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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的开端
我们已经谈过，革命后最直接的下乡运动前身是1954年由赫鲁晓夫鼓动下共青团出面安排在苏联进行的大规模垦荒运动。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运动也是完全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应该特别指出，当时的规模并不那么大。1955年当新下乡运动在中国发起的时候，还不是群众运动。1955…1956年间，下乡的城市青年大概还不到8000人，比起当时被大批遣送去开荒的青年农民及农村出身的城镇学校毕业生的人数来说，那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小群人＇ T。 Scharping； 前引，页144。 在那两年期间，北京、天津、哈尔滨、河北省及山东省一共遣送了2560名青年去“北大荒青年志愿垦荒队”；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30日第四版。＇。还应该指出，好多个“城市”青年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而是京郊的青年农民干部，被动员去参加开发边疆地区。杨华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第一支60人的北京垦荒队队长，是当年垦荒运动的主要英雄人物，是整个下乡运动的模范。1955年9月他们在锣鼓声中出发，在东北北大荒成立了“北京庄”。后来又有160名北京青年跟随他们到了那边。杨华本来是北京郊区石景山西黄乡的乡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 定宜庄，前引，页46；《黑龙江省志 劳动志》，页127…130。＇。同年11月，河北队也出发到了同一地区，在102名先锋队员中，有7个党员，77个团员＇ 河北省志 劳动志，页100。＇。所以，那根本就是一批招募来的政治精英，是为了树立榜样的。1960年代初期以及1968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就不具备这些特征了。这些特征也表现在苏联模式中，年青的共产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起了火车头的作用＇见他们其中之一的Morgun的经历，载于M。 McCauley，前引，页174…176。＇。两场运动规模上区别分明，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头几年获得成绩的两项主要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一方面是农业机器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具有农业知识的年轻人。由于那些中国垦荒者能付出的只有体力和耐力，城市青年到了那里就不能完成交付的任务＇ 定宜庄，前引，页60…68。＇。因此，从1956年年底起，即使为了宣传继续大唱颂歌，但这场垦荒运动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了＇ 1959年各个青年志愿垦荒村纷纷并入国营农场系统。最为讽刺的是，到了1963…1964年间，这些农场“精简”机构时，有118名以前作为模范典型广为称颂的女垦荒队员被压缩了出来，她们当时已经与其他的垦荒队员结了婚，最后被逼退职当家属。杨华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她们在1970…1980年期间多次写信给中央，甚至写信给胡耀邦，但始终没能解决复职问题；见刘小萌，前引，页782…785。亦见李眉主编的《荒原上的足迹》，页207，这本书收集了当年北京志愿垦荒队员的回忆录及有关文章。＇。在那个时期，领导人其实很需要一些能感人肺腑的讲话与振奋人心的模范事迹，因为他们担心城市就业情况恶化引致不满情绪爆发。反右斗争的政治形势有助于采取强制性的措施，1957年6月以后明显地增加了遣送青年下乡的人数：从1955…1956年的几千人一下子跳到1958年的7万9千人＇ T。 Scharping，前引，页145。Scharping所引的是估计数字。根据官方资料，1957年底有“7万9千多”名城市青年去了农村，见张化，前引，页142。＇。1956年后，知识青年不再到垦荒区的国营农场去了，而是去毛所强调的农村合作社，因为那里需要识字的人。在最初阶段，遣送下乡与城里的就业或升学问题是清清楚楚连在一起的。
推理来看，确实具有减轻城市压力的优越性，但不久在大跃进期间无暇再考虑这个问题，下乡运动自然就完全停止了。当时，尽管仍旧大力宣传知识分子想要“又红又专”，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锻炼，还得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工厂企业扩大招工，学校扩大招生，这都使遣送学校毕业生下乡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口号＇ T。 Bernstein，前引，页52。＇。在毛带头的集体疯狂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倒转了：许多知青回流，特别是农民以百万数计地涌入城市，还找到了工作。然而，祸福弹指间，一下子就从欢乐的浪尖掉进了灾难的深渊。在农村两三千万农民饿死，而在城里粮食配给量就减少了很多。对国家的预算来讲，这种形势到了无法掌握的地步：必须保证城市的物质供应，可是城市居民从1957年底的9千9百万上升到1960年底的1亿3千万，还必须发工资，而受薪者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3千1百万增加到6千万）＇ 《统计年鉴》，页90，107。＇。但是没钱，很多城市工厂便不得不关闭（1960…1965年间有10万家）。因此，应该将迁徙运动的方向重新扭转过来。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将大跃进期间受雇工厂的农民（1958…1960年间共有2千多万人），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他们遣送原居地。这项工作在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所有的，只要是能减轻城市负担的措施都考虑到了。所以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知青下乡潮。1960年8月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方针，号召出身农村的知青大批回乡，向邢燕子这个女知识青年新模范学习＇ 定宜庄，前引，页185…187。＇。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现在轮到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了。有关下乡，官方的统计资料都只从1962年算起。事实上，我们知道城市青年从1960年底起就离开城市，就是说从城市精简人口运动开始之时。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8届9中全会上，决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掀起“支援农业运动”＇ 《人民日报》1961年1月21日第一版。＇。遇罗克，后来为“出身不好”的子女伸张正义而牺牲的烈士＇ 遇罗克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写的一篇名为“出身论”的理论文章，他在文中揭露凡被共产党政府鄙视的人士的子女遭到社会歧视的现象。该文刊登在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份红卫兵报纸上，顿时引起极大反响，但作者因此在1968年被捕判死刑，并在1970年公开处决，他当时只有28岁。见《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日第一版及1980年7月22日第三版。亦见遇罗文，《我家》，以及徐晓等；《遇罗克》。＇，也是在1961年初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去的。虽然他的统考成绩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1960年却被拒绝进入大学，其后他决定下乡以明志。尽管这样，第二年又再参加一次大学入学考试，还尝试申请参军，两者都以失败告终。1964年初，他因病返回北京，靠做临时工生活，同时仍然继续在乡下时都没停止过的自学与写作。遇罗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情况在1960…1966年间下乡的相当一部分知青中极为典型：出身不好或者出身一般的年轻人总是被人歧视的，想继续学习或找到工作，希望很渺茫。实际上，在1960年代“出身不好”的阴影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为数愈加庞大的人群。首当其冲的是“黑五类”＇ 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和坏分子。＇ 的子女，跟着是老“资本家”的或者与外国有联系的各类人等的子女，最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遇罗克代表着少数理想主义青年，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有意识地用行动证明，虽然出身不好，但有积极的革命精神。他们自愿去下乡，是将此看作必须经受的一场考验，而不是最终的命运安排。然而，大多数这类“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是因为完全没有希望在城里找到工作，又不能再依靠父母生活，才下乡的＇ 有关遣送出身不好的青年下乡以及遇罗克，见定宜庄，前引，页286…289。＇。
遇罗克的例子说明，现实中起码有一部分没有反映在官方的统计里。虽然那几年间，在中国不同地区像北京、广州、上海、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下乡的＇ S。 Rosen； 前引，页23；《文汇报》1968年5月25日，刊于SCMP；4207；页15；《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山西日报》1963年3月26日。＇，可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1960…1961年间的官方数字，这可以说明这两年中的知青下乡不是国家统一组织的，而是各地各有各的安排。对中央政府来说，只要地方的举措有助于减少在城市生活的人口，那就都是好的。有些年轻人单独去到跟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农村地区，有些去国营农场，还有些给安排进半工半读学校，这些我们后面会谈到＇ 见本书，页87…88；定宜庄，前引，页193…216。＇。在这种情况下，1960…1961年间毕业生下乡的数字永远是个谜。当然，跟往后几年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时政府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刚毕业的学生，更有前几年毕业的但仍处于无业状态的学生，还有1960或1961年时因财政困难索性关闭了的学校。所有这些年轻人没有单位＇ “单位”就是工作单位。在那个年代，单位不仅管理业务工作，还管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生管到死”。住房，补助金，粮票布票，娱乐，批准结婚、生育、搬家：无一不由单位决定。＇，也不在学，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无所事事，也没有任何行政单位管他们，被称作“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些变成了小流氓。街道委员会＇ 有些城市居民没有单位，主要是家庭妇女与无业青年，他们的单位就是街道委员会，由市政府领导，提供一些服务，特别是监视该区的居民。＇试图看管他们，可能的话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没什么办法。1962年底全国有两千万当局要遣送去乡下的社会青年。
出现了一个令准备下乡的年青人万分焦虑的新问题：户口问题。1950年代初中期已经有了各种管理户口的措施，到了1958年当局重新捡起定下的措施，企图使其制度化，并且加大力度。在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根本不考虑宪法条款明确规定公民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而且有迁徙的自由，反而硬性设立了一道樊篱隔开了享有特权的城市人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乡下人。后来这份“条例”因大跃进延迟了严格执行的时间。 从1960年起，户口制度开始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支柱之一。失去城市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从此以后知青将永远被贬到农村低下阶层中去。这令他们非常反感。1961…1962年间不少干部想让知青快点儿走，就给他们留下城市户口，或者答应他们过几年可以重新取回，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允诺。
直至1962年，大部分知青不再去公社了，而是去国营农场，这些农场在1950年代，尤其在大跃进期间，不停地在增加。下到国营农场去倒没有引起太多地抵制，因为在那儿可以享有固定工资，工作时间正规，还有一系列的集体生活组织（食堂、宿舍、工余活动），这些都能吸引青年人。从1963年起，就有一些去新疆军垦农场的。这一下乡新途径说明国营农场的容纳量已经饱和了，同时也考虑到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已谈过了＇ 见本书，页62…63。＇。对年轻人施行社会政治控制，军垦农场最理想了，而那些青年在那里不仅可以享受国营农场的好处，还可以得到作为“守卫祖国边疆的战士”的精神满足感。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
由于知青人数增长得很快，农场只能接受一小部分。事实上在1963年中，经济形势好转了，遣返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工作结束了，而一些知青心中升起了可能返回城市的希望＇ 定宜庄，前引，页218。＇，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要将下乡运动转变并定为大规模的长期性的计划。6月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15年规划，很快就又延长至18年。当局认为节育工作政策两年后生效（从1963年算起），那么1965年后出生的人得在16年以后达到就业年龄，那时才能看得出这项政策所能带来的积极效益。周恩来为这个规划亲自列举出各类数字＇ 同上，页219，222。＇。他预见在此期间内，每年将会有300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等待安置。1963年10月18日他又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宣称，今后18年内有3500万城市青年得下到农村去＇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39。＇。那就是说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青年下乡。负责这些问题的谭震林副总理估计有150万，而其他人则预测只有100万＇ 顾洪章等，《始末》，页42；定宜庄，前引，页218…223。＇。这份相当空泛而又不太科学的规划是不准备向公众宣布的，但必须通过宣传工作把主要精神传播出去。因此，1964年3月份起，人民日报就有连篇累牍的文章：
“每年有几百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除了一小部分学生可以继续升学或者留城就业之外，大部分都要到山区和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 在？Youth to the Countryside and Back Again？一文中引用； Current Scene； V（16）； 1967年10月2日，第五版。＇
政府的这份雄心万丈的规划当然会让人不得不考虑到财政预算。1950年代，知青下乡“不向国家要一分钱”，得到了高度赞扬。当时年轻人的热情如此高涨，他们甚至自愿付出大部分的交通费和安置费。但1958年起就有了一些改变，习惯上是向去农场的知青发放安置补贴费。然而，面对大量知青，这笔补贴费对国家来说就太高昂了，加上国营农场已经容纳了太多的人，得建立新的，这就要花费更多的钱。假如这些农场不能赢利，那么国家的负担就更重，因为必须给职工发放工资。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将知青遣送到农村去，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去。到那边去所需要的安置费远远没那么昂贵＇ 邓小平在1964年1月的一个讲话中谈到经费问题，他估计在生产队安置一名知青需要200元，而安置在国营农场就需要1000元；见定宜庄，前引，页222。＇，而知青的工资也不是国家的事情了，是由生产队根据集体劳动所得来进行分配。因此，从1963年起，大部分知青都是被下放到农村去的。
掌管下乡运动（直至终了）的办事机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有关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5…250。＇。最初，负责遣送知青的机构是主管安置大跃进后精简农村出身的职工的。主要负责机构是农垦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综合文件1962年6月1日公布，名为“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责成该部成立安置办公室协调全国工作。11月周恩来要求国务院农办建立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农垦部承办。随后，安置知青的工作就附加到这些机构的常务工作中去，直到遣送知青成为一项单独的工作任务之时。1964年1月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明确规定成立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设置在他本人领导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此后，各级行政机构都必须成立相应的小组和办公室，可以与经已成立的安置职工办公室共用，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任务必须明确分清。大量知青需要安置，因此，县，作为最低的一层，必须成立“安置工作组”＇ 这个决定是作为中共中央1964年1月16日第40号（1964）文件发出的。全文登载于国务院知青办主编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页23…30。＇。这种制度很有组织地一直运作到文化革命，其间定期召开全国会议检查工作＇ 顾洪章等，《始末》，书中多处谈到。＇。文化革命后，“革命家”替代了“管家”，当年严密的官僚行政制度不复存在。
如何尽可能最合理地贯彻当时看来很有必要的政策，这种忧虑也反映在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制度化问题上。这类学校是大跃进的产品。1957年毛发现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右派分子”，这令他大受刺激，因而在1958年反复强调教育制度必须为农民工人服务，更好地与实际劳动相结合。这条最高指示引来的是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它将在往后十几年里指导这个领域的工作。教育政治化与普及化是其主导思想。为了能够满足教育的需要，必须提倡建立各类学校，鼓励各方投入资金，特别是创办由集体及企业资助的半工半读学校。刘少奇从1957年就很关注这些问题，大力推动落实这项政策。他认为这类学校可以与传统的全日制学校同时并行发展。毛及其他领导人当时对刘的“两种教育制度”表示赞成。于是，许多不同的这种类型的学校在大跃进及随后的困难时期中发展了起来。到了1964年，又提出大量遣送知识青年长期上山下乡，与此相联系，刘的设想是有系统有步骤的方案。既然“大多数”城市青年得去乡下劳动，那么，培训他们未来从事农业生产显然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设置在农场或农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的职能，年轻人在那里学习农业技术基本知识，同时熟悉生产活动，以备毕业之时可以完全投入。这类学校在1964…1966年间达到相当兴旺的局面。然而，到文化革命前，那些年轻人似乎特别觉得上这类学校比上山下乡强，大部分还在尽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在毕业后返回城市＇ 定宜庄，前引，页337…348。＇。
这类学校的建立使为数众多的农村或城市年青人有机会同时学习知识及技术。这正正适应了培训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需要。此外，刘少奇还认为那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所以可以消除“三大差别”。但是，群众的反映是毁多于赞，最后在文化革命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学校只好关门大吉。问题是“两种教育制度”令社会上的不平等更加凸显。当年，传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开设了拥有优良师资丰富资源的“重点学校”。这类学校几乎毫不例外地是给高干以及没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或文艺界精英的子女预备的。那儿的学生考入大学的合格率高达70…80％，而职工子女上的普通中学只有20％左右的成功率。此外，普通学校的成绩一般的学生，就像出身不好的学生（不管水平如何），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进入培养具有一定技术知识的工人或农民的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