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舷嘈湃思淙酚姓庋蛔稹罢逯瘛贝嬖冢蚨哺械胶艽蟮男牢俊�
老百姓爱戴包公，是因为他能主持正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为民造福。我们敬仰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破案的技巧和能力。可惜有一些民间故事出现了离奇的情节，让包公主持侦破疑难大案，把他写成了一个东方的福尔摩斯与古代的刑侦队长，这就使得包公异化，虽然不是面目全非，至少是让他世俗化了。
皇帝发现了范仲淹
还在刘太后垂帘听政，赵祯自己没有管事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已经为大宋帝国的内忧外患而担心，时时留意希望发现一些能臣，将来好当自己的治国帮手。当时究竟有哪些内忧外患？说起来也简单，就只是两个字，内忧是“贫”，外患是“弱”。
你看，大宋帝国的京师，锦绣天街，花花世界；灯火樊楼，彻夜通明；灯红酒绿，千金买醉；笙歌鼎沸，歌舞升平。这还能叫“贫”么？当时的社会，看上去富贵繁华，似乎财大气粗，实际上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达官贵人，奢侈无度；贫民百姓，度日如年，一遇灾害，就会大乱，国家有极大的隐忧。
大宋帝国养兵百万，一旦出师，刀枪眩目，衣铠鲜明；登山涉水，宛若长龙，前不见排头，后不见排尾。如此阵容，如此声势，还能叫做“弱”么？可是人人皆知，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表演的。所谓“东京八十万禁军”，吓唬老百姓有余，对外作战就很难打胜过一回，经常是一打就垮，一触即溃。
这个“贫”与“弱”的后遗症是谁留下来的？外人不知道，赵家的子孙大都了然于心。因为历代的账簿都保存在皇宫的档案里。只要没有大灾，国家的财政收入年年都差不多，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困难，那是因为开支增加得太快了。也就是冗官（吃饭不做事的官）太多了，冗兵（根本不能作战的兵）也太多了。
太祖赵匡胤时期，还很俭约，州、县地方官还有很多缺额，哪有冗官。全国兵员不过30多万，还在整编、裁汰之中。因此年年结余，仓库皆满。太宗赵光义弑兄夺位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帝位，大量开科取士，并且提高文官待遇，收揽人心，官员总数较太祖时期猛增七八倍之多，由此出现了冗官。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两次贸然对辽作战，把军队扩大到了60多万，连续两次战败，军队溃散的就有30多万人，以后还得陆续收编。他轻开边衅，惨败之后吓破了胆，宁肯忍辱服输，以弱国自居，再也不敢对外应战。这就造成了：一、因为不敢对外应战，所有的军队都成了冗兵。二、边境上经常受到侵掠，不敢还击，遗患无穷。也就是说，这“贫”与“弱”两大后遗症主要是由太宗赵光义遗留下来的。既然是祖先闯下的祸，祸延子孙，子孙无话可说，只好默默承担，在刘太后当权，赵祯自己没有亲政之时，他已经发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能臣，此人名叫范仲淹。刘太后权倾天下，没有人敢去惹她，范仲淹居然敢向她上疏，请他归政于皇帝。群臣都捏了一把汗，幸亏刘太后没有理他。刘太后去世，赵祯就把范仲淹提为右司谏，鼓励他遇事直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7）
有一次江淮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上疏请派员前往安抚救济，皇帝没有及时批答，他就很不客气地急奏：“如宫廷中半日不食当如何？”皇帝一点也不生气，立即指派他去救济。他即日成行，所到之处，开仓放粮，豁免一切苛捐杂税，努力帮助灾区百姓度过难关。在回朝复命时，他带回几大捆灾民所吃的叫做“乌味草”的野草，请朝廷传示给六宫贵戚，希望大家知道民间疾苦。这个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公元989年生，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他就跟着姓朱，取名朱说。逐渐长大知道自己的家世之后，他就涕泣辞母，外出发奋求学，就读于应天书院。在求学时，生活极为艰苦，即所谓“断薤画粥”每天煮粥一大碗，凝固以后划为几块，进食时以薤菜数茎，和盐而食。读书疲倦了，就以冷水洗脸提神。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迎养母亲，才改回原姓，更名仲淹。他不以母亲改嫁为耻，一生中与朱氏异父兄弟友好相处，经常来往。足见他做人很有人情味，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道学先生。
他从担任专职的言官开始，对于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任人惟亲，官官相护，互相包庇，贿赂公行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随时发现，随时揭发。这不仅得罪了一大批贪官，而且捅了宰相吕夷简的马蜂窝。因为吕夷简本人就是结党营私的总后台。吕夷简派人劝他“不可妄议军国大事”，名为劝说，实为威胁。他坚决顶回去，表示宁肯丢官丢命，也不愿姑息养奸。朋友们在他揭发个别贪官的时候，还在为他的安全担心，后来看到他为了忠于职守，竟把生死置之度外，就只有衷心敬佩，再也不来相劝了。为了彻底揭开吕夷简任人惟亲，朋比为奸的真相，他亲手绘制了一张详细的《百官图》献给皇帝。图中一一注明，哪些官员是循序升迁，其官职是合法得来的；哪些官员是不次提拔，其官职来自歪门邪道。并且建议：“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这样一来，他和吕夷简的矛盾就趋于白热化，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在那官官相护的年代，只要解开几张人事关系的底牌，就已经能让全城轰动；这时范仲淹竟然勇敢的站出来，成为以宰相为后台的庞大官僚集团的对立面。影响之强烈也就可想而知。皇帝虽然极力支持他，也觉得震动太大，难于处理。最后是以各打50大板的办法，双方同时外调，一起离开京城，让事情暂时平息。这样，范仲淹就赤手空拳把当朝宰相拉下了马。使得自己正直的名声举国皆知。至于自己到何处去？他早已想好了主意；到前线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文臣出身的范仲淹从此脱离了与官场腐败现象作战的无声战场，慷慨走向卫边守土与入侵者作战的有声战场，开始体验军旅生活，这时候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所以后来他在填词的时候自称为“白发将军”。
志士仁人先忧后乐
范仲淹此去要和西夏这个小国作战。说起来也很可笑，西夏本来没有建国的条件，他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获得渔人之利，建立起一个小国，不断地骚扰宋的边境，对宋王朝所造成的损失比辽国的侵略还要大，这完全是宋太宗赵光义两次推行错误的国策所造成的。
第一次是赵光义已经夺位的时候。那时宋王朝的建国工作刚刚开始，兵力不强，应该和辽国保持友好，努力发展经济，力争成为一个富国，像太祖赵匡胤所设计的那样，在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之后，用金帛把燕云16州的失地赎回来。从辽国倾心汉化的形势来看，这个计划不难实现。订立澶渊之盟以后，两国和好100多年，就足以证明两国友好相处是可能的。
宋辽的关系处好了，辽的附属国北汉的问题随时可以解决。北方暂不能用兵，南方加紧建设，宋王朝的富强是可以计时以待的。但是赵光义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两次冒险伐辽，两次惨败。从此兵连祸结，使得北方边境长期不得安宁。使得西夏这一股力量能从宋辽之间的夹缝里生存，发展，直到称帝，建国。
第二次是赵光义两次伐辽失败后，畏敌如虎，对小小的西夏也以笼络为主，不敢轻易用兵。西夏这一股力量对宋是时降时叛，叛了又降，降了又叛，如同儿戏。宋军要打他，他就投辽，宋军撤军，他又来寇宋，在辽国的蓄意保护之下，赵光义对他无可奈何，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赵光义去世之前，曾经分兵五路伐夏，出兵不利。他在病榻上气得要死。
建立西夏的这个民族叫做党项，从他们的民俗“衣皮毛，事牧畜”看来，显然属于游牧民族，人数不多。唐与吐蕃作战时，党项部落纷纷投降唐军。有个党项酋长拓跋赤辞受唐封为西戎州都督，接受唐的赐姓为李，成为西夏的李氏祖先。传到唐末，李赤辞的后裔李思恭助讨黄巢立功，受封为定难节度使，受命治理西北五州之地，治所放在夏州（今榆林县西），这就是他们国名的由来。因为他们地处宋、辽之西，又自称西夏。宋初，他们遣使进贡，受封为太尉。太宗赵光义时，他们的酋长李继捧愿意内附，献出他所管的各州，太宗封他为彰德节度使，赐姓名为赵保忠。但是他的弟弟赵继迁不服，叛逃北方，受辽国之封为定难节度使。太宗不得已，又封李继捧为定难节度使。这样，他们兄弟二人，一投宋，一投辽，唱起了对台戏。过了两年，兄弟二人一起降宋；为时不久，两人又一起投辽，反反复复，不胜其烦。在这三国的纠纷中，西夏惟利是图，在宋辽两国之间坐大，公元1038年，国王李元昊竟然自称皇帝，也学辽国的样，向宋要起“岁币”来；辽国屡次受他利用，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好处；最吃亏的是宋，除了西北边境不得安宁，老百姓长期受害之外，还被这个并无多大实力的西夏小国进行讹诈，强索去很多银、绢、茶叶……就在这个时候，范仲淹来到西北前线延州（今延安）守边。 。。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8）
兵法曰“兵不厌诈”，民谚云“慈不掌兵”，这些话不一定正确。范仲淹镇守边境上的延州，前后3年多，始终保持一种仁者胸怀。他对自己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被士兵们称为慈父。对于敌人，他也很讲诚信，他打胜仗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并不是欺诈手段。在他镇守延州之时，对士卒加紧训练，更番出击，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西夏人很畏惧他，相诫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原先当地的羌人常为西夏所用，范仲淹先后招抚羌酋600余人，皆以诚信相待，从此羌人十分敬爱范仲淹，称为“龙图老子”（因为范仲淹曾任龙图阁直学士）。西夏最后被迫请和，与羌人助宋大有关系。从来善用兵者，并不希望能杀多少人，占多少地，而是希望达到作战的目的（以战促和）。1043年，西夏终于请和，正是范仲淹以诚信治军得到的成功。
范仲淹在前线3年多，以军旅生活入词，作了几首《渔家傲》，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首《渔家傲？秋思》。词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写得苍凉悲壮，使得从晚唐五代以来多写“绮罗香泽”的词风为之一变，成为苏轼、辛弃疾等人豪放词派的先驱。范仲淹这首词，丝毫没有好战思想，但是也没有厌战与反战思想。当时他所指挥的这场战争，既是老百姓保家卫国的战争，又是维护先进文明，反对野蛮侵略的战争，宋军将士过着极其艰苦的战地生活，大家并无怨言。他们知道，没有击退侵略者，没有勒石记功以前，他们是不可能回家的。在塞下秋来，夜深难寐之时，大家心情沉重，白发将军和流泪思乡的征夫（士兵）并不对立，而是同病相怜，征战多年，谁不思乡！但是他们的肩头上承担重任，任务没有完成，回家无望，只有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取得胜利，才能奏凯回乡。
西夏并没有打败仗，但是长期苦战，国力损耗太大，他们支持不下去了，于是主动求和，希望罢兵。不久，朝廷使者来到前方，不仅同意立即同西夏谈和，还带来一个好消息：范仲淹调回京师，另有重任。
公元1043年，范仲淹回到京师，才知道欧阳修等人极力推荐他有宰相之才，希望他出来主持变法。得到皇帝的赞成。这一年是庆历三年，所以后来就把这一次变法称为“庆历变法”。
这次“庆历变法”和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希望做到富国强兵。所用的办法也是一样的，这就是由朝廷订出一系列的新法，由上而下逐步推行。至于变法的前途如何，各有各的估计。范仲淹采取的是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深知改革内部的积弊比抗击外部的敌人还要困难。外部的敌人是明摆在那里的，可以鸣鼓而攻之，内部的许多积弊是附着在自己人身上的，而且形成已久，决非一朝一夕所可排除，如果操之过急，激化各种矛盾，就会造成混乱动摇国本。皇帝求治心切，一再向范仲淹征求意见，何事应兴，何事应革，也就是如何变法。范仲淹非常谨慎，他认为去做一件具体的事容易，而积弊难除，惟恐劳而无功，反而引起混乱，所以一再推谢，不敢提出意见。后来皇帝召对赐坐，下令打开天章阁的大门，磨好了墨，铺好了纸，亲自执笔蘸饱了墨，恭恭敬敬的送到范仲淹的手中。看到年轻的皇帝如此诚恳，又如此谦虚，他不能再推了，只好请求退而列奏，上《十事疏》，十件事包括四个重点：
一是澄清吏政，也就是政治革新。
二是调剂民生，也就是经济改革。
三是改革兵制，也就是军事革新。
四是建立恩信，也就是文化革新。
皇帝征求了富弼与韩琦的意见，却也大致相同。于是下定决心，下诏推行新法。
范仲淹觉得自己受了年轻皇帝的知遇之恩，决定按新法严格执行，在选人任监司的时候，拿出档案审查，不合格者一笔勾销。富弼在旁边看了，叹息说：“你一笔勾销甚易，此人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就是说，用了一个不称职的官，也就会害了许多老百姓（造成一路哭），与其一路哭，不如就让他一家哭吧！
在任何时代，人事制度的改革，如何用人，用什么人，都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改革都是空谈，你再有良法美意，老的官僚班子不去执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范仲淹的变法从第一个重点“整顿吏治”开始，完全正确。但是对吏治一加整顿，就捅了马蜂窝。那些冗滥官员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旦黜退，就触犯了许多权贵官僚的利益，一时舆论哗然。大家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攻击新法，大肆攻击范、富，有些地方，甚至连办公也停止了。年轻的皇帝没有经验，看到这种形势，完全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范仲淹是个仁厚君子，看到形势恶化，皇帝应付不了，就借西北边疆有警，自请再去守边。1044年6月，范仲淹以陕西河东宣抚使名义去了西北；再过两个月，富弼以河北宣抚使名义去了河北。两位主持变法的大宰相一走，新法也就陆续搁浅，最后不了了之。范、富两人从担任宰相到去职，时间还不到一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弊之形成，为时甚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有时候，需要反复冲击才能见效。从中外历史看来，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非功过，不可一概而论。像范仲淹这样的有志之士，一向忠于职守，勇于任事，能文能武，忧国忧民，我们很难把“庆历变法”失败的责任加到他的头上。变法之初，他就估计积弊难除，对前途并不看好，因为皇帝一再催他上马，他只好鞠躬尽瘁，尽力而为。
范仲淹于1045年罢相，1052年去世，在这7年中，他虽然也调动了一些职务，但是不断地受到他人攻击，也就无所作为，没有什么大事可记。只有在1046年，他应友人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名篇。
此文是一篇四六骈文，其可贵之处不在词句而在内容。作者在这篇短文之中自抒怀抱，写出自己崇高的思想与广阔的胸怀。他那以天下为己任，一生忧国忧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想法与做法，不管是在任何社会中，都应该说是最高尚的品德。在此文之中，他认为古仁人之心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关心民间疾苦），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关心国家大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忧时忧世，无时不忧，无处不忧。到了范仲淹的笔下，就简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句话，而传诵千古。
。。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1）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年。在这种制度统治之下，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一人的奴仆，朝政都由皇帝一人决定，别人无权过问。国家的法规、律令，都是皇帝订的。他愿意怎么订就怎么订，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用不着和任何人商量。
在各个专制王朝中间，宋代要比别的朝代开明得多。至少从宋仁宗时代起，就公开提出了变法的问题，并且向一些德高望重的官员征求意见，让一些有关的官员认真讨论。在这种基础上，才能产生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争论，###（主张实行新法）与旧党（反对实行新法）的争论。虽然这种争论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开头的争是非发展到后来的闹意气，闹得一塌糊涂。但是与那种大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说了算数相比，总算是前进了一大步，让人嗅到了那么一点点民主气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一路吵吵嚷嚷逐步发展起来的。北宋的党争距今已有###百年之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距今百余年前，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对于主张变法维新的###还一概斩尽杀绝，这样一比较，清王朝不就更显得十分顽固与落后了么！
宋代的变法是由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不仅历次变法的主持人如庆历变法的范仲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都是大知识分子，就连庆历变法的发动者，宋仁宗赵祯也是苦学多年的知识分子。他们拟出来的变法方案还是像模像样。例如说，变法是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能够做到富国强兵。目标完全正当，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就是其中的“强兵”部分，也只是改造军队，保卫自己的疆土，并没有去侵略别人的打算。这种变法，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