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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国赴日本，大都是自上海乘船前往。当时往上海没有飞机，也无铁路可达，唯一的办法是乘船。这就是先乘船到长沙，由长沙乘船或到汉口，或直航上海。路途遥远，必须要准备相当的路费，而且到了东京之后，还要带上一年的生活费用，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互相帮助的传统美德。他的好朋友邬诗斋为了帮助周佛海筹集费用，便发动老师、同学为他凑钱。校长吕鹤立率先拿出30元，结果先生和同学一共凑了130多元，然后他立即回家，将事情经过和自己的决心告诉了他的母亲。虽然他的母亲不忍儿子远离膝下，又担心他考不取官费，家里又无力接济，因而会流落异邦。但是，作为母亲，又迫切盼望儿子成名，光宗耀祖，因此，在周佛海的劝说保证下，终于同意。
周母为了给儿子凑足费用，除了东挪西借，弄到几十元外，还将仅有的八亩田产卖掉，一共凑足了200元。周佛海作为长子，本来应承担家庭责任，现在却要远走高飞，而且此去之后，何日再能团聚，都是无法预料的事。因此，作为母亲，其内心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周佛海回忆离家时的情景说：“离家之日，母亲不忍送我，躲在厨房中暗泣，我到厨房中挥泪拜别了母亲。”6由于田产变卖掉，生活来源无着，他的母亲只好带着家小，到沅陵码头做炸油粑粑的小生意，勉强度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留学日本（2）
与周佛海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他们先到长沙，坐上了直达上海的一艘货船。为了节省路费，他们买了最便宜的船票，照他的话说，不单是统舱，而且是坐在运往上海的大米包上，其条件之劣，可想而知。到了上海，他们住在法租界一家湖北人开的小栈房。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山野农村，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无论他们原来多么精明，在这里也只能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佬了。面对五花八门的花花世界，他们简直无所措手足，而且又不懂日语，连如何购买去日本的船票，也都一无所知，结果只好托栈房的伙计，用银元买日元，再用日元买船票。当然，栈房的人办事并不是义务的，而是得骗就得骗，何况这三个是乡下佬，更要借此敲一笔钱。结果，三个人被他们骗去不少冤枉钱。
经过几天的海上行程，到了日本的长崎上岸。岸上有中国酒店四海楼派人来接，稍事休息，当晚便坐火车前往东京。对周佛海来说，坐火车是生平第一次，因此对车上设备全然不了解，以致闹了不少笑话。他说，他一上火车，忽然想解大便，但又怕车开了，所以只好忍着，一直忍了*个小时，到了门司才得以解脱。还有，在车上买饭吃，当时日本人用的筷子是一次性的，两根筷子联在一起，用时再掰成两根。他们哪里懂得？因此拿到筷子之后，便自作聪明地折断成两截。这种筷子本来就短，再一折成二，筷子之短，便可想而知了。
周佛海一行3人是7月底到达东京的。当时在日本的湖南会馆福起馆，是专门接待湖南来日本留学的学生的。他们在此安排好之后，周佛海便开始学习日语和补习其他课程。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为取得日本的欢心与支持，于5月16日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2条；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9条；9月6日又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7条。此即统称的“中日协定”。这些协定所规定的条款，意味着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攻中国领土和占用中国各项设施，而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合法的条约依据。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谈判过程中，已有部分条款被揭露。情况传到日本后，各省留日学生于5月4日、5日分别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后又由各省各校留学生代表召开联合大会，组成“大*救国团”，号召集体分批回国请愿。各省学生纷纷响应，结伴回国。据日方的统计，当时95％以上的留学生，都参加了罢课抗议的斗争；约有1200人响应回国。
周佛海虽然是刚到日本不久，但也不能不受到如此激昂的反日爱国热潮的影响，于是也积极响应回国主张。但是，周佛海说：“以前完全没有想到个人问题，现在真要回国，于是个人的种种难题，都不能解决。第一，旅馆欠了330余元，有什么法子可以还清？第二，回国的川资到哪里去筹？最紧要的还是第三，是到哪里去？到京沪去*国运动吗？吃什么？生活都不能搘持，能做什么运动？回老家吗？不仅是没有意义，而且好容易出来，这一回去，就要老死沟壑，今生今世，为没有出来的希望，不回国吗？又万万不可以。”7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留学日本（3）
周佛海左思右想，为了应付如此局面，最后经一个朋友的介绍，便到了东北安东车站几十里外海边的一个厘金卡。所谓厘金卡，就是一个收税的关卡。周佛海的本意是到这里找工作，好积一点钱。但是到那里一看，满目芦草，几家土屋，真是荒凉得不能以文字来形容。周佛海积钱再去留学的愿望，成了一枕黄粱，以致使他悲观到几欲跳海自尽之地步。
两周之后，周佛海接到东京朋友的来信说，回国的人并不多，而且第一高等学校的考期快到了，要他不如回东京报考。周佛海想到，留在这里也无出路，东京一高虽然考取极难，但也只有这一条路，不如破釜沉舟。他说：“如果死在荒凉的海滨，不如到东京去流落！”8于是便借钱回到了东京。
周佛海回到东京时，距离一高考试只有两周时间，他便日以继夜地赶着复习功课。到了考试那天，他断定自己是考不取的，因为名额只有50名，而报考的却有600多人，所以反而一点不紧张，心里很沉着，头脑很清楚。周佛海很有些小聪敏。他说，上午考数学，而他的性情与数学极不相近。既然要考，便硬着头皮去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居然所有考题都让他做出来了，而且居然都做对了。他说，这给他很大的鼓舞，感到自己有了希望，下午考英日文的互译，很快便完成了，而且自己觉得还不错。第二天上午考物理化学，这在沅陵时没有学过，但他头一天晚上借来了两本复习书，用投机取巧的方法，专门去死记书中用铅笔画有记号的部分。说来事巧，所有考题，都是死记硬背过的，结果这个难关也通过了。第四天是考日语的面试。当时他的日语不好，而且临时准备也来不及。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只好随他去。由于他报名的名次是在最后，因此当别人面试之后，他就去打听所问内容是什么。当获知不过是随便问问之后，他便灵机一动，跑去请老留学生为他编写了一篇当时湖南打仗的文章拿来死读。到面试的那一天，主考的今井老先生获知他是湖南人后，就问他湖南现在打仗的情形怎样？他便马上把自己已背熟的文章，滔滔不绝地读了一遍。结果，主考先生再也没有继续问他。他说：“如果他再问我一句，我便要窘态毕露了。”9
过了一个星期，到了发榜日期。他本来是想，如果万一考取的话，一定是名字列在最后。所以他不敢从第一名看起，而是从最后一名倒着往前看。他说：“看了一大半，没有我的名字。我从头上冷起，一直冷到腿上。快要冷到脚尖，倒下去的时候，看到第四名却是我的名字。”10他说，他疑心是做梦，便把舌头重重地咬了一下，感觉得很痛，于是他知道不是梦，是真的。周佛海就是凭着他的这种机灵，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以后的飞黄腾达，也是靠了他的聪敏，但他最后堕落成卖国巨奸，也可以说是过于“聪敏”的缘故。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时中国指定了五所日本国立的学校，即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所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帝国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凡是考取这五所学校之一的，都给官费。五所中以一高的学生最为神气，戴一顶两道白圈的制帽，披一件披风，脚下却穿一双木屐，在街上大摇大摆，昂首高歌，略略做出一些出轨的事，不但警察都不去管，社会人士，还认为可爱。周佛海既然考取了一高，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已不成问题了。他可以求学，一直到帝国大学毕业了。他为此很是得意。
周佛海虽然是生活在山野农村，但经不起城市享乐生活的诱惑，在花钱上，出手不凡。他到东京时，本来是准备了一年的生活费用，但是到了12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就把钱用光了，结果，不得不依靠中国公使馆的接济。而在他刚刚被一高录取，便立即向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处预支了一个月的学费，到房州去避暑，去洗海水浴。一直等到学校开学，才回到东京上学。
东京一高，实际上只是预科。经过预科一年的学习，才能被正式分到高等学校学习。当时日本只有8个高等学校。毕业时，周佛海便选择了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经过两年的学习，1922年秋，周佛海便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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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社会主义”（1）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掀起了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热潮。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列宁主义学说，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介绍，在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和*主义的思潮，非常澎湃。
周佛海进入东京一高以后，由于深受社会主义与*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刺激，因此，在完成规定的功课之后，用了很多的时间，努力去阅读这一类的杂志和书籍。当时，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联盟成立之时，他对国际情形也很感兴趣，因此，他用了不少时间去阅读有关西洋历史及国际情形的书籍、杂志。周佛海勤奋而又善于思考，在阅读国际问题书籍的过程中，有了不少心得，一时高兴，便作了一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并推测其趋势的论文，投寄到上海《救国日报》。这是由留日回国学生办的报纸，在国内有相当的影响。周佛海是第一次写论文，文章虽然寄出，但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但是，想不到居然被刊登，而且博得好评，连中学时代的史地教师邓竹铭先生，也从家乡寄书予以赞扬和鼓励。
在人生的旅途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迈出人生道路起点的青年来说，首次事业的小小成功，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鼓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追求。处女作的成功更增加了他写作的兴趣与勇气，此后他勤奋写作，在短短的时间里，相继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译作。
如果说周佛海在一高的时候，其课余阅读的兴趣，是以社会主义与*主义及国际问题并重的话，那么，在他进入第七高等学校之后，第一年除了功课之外，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国际问题的书籍没有工夫再看了。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展，介绍*主义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就连当时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研究系要人张东荪等，一度都曾以他们所办的刊物，如《解放与改造》、《建设》等为阵地，刊登有关学说，成为介绍与鼓吹社会主义学说的知名人物。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戴季陶以“对话”的方式，刊载他所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他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但如他所说，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单是*一人的学说了”。
当时的日本，名为社会主义的学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基尔特主义，也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周佛海所谓的专门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当然也是不加选择，真伪不论。他在勤奋看书之余，也勤于笔耕，努力写作与译述。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寄给《解放与改造》杂志，刊登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7号上。
周佛海在文章一开始，便以热情洋溢的文字，讴歌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预见了中国也必然要掀起阶级斗争的巨浪。他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思想和声浪，如暴风急雨，从西欧一直送到中国来了。中国立在这个潮流里面，当然不能和世界潮流相反逆的，所以这个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他用*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介绍性地论述了阶级间产生斗争的原因。他说：简单说来，“就是一个阶级在社会上，立在支配者的地位，同时他一个阶级，在社会上是立在被支配者的地位；他们两个的地位不同，所以也就利害不同；被支配阶级因为要谋自己的利益起见，对于支配阶级不得不行社会运动。”也就是说，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阶级，“不堪其苦，所以大家有了自觉，把自己的阶级团结起来，要推翻现在的支配阶级，自己来做支配阶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介绍“社会主义”（2）
他分析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种类”，认为阶级斗争有两种：“一个是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一个是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所谓的“中流阶级”，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所谓“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指的便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即资产阶级的*革命；“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周佛海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仅仅归纳成两类，当然是不科学的。除此，还有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等等，而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同属于剥削阶级，他们的斗争，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斗争。当然，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还弱小，因此，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可能像俄国一样，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周佛海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如果“专在极不发达的资产和劳动两阶级间去下手，那就是药不对症了！”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周佛海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实质。他所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是“寄生阶级”与“自给阶级”及他们彼此间的斗争。什么叫“寄生阶级”呢？照他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上那些“有害无利，并且势力很大，能支配社会的人”。他说，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很多，“从专想扩张自己势力的武人，和争权夺利以政治为生活的官僚政客，到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所谓“自给阶级”，“就是有一定的职业，靠着尽自己的职业而生的人结合的阶级”。
周佛海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在认识上的错误，因而不仅不可能认清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方向，甚至错误地把那些“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都当成了革命的对象。
同年12月15日，周佛海又在《解放与改造》杂志第2卷第1号上，以“佛海”的署名，发表了《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文章的主旨，是论证中国在“解放”之后，应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中国现在的言论界，关于解放的言论，似乎一天多似一天了，但是关于改造的议论，还是很少。”“改造与解放，是有密切关系的”。
他说：所谓“改造”，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而物质改造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生活问题，也就是如何改造经济组织的问题。
按照*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是要根本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此根本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中国的革命，虽然不是一般的反对资产阶级，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联合农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不是一般的废除私有制，而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必须以*主义为指导，才能取得成功。
周佛海在文章中，有关“物质改造”方针的论述，是以反*主义的各种“流派”，如德国的“集产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蓝本，综合成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即：第一，关于生产的种类和数量，“不能单独归工团管理，要和国家共同管理”；第二，关于生产方法的决定，“要归工团单独管理”；第三，决定生产的条件，“要归工团和国家共同管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照上面的法子去管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都能调和，两者都不致为别人所牺牲，真是最好的组织呀！”
介绍“社会主义”（3）
1920年4月1日，周佛海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4号上，发表了《精神生活的改造》一文。这篇论文是在同年3月1日完成的。周佛海是以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些反*主义流派的主张，作为论述改造“精神生活”的依据。*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反过来可以推动物质的发展。周佛海却毫无根据地说*主义太偏于唯物的，只偏重物质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之后，甚赞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强调精神生活重要的主张。他说，据他个人的观察，以为精神生活的改造，比物质生活的（改造）还要紧些。他把“精神生活的改造”比做“花”，而“物质生活的改造”，则是“精神生活改造”的“果”。这显然是倒果为因，违反了*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原理。
4月3日，周佛海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文，于5月15日刊登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0号上。他在文章一开头便说：“我们如果把国内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