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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但这却成为他了解西方，拯救中国的钥匙。
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
梁启超16岁中举，而又得到高官赏识，许以婚姻，自然是意气风发，洋洋得意。1890年8月，启超与陈千秋一起拜访“怪人”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梁启超后来这样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如见，自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古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即陈千秋）联床，竟不能寐。
此时，中国正处于徘徊时期，洋务运动从高潮开始走向衰落，一些善于思考的封建士大夫揭露洋务运动存在的弊端，对此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反思、评判，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这是先进中国人对当时社会变革深层次的思考。可是，他们学识有余，创新不足，并不能很好的把西方先进知识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机的糅合起来，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中挥斥方遒的领袖人物。这样的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涉足政治舞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竟然由康有为率先挑了起来。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又称之南海先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先进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逐渐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六岁时读《论语》、《中庸》、《六学》、《孝经》等书，学习古文、经学、汉学，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从小就颇具救世之志，被乡人视为怪人，称为“圣人为”，就是因为他素以圣贤自居。他17岁时，他在康家雨万巷中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反思。 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876年，康有为进入九江镇礼山草堂，拜学术造诣颇深的朱次琦先生为师，学业大有长进，可是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知识没能让康有为找到改造中国的方法。
1879年，康有为来到了西樵山，这里山势雄奇，怪石嶙峋，绿树成荫，流水瀑漏，一幅灵山秀水。康有为徜徉其中，心潮滚滚，日夜冥想：白天在水边游弋，思索今文经学；月光下飘荡林间，思考西方新知。一切一切激发着康有为的对人世的思考，唤起了青年人特有的种种狂念，如痴如狂。后来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这样描写了那段浪漫时光：
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之，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夜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以身试之。
这种疯狂洒脱的生活让许多人都怀疑康有为精神失常，然而，就是这种被人误解的生活让康有为成为与世不容的“人”——“圣人”。
回到南海后，康有为更加注意中学与西学的比较，力求从中西文化的结合处找到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时的康有为酷好公羊学，宏扬今文经学，抨击汉学，从一般的论选中放谈高论，藉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倾向，隐然成为继龚自珍、魏源后的又一位今文经学新兴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康有为接触到的西方知识皆为声光化电的科技图书和历史、地理等社科书籍，若想用此来改革时局，可谓水中月，镜中花，痴人妄想。但康有为思辨力极强，能够将之应用到社会人文，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曾这样赞扬老师的思辨能力：
先生者，天秉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人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在全国政治中心，康有为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民族危机。面对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列强肆虐的状况，清王朝坐享“天朝上国”，不思进取。为了中国前途命运，康有为认真分析了社会矛盾、官吏民情，以平民身份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即《上清帝第一书》，警告清政府如不变法，国将不国，清廷危在旦夕。由于清腐朽官吏的阻挠，上书没有到达皇帝手中。1889年，康有为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广东，1890年，康全家迁往广州，在云衙书屋开堂授课。传播西方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1890年，启超退出学海堂，正式请业南海之门，开始触及到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召唤。1891年，书屋迁至长兴学舍，康有为着《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两年后，迁入万木草堂。这里古木参天，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天堂。
万木草堂学生皆不满二十，天真烂漫，志气高昂，互相关爱，康有为待他们亲如自己孩子，衣食住行，无微不至。更重要的是教学认真，让学生们日有所得。梁启超曾这样形容上课情景：
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
万木草堂中有藏书，那是康有为从其家中雨万巷藏书楼中搬出的，另外还有乐器库，给大家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有时，康有为甚至抚琴于草堂与大家一起谈论乐赋。当然最令年轻人接受的教学地点应该在大自然中，一边品味自然的芬芳，一边听先生授课，寓学于乐之中。这时启超和同窗才完全释放了原有的矜持，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论难锋起，声震林木，连臂高歌，栖鸦惊飞，启超等在山林中飞奔，嬉笑声洋溢在清新活泼的空气当中。
当然，万木草堂更加注重学习，而且教学有别于封建私塾教学。它的教学目的就是求新知和救国救民，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梁启超指出学堂教旨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认为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全在于万木草堂。教学内容上注重古今、中外的对比与结合，新颖活泼。中学上传授今文经学、中国史地；西学有哲学、数学、万国史学、政治学。教学形式多彩多样，师生同堂，共商国是，寻求新知。康有为鼓励学生自学，自备札记簿记录读书心得，坚持教学与实践结合，学生们得到了实战经验，甚至连《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学术论著也有学生们分别完成。
《新学伪经考》中的新学是指西汉末新莽之学，“伪经”是指《周礼》、《诗》、《左传》、《逸礼》等古文经。该书明确指出，西汉经学，并不存在，所谓古文经者，都是王莽为纂汉命人伪造的。梁启超评价此书的影响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需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指出，孔子是一位社会政治改革家。他依托古制改造新的体制，建立新学派，即新教。《孔子改制考》因提倡“改制”而提出“三统”、“三世”之说。“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万木草堂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维新志士，寻求救国道路，具有浓厚的政治氛围，有诗道出其政治色彩曰：
九流混混谁真派，
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南海，
更无三顾起南阳。
这一点恰是万木草堂新潮起伏、春意盎然的原因。康有为并不简单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研究中国命运，民族的前途，自然受到热血青年的欢迎。梁启超在这时已经受到康有为变法求存的大同思想，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开始在康有为的旗帜下摇鼓呐喊。四年的万木草堂生活结束后，梁启超结束了自己的学子生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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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的浪漫爱情故事
梁启超，出生于南国一个半儒半农的乡人家庭，家境贫寒，没见过世面，未经历风雨，纯粹一个落满尘埃的“灰姑娘”。然而，灰姑娘的命运在不经意间改写了。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意气风发，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风范，在家人的督促下来到广州参加乡试。是年，广州乡试主考官是来自京城的内阁大学士李端棻，副考官是来自福建的王仁堪，二人都是清明之士，具有高尚节操，爱才如命。考试时，梁启超在众多的秀才当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的，名列第八。梁启超少年英俊，才貌双全，文章如滔滔江水，淋漓畅快；又似耸天云峰，立意精深，这当然引起了李端棻的注意。作为主考官，李端棻十分赏识这位才华横溢的新举人，高兴之余，想用一种特有的、也是很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才惜才。想到堂妹尚待字闺中，他决定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这对于家境贫寒的梁启超的来讲，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这怎能不令他欢喜呢？“灰姑娘”终于遇到了他的“王子”。
李端棻在发榜后，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而王也早有此想法，只不过，女方成了自己的女儿。李端棻先提出后，王仁堪与李端棻相视一笑，梁启超的命运从此便与李端棻的堂妹李惠仙联系起来。
可是，在封建时代，自己的婚姻必然要经过父母的同意，梁启超当然没有忘记这封建礼仪。面对这上天赐下的好姻缘，梁宝瑛当然是欢天喜地，哪会拒绝不许呢？一段“灰姑娘”式的浪漫爱情故事就这样被演绎着。它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改写梁启超与李惠仙两人的命运。
李惠仙，京兆公李朝仪之女、内阁大学士李端棻的堂妹，出身显赫，家庭生活优裕。虽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也从小熟读诗书，品貌端庄，贤淑聪慧，知书达礼。就是这样的大家闺秀，在那个时候，也要听从父母之命，在一个适当的年龄与一门当户对的官宦子弟结婚，摆脱不掉封建婚姻的束缚。可是，梁启超出现了，这改变了她以后的生活，伴随她的不再是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而是乡村泥泞不堪的山路，繁杂的家务琐事，无尽的贫困。然而又是这贫困让她变的坚强、果敢，成为梁启超的“闺中良友”。梁启超的任何成就与李惠仙的支持与帮助密不可分。
1891年，万木草堂刚刚开办，群英云集，学术空气分外浓厚，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尽情吸收着西方新思想。10月，在李端棻和家人的催促下，启超进京完婚。是时，李端棻已经准备好一切，只等梁启超的到来。梁启超到京后入住宣南永先寺之新会新馆。当北京的新会乡亲得知梁启超进京完婚，都兴高采烈，好象自家人结婚一样，闻知女方是京兆公李朝仪之女时，更是吃惊得忘记了一切。梁启超的婚姻让在京城的新会人都扬眉吐气。
随后，婚礼在李府举行，宾客如云，京城高官无不到门来贺，整个过程铺张、红火。当时，康有为也赋诗相贺：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
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
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
贾生正年少，詄荡上天门。
广东茶坑村里，梁家也大摆酒宴，宴请茶坑乡亲，各级官员，也是一片喜气洋洋。婚后，梁启超在京城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然而，万木草堂才是少年梁启超的天堂。不久，李惠仙和梁启超回到老家广东新会茶坑村，开始了她“井臼操作”的平民生活。梁家仅靠几亩薄田生活，不太富裕，而且茶坑偏僻，气候炎热潮湿，这对于来自北方的李惠仙说，这既是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也是一种考验。更何况梁启超常年在外，初来这里的李惠仙甚至连当地语言都听不懂，然而李惠仙不仅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更是尊长爱幼，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成为梁家重要的一员，赢得梁家上下的喜爱与尊敬。这一切让在外的梁启超欣喜不已，千水万山的阻挡反而让他们的感情日益深厚，其原因也许就是李惠仙的贤惠娴雅吧。几十年后，梁启超还对此念念不忘：
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秀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耕耘。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嫁炎乡一农家子，日亲进臼操作，未常有戚容。
梁启超的婚姻本身虽说也是封建时代的包办婚姻，可是由于梁启超的博学多识，李惠仙的深明大义，还是演绎了一段浪漫爱情故事，梁启超能够有如此的成就，李惠仙就是他背后那位伟大的女人，换句话说，梁启超的军功章也有李惠仙的一半。
千百书生掀学潮——公车上书
1893年，康有为参加乡试，录为第八名，终获举人，时年三十六岁。
年近寒冬，康有为约梁启超于来年进京赶考，梁欣然同意。此时，李惠仙居南国一年半，尝尽农家苦乐，与梁家上下甚为和谐，但她的三寸金莲使得她不能畅行于乡村的山间小路，同时她思念在北京的兄嫂，于是和公婆相商后随夫北上进京。
春节过后，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陪嫁丫鬟）起程。此时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会试恩科。进京后，康有为居于国子监祭酒盛伯熙官邸，及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住。 梁启超下车后将妻子送至李公馆，后移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日夜攻读，准备应考。这时的北京，咋暖还寒，古城春色淡雅清新，桃花含苞未放，垂柳丝丝吐绿，洋溢着一片生机。
然而，此时北京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梁启超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他挽愤时局，抨击时政，为了倡导维新改制，康有为、梁启超大力向翁同和、李鸿章等高官宣传推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冲击着整个封建思想界，引起顽固大臣的惊恐与仇视。守旧派官僚见到《新学伪经考》后，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正统经典的污蔑与挑战，应该象孔子杀少正卯那样将康有为杀掉，形势极为严峻。梁在得到消息后四处奔走，想法营救，经多方活动，严惩康有为的空气缓和下来。随后广州掀起惩办康有为的高潮，康不得不离开广州。
就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迅速侵占平壤，发动黄海海战，进军辽东半岛，大有吞并中国之势。然而，清朝统治者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大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北京城中，大兴土木，整修道路，设置景点。梁启超一帮爱国青年四处奔走，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避免失败惨剧。然众大臣无心国事，只求升官发达，致处处碰壁。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这样感悲时势：
怅怅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寇口，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弊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阁呼不闻，高谭复何益。
此时的梁启超心急如焚，整日借酒消愁，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也只能在苦酒与诗文中发泄不满、愤慨，表达永难平静下来的心情。八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气焰嚣张，步步进逼，而清军却士气萎靡，节节败退。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更是把北洋海军滞留威海卫军港，不再出战，将海上控制权拱手让出。随后，日军侵入辽东半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使得北京人心惶惶，终日不得安宁。梁启超与妻商议，暂离北京，试待后举。悲愤至极的梁启超离京返回广东，随后护送妻女去贵州避难。
1895年3月，康梁再次上京应试。阳春三月，春江水暖，燕子衔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国家危在旦夕。师生在途中谈起进京目的仍以“广求天下之人才”为第一义，但也望高中进士，以求更大支援。沿途听闻清军大败，军队溃散，气愤异常。至天津大沽口外，日军强行上船搜查，更令康梁极为愤怒，颇感受辱。至京城，北洋水军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去日本马关签订条约，割地赔款，国将不国。日本为了逼迫李鸿章签订奇耻条约，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南占澎湖列岛，进窥台湾，北攻牛庄、田庄台等地，进窥津、京。铁蹄所到之处，惨绝人寰，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内廷备车500辆，准备迁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空前严重。
此时，应试举人义愤填膺，议论纷纷，谴责主和派官僚。梁启超奉师命，连夜到各省会会馆讲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督察院，反对割地赔款，签订条约，要求变革。在梁启超的鼓动和湘粤举人的带动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30日各省举人拥之督察院，“人山人海，衣冠塞途，奏章如雪片飞入。”台湾举人最为气愤，更是“垂涕请命”。
随后，康有为决定扩大声势，联合十八省举人一起上书。康有为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吁请光绪“拒和、迁都、变法”，由梁启超、麦孟华立即修改更正。5月2日，六百零三名举人###于松筠庵之“柬草堂”签名示威，文廷式、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也参加了此次###。人群把柬草堂围得水泄不通。
梁启超在会上宣读了《万言书》，陈时局，索道路。他说：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穷则变，变则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举人们听后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更有甚者痛哭失声，纷纷在《万言书》上签名。当各省举人联名上书之时，清政府派军机大臣极力阻止上书，并遣亲信官员到各省会馆妄造谣言恐吓。但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