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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谈判，请川越大使说服日本政府放宽条件，为此做了全面安排。总之，决心使国民政府改变态度，接受和平。”158
周佛海在听了高宗武的报告后，很是兴奋，并且决定亲自飞往香港，直接与日方交涉。3月21日，他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夫妇住我家。”这说明此时高宗武已到了汉口。信中还说：“我已买定下月14日的飞机票，大约临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但是，周佛海此项计划为蒋介石所阻。3月27日，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说：“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周佛海听到这个通知后说：“闻之不胜懊丧。”159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是日，周佛海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大约不能回港。”是何原因，信中未见说明。高宗武到汉口后有何活动，也不得而知。但是，到了4月4日，据周佛海日记所载，是日上午8时，他与陶希圣由武昌过江到汉口高宗武处，与高“详谈外交情形及办法”，一直谈到12时。午睡1小时后，又与高宗武乘车沿长江东下，到郊外散步，一直谈到5点。160他俩的“散步”，绝不是像一般人出于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必定与对日交涉有关。之所以要到郊外交谈，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人耳目。
4月5日上午，高宗武曾往见蒋介石。中午午饭时，高宗武便向周佛海报告了晋谒蒋介石的情形。161 4月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周佛海忙于会务。8日，杨淑慧由香港飞抵汉口。至11日上午，周佛海才又得与高宗武商“谈应付日本外交办法”。16213日，周佛海应陈济棠之邀，出席晚宴，但未终席便往高宗武处，“商今后对日办法。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163
高宗武到底负有何种秘密使命呢？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在高宗武向蒋介石报告董道宁赴日本的情况后，“蒋介石便对高宗武说：‘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决不是反对和平，但是要首先*，然后再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就会*起来，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呢。’”
周佛海的这段话，是和西义显的*：《中日事变和平工作秘史》一书中的记载相吻合的。西义显说：高宗武由汉口飞抵香港后，于4月16日偕董道宁在浅水湾饭店与日本方面的西义显，伊藤芳男及松本重治等人会见时，高宗武单独向西义显等人口述了“蒋介石氏亲口告诉”他的话：“影佐大佐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我已看过。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而影佐敢于这样做，说明其对两国和平外交具有足够的诚意。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蒋介石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的真正意图是：
（一）在对苏关系上的安全保障。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依赖的确保。
这两项意思，原则上予以承认。
第一项更进一步分类如下：
1。东北四省。
2。内蒙。
3。河北、察哈尔。
1及2可以留待他日协商，3则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之确立及行政完整，日本须尊重。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164
尽管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也没有理由和证据来否认它，但是从实际内容看，是与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贯通的。它说明蒋介石既不放弃和平谈判，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又不从其原则立场后退一步。
4月2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打算向参谋本部报告高宗武所提交的中日“和平”方案，但是，由于徐州战役的进行，形势的变化，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西义显说：“我倾尽自己全部热情的报告和劝说，连关键人物影佐祯昭都打动不了，更何况对参谋本部当局，我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他说，他在参谋次长室召开的会议上，拼尽全力的讲演，但出席会议的人都一言不发。165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使战局日益扩大之后，引起日本内部一派人士的忧虑，害怕日本陷入长期对华战争的泥淖，因此极力想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使战争适可而止。西义显所进行的对华“和平工作”，代表了这一派人的主张。当然，这两派人之间，在主张上并未根本性的差别，在灭亡和奴役中国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主张一致的。他们的差别仅仅在实现日本侵华亡华的手段与方法上不同而已，一派主张以武力征服，一派主张以政治的手段，使中国屈服于日本，接受日本的各项要求。
由于日本参谋本部对西义显的主张不加理睬，所以他在东京的活动毫无结果。5月17日，即徐州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之际，西义显由日本返回香港，向高宗武报告了毫无结果的东京之行。高宗武便立即致信汉口的周佛海，报告一切。
高宗武的此次香港之行，周佛海曾与之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和详细的安排，因而也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他也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与日方交涉的结果。5月20日，当他接到高宗武的来信获知“所事渺茫”时，说：“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166
从拥蒋到反蒋（1）
1938年4月至5月，继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与南北夹击的日本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结果，中国军队不守，于5月中旬相继西撤。5月20日，徐州陷于敌手。徐州的陷落，使日军实现了打通津浦铁路这一南北重要交通线的战略目标。接着，日军沿陇海路西犯，其目标是在夺取中原战略要地郑州之后，一方面沿平汉铁路南攻武汉，一方面沿陇海路继续西犯，夺取潼关进攻西安。以此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便迅速结束战事。
但是，徐州会战的失利，并未使中国军队丧失战斗意志，在日军西犯时，仍继续节节抗击敌寇。6月7日，为阻挡强敌，国民党当局掘开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黄水漫漫，水流之处，土地淹没，房倒屋塌，淹死者无数，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但是，黄河之水，也使日军无法前进，不得不放弃攻占郑州的计划，而改以沿长江西犯。
徐州会战的失利以及最后的失守，这是在战争初期处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局面。它也丝毫表示不了中国的失败。但周佛海却不做如是想。5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参加国防会议。外交、军事消息均不佳，尤以军事情形紧急，南京失陷前心理又复恢复矣。”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与（范）绍陔谈徐州情形。至为焦灼。闻徐州四面被围，数十万大军退路已断，恐上海退却之情势又将重演，而武汉且生动摇矣！”167特别是由于日军的西犯，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准备保卫武汉，同时为防备不敌于敌，从6月7日起，下令在武汉的各机关分批撤离，而其宣传部也要一部撤离，一部留守。形势的如此发展，使他对前途“悲观之至”，168因而更促使他急于与日本谈判“和平”。
5月20日，周佛海收到高宗武的来信后，即于22日复信高宗武，“谈大局前途”。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他在信中对“大局前途”是如何估计的，但除了“悲观”“失败”之外，是不会有何种信心表示的。高宗武接周信后，于5月30日中午飞抵汉口，立即往见周佛海。下午1时半，周佛海偕高宗武到其宣传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两小时”。169
高宗武此次到汉口，只停留了短短的几天，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武汉了。他于5月30日中午到武汉，6月6日上午便“奉命”飞往香港。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周佛海几乎是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他们是如何商讨的？又作了何种决定？周佛海在日记中没有留下记录，也没有留下其他文字，因而难于确切说明。但是，我们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以及他们的活动中，仍可窥其一二。
6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晚，武来见，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170这段日记说明高宗武飞往香港，负有特殊使命，而且这个使命并非周佛海所授予；同时，这个“命令”非同一般，因为如果实现，决定了今后他们“再会何处”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另有所图。
高宗武抵香港，并执行所负使命之后，梅思平则于6月23日由香港飞抵汉口。当即，周佛海便请陶希圣来寓，一起“商中日外交问题”，并谈“中日外交趋势”。24日，又一次商谈。25日，梅思平往见汪精卫，回来后，与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1717月1日，梅思平离汉口飞往香港。周佛海前往送行，临别时感慨万分，再次表示：“此别不知后会何时何地，珍重而别。”172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拥蒋到反蒋（2）
上述记载已明白说明，高宗武已经赴日，其任务是进行中日外交谈判。事实也确实如此。
高宗武是在6月22日晚，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外交部专员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前往东京的。据周隆庠的回忆，经过情形大致如下：
高宗武与我从香港乘坐日本轮船到东京去时，先是晚上九十点钟光景，坐出租汽车，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再换乘领事馆的汽车，由领事馆派人护送我们登上轮船，并秘密指示轮船负责人妥善照料我们，作了保守机密的特殊布置。伊藤芳男则等候在长崎港外，秘密接我们上岸，乘汽车取道云仙，转乘火车，由伊藤一路护送我们到了东京。173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即是西义显等人的提议，也是周佛海的怂恿，并得到汪精卫的支持。
由于徐州会战的进行，西义显的“和平”提议，未能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支持和响应，但他并不死心。他在返抵香港后，极力鼓动高宗武去东京，直接与日本当局交涉。他对高宗武说：“如果您能决心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日本当局建议的话……与影佐直接取得联系，这一事情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实无疑。既使只是使日本内部确立实现和平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你也应去日本，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欢迎你到日本的。”174
高宗武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得到了周佛海的极力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关于此事，周佛海曾说：
我在高宗武再度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直接跟他们联络吧。”我说了这话时，高宗武便露示有所考虑的样子，心中正是想着到底要上日本去，是不是应对蒋介石报告才好呢？还是不必呢？因为若在事前报告他，则一定要被其阻挡的，于是我便对他说：“你还是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报告给他知道吧。对蒋介石的报告一事，我可以负责任了。”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而且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打电报来托我：“请对蒋介石禀告，并请代为设法。”
因此，我便把此事传达给陈布雷，再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句话。175
从周佛海的供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高宗武赴日本之事，蒋介石事前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赞成的。那么，授予他命令者，只有汪精卫了。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党副总裁，同时被任命为将要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议长，是国民党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其主要任务仍然为处理政务。
汪之所以要高宗武秘密去日本，是事出有因。原来，早在3月间，日本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就已经开始了对汪精卫的工作，即要汪出面成立政府，代替蒋介石与日本谈判和平。此后，意大利大使还明确向汪精卫提出三点希望：“（一）汪亲自秘密去日本；（二）如果不能去日本，就给近卫公写信；（三）中国乘机表示决心参加防共协定（使中日交涉容易进行）。”176
汪精卫深感战局的不利，对此提议是非常赞成的，但他又无法满足日本的要求。为此，曾派其亲信人物，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答复意大利大使说：“（一）汪秘密去日本不可能，难于实现；（二）现在从苏联那里接受飞机和其他军事援助，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参加防共协定；（三）如果能得到意大利国的秘密保证，汪可以写一封长信给近卫公；（四）在起草给近卫公的信时，希望能在意大利方面的斡旋下，知道日本方面的大致条件；（五）在发送此信的同时，也准备通告英国大使。”177
从拥蒋到反蒋（3）
所谓“近卫公”者，亦即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高宗武赴东京，实际是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交涉。
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回忆当年的情况时曾说：“忆前年4月与（梅）思平谈收拾时局办法，余谓必需三民宅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查1938年4月，梅思平一直在香港主编《国际问题》，直至6月23日才飞往汉口。在4—6月间，只有高宗武前后两次往返香港、汉口之间。如果周的回忆仅仅是把时间记错了的话，他既然可以与梅思平商讨实现“和平”，收拾中日时局的办法与条件，那他当然也同样可以与高宗武商谈，而此事也一定与汪精卫商量过。不然，为什么梅思平会与汪精卫共同推测高宗武赴日之结果呢？
从周佛海所说收拾时局的四条件看，与日本所要求的以汪代蒋的条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日本是要国民政府更换人事，改变联共抗日政策，停止抗日，共同*。后来，汪精卫也正是根据这种基本要求，与日本实现“和平”，只不过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蒋*的傀儡伪国民政府罢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之后，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外相有田八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等人。高宗武与上述各人是如何交谈的，因为没有当时的记录，他本人始终未有过任何说明，因此，难于完全了解。但是，根据当事人影佐及今井武夫，以及周佛海的回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确定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主持“和平”交涉。
影佐祯昭在他所写的《曾走路我记》中说：“我和高宗武在箱根会见了两次。我记得高宗武是这样说的，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78
今井武夫回忆说：“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板垣陆军大臣和多田参谋次长等进行了会谈。当时我参加了会谈，给我的印象是：‘高似乎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两国间的事变盼方案已经死心了，他改变态度不再提出这个主张，只是热心地专门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179
高宗武于7月15日左右返抵香港的，但他一直不往汉口报告。19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指陈布雷——笔者）亦无所闻，为之焦虑。”180周佛海回忆说，高宗武回到香港后，曾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又是背着蒋介石去日本的，因此他没有勇气回汉口报告。他想自己必定会遭逮捕，不然则将不能从汉口脱出了，于是他便将报告书交由周隆庠送回汉口送交周佛海。
周隆庠是在7月22日下午由香港飞抵汉口的。周佛海得知后，立即召其来谈。是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宗武派周隆庠迭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5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181
从拥蒋到反蒋（4）
关于这一情节，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
我接到其报告书看了一遍之后，便认为要立刻给蒋介石看，还不如先到汪先生的地方与他商量一下才好，便拿到汪先生的地方，并对汪先生说：“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我这样一说，汪先生却说出：“这是没有关系。”遂仍照原文交给蒋介石看了。182
从这些记述与回忆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是由日本还是由高宗武首先提出要汪精卫“出马”的问题，毋庸置疑，是由日本方面提出的。否认国民政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1月16日以来，日本一贯的灭华方针。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屈服”的必要条件。12日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15日五相会议决定的《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中，也都把蒋介石下野，分裂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作为使中国“屈服”的条件。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汪精卫；分裂或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人选，在日本看来，也只有通过汪精卫才能实施。
第二，汪精卫所以敢于让写有“汪先生”名字的报告，不加删改的交给蒋介石看，既说明他决心充当日本的侵华工具，又说明他有恃无恐，妄图凭借日本的支持，取蒋之地位而代之。
那么，蒋介石对此是何种态度呢？7月2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有：“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但他并未具体写明蒋的态度及处置办法。只是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蒋介石在看过高宗武的报告后，便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事前已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