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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日报》1983年5月4日第二版），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里的第一位女领导人（《解放日报》1983年9月30日第一版。）＇。政府还采取措施改善交通，从上海到塔里木地区“只”需要7天了＇ 《解放日报》1983年1月25日第二版。＇。1983年还推出了一项协助建房计划，让某些知青可以得到贷款以及低价的建筑材料来为自己盖房子＇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7日第二版。＇。上海当局仍继续动员知青回新疆，有人走就开个欢送会＇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1983年9月4日第二版，1983年9月20日第二版；《文汇报》1982年8月10日第二版，1982年8月11日第二版。＇。另外，还威胁那些从事非法买卖的青年，要采取司法手段告他们，其实就是要截断他们在上海生存的后路，因为他们既不能在合法机构得到工作，也不准搞个体户＇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曾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上海去劝解鼓励那些最死硬的返疆。到1983年1月，这些非法回沪的人中，有20％还在那儿＇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20日第二版。＇。当局施加的物质及精神压力直至1984年才初见成效，那年1万7千知青已经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农场。
无论是这些严厉手段，还是最后的功效，若是没有中央的积极支持，就都是不可能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央可以给予其他知青的，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就无权得到。这些青年头三次行动过于迟缓，又有点儿迟疑不决，也许因此使他们错过了1978年底1979年初的宽松时期。当他们醒觉需要行动的时候，别人已经回了城，而上海当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客观条件应该是行动迟缓的原因：一方面新疆地区辽阔，而且地处偏远，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大部分已经成了家，这就令他们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一下行动的后果。＇。实际上，与1979…1982年间回城就业的88万6千知青相比＇ 见本书，页198。＇，新疆的3万知青不应该构成难以负担的重荷。我们觉得另一个因素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央有意要发展新疆，并在这个地区留下尽可能多的汉人＇ 一位作者试图解释下放新疆的知青与众不同的例外情况，那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前就下去了，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现今的领导人都当权。（见《中国之春》1985年5月号，页30）。但我们从来未曾遇到过其他文革前下乡的知青被剥夺回城的权利。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日第四版，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位1963年下乡的女青年拒绝了多次合法回城的机会。还有，20345名主要在1965及1966年分别下乡到边境地区的山东知青，大部分都回到了他们的原居省份；见田芳等，《中国人口迁移》，页344、346。＇。这种意愿从1979年起，就持续不断地显露出来，而且体现在由“双王”（一个是王恩茂，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是王震）组成的某种“新疆的压力集团”里。我们都注意到了新疆的战略重要性。然而，在那个时期，由于军队里的不满情绪以及汉族人与维族人之间不时爆发的冲突，形势变得很紧张＇ 还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特别是1980年初及1981年10月底在喀什，以及1982年初在叶城；见《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第三版，《争鸣》1983年1月号，页34…37。维吾尔族人是新疆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的统治之间产生最多问题，尤其在1980年代之后。＇。中央表示要严肃面对这一形势。王震在1980年10月、1981年1月和5月到新疆去视察了3次。他接见了上海知青，并和他们交谈。8月份，他又去了一次，是陪同邓小平，那是邓第一次踏足这个地区＇ 见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10月5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6日；《人民日报》1980年10月16日第二版；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1月20及21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1及22日；新华社讯，1981年23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3日；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5月17日、1981年5月19日、1981年5月22日及1981年5月24日，刊于SWB，1981年5月21日、1981年5月23日、1981年5月27日及1981年5月29日；新华社讯，1981年8月22日，刊于FBIS，1981年8月24日；中国新闻，1981年8月29日，刊于FBIS，1981年8月3日。＇。就在这次新疆之行后，早在1950年代就被王震安排负责新疆工作的王恩茂，重新把这个地区的领导权抓回来。他替代了汪锋，汪执行了一项他们认为是危险的政策，他培养提拔地方干部，方便内地来的干部回去＇ 《争鸣》1983年1月号，页36…37。＇。中央当局可能怀有一种惧怕：知青返城会不会引起内地来的专家以及基层干部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这些人跟知青相处融洽、情投意合，而且很支持青年人离开新疆的要求＇ 路文写道，游行示威者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占据了阿克苏的行政大楼，因为中下层干部都同情他们。另外，并不是新疆部队负责出面阻止知青回上海，而是兰州部队，因为中央政府不信任当地部队；见《争鸣》1981年6月号，页12…16。＇。1982年6月重建了在1975年解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电台广播，1982年6月1及2日，刊于FBIS，1982年6月3日。颇有意义的是，这是唯一一个重建的兵团。 ＇，这就是中央要重新紧紧地控制这个地区的重要象征。从1983年开始，重点就放在了经济的重要性上，尤其强调要开发丰富的矿藏资源。当年的中共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几次亲身上大西北，特别是去新疆，他曾在那儿说过：“到这个世纪末下个世纪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不可避免地会落在大西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的共同观点”＇ 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SWB，1983年8月6日。＇。在他的一番讲话之后，赵紫阳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就都到新疆来视察重申这一观点＇ 新华社讯，1983年9月1日，刊于SWB，1983年9月7日。＇。8月11日，他们抵达阿克苏，从那儿又乘车颠簸60公里直奔农一师第一团场。上海知青送上西瓜和葡萄，赵紫阳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儿有丰富的水果、蔬菜和水产，又不贵。比上海好多了。大城市有它们自己的问题。人人都去上海，怎么挤得下呢？”＇ 新华社讯，1983年9月1日，刊于SWB，1983年9月7日。＇他还请青年代表回去向在该边疆地区安家的全体知青转达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问候。
那个时候，发展大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就已经摆在了优先位置，领导人同时也强调必须发展大西南（西藏、云南和贵州）以及所有的边疆地区。紧跟着的是要给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内地青年戴上各种桂冠。为此，1984年10月1日，借着35周年国庆之际，《中国青年》杂志及另外10种青年杂志在王震的支持下，搞一场大规模的选拔赛，要“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在那个时期，只要是青年杂志，就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最出色的知青典型的文章或报道＇ 《人民日报》1984年10月14日第四版；新华社讯，1985年5月30日；《中国青年》1984年10月及11月号，以及1985年1月、4月、6月及7月号；法新社北京讯，1985年6月16日。＇。关于边疆地区工作的宣传并不仅仅限于替经济需要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还得激励起爱国主义情怀，国家一步一步的发展说得好像是当年皇帝欲向西部扩张的延续。在一篇有关西藏的报道里，作者这样讲述唐朝文成公主进藏：“文成公主和她的大队人马永葬在西藏高原，但她所开创前无古人的功业，却吸引着无数的后来人前赴后继”＇ 《中国青年》1985年7月号，页7。＇。王震在1980年追忆往事时说屯垦戎边是历史上老祖宗从不忽视的，毛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人民日报》1980年10月16日，页2。＇。前面我们曾经谈过在1979年对王昭君的重新评价＇ 见本书，页180…181。＇。有一篇文章居然把王恩茂与汉朝的班超相提并论，将近两千年前，班超大将军两度出使西域，把毕生贡献给异域的治理，直至70岁才告老回京城。王恩茂的英雄形象更加高大，因为他是70岁才出使新疆。有一件充满温情伤感的事情，必须要记上一笔：王震公开宣布决定他死后火化剩下的骨灰将要撒放在天山，而王恩茂则说死后一定要葬在乌鲁木齐＇ 《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第三版和1980年10月16日第二版。王震在1993年85岁时去世，之后他的骨灰真的用飞机撒在了天山上空；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1993年4月7日第11版。＇。他们两个都是想告诉大家，人不是非得回归故土才撒手人寰的，或者说人可以有好几个故乡。王震在当时也说过江西省的一个垦殖农场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江西电台广播，1983年2月18日，刊于FBIS，1983年2月22日＇，所以加上新疆以及他的出生地湖南，他就有了至少3个故乡。
对边区工作的歌功颂德持续到1985年，胡耀邦在北京接见了1955…1956年间随“青年志愿垦荒队”下去的知青代表，并高度赞扬他们的行动。其实，胡本来就是垦荒队的发起人，他甚至建议要让今天的青年大唱特唱当年谱写的歌曲＇ 新华社讯，1985年5月1日、1985年5月7日及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5年5月4日、1985年5月9日及1985年5月14日；《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第四版及1985年7月30日第四版。＇。过了没多久，1985年8月2日，中央书记陈丕显在哈尔滨接见了1968年就到了黑龙江，现在仍在那里的上海知青代表。据他说，原来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共有8万多上海知青，如今只剩下3千多一点＇ 实际上，总数超过14万（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官方对数字向来都是随随便便差不多的。＇。陈特别指出：“留下的知识青年应当根据他们知识、文化和专长以及个人志愿来安排工作”。他又补充说：“对于不太安心边疆工作的知识青年，应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做好思想工作，最主是把经济搞上去，富了，许多问题就不在话下了”＇ 《黑龙江日报》1985年8月3日第一版；亦见新华社讯，1985年8月3日，刊于《人民日报》1985年8月4日第四版，也刊于FBIS，1985年8月6日。＇。
这最后一点说明了不满情绪不是只在新疆的知青中漫延。1983…1985年间普遍实行承包制，又把大型国营农场分成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这仍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留在云南的上海知青写的文章，文中展示出推行承包制以后，经济上得到极大改善，好一片令人鼓舞的景象＇ 《解放日报》1986年5月18日。＇。然而我们很清楚，在新疆和黑龙江，这种大变动给知青造成许多困难，他们不像出身农民的那么容易适应新制度，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家庭给他们撑腰＇ 与F。M。D。 1985年7月21日，以及与K。K。Z。1986年6月30日的访谈记录。＇。1985年黑龙江省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许多农场产量大减”＇ 黑龙江电台广播，1986年2月17日，刊于FBIS，1986年2月19日。＇，因此这个省的情况特别困难。省政府不得不“按照处理过去遗留问题的政策而采取措施，替复员军人或军官以及下乡知青寻找合适的工作”＇ 同上。＇。他们与上海市联系上，并取得上海方面的同意在黑龙江投资建立工厂，在上海青年中招工＇与K。K。Z。1986年6月30日的访谈记录。＇。
已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及病残的知青安置问题
在各种类型的知青中，对当局来讲，与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的问题特别复杂。根据上面介绍过的1978年底有关知情工作的全国会议的决定（后来写进了1981年十月《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的第九条里），继续尽力为他们在当地寻找合适的工作（就是说非农工作）。一些大城市，像上海和北京，则在经济上资助地方来解决问题。有些地方，已经获得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以及附近乡镇的城镇户口的知青可以带一名15周岁以下的子女迁入市镇。然而，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偏僻农村的知青来说，找到非农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已经万分失望只好向命运低头。1984年8月31日，劳动人事部再次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的通知”。通知再次指出，应当优先使用历年结余的知青经费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结余经费不足够的情况下，就业劳动服务公司必须提供必要的补助费。从1985年起，这类知青大部分都在乡镇企业找到了工作＇ 有关这一段的资料，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212…214。＇。有的地方，另一方配偶也可以获得一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及城镇户口，这样就可以解决子女的户口问题。丧偶的知青（通常是女知青），以及因配偶犯法判刑而离了婚的，在某些地区可获准许返回原居城市＇ 刘小萌，前引，页839。在吉林省，1979年以前离婚的知青也得到批准回城。看来，暂时限制的目的是避免有人仅仅为了返城而离婚；见《吉林省志》，页98。＇。尽管政府对知青表示了“关心”，其实就是想法避免他们带着配偶及子女回城，总的来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的命运最坎坷，有的结局甚至是一场惨不忍睹的悲剧＇ 见本书，页294…295。＇。
病（包括精神病）残知青的安置也成了老大难问题。很多是在无例外的人人都得下乡的1968…1969年间，被送到农村生产队的。有的是后来病倒的，或者在农村的一次工伤事故中致残的，不管是谁，他们全体都遭到城镇工作单位的拒绝，招工没有他们的一丝机会。长年以来，他们靠着村子的扶助得以生存。从一开始，他们的人数就不是可以忽略的，不过有很多自己利用了“返城风”的机会而回了城。比如，在吉林省1978年初病残知青共21712人（占插队知青总数的2％）。省政府订立了一系列规则，使其中13340人得以在1978年底前回到他们的原居城市，另外871名安置在邻近的城镇。到1980年11月，只剩下了356名仍在农村，其中33名100％残废，323名50％身残。所有人都可以在随后那几年离开农村＇ 《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页97。21712这个数字是经过“1973年以来所进行的调查”得出的。可能里面不包括1978…1979年间“装病”而得以回城的，那个时候病退已经成了回城的一种例行手续，没有什么医疗疾病的意思。＇。在北京，市政府是想方设法来限制病残知青回京。1969年，曾经有过一个决定，要求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在下乡插队之前就已经是病残。其实，在1972年，因工伤事故致残的知青回城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但是得等到1979年，回城的权利才被承认，而且得到一定的协助。1982年3月解冻了一笔为数80万元的款项用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1987年，还动用了知青结余经费，在经济上帮助病残知青＇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页51，以及《北京劳动大事记》，页196。＇。一般情况下，总是尽力替这些青年在当地或者在原居地安排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情况不太严重，父母的单位就得招聘他们。其他的会在民政部门管理的特殊工厂获得一份工作。
已在当地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知青问题
不满情绪还在全国几十万老知青之中蔓延，他们都是在1970年代上调到非农业工作岗位的。某些人获得的职位相当重要，尤其是在县或区一级当干部的，回到原居城市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定会差很多。他们中的一部分没有要求回去，起码在头几年＇ 《中国农民》1994年第12期，页20，该文谈到一名呼和浩特知青怎样成为一个盟（相当于地区）的党委书记。然而，在那些得到了比较高的职位中，有一部分后来是“为了子女”而要求调动工作的。肖复兴就举了一个例子；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29。＇。但是，大部分都抱怨在当地总被人看作是“外人”而受到歧视，他们一直与原来的城市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都希望回城，但一般得不到批准。他们都很分散，这就使他们只能个别找办法，而不能采取其他的诉求方法。应征入伍后又复员回到接待地区的老知青也属于这一类。他们之中的一位，王志刚，是1968年下乡到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曾参军，复员后分配在该省的一个拖拉机厂工作。1980年10月29日，他在北京火车站引爆了一枚炸弹，为的是抗议上面拒绝他回京城的要求。这桩自杀式爆炸事件导致了10死81伤＇ 新华社讯，1980年11月12日，刊于SWB；1980年11月15日，及Le Monde；1980年11月14日。＇。几年以后，留在山西的知青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更合理但没那么激烈的行动：在北京市委机关门前静坐。计有数百名参加者，行动持续了一个星期，从1985年4月22日到29日＇ 法新社北京讯，1985年4月25、26及29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85年4月27及28日； Le Monde，1985年4月30日；《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他们高举4条长幅标语。有一条写着：“小平同志，救救我们”，还有一条写着：“知青是文化革命的牺牲品”。他们向外国记者哭诉当局怎么不准许他们回家，他们怎么干着收入低微的活儿，而在那里还总是被人看作是外人。有些当众演讲。一位73岁的老奶奶也加入了他们的静坐行列，因为她的两个儿子都一直在山西，现在老了，没有人照顾她。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有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才能在当时组织这样一次中外通讯都争相报道的行动？解释极可能就是，山西政府早已把大量知青安置在非农业工作岗位，因此他们就不能再回原居城市了。根据该次行动中公布出来的数字，3万6千名到山西插队的北京青年中，1万8千余名还留在那边，占总数50％，是很例外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1985年5月15日第一版。顾洪章提供的下乡数字稍微高一些：41300。＇。北京政府对静坐的知青代表态度很强硬，至少表面是这样。经过和副市长两次会晤，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与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4月29日下午接见了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静坐，“尽快地”回到原单位，还把这次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