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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京的蒋介石却情绪全无，过年时他仰天长叹：“呜呼石侯，魂兮归来！”
接下来蒋介石先后调集20万、30万兵力，使出浑身解数，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和“长驱直入”等各种战法，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围剿”。毛泽东则把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法运用得淋漓尽致。敌变我亦变，万变不离其宗，舒卷自如，打得国民党军铩羽而归，不仅保住了红色根据地，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中央苏区。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为什么毛泽东会如此“偏爱”诱敌深入的战法？从本质上讲它是劣势军队迎击优势军队进攻的一种战略，也是一种以弱胜强的谋略。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弱小的红军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从实际出发；确定适合自身条件的有效战略与战法。另一个重要原因，红军必须加上根据地群众的力量，才能压倒敌人的优势。
毛泽东说 ：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我们一打仗，群众到处登山助战，使敌人从来不晓得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心中发慌……由于群众坚壁清野，敌人来到红色区域，柴米油盐样样无。所以敌人一定要败，我们一定要胜。
诱敌深入的最终目的是保存军力，后发制人。要做到这一点，须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六条：一是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是有利作战的阵地，三是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四是发现敌人的薄弱环节，五是使敌人疲劳沮丧，六是使敌人发生过失。诱敌只是手段，制敌才是目的。这就是毛泽东诱敌深入战法的精髓。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决不是消极避敌、避战，而是有顶有放，该顶的时候坚决地顶，该放的时候坚决地放。没有坚决的顶，就不可能实现巧妙的“诱”。以顶缠敌，牵敌出动；巧布疑兵，假戏真作；故意示弱，引敌上钩；散敌疲敌，掌握主动；反戈一击，各个歼敌，这是一个筹划完备、环环相扣的战略战役指导过程。毛泽东熟练掌握了战争的辩证法，因而才把诱敌深入战法的效力发挥到了极致。
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统一调度指挥下，我军创造出了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在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中，这一战法成为扭转战局的杀手锏。
敌我兵力对比是十比一，西北野战军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装备也很差，弹药奇缺。毛泽东为西北战场确定了基本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实行蘑菇战术，与敌人在陕北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一加以歼灭。
胡宗南指挥国民党军占领了延安，旌报四传，以为胜利了，但却未发现西北野战军的踪影，几十万大军找不到目标，如无头苍蝇。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抓住战机，在青化砭布下口袋，仅用1个半小时就歼灭国民党军1个旅。胡宗南自认为发现了西北野战军主力，马上指挥部队全速北进，企图进行决战。毛泽东立即指示彭德怀：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主力避免与其作战，隐蔽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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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诱敌深入 后发制人（3）
彭德怀派出精锐的小部队，牵着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的山峦沟壑中整整转了12天，行程400里，搞得国民党军人困马乏。胡宗南采取“滚筒”战术，数路并列，以10个旅构成纵横四五十里的方阵，齐头并进，不留缝隙，如碾子般压来压去，使得西北野战军难寻各个击破的战机。
毛泽东再次指示彭德怀：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毛泽东把这种战法，称之为“蘑菇战术”，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是诱敌深入战术在新的战争条件下的一个发展。不但在西北战场，在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也曾普遍采用了这种战法，迎击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放军“磨”垮的。
蘑菇战术成了滚筒战术的克星。彭德怀指挥部队耐心与敌周旋，终于觅得战机，在羊马河歼灭胡宗南部1个旅。随后又攻占蟠龙，再次歼灭胡宗南部1个旅。
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不仅扭转了陕北战局，而且将胡宗南部这支国民党军的战略预备队牢牢牵制在西北战场，有力策应了其他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放弃延安，诱敌深入，毛泽东以一座城市换取了战局的改变。此等战略，令任何人都难以置信，但却变成活生生的事实。
两年之后，美国政府在白皮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
蒋介石和他那些指挥官曾反复琢磨过个中奥秘，却始终摸不着头脑，懊恼地说：和###接战，有人主张要实施突击战和伏兵战，但无一成功。而我们的每一次大兵团行动，可以说无不遭遇他们的伏兵和突击，以致受到很大的损失。
蒋介石琢磨了几十年都没有搞清的东西，外国人琢磨起来就更如读天书一般困难。抗战胜利后，驻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克里门问陈毅，如果国共之间发生战争怎么办时，陈毅回答：放开两手，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听得克里门目瞪口呆，说：“我不懂，你们既要丢地方，又要消灭敌人。中国的问题真复杂。”
礼炮轰鸣，烟花满天，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
怎样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毛泽东长时间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国家比较大，仅大陆海岸线就有一万多公里。敌人要侵略你，完全不让敌人进来不可能。他这里不能进来，那里则有可能进来。面对这么长的防线，到处修工事，到处设防，不可靠。平均使用兵力，没有重点，形不成拳头，敌人到处可以进攻，我们只能被动挨打，这不是高明的办法。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诱敌深入当然不是敌人一来，我们就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阐述得非常深刻。毛泽东对诱敌深入的必要性与意义，对时机的选择，对退却终点的选择，对反攻时机及条件的选择，以及反攻胜利具备的条件等等都系统地加以了论述，并发展成毛泽东所独创的军事理论。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的戴维逊有过这样的总结：“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住；那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一生与书为伴，一张大木床，书占去一半。在毛泽东读过的书中往往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与评价，他研究历史，却从不简单地因循历史。他吸收历史经验，却从不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
借鉴历史，总结历史；再根据现实情况，创造历史，这就是善读史书的毛泽东。
五 诱敌深入 后发制人（4）
走进战场，以诱制敌，然后聚而歼敌，毛泽东一生对诱敌深入的战法情有独钟，运用自如，屡战屡胜。
毛泽东到了晚年，在一次讨论战略方针的谈话中，他谈古论今，娓娓道来，更是不无自豪地得出一个结论：“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
他似乎言犹未尽，又补充了一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道，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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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持重待机 战则必胜（1）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数百万法西斯军队汇成闪击战的浊浪，席卷俄罗斯大地。日本此时也蠢蠢欲动，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举行85万人大演习。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他要求八路军以主力摆在长城一线，对关东军发起进攻，拖住日本关东军，避免日本与德国对苏联两面夹击。
毛泽东诚恳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这种帮助应当是从自身条件和可能出发。如果孤注一掷，以弱小的八路军与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决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八路军对苏联红军真正的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从来都不是唯命是从的人，更不是浪漫冲动的人，他的一切决策都建立在精确计算与周密筹划的基础之上，该打的时候坚决地打，不该打的时候坚决不打，他所着眼的就是“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持重待机，战则必胜。
“兵者，国之大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是古代兵圣孙子的训戒。“谋定而后动”、“慎以行师”、“有备无败”，这是一些近代军事家的忠告。
毛泽东将之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准则——慎战，并将其确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红军没有条件与敌人拼消耗，更没有本钱与敌人拼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红军早期的每次作战，对自身来说都是决定命运的决战，只许打胜，不许失败。这看起来非常苛刻，却是现实。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红军指挥员中最早领会到“慎战”，并做到了“慎战”的人。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慎战”思想：欲求红军的扩大，除了根据地等条件外，还须利用正确的战术，即“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每战必有俘获，以此逐步扩大红军。在后来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一贯坚持这一原则，与诱敌深入的战法相结合，巧妙予以运用。
1931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全部兵力只有3万多人。大敌当前，正面应敌或外线出击，都难以保证作战的胜利，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根据地前部的东固地区隐蔽待机。
国民党军多路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毛泽东看准了国民党军中较弱的王金钰部，耐心等待战机出现。3万红军在东固山林中，迫敌而居20天，王金钰部却始终不动。
部队出现了急躁、抱怨情绪，有人把毛泽东的作战部署称为“钻牛角”，求战呼声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毛泽东却神态自若，严词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让部队继续隐蔽待机，死等王金钰部从富田出动。
3万红军在东固的深山野谷中生生等了25天，终于钻通了“牛角”，王金钰部出动了。红军憋足了力，如猎豹扑食，突然出击，在白云山下干净利落地歼灭其1个师又1个旅大部。随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横扫700里，从赣水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畅抒胜利情怀，填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完整地展现了毛泽东的“慎战”原则。迫敌而居25天，似乎与毛泽东追求“活打”、反对“死打”的风格相悖，实际上则异曲同工。毛泽东说：“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不是急于求成，而是 “持重待机”，道出了毛泽东“慎战”原则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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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持重待机 战则必胜（2）
1947年1月底，蒋介石集中8个整编师向山东解放区腹地沂蒙山区发动进攻，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临沂，会战鲁南。
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进展谨慎，始终保持齐头并进的密集态势，决不突出一路，解放军没有歼敌的战机。
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华东野战军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城，继续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还是密集靠拢、集团滚进，华东野战军始终无法扯散国民党军的进攻部队。
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要有极大忍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两天之后，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华东野战军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极大的耐心和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有顶有放，在沂蒙山区与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耍起“龙灯”，最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气概，硬是从国民党军的密集队形中剔出了号称“御林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将之包围。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敌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激战两天一夜，华东野战军彻底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击毙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师长张灵甫。
蒋介石接到整编第74师被歼的报告，五内俱焚，说：“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慎战，同样也是毛泽东筹划战争和掌握战局的基本原则。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依旧坚持慎战的思想，只是这时的慎战，已经不是迎击国民党军进攻时的持重待机，而是更加强调有准备、有把握地歼灭敌人。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讲究辩证法，讲究从实际出发原则的。他指挥和指导作战从不保守，但绝不冒险。敢于和任何敌人作战，但又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加选择地与任何敌人作战。这样，就把战役战斗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歼灭敌人、夺取胜利的基础之上。
人民解放军的所有作战行动，都建立在毛泽东和战场指挥员的精心筹划基础之上，都建立在有准备、有把握的基石之上。因此，尽管每一个战役的过程惊心动魄，但结局却似乎从发起时就已经决定。这是一种对胜利充满自信的作战，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作战进程。对于任何对手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一进程更令其无可奈何、灰心丧气。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仔细研究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进程和结局令人赞叹，而开局则常常使人浮想联翩。人民军队的作战在开局阶段总是显得那样出人意料又顺畅自然，常常是首战告捷，随后很快就能动地将战役进程导入自己设想的轨道，向着最终的胜利发展。这种开局，正是毛泽东所努力追求和特别强调的一种作战指导意境，反映出毛泽东慎战思想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慎重初战。
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慎重初战三原则：第一，必须打胜；第二，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第三，必须照顾下一个战略阶段。他强调说：这是“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初战。每逢大战，在开打之前和开打之后的几天内，是毛泽东发出作战电报最多的时候。常常是饭不吃觉不睡胡子不刮，连轴转，但等到战局打开后，他就放开了双手，由前方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去处理，直接的作战指挥电报很少。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国内战争之中，也体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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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持重待机 战则必胜（3）
志愿军走进朝鲜战场，面对的是技术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志愿军到底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胜，毛泽东同样心中没有底数。因此，慎重初战和“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指导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他依然用那种特有的诙谐说：“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志愿军出动前，毛泽东与彭德怀几经商量，确定了一个稳妥的作战方案：志愿军出国后，在朝鲜蜂腰部以北地区构筑两三道防御阵地，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待装备改善并对敌人占有压倒优势后，再攻击敌人。“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这再次表现出毛泽东慎战思想中的持重待机原则。然而，持重，不是畏敌避战，而是审时度势，避敌锋芒，选择对手；待机，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创造战场，捕捉战机，伺机而动。一旦战机出现，就不是持重待机，而是果断行动，坚决攻击，致敌死命。
志愿军出动后，战场情况变化迅速。美军和李承晚军进占平壤，向中朝边境多路推进，兵至鸭绿江畔。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展开防御。毛泽东一下抓住了美军分兵冒进，并且不知志愿军已出动的绝妙战机。
毛泽东在一个半小时内连续发出三封电报，指示志愿军：“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要求志愿军先打实力较弱的李承晚军，后打美英军，“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