，宫内太监出镇地方的情形即已普遍出现，且恣专军务，位在诸将之上。自洪熙之后，宦官具衔出镇的人数不断增加，出镇地区也日趋广泛。从职权范围上看，出镇宦官本为监督防区军事，但由于宦官往往恃宠而骄，民情政亦多有监管，所谓擅军事、巡地方、受民讼、理政事、杀无辜、劾不职之类的越权行事更属寻常。正德二年，明武宗干脆下诏：“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这就使宦官干预地方政务的权力制度化与合法化了。
（３）出任军职
宦官出任军职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出任监军；二是直接出任军职，这在唐、宋、明诸朝表现得都很突出。唐代宦官多有充任监军使、观容军使及典掌左右神策军、南衙十六卫禁军者。监军使是唐代宦官所担任的最重要的军事使职，其目的是用来监视率军出征的将帅。至唐朝后期，天下诸道凡有兵马处莫不设监军。观军容使的设置始于唐肃宗时期的权阉鱼朝恩，后来渐渐普遍，但其名分职权均高于监军使，以至于唐朝后期竟以“军容”作为对权阉的尊称。
神策军的设立始于天宝年间，原为戍边部队，与宦官无甚关系。唐肃宗时，以宦官鱼朝恩监神策军。鱼朝恩被杀后，宦官不再典领其军。唐德宗建中年间，奉命###叛军的泾源节度使在出征途中，突然反戈进攻长安，史称“泾源兵变”。唐德宗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慌忙召集禁军御敌，但禁军平日缺乏训练，早已奔逃一空，德宗无奈之下也只得弃城逃跑。兵变镇压后，唐德宗回到京城，罢除了原先的禁军将领，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统领左、右神策军，并对神策军进一步扩充与完善，使之成为保卫京城的主要武装力量。由此而至唐末，宦官典领左右神策军遂成定制。左、右神策军中尉与把持中枢机要政务的两枢密使，时人并称为“四贵”。
唐代还有南衙十六卫的设置。唐承隋制，设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合称“十六卫”。十六卫尽管兵权并不甚重，但因其官品较高，遂成为宦官极力争取的对象及常见的升转之阶。余华青在其所著《中国宦官制度史》中，曾列举两唐书《宦官传》中所载宦官出任十六卫军职的资料，计有鱼弘志、吐突承璀、刘贞亮、俱文珍、骆奉先、仇世良、孙荣义、马存亮、宋守义、杨复恭、田令孜、高力士、程元振、鱼朝恩、杨志廉、杨思助等①出任过十六卫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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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之外的任职（3）
宋代宦官实际担任军职的情形也很多见，尤其是北宋时期，宦官广泛地参预各类军事活动，多有实任军事者。宦官秦翰历任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多次参加军事行动，先后担任过多种军职。宦官王崇贵也曾先后出任过监军、都监、钤辖、都钤辖等军职。宋朝君主对率军在外的武将猜忌甚深，宦官则可使其相对放心，因而宋代宦官还多有直接出任主帅的。北宋前期镇压李顺起义时，宦官王继恩官拜剑南两川招安使，镇压方腊起义时，宦官童贯官任江浙淮南宣抚制置使，俩人都身居全军统帅之位。
明代宦官出任军职者除了镇守、守备之外，还有提督京营和出任监军两种形式。所谓京营，即负责守卫京城的军队，此系明代征伐用兵时的主力部队。据《明史·兵志》载，宦官提督京营，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当时创置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其中五军营设提督内臣一人，武臣二人；三千营设提督内臣二人，武臣二人；神机营设提督内臣二人，武臣二人。当时这三大营互不统属，至天顺年间，宦官曹吉祥以司礼监总督三大营。由此，京军遂专掌于宦官之手。至崇祯年间，京营有派驻的提督太监、坐营太监和监枪太监，分别督责军中事务，甚至连京营的检阅也由司礼监派员负责。
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对出征军队派遣监军，其名目有监军、观军、巡视、监视、劳军、监饷等，其位高者可加“总监”之名，甚至可以加授“总督军务”的头衔。除监督出征军队外，宦官直接率军出征者也大有人在。据史载，永乐年间，“中官郑和等率兵二万七千余人，遍历西洋诸国。复遣中官山寿帅师出云州。”此即为明代宦官直接统兵的开始。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这些担任内外朝官职以及出任军职、使职的宦官，大多有官位、有秩品、有俸禄、有冠服甚至有爵位、有食邑，并享有娶妻成家、养子传爵、购置田产、休沐归省等诸项权利，其身份地位已与普通官员没有明显差别。进而言之，唐、明两朝的少数上层宦官之所以能够达到了气焰熏天、势侔人主的程度，正是通过出任宫廷杂务之外的这些官职来实现的。他们借助于君主的宠信，侵夺朝臣之权，参预军国大政，进而把持朝政。在其势力猖獗之时，朝中的各部大臣见了内廷宦官亦须卑躬屈膝，毕恭毕敬，明朝官员见了权阉魏忠贤，竟有“长跪叩头，呼九千九百岁爷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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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宦祸十例（1）
（１）赵高指鹿为马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时期的著名宦官。赵高是赵国人，出身卑微。其父因犯重罪，不仅自己被处以宫刑，而且也连累其母罚没为官家奴婢，后来其母与人野合而生下赵高。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规模充实后宫，嫔妃多达万人。庞大的后宫需要众多的服务人员，阉割去势的宦官由此广泛使用于宫廷，宦官制度逐步完善。当时为了补充后宫服役者的队伍，一些战败国的宦官也与宫中美女一样作为“战利品”归入秦朝宫廷。赵高就是在秦灭亡赵国后，作为阉宦被掳入秦的。由于他身体强壮，又粗通法律，很快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２１１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上书“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不久，秦始皇的使者从关东夜经华阴时，突然有人持玉璧拦住使者说：“秦始皇今年将死！”然后放下玉璧倏然而去。连续发生的不测之事，使秦始皇深感不安，急忙命人占卜，卦辞说只有外出巡游方可化凶为吉。秦始皇听信了术士之言，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２１０年）出京巡游，次子胡亥及丞相李斯陪同左右，赵高以负责皇帝乘舆的中车府令身份随驾出行。当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时，秦始皇突患重病。他自感时日无多，急令赵高给长子扶苏发诏书，让其把所属部队交由大将蒙恬掌管，然后迅速赶往咸阳办理后事并继承皇位。诏书尚未送出，时年五十岁的秦始皇即病亡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丞相李斯认为贸然宣布秦始皇的死讯恐怕会引发全国的混乱，决定秘不发丧，而命令车骑加快向咸阳进发。
“秘不发丧”为赵高实施偷梁换柱的冒险计划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他深知为人正直的长子扶苏一向对自己不屑一顾，手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又与扶苏关系亲密，蒙恬的弟弟蒙毅更在言谈举止间时常流落出对自己的厌恶。相反，胡亥却跟随自己学过书法与法律，一旦胡亥能够继位，自己必将得到重用。赵高思来想去，决定冒险扣留秦始皇遗诏，进而谋划胡亥继位，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目的，赵高首先鼓动如簧之舌争取到大权在握的丞相李斯的支持，然后与李斯、胡亥一道，诈称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恶毒地伪造了令扶苏与蒙恬自杀的遗诏。为人忠厚的扶苏与三代功臣蒙恬接到诏书后被迫自杀，稀里糊涂地成了赵高“沙丘之谋”的牺牲品。
偷梁换柱得逞后，赵高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咸阳，随后向天下宣布了秦始皇驾崩的消息，胡亥宣布即皇帝位，称秦二世。赵高作为拥戴秦二世上台的头号功臣，理所当然受到了胡亥的宠信，被任命为中书令，身居列卿之位，成为朝中的实权人物。为了堵住众大臣与诸皇室公子对矫造诏书的怀疑与不满，赵高与胡亥对众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诛杀。继扶苏、蒙恬之后，蒙毅、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大批功臣都纷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人被株连。与此同时，赵高与秦二世对皇室诸公子、公主也不放过，十二位公子“戮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公子将闾在被逼自杀前仰天大呼“我无罪”，然后与其兄弟三人流着眼泪拔剑自杀。自此以后，大臣凡是进谏者均以诽谤罪论处，更有甚者，百姓面色不好也要治罪。整个国家，人人自危，天下处于一片恐怖之中。
每杀死一名大臣，赵高便安插自己的亲信补缺，很快许多要职都为赵高的亲信所把持。在赵高的愚弄下，本来安于享乐的秦二世更加纵情酒色、怠于政事，进而为赵高胡作非为、欺上瞒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朝廷统治腐败，百姓的赋敛、徭役相当沉重，加上阿房宫之类庞大工程的修建更使民穷财尽，陈胜、吴广起义随之暴发。可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下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一无所知，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
秦二世荒淫愚昧，而手握重权的丞相李斯还是清醒的。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及其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因而备受秦始皇的重用。李斯又是“沙丘之谋”的参与者，秦二世对他颇为宠信。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李斯基于对秦朝统治的忠心，曾多次上书进谏但毫无成效。赵高一方面担心秦二世了解朝局后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将李斯视为其专擅朝政的唯一障碍，因而便把矛头对准了他。对秦二世的性格了如指掌的赵高设计了一个陷害李斯的绝妙圈套。他先对李斯说，如今盗贼猖狂，我很想劝谏皇上，但因为皇上深居皇宫，我没有劝谏的机会。李斯也表示自己很想找机会劝谏皇帝。赵高表示他负责给李斯制造劝谏的时机。于是，赵高特意找一些秦二世玩兴正高、最烦人打扰的时机让李斯进谏，如此再三，二世开始与李斯产生了嫌隙。赵高见时机一到，就诬蔑李斯因未能分土称王而心存不满，诬蔑李斯的儿子与陈胜等起义军有关连。秦二世偏听偏信，赵高又操纵了对李斯的刑讯过程，最终如愿以偿地把李斯父子腰斩于刑场，李斯三族以内的人也因受株连而被尽杀。
历朝宦祸十例（2）
赵高杀死李斯后，官拜中丞相，事无大小都由赵高裁决。起义军距咸阳已不足百里时，秦二世才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任少府章邯为统帅，率在骊山服徭役的二十万刑徒强行编入军队，用以镇压起义军。这些缺乏训练，又深怀不满的刑徒们一击即溃，章邯率军投降，秦王朝的武装基本瓦解。
面对秦王朝即将垮台的危险局面，当权者赵高不仅不思挽救之策，反而想乘势取秦二世而代之，进而体验一下帝王之尊的荣耀。为了检验群臣对他篡位的态度，他导演了一出历史上有名的“指鹿为马”的丑剧。
有一天朝会，赵高牵来一只鹿献给二世，并说这是马。二世以为赵高开玩笑，询问左右大臣。大臣们慑于赵高的淫威，有的说是马，有的沉默，也个别的说是鹿。事后，赵高把说鹿的大臣都杀死了。从此，赵高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伎俩层出不穷。
农民起义已严重危及到秦朝的统治，怠于政事的秦二世对此有所察觉，对长期专权的赵高产生了不满。坏事做尽的赵高害怕二世追究他的过失，决定先下手为强，利用自己掌握的宫内外大权派亲信强迫秦二世自杀，然后操纵政局，欲立秦二世之子公子婴为秦王。
秦王婴认识到赵高的险恶用意，经过周密的策划，在赵高督促其到宗庙受玺的时候，令早已埋伏好的手下人挥剑杀死了赵高，结束了赵高罪恶滔天的一生。随后子婴素车白马，手捧玉玺向刘邦投降，至此秦朝灭亡。
（２）东汉宦官与“党锢之祸”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而且其特点相当明显，即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时刚满百日，桓帝即位时年龄较大，但也不过十五岁。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而这必然形成与外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并制造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败坏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梁冀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即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极力想摆脱其尴尬的境地，并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决心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五人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策划，调动羽林军千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千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
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唯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依法处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责。“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
“五侯”失势后，侯览、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