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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通过分析，指出参战是我国跻身国际社会，增强国际地位的大好机会。而战争结束后，中国才能在和平会议上争得权利，以公理制裁日本侵略的野心。段祺瑞也希望能够借参战扩大自己的军权和政治权利，因此二者皆主张与德绝交，对德宣战。
但是，以黎元洪为首的一些人因反对段祺瑞的扩张而极力反对参战，甚至列出数条参战之不利影响，以支持反对参战，舆论上也一直反对参战。这时，黎元洪梦想借国会之力制裁段祺瑞，府院之争掺入了国会与内阁之争，国会中有进步党和国民党两派，又掺杂了党派之争。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梁启超一面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另一方面积极配合段祺瑞政府行动，经过不断奔走，国会参众两院于3月10日和11日分别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并于14日对外宣布。
随后，政府代表陆征祥开始与协约国驻京使节商谈北京参战的权利和义务，梁启超也以在野党的身份与各国使节频繁接触，推动对德宣战，4月25日，段祺瑞召集亲信督军到京，胁迫黎元洪及国会同意参战，而黎元洪则在5月23日，下令解除段祺瑞总理及陆军总长职务，二人公开对立起来。不久，皖奉等省督军在段祺瑞的煽动下宣布独立，而研究系 议员也纷纷辞职离京，政府、国会陷入了瘫痪，政局一片混乱。
黎元洪请求梁启超出面斡旋，梁以“与世隔绝”为由拒绝。随后，张勋在黎元洪的电请下率领4300余“辫子军”进入北京，“调停国事”。进京后，他便解散国会，驱走黎元洪并于7月1日和康有为一起拥出溥仪，宣布恢复大清帝国。随后，张勋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康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
消息传出后，梁启超、段祺瑞密商于天津租界，一起起兵###张勋。7月2日，梁启超、段祺瑞在第八师驻地马场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即“马场誓师”。段祺瑞任讨逆军总司令，梁启超、汤化龙等为参赞。7月3日，宣布梁启超的《代段祺瑞讨张勋复辟通电》、《反对复辟电》痛斥张勋、康有为的“公然叛国叛道”，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梁启超的驳斥让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成为别人眼中的“叛师”禽兽，康梁彻底决裂。马场誓师后，讨逆军攻进北京，“辫子军”不堪一击，张勋逃进荷兰使馆，康有为也逃进了美国使馆避难，溥仪也不得不宣布退位，上演12天的复辟闹剧结束了。
共和国的旗帜再度飘扬，段祺瑞成为了再造共和的英雄。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发表了对德宣战的布告，加入协约国，以期“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
梁启超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对德宣战对中国捍卫国家主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梁启超不遗余力推动参战，尽管有许多人认为他是要投靠日本，发展自己的力量，排除异己。可是，当时美国驻华使者芮施恩在他的《使华记》中为梁启超辩解梁启超与当时段祺瑞的参战动机区别时，这样讲道：尽管以曹汝霖、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参战问题上都支持段祺瑞，但“他们彼此都又是对立的”，“梁启超先生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理论家，虽然日本人长期以朋友的态度相待，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准备利用日本人的援助，但决不愿放弃国家的一切基本权利。”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梁启超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参战的确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有学者这样评价道：“没有8月14日的宣战案，可能就没有1919年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抗议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而没有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巴黎和约，也就没有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的解决。”
7月14日，黎元洪宣布辞职，副总统冯国璋就任总统，梁启超被任命为参政总长。梁启超就职后，清楚地看到政府的财政，比清末更加混乱，外债累累入不敷出，币制紊乱。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一上台，梁启超便提出全面改革财政的方案：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
梁启超希望向外国借一笔款项作为整理财政的基金，随后实施一系列这个政策，如发行国内公债，划定中央与地方税范围，裁厘金，简化税则；食盐专卖；田赋按地价册籍制度办理，地价差增税；统一国库；整顿税务机关等，从治标、治本两方面整顿，先治标后治本。
而这时，国内再生波澜。共和政治有了内阁，就不能没有宪法和国会，而原来的国会被张勋强行解散，恢复国会又提上了议程。但是，梁启超认为恢复旧国会必然造成莫大###，拒绝召开旧国会，而主张重新恢复组织临时参议会，这也是揣摩段祺瑞意图后作出的妥协，但他们主要还是认为旧国会束缚了进步党的手脚，希望能够通过改造国会，来达到控制国会的目的，这一主张将《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弃而不用，引起了孙中山等人的不满和反对。
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联合西南军阀向北洋政府进攻。8月11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护法。25日，护法国会议员在粤召开北京会议。9月1日，粤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护法运动进入高潮，从此南北对立局面形成。
段祺瑞面对如此状况，决心武力镇压，统一南方。因此一大部分原计划用于建设、整顿财政的资金，被段祺瑞充作军费，投入到烽火连绵的战争中去了，梁启超一筹莫展，愤然提出辞职，被总统冯国璋执意挽留，只得勉力维持残局。
11月初，国会名单选拔结果，进步党人不过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而段祺瑞的御用党安福系 却占了三分之二。国会大权又旁落段祺瑞之手。梁启超再次落入了北洋军阀之手，原先指点河山的霸气，在北洋军阀面前一吹而散，已无法再在政治漩涡中呆下去了。
11月15日，段祺瑞因在四川、湖南用兵失败，呈请辞职，“全体内阁成员也随之递上辞呈”，冯国璋竭力挽留。但梁启超去意已决，于188日单独再上辞呈，“恳请准予即日免去财政总长本职”， 终获批准。
梁启超再入政坛，除了对德宣战问题取得胜利外，只实现了银行不依赖政府的改革，其他一无所成，所有政治愿望化为一堆泡沫。这时，他才真正明白，只有强权政治才能支配中国！已实无余力足以负荷，悲愤地宣布要告别政坛。
胶东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1917年，梁启超的研究系在国会的竞选中再次落败，受到段祺瑞的安福系排挤，只好结 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认为“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股非我辈之国， 他人之国也。” 然而梁启超并未与政治绝缘，五四运动、国民制宪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都与他有或多或 少的联系，特别是五四运动，就是他直接引发的。
1917年，梁启超摆脱重重压力，采取对段祺瑞的妥协，经过护法运动等等才最终获得了对德宣战的宣言。可是由于段祺瑞政府只顾着借宣战来获得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借机扩充军备，对国际事务一无所为，“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消磨以尽。” 梁启超虽然离开了政坛，对政府充 满着不满和失望，但是仍然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前途。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处理各国战后问题的“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 将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北京政府派出以陆征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出访巴黎，希望借这个机会为中国争的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
梁启超看透了北洋军阀的真正面目，对政府的外交并不信任，决心要亲自到欧洲、到巴黎去完成救国大业。为了将国内人民组织起来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梁启超、林长民等在经过总统的批准下，在总统府成立了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负责巴黎和会的会外事务，林长民任理事长。
为了酬劳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的功绩，北京政府决定给他一个“欧洲考察团”的名义，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会外活动。当他讲到出游原因时，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 行前，梁启超会晤大总统和政府官员，拜访英、美、法、日等国公使，并在报界呼吁积极宣传，希望在和会上“不使中国成为日后战争之媒”，获得“中国应有自由发展之权利”。国内思想界对他此行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化私为公”完全代表中国行动。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与张君励、蒋方震、刘崇杰、杨鼎甫四人从上海乘日轮“横滨号”启程，前往欧洲，而丁文江、徐新六另船前往。此行数人，皆各方面专家。途中，梁启超等遍观沿途风情，“印度洋波平如掌，红海毫不苦炎”，每日与启明星同起，置身天光海色，“觉飘飘有出尘想”，习法文，著作论，遍游各国，大开眼界。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当天，在北京大学，“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大会召开，推举梁启超为理事长，由汪大口代理，蔡元培，林长民等为理事，积极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18日，梁启超等到达巴黎，这时，日本扬言山东问题已由中日两国政府杰洽谈妥，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梁启超听到后，痛心不已，迅速出面辟谣，并将自己在途中所作《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翻译成英、法文字，广为散发，宣传中国要求，表达中国人民和平会议的愿望。随后，梁启超在万国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面对各国记者，表明中国立场，将中国要求统一的心声传遍世界各地：“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得到了在座各国记者的热烈掌声。同时，梁启超积极同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政府代表、党派领袖会面，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所谓的“和平会议”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次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梁启超的活动对会议丝毫无补。美、英、法、意、日五列强在会议上激烈争吵，严密封锁消息，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而中国代表团对梁启超等深闭固拒，敷衍应付，梁启超等处境颇为尴尬，身在巴黎，却得不到会议内部消息。这时，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密约，承认日本为德国在山东的合法继承者，传进梁启超等的耳朵，令他们异常愤怒，立即打电报告知外交委员会林长民等，“尚乞政府勿再受人口实。不然千载之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 ，实堪惋惜。”林长民等得知后，立即组织一个国民外交协会，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真正形成外交的后援力量。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长张骞代表协会致书梁启超，委托他作为该会代表向与会代表承递请愿书，“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予先生者，实无涯既矣”。
日本在会议上不断向英法美等国施加压力，声称若山东问题不解决，将在必要时退出会议，不签订对德合约。几经辩论，英、法、美三国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中国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宣告失败，梁启超的努力也毁于一旦。4月24日，梁启超提前得到消息，并迅速将其告知国内外交协会，要求“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得到电报后，随即通过外交协会名义决定不签字，并经总统徐世昌同意，急电巴黎中国代表陆征祥，若许以山东权利，请全力抗拒。
4月30日，议定证实后，梁启超立即电告国内。消息于5月1日在《大陆报》上首先刊出，北京、上海人民的爱国激情异常高涨。5月2日，林长民的《外交警报警告国人》新闻稿在《晨报》上发表，高呼“胶东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亡国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青年学生和市民的爱国心被激发出来，推动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3日，北京大学的壁报上贴出了十三所院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当晚，在蔡元培的家中，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酝酿成功了。第二天，北京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五四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开来。
在###的推动下，全国各界纷纷展开各种形式的拒签条约活动，掀起五四运动热潮。然而，北京政府一意孤行，竟然向巴黎发出签字训令，陆征祥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消息传出，举国震愤。在巴黎梁启超将消息告知在巴黎的留学生，举行抗议。6月28日，合约签订的当天，留学生和当地的中国工人包围中国代表驻地，要求陆征祥拒绝签字。陆征祥等人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合约。这也标志了五四运动开始的群众运动胜利结束。 日本的侵略阴谋终于破产。
3月23日，梁启超关于山东问题的谈话在《申报》上发表，“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是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今日中国若放弃前功，有辱国家人格，必须抱定‘拒绝直接交涉的决心’”。1920年1月19日，日本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问题，要求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这一阴谋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中国参加了华盛顿举行的9国会议上，终于收回了青岛及山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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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思想论潮
辛亥革命后，中国舆论界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各党各派都纷纷创办报刊，作为自己的言论基地。这时，报刊如雨后竹笋般层出不穷，《民国杂志》、《少年中国保》、《民国月刊》等成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代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而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家的梁启超当然不会置身世外，成为积极的倡导者、鼓吹者。
1916年8月，梁启超、汤化龙在北京创办《晨报》，着重宣传新文化，塑造蔡锷式的“新青年”，1919年9月1日，新学会主办的《解放与改造》（后改名为《改造》）杂志出版，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从此，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响彻在祖国大地，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而以《新青年》为标志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新思想的启发。就如萧公权所说的那样：“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得著启示。”
巴黎和会结束后，梁启超完成了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的任务后，继续留在欧洲，四处游历。巴黎数月，流连于风景之中，游隧道，访卢梭故居，“曾乘飞机腾空五百基罗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窥月里山河，土星光环”；历机山绝顶观日出，“彩霞层叠，变幻无朕，少焉一线金光，生于云头，若滚边然，次则大金轮捧初矣。……白云满湖，徐徐而散，壮观又与海上别也”；游罗马胜地，“日日与古为徒，几忘却尚有现代意大利人矣。每日玩奇披僻，晨出暮归，亦颇极老瘁”。 梁启超纵情于山水古迹之中，灵性普洒天地，执笔而兴，“灵府必将起一绝大革命”。
战后的欧洲一片狼藉，城市中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处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战场上满是破败的钢盔、军服和武器，无数的坟墓和十字架似乎诉说着战争的残酷，“国破山何在，城春草木深。”人类文明的价值何在？战场上死一般的寂静让他毛骨悚然：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 最可贵的科学发明给这班野兽一般的人拿起来戕害生灵，荒秽土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启超看到了一种精神：欧洲人从废墟重新站了起来，把热情投入到自己家园的建设中来，而法国亚尔萨斯和洛林两州人民的爱国热诚更是让梁启超一行热泪盈眶。想到中国人失去台湾后，不过三五年就忘之脑后，再无人提起，便倍感痛心，对中国人只有冲动没有情操的爱国感情产生怀疑，“向法国人这种爱法，真可以令我们反省哩。” 梁启超同时还旁听了英国下议院辩论，对英国政治更添好感，议员态度真诚，对反对党的意见也诚心诚意的尊重，且对自己的主张却丝毫不放松，英国议员的素质让他对中国议会的状况感到失望。
这些见闻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极富情感的梁启超常常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愤笔疾书；或著文寄往国内的报章杂志；或致信家人；谈自己思想的变化。在给弟弟梁仲策的信中称：“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我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这封信写于1919年6月9日；清楚地表明梁启超旅欧刚半年有余；就受欧洲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刺激；心灵深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不过；仍停留在苦思冥想、“酝酿发酵”的思考阶段；难以理出一个头绪来。此后的半年多；他继续结合欧洲的现状和中国的实际；力求寻找新的出路。
但是，欧洲之行最重要的是，梁启超重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地位。这时的欧洲社会危机四伏，人们精神濒临崩溃，西方人文学者开始对文明产生迷惑，深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