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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处在大变革之中，各诸侯国都把如何称雄诸侯、统一天下，如何管理国家、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等重大问题放在首位，因此急需一批具有济世才能的政治人才为自己出谋划策、执政掌军，以实现“一匡天下”的政治理想。
田齐的第三代君主田午（齐桓公）跟其他诸侯一样，也面临着新生政权巩固和人才匮乏的现实。于是，他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并借鉴姜齐桓公的养士方法，及时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命名“大夫”，以此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到稷下学宫传道授业、著书论辩。
齐威王即位后，为了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更加需要贤能之士。因此，他扩建稷下学宫，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使齐国成为东方霸主，稷下学宫也由此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2）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的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他打算继续增强经济、军事实力，大展宏图。为了适应这种政治上的需求，齐宣王采取开明的政策，大力发展稷下学宫，采取“趋士”、“贵士”、“好士”和众多礼贤下士的措施，封赏有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稷下学士，将一些人任命为“上大夫”，允许他们参与国事，参与制定典章制度和匡正官吏乃至国君的过失。他还为稷下学士们提供优厚的物质待遇，鼓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展开学术争鸣。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与积极性空前高涨，还吸引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其中就包括田骄、捷子、邹衍、慎到、环渊等众多著名学者，稷下学宫由此达到鼎盛。直至齐泯王前期，稷下学宫的盛况都没有减弱，稷下学士达数万人，并有继续发展的势头。
到了齐泯王后期，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没有先辈招贤纳谏的雅量，拒绝了许多稷下先生的劝谏，导致稷下学者们纷纷离齐而去。荀子就曾以稷下学士的身份劝谏齐相田文，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屡遭讥讽，最终只得离开齐国。此时的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为冷清萧条的时期，学宫的供给入不敷出，状况越来越糟。后来，燕国大将乐毅率领大军攻入临淄，齐泯王惶惶逃奔莒地（今山东莒县）被杀身亡，稷下学宫也在这次战争中遭到破坏，被迫停办。
齐襄王继位后，田单在即墨打败燕军，夺回临淄，使齐国得以复国。复国后的齐襄王努力恢复和延续稷下学宫，但战争使齐国元气大伤，无力恢复强国与霸主的风采，即使学宫仍在、荀子等名士复归，稷下学宫仍无法恢复以往的繁荣。
襄王去世后，年幼的齐建王继位，但不能亲政，权力由其母后执掌，使得国内政治一片混乱、国势渐衰。此时的稷下学宫虽仍存在，但已毫无生气。公元前221年，秦攻齐，最终俘虏了齐建王。随着齐国的灭亡，稷下学宫也消亡了。
稷下学宫在鼎盛时期是战国年间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兵家、阴阳家、小说家、农家等各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论坛上。他们因阶级、阶层、地域文化、政治倾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学术主张、主题理论，使稷下学宫出现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
稷下学宫能在齐国存在并最终发展壮大，与当时齐国实行开明革新的思想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虽然稷下学宫的各家各派各执一说，甚至有些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还相互矛盾，但齐王从不干预，还创造条件鼓励争鸣，使各家各派都能平等共存、互为兼容、自由发展。
稷下学宫的出现不仅促使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还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稷下学派
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和百家争鸣的大舞台，引得各国学者齐聚于此，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学术流派，促进了齐鲁文化的融合。
1杂家学派
杂家学派在稷下学宫中出现得较早，是典型的齐国本土文化，主要体现了晏子的思想特点，没有自己独特、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明显的学派特征，实现了“学无所主”，但又“兼采各家之长”。正因如此，杂家学派参与了齐国许多棘手政治、外交问题的处理。但是由于它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著书流传，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影响并不是很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3）
2法家学派
在稷下学宫的各家学派中，管仲学派出现较早，而且是典型的齐本土文化。管仲在姜齐桓公时任相，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辅佐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管仲思想由此成为齐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和发扬其思想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并在经济、军事、教育、典章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管仲学派。其中以法家理论最为突出，自成一家，因此又被称为齐法家。《管子》是管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3道家学派
道家思想在齐国前期的影响很大、流行广泛，且以杨朱（杨子居）为代表，因此曾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说法。田齐桓公设立稷下学宫时，道家在齐国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继承和发展老子、杨朱思想，后又吸收庄子思想，形成以唯心主义为特色的老庄学派；一派偏向唯物主义，结合齐国传统思想，从而发展成为治国经世的“黄老学派”。
4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发祥于齐国，是稷下学宫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从根本上讲，黄老学派的兴盛是因为田齐家族崇尚黄帝，极力宣扬黄帝是田家的远祖而形成的。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环渊、田骈等，其中以慎到的论说最具代表性。慎到认为：人的本性是“自为”，为君者须“因循”此“道”，只有如此才能治理好天下，这也就是他提出的“无为而治”的主张。
5儒家学派
在稷下学宫兴旺发达的过程中，儒家学派开始发展，逐渐成为稷下学宫的显学之一，代表人为孟子和荀子。特别是孟子，他曾率数十辆车和数百名弟子周游列国，并在齐国逗留十多年，担任过客卿，促进了鲁学与齐学的融汇，更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6阴阳学派
阴阳学派是指改造后的古老五行学说，代表人物是有儒家思想基础的邹衍，他提出了“五德终始”理论、“大九洲”理论和天文历象方面的学说。阴阳学说是以五行相胜为理论基础，包括“天人感应”、“阴阳主运”、“五德终始”等内容。阴阳学派认为：宇宙有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木、金、火、水、土相生相克，这种规律不但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人们要想把握自然和社会，就必须掌握这种规律。
阴阳学说深得各国统治者的认可，也成为各国展开兼并战争、夺取统一政权的舆论工具。虽然阴阳学派思想曾对哲学、医学、天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后人并未继承其有价值的精华，使得阴阳学说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迷信怪诞的代表，并导致神仙、方术的盛行。
三、泰山封禅
泰山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祭祀天神地祇的仪式，是最重要的泰山历史文化特色，也是齐鲁文化交融的重要方式。事实上，正是由于历代皇帝对泰山的顶礼膜拜，泰山才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象征，并逐渐演化成为中国的“国山”，名气也凌驾于其他名山之上。
泰山封禅仪式包括“封”和“禅”两部分。“封”就是在泰山顶上聚土筑圆台，祭祀天帝，以增加泰山的高度和表功归于天；“禅”就是在泰山下面的小山丘上积土筑方坛，祭祀地神，以增加大地的厚度和报福广恩。古代帝王都将自己说成是“受命于天”，因此封禅就成为帝王与天沟通的方式。 。。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4）
古代泰山封禅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天下太平、国家兴盛，说明帝王功高德显；其陡峭的泰山路
二，天降“祥瑞”，说明上天对帝王的表彰。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帝王就可以举行封禅大典。
据学者考证：泰山祭祀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泰山崇拜，《尚书·舜典》记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柴”是燔柴祭天，“望”是望祭山川。这种祭祀天地的形式可以说是封禅的雏形。此外，《史记·封禅书》中关于七十二帝封禅泰山的记载，堪称是早期泰山崇拜活动的记录。
泰山受到人们的崇拜，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为黄河下游的第一高山。当年黄河流域经常发生大水，先民们借泰山躲避水灾，由此泰山在他们心里成为生命、种族和生活的依托。此外，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限，认为一切都是天地日月所赐，并产生了崇拜感。为了让天更清楚地知道人们的敬仰，要选择离天近的地方祈祷，高山离天最近，进而成为最佳选择。再加上当时人们活动范围有限，活动区域中以泰山为最高，因此都到泰山上进行祭祀。渐渐地，泰山的这种功能使其被神话，历代帝王均将泰山看成能通天的神山，并不约而同地宣传“神权天授”理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泰山祭天的作用和地位。
春秋时期，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之后想泰山封禅。但名相管仲认为：帝王封禅时，东海出比目鱼，西海现比翼鸟，到处可见祥瑞之物；如今没有凤凰，也没有麒麟，更没有出现祥瑞，还不是封禅的最佳时机。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谏，放弃了封禅。
秦朝以来，历代帝王都非常热衷、重视泰山封禅，先后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代康熙、乾隆等帝王朝拜泰山。
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举行泰山封禅的活动。他先到峄山（今山东邹城市境内）立石歌颂自己的功德，后到泰山脚下召集齐鲁儒生商议封禅大典的具体仪式。因儒生们众说纷纭，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一气之下贬退了众儒士，带领文武大臣按照自己设想的仪式登上泰山封禅：开辟山路，登上山顶刻石记述自己的赫赫功业；采用秦国在雍祭祀天帝的形式完成“封礼”；然后下山“禅于梁父”，完成“禅礼”。事实上，秦始皇的封禅活动是将原始、简朴的齐地封禅说改造成政教合一的受命就职典礼，提高了封禅大典的神圣性，扩大了封禅的社会影响，促进了齐鲁文化的传播。
汉武帝刘彻是到泰山封禅次数最多的帝王，曾进行过八次泰山封禅活动，其中正规、高规格的封禅就有五次。封禅之前，汉武帝明确提出了封禅的三个条件：必须一统天下；必须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必须有祥瑞不断显现。至今，泰山仍然保存着汉武帝封禅的遗迹：明堂遗址、手植柏和无字碑。
唐高宗是唐朝第一位泰山封禅的皇帝。公元665年，皇后武则天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向唐高宗提出泰山封禅。当年十月，唐高宗和武后率领文武百官及其他各国的使节、酋长等前往泰山，历经两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年元月三日，唐高宗和武则天一同举行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皇帝、皇后共同封禅的仪式。
宋真宗赵恒是中国历史上泰山封禅规模最大的皇帝。公元1008年10月，他率文武百官从京都汴梁出发，经过17天的跋涉终于抵达泰山。当月24日，在泰山极顶以隆重的仪式封祭昊天上帝和五方诸神，下山后又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社首山禅祭地祗神，从而完成封禅大礼。此次封禅活动也是帝王的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此后的历代皇帝或派人到泰山代祭，或至泰山致祭，但都已不再具有泰山封禅的仪制与规模。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5）
历代帝王通过封禅、朝拜、祭祀泰山，树立了自己的至尊地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泰山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抬升到无比神圣的高度。
一座自然的山岳，由于政治的需要，受到中国古代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亲临封禅和祭祀，并延续了数千年，这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第五节齐鲁商业文化
齐鲁商业文化兴起于商周，成型于春秋战国年间，两汉时基本成熟，且在此后的各个朝代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工商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经营之道及商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就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至秦汉时期一直没有动摇。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也与国君的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对齐鲁之地的开发很早就已开始，但境内多丘陵，而且土壤为沙质，发展农业难度很大，而桑麻、渔盐等却较为适合。此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是商贾的必经之地，“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便利的地理环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再者，齐国在建国初期“人民寡”，为了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只能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国情”无疑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极为有利，于是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之说。而鲁国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为了生存，人们除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从事工商业。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史书的记载：吕尚（姜子牙）被封为齐侯后，在治国时充分利用山东半岛的自然资源优势，“劝女工，极技巧，通渔盐”，以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桓公时，为了增强“国力”，采取“毋忘宾旅”的优惠政策鼓励贸易，招引外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其他各路诸侯会盟于蔡丘，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内容之一就是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比如：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与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由此出现“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管仲担任齐国丞相后，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还实行“官山海”政策，由国家控制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以照顾到各方的利益。比如：民营盐铁生产需要上缴国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基础。晏婴担任齐国丞相时，为了巩固统治采取“工商不变”政策，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与流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及至战国年间，齐国的工商业依然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众多、货币通行、商业繁荣、商贾众多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丰富，鱼、漆、布、盐、帛等都增加了商业市场的物资品种。至战国时，各国间的贩运业大为发展，各地特产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6）
商品经济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货币的流通。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基本成为“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自齐献公始，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齐国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工商业。比如：丞相管仲为了使外来商人到国都临淄经商，加大了旅邸设施的建设，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到战国年间，临淄已成为工商业非常集中的大都市，有居民7万余户，其中有6千余户经营商业与贩运业。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这虽是夸张之语，但并未与事实相去甚远，否则就无法达到游说之目的。西汉时，临淄人口增至10万余户，以每户5口人计算，仅临淄城中就有50万人，时人称其为“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临淄被称为东市，与长安、洛阳、邯郸、成都等大都市齐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齐鲁经商的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从事“坐列贩卖”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有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比如：《史记·货殖列传》等史籍中记载的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国人刁间；经营铁业、贩运业而“富至巨万”的曹邴氏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放任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容易使富商大贾大量分割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还将严重损害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此外，经营商业能获得较好收益的诱惑还会使农民弃农经商，从而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当时的扩张战争。可以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而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却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使齐国逐渐衰退。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与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然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