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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队教导队成立后，粟裕对教导队的建设倾注了很大心血。他对教导队的训练事必躬亲，提出明确的要求，还每星期听取一次汇报，并组织检查，亲自督促、示范、讲解、授课。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组建江南指挥部。月底，粟裕前往具体负责江南指挥部组建工作，他别的部队没有带，只带了教导队，并亲手操持了一、二支队教导队的合并，成立了江南指挥部教导队，杜屏任大队长，温华贵任教导员，下设三个中队。原二支队教导队的学员并未因合并而影响教学，到11月初完成计划规定的学业后毕业。
粟裕还通过言传身教，对机关干部进行培养教育，提高他们的军政素养和业务能力。江南指挥部驻地的早晨，天刚蒙蒙亮，起床的哨音刚响，指挥部机关人员跑到训练场，这时粟裕已经着装整齐地站在小山坡上等候大家了，几乎天天这样。发现操练和指挥上的问题，他总是不声不响地走来，耐心指出，亲自示范，一一纠正。粟裕从不大声斥责人，即使批评也是声调平和，脸色并不严峻，有时还带着一点笑意。但他那深邃的目光里有一种力量，使你觉得非改不可，非学会不可。训练时每个人都那么认真，不敢疏忽大意。一次射击练习，有几个刚来不久的青年学生觉得已经达到了要求，便趴在那里悄悄谈起天来。突然他们觉得有人过来了，抬头一看，粟裕已站在身前。粟裕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发出口令：“击发！”随着扣动扳机时的振动，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发出射击命令，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粟裕没有多说一句话，可是对几个青年学生和指挥部人员的教育很深。对于刚调来司令部担任见习参谋的新成员，粟裕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有意布置他们起草文书、命令，去现场测绘地图。写不好、绘得不准确，他一一指出，让他们重做，在实践中提高，使他们的工作很快适应战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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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创办教导队（2）
粟裕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开会，应邀去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讲军事课。第九队是高干队，学员多数是红军出身的营团干部，他们来自工农，文化基础较差。粟裕结合实际战例讲课，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广征博引。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领会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几次回皖南军部，都被教导总队请去讲形势、上军事课，成了他不可少的活动内容。学员们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
1940年4月16日，粟裕给集中整训的主力部队指挥员讲授《关于组织战斗》课，听课的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没有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不少人打了十几年仗，取得过不少胜利，但对怎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在理论上说不清楚。粟裕以自己的丰富实战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思考给大家讲课，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讲课中着重指出：“什么是组织战斗？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要保障战争的胜利，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好；战争的哪一方能多动员些力量，那一方就多一层胜利的保障。”①
粟裕认为，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式武器不断产生出来，同时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范围和规模、战争的形式和手段，都在不断变化，于是军队的指挥关系也不断演进。粟裕把有军队以来到现在的军队的指挥关系分为三个时期，逐个讲解，使大家了解过去，更好地掌握现在：首先是火药发明和用于战争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军队作战的战斗队形和战术，无论攻和防都较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指挥关系，通常由军队的主将以口语或旌旗、鼙鼓之类的信号传达命令，进行指挥，称之为“司令时期”；二是火器发明，特别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军事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指挥关系复杂起来了，有了参谋处的雏形组织，称为“拿破仑时期”；三是19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前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更加发展，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的编成和武器装备日益复杂、精良，现代化海空军和装甲兵的出现，使战争由地面扩展到海上和空中，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因此在军队使用和指挥关系上也起了变化。作战时，要使各军兵种在规定的时间和战线上协同配合，发挥最大威力，取得预定效果，就必须有周密的组织部署，所以现在是“组织战斗时期”。
他所以讲这些内容，是联系到江南新四军下一步发展方向和作战规模变化的需要。他说：“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打大仗，不像打小仗那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这样多人，如果打不好，走是走不了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作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愈有保证。”① 接着他又从明确任务了解意图、战争动员、侦察、制订作战方案、战时勤务和战后勤务等问题，分门别类讲述。讲课中粟裕一概以实战为例说明问题，所引用的战例大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讲得生动活泼。
那时粟裕刚从三年游击战争的深山老林里走出来，投入江南敌后抗战的洪流，仍处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作战圈子里，然而他讲授的《关于组织战斗》课，体现了粟裕的认识和思维的超前性及视野的开阔性。他的“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的观点、关于“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的阐述，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他的三个作战指挥时期的划分和界定也是科学的，是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粟裕之所以具有超前的思维意识与现代的军事理论观念，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注重研究新情况。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记得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书，多数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孙子兵法》等。1940年春，部队缴获到一台收音机，粟裕要司令部安排人每晚轮流值班，收听新闻广播，并速记下来，选重要的每天抄送首长传阅。诸如这种通过各个渠道收集来的情况和信息，丰富了他的头脑，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虽处局部，却能从全局思考问题，把握今天，预想明天。
积极思考江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1）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新四军挺进江南，坚持敌后抗战。然而，粟裕对与之较量过十年的老对手国民党当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逐步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政府由集中军事打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将重点转向华北、华中占领区，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蒋介石方面，当初把新四军放在敌人统治力量最强、交通最方便、作战最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虽有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用和需要，但主要意图是想假日军之手削弱以至消灭新四军。然而，半年多过去了，陈、粟等领导的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扎根于江南这片沃土，发展壮大。国民党蒋介石对此非常嫉恨和恐惧。正面战场一连串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对抗战采取消极态度，对内对外政策有了很大变化，并于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以此为标志，国民党的###政策在不断悄然升级。
挺进敌后的新四军处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错综复杂形势之中，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处境更加严峻了。粟裕形容这种军事、###的复杂形势是“党内外，敌友我，矛盾重重相交错”。一从敌方说，江南是日军侵华的指挥部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工农业发达，是军需、给养的补给基地。从1939年1月起，日军在京镇芜三角地带进一步增加兵力，采用攻守并用的战术，深入重要集镇，构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加强了对新四军挺进江南初期创立的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二从友方说，国民党第三战区抛出了《江南沦陷区内诸种武力之整理方案》，对新四军活动区域采取“画地为牢”政策，规定江南新四军只能在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等县境活动。还成立了所谓“第三战区抗敌总动员委员会”，规定一切社会宣传、群众工作、扩军、减租减息等均由该会负责，任何驻军不得插手。三从我方说，面对这种形势，江南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更显得重要，粟裕更为关注。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便不能从根本上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束缚，也就谈不上发展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局面。而恰恰在这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上中###内意见尚未统一，一波三折。
早在1938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① 5月4日又进一步指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② 粟裕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挺进江南以后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很快打开了江南敌后抗战局面。
而这时新四军高层领导中对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方针存有不同的意见，项英主张“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并作出了“部队不宜全部出动”的决定，致使新四军的部分主力、许多骨干和大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滞留在皖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四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是借视察第三战区工作的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皖南春早，景色宜人。周恩来的到来，使云岭更加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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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思考江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2）
新四军主要领导和各支队负责人聚集在皖南。粟裕从苏南回到军部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听取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的《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会议期间，周恩来同新四军领导交谈，广泛听取包括粟裕在内的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一、二支队在江南敌后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经过整整两天讨论，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项英等商定新四军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从此在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之间、军部和各支队之间，对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皖南之行是粟裕进入江南敌后以来参加的一次高级别会议，讨论的是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这样的重要问题。这使他对全国的斗争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粟裕非常拥护周恩来与项英等商定的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
粟裕率二支队挺进敌后，既以主要精力考虑对付日军，还以相当精力注意友军的摩擦；在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中，既贯彻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关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因反对摩擦而遭致破坏。粟裕把军事斗争同###结合起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终以军事斗争的胜利来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国民党第三战区给新四军二支队划定了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最长距离不过30公里狭长三角地带的活动区域。粟裕认为，不能盲从这个规定，必须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束缚。结果二支队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在冲破种种束缚的过程中，粟裕巧妙地把握好“度”，不四面出击，过分刺激友军。抗日无罪，冲破防区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斗智的结果，二支队一次次地打到防区以外，虽也遭致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追查”、“警告”，但他们也不好过深追究，最终造成一个个冲出防区的既成事实。而冲出防区的每一次行动，不仅在军事上打击了日寇，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二支队活动的根据地也在一次次冲出防区作战行动中扩大、延伸，部队得到了锻炼、提高、发展。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不到一年时间，便由原来的17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
此时，苏南的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移驻溧阳山丫桥，又成立了第一游击区指挥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总指挥，江南行署主任、六十三师师长冷欣兼副总指挥，并将四十师、五十二师一部前调，监督新四军，蓄意挑衅。日、伪军也增加兵力，对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1939年4月10日，日军千余人分三路向二支队驻地狸头桥进犯，寻歼新四军第二支队主力。粟裕派少数兵力佯动，阻滞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相机打击敌人。阻击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五小时后迅速撤出。当晚敌人进至狸头桥附近，却找不到二支队的踪影，只好宿营于红杨树。这时，粟裕派出的游击小组夜袭红杨树之敌。黑夜中日军固守房屋应战，第二天早晨灰溜溜地撤退了。这一仗二支队毙敌40余人，伤敌3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分进合击计划。
为加强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打破敌顽夹击，坚持江南敌后抗战，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一、第二支队合并指挥。11月7日，江南指挥部在溧阳县水西村正式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计万余人。
陈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政治上恢廓大度，有远见。粟裕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也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且长于战役的组织指挥，用兵如神。在陈毅领导下，作为陈毅的助手，粟裕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而陈毅又把全盘的军事指挥重任放手交给了粟裕，让他尽情地施展。陈、粟二人同住在水西村一家李姓的宗祠内。白天二人根据分工忙着各自的工作，晚上，透过宗祠阁楼的灯光，便可看见陈、栗在一起商议军政大事的身影。在江南指挥部粟裕负责的摊子大了，担子重了，工作更忙了。指挥陈毅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统战工作上。新四军军部虽然下达了罗忠毅任参谋长的命令，但罗忠毅一直在二支队司令部驻地狸头桥主持工作。这样粟裕便兼起了江南指挥部参谋长职务，作战、训练、后勤及地方政权建设等全盘工作落在了他的肩上。1940年2月7日（农历除夕），陈毅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贴在粟裕宿舍门上，称赞粟裕面对繁忙工作所表现的敬业、负责精神，同时提醒他注意身体和休息。
积极思考江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3）
就在江南指挥部正式成立那一天，宝堰日军一个加强中队采取夜间出动、拂晓攻击的战法，奔袭延陵。陈、粟早有准备。日军扑了个空，灰溜溜地撤回据点。陈、粟又安排好了击敌方案。日军还在途中，王必成团长率领的新四军第二团突然杀了出来，会同新六团、丹阳独立支队，将日军包围在贺甲村。8日下午3时，王必成指挥各部发起总攻。日军依托有利地形，构筑环形工事，负隅顽抗。新四军前赴后继，连续攻击拼搏，经过26小时强攻，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击毙武村中队长以下日军168名，生俘3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8支、掷弹筒2具、指挥刀2把。延陵大捷，开创了江南敌后歼敌的新纪录，受到延安总部通报表彰。
江南局势越来越严峻。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军的进攻中处境更加困难。1939年11月7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商谈，一致认为新四军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华中为我党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我党我军不控制华中不能生存。并在军事上派八路军主力2万余人南下。已进入华中敌后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与持不同意见同志的讨论，也认为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便由关系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问题，上升到关系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位置上来了。粟裕坚决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