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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位白崇禧，听完周恩来介绍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基本内容，大为叹服，认为这是中国抗战唯一的制胜之道。他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所看重的从来都是生存的空间、作战的空间。以空间换生存，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发展，以空间换战机，以空间换胜利，创造战场，克敌制胜，毛泽东娴熟地掌控着战争的时空，挥洒自如地指挥着人民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
1927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了湘赣边界崎岖的山路。征程漫漫，疾病蔓延，敌军袭扰，部队疲惫不堪。此时的毛泽东，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为这支队伍找到一个落脚之地，如何保存微弱的革命火种。
在宁冈古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做革命的“山大王”。他说：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了，那么敌人怎么能够消灭我们呢？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在战争中，毛泽东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切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从自身的力量出发。在力量弱小时，他考虑的是生存空间。力量壮大后，他考虑的是发展空间。
要做革命的“山大王”，首先需要获取生存空间。井冈山有一支由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农军。毛泽东以诚相见，以理服人，成功地收编改造了这支武装，在崇山峻岭呵护下休养生息，红色革命力量终于有了一个宝贵的生存空间。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对这座山充满了感情，他说：这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红军要发展不仅需要生存空间，更需要发展空间。落脚井冈山暂时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发展的空间是不够的。毛泽东说：没有回旋余地，三十五计用完，第三十六计就用不上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三十六计用不上，无处可走之谓也。
红4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挥手指向了赣南、闽西，那里是红4军“前进的基础”。他指出：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相接。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要创建革命根据地，更要依托根据地，去不断扩大发展根据地。在扩大苏区时，不是急风暴雨式地推进，而是循序渐进地巩固一块，发展一块。当根据地推进到某一地区，就暂时停止推进，待新区巩固并可以作为依托后，再继续向前推进。
按照这个部署，红4军在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配合下，首先在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四县建立起赣南苏区，巩固后挥师入闽，三打龙岩，将红色苏区逐步推进到闽西地区。随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断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并逐步向外扩张战略区。红军不仅力量迅速壮大，而且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作战空间，为采取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战略、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一部红军反“围剿”作战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作战史。红军以部分根据地“空间”的丧失，争取到集中兵力、选择战场和疲劳敌人的“时间”，获得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从而赢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些胜利。他已感到红军如果局限于固定区域，将便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困和“围剿”，会影响红军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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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2）
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之后，1932年3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州江口圩这个地方开会，毛泽东又提出了“出击求巩固”的新的发展方略，建议红军主力立即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和空虚的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地区发展，以“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求得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务实的战略性出击方案。它标志着毛泽东的目光已经不局限于在中央苏区内外进行反“围剿”斗争，而是要变依托根据地波浪式推进为战略性的外线出击，将固定的根据地与流动的战略区相结合，打到敌人的腹心地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与作战空间。但非常可惜，苏区中央局多数否决了这一方案。几十年后，朱德元帅重游旧地，往事回望，他无限感慨地写下了“不听仙人指”的诗句。
战略性出击的方案被否决，毛泽东只得退求其次，寻求首先向东，然后再向东北发展。仔细研究国民党军的部署后，毛泽东建议：红军以一部主力出敌不意，兵出闽南，直下漳州、泉州，“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率红1军团、红5军团远征闽南。
闽南只有国民党杂牌军张贞部一个师，且战斗力不强。红军所向披靡，顺利打下了漳州，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大部，缴获大批装备、物资，还捎上两架飞机。这一仗不但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物资困难，并且打开了战局。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与红15军团会师，开始创建西北革命大本营。
完成长征的红军，并没有摆脱危险。蒋介石调集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和西北地方军阀，从四面八方压向陕甘苏区。
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不是“以巩固中求发展”，而是“以发展求巩固”。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一些同志主张，红军应该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地区发展。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面对优势的敌人，只有1万多兵力的红军很难巩固陕甘苏区。只有以攻为守，以发展求巩固，方能稳固陕甘苏区，发展陕甘苏区。
1936年2月，黄河岸边，漫天飞雪，毛泽东吟诵了豪迈的词章——《沁园春·雪》，率部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魄，迈上了东征的新路。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战果辉煌。红军消灭敌人7个团，扩大了新兵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并且迫使“进剿”陕甘苏区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甘苏区。
东征回师，毛泽东又将目光投向了西面。1936年5月，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西征作战，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出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无论是东征，还是西征，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争取空间，积蓄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他圆满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东征、西征，红军建立起拥有200万人口、约13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苏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稳固地奠基西北，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一个起承转合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成为持久抗战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根本避免进行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而“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这一战略，指导中国抗战度过了漫长岁月，迎来了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第一次伟大胜利。
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3）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党军就大举运兵北上，而山东解放区地处中原、华北之间，津浦铁路穿境而过，是国民党军北上平津的必经之路。
毛泽东高度重视山东战场，特别看中津浦铁路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指示山东野战军立即截断徐州至济南段交通，“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打运动战的战场”。
山东野战军以争取先机、开辟战场、待机歼敌为方针，发起津浦路（徐济段）战役，向南北猛烈扩张，控制了铁路沿线大片土地，进而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及所属3个师。
国民党军的北进遭到阻滞，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大举增兵津浦路沿线地区。毛泽东洞察秋毫，再次指示山东野战军：“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解放区，拔除敌人据点，发动群众，把“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山东野战军继续进攻，包围临城，攻克滕县，猛烈反击进攻鲁南解放区之敌，不但迟滞了国民党军运兵北上的计划，而且为以后进行运动作战开辟出宽阔战场。
对毛泽东来说，战场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主观能动的、因敌而变的、可以发挥创造的作战空间。
1948年1月，当国共两军在中原战场往复拉锯，处于僵持状态时，为打破僵局，毛泽东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直下闽浙赣，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军的深远后方。他要“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进一步扩展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空间，创造新的战场，调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回援，夺取胜利。
粟裕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部进入濮阳整训。他知道大量消灭敌人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他认为：分兵渡江南进开辟新的战场，不如集中全部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较量，打大的歼灭战，较有把握。粟裕以对革命事业的坦诚之心，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与陈毅亲赴河北阜平城南庄，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作当面陈述。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研究，重新作出决定：粟裕部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打大仗，尽可能多地将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它直接影响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导演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创造战略进攻战场的惊世之举。而此刻则果断放弃渡江南进计划，决定与国民党军决战中原。一进一收，虽然方式各异，而最终目的则完全相同，那就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创造最有利的战场，最大限度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粟裕直陈己见，毛泽东从善如流，将帅协谋，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所设想的轨迹发展。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在中原战场联手作战，纵横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取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打破了中原战场的僵局，为最终彻底消灭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因此定下决心，集中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决战，待歼灭国民党军中原主力后再渡江南下。
华东、中原野战军再接再厉，连续取得襄樊战役、济南战役等胜利，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继而两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取得了中原决战的最后胜利。
精通哲学的毛泽东，又洞悉战争。他以哲学入军事，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军事辩证法；他以哲学入战争，构建了战争指导中博大的时空观。“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毛泽东超越局部战场狭小的地域时空，以中国辽阔疆域作为求生存、谋发展的空间，指导人民军队走出困境，赢得胜利，赢得辉煌，最终赢得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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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1）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与书为伴。马背上吟，担架上读，一张大床，书占一半。他曾经戏称，我是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明人冯梦龙所著《智囊》一书，晚年毛泽东时常阅读，对孙膑褒奖有加。有段记述孙膑“围魏救赵”的文字，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评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围魏救赵，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运用最熟练的战法之一。如果只是仿照古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统帅。他的伟大，在于他基于古典战法，而不囿于古典战法，从人们熟知的围魏救赵战法中升华、构思出一整套内线与外线相结合，防御与进攻相融汇的新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在世界战争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指导理论。
毛泽东第一次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法，是在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军队共6个旅约3万兵力，分五路进攻井冈山根据地。
在宁冈县一个小村庄——柏路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以彭德怀率红5军和红4军一部内线防御，保卫井冈山，他和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外线进攻，内线与外线相配合，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还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围魏救赵尝试。进军赣南闽西的红4军主力调动了敌人，但由于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人兵力很多，根据地还是最终失守，围魏救赵、打破敌人“会剿”的目的最终没有实现。然而，毛泽东指挥红4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在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里与敌作战。
同年5月，红4军主力来到赣南，国民党军立即发动“进剿”。毛泽东以地方武装内线作战，率领主力出击闽西，三打龙岩城，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赣南的“进剿”，而且初步开辟出了闽西苏区。
此后，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围魏救赵战法，并上升一步，创造出了红军以内线防御与外线进攻相结合，打破敌人“进剿”的作战指导理论。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所谓内线与外线，是对军队作战空间的一种界定。内线是指处于防御或被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外线是指处于进攻或实施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毛泽东认为，红军作战，能在内线消灭敌人打破“进剿”最好，否则就必须坚决地“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以主力的外线进攻，结合一部的内线防御，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进剿”，这就是毛泽东对围魏救赵战法作出的新解。
到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作战时，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再进一步，形成了独特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理论。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都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指导，执行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作战原则。从作战空间上讲，红军都是在根据地内作战，属于内线作战。但毛泽东却赋予这种内线作战与众不同的涵义，这就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互转化。
毛泽东对于这种转化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古今中外，两军对垒，作战线历来都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毛泽东发明的这种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方式，却打破了对作战线的传统认识。他明确指出：红军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
在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战场上，毛泽东指挥部队，在内线作战中，灵活游动于多路敌军之间，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对孤立之敌切割包围，加以聚歼，将战略上的内线防御变成了战役战斗中的外线进攻。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2）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无论是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所实施的外线进攻，还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恰当地选择跳出的时机、外线作战的方向与所要进攻的敌人。这是把握外线作战主动权的关键。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独具慧眼，拥有高人一筹的精准判断力。但是，这种判断力也曾受到怀疑，甚至被否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掌握党和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以笨拙、消极的阵地防御，对抗国民党军优势兵力以堡垒线为依托的步步推进，使得红军处于内线防御的极端被动地位。
时值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第19路军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被解除兵权的毛泽东立即提出一个气势恢宏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线，兵分四路，出击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遗憾的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
有此上策不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步履维艰。到了1934年6月下旬，红军在广昌会战中失利，战局岌岌可危。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中策，依旧是外线出击的战略。他建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