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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表扬。另一方面，却又根本不把比自己小26岁的献帝放在眼里，动不动跑去发一通脾气。吓得刘彻战战兢兢，向他恳求：“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那意思说，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得了。
尽管汉献帝拱手要把这个皇帝位置让给他，恨不能请他曹操马上履位，但他始终不称帝，只为王，这是他诛黄巾起兵以来数十年的既定方针。后来人称他为奸雄，曹操一生，最奸之举，莫过于不夺帝位，而拥帝权，既捞取名声，又得到实惠了。
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说得很透彻。“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他不当，谁也别妄想。
如果他要当皇帝的话，从山东进军洛阳时就可以把献帝废了。曹操一辈子不敢行此事，就因为有董卓的例子在。他知道，在汉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比他称帝###，更加名正言顺，得天应人些。他若废帝自立，第一，诸侯会联合起来反对他；第二，即使能用武力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然而，他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贴。这就是他所比喻的炉火，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谋远略。一旦他登上帝位，这些人马上会成为他的对立面。尽管他杀掉了这个阶层的许多头面人物，如孔融，崔琰，但整个阶层，他是不敢小视的。其实，他未必不想过一过皇帝瘾，可是一看手下的首席谋士，最忠心耿耿的荀彧、荀攸叔侄，连他称王都持反对态度，他只好抑制这个欲望，因此，谁要是碰他这个痛处，绝对是严惩不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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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不称帝（2）
通常，人到了晚年，慢慢地失去自我感觉，便要糊涂昏聩，贪大树功，倒行逆施，期求不朽，终于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所以，孙权拍他马屁，要他即位承大统，他一笑拒之。而一直保持清醒到最后一刻，确实是不容易的。
但到了他儿子曹丕手里，新的一代人，对于汉王朝往日的威仪，已不在话下，只是死狗一条。与其辅主为臣，不如篡汉自立。在诸侯大部顺服，士族基本归心的客观情势下，旧的君臣框架，已成形式，汉祚的延续，根本毫无意义，所以取而代之，也是历史的必然。若是无曹操数十年的营造，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士族阶层，由仕汉的大多数，蜕变为仕魏的大多数，曹丕是无法坐上皇帝之位，而圆了他父亲一生未做成的梦。
因此，那些攫取权力的人，若是欲望超过了罔顾现实状况的程度，冷静下来，有曹操的一份清醒，也许不至于碰壁。
大江东去（1）
清赵翼《论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说明了人世更迭，新陈代谢，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历史趋势。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别人当然很想了解这位老将军的实际战斗力，结果，胃口还算不错，只是“一饭三遗矢”，就让人有些扫兴了。老是一种生命运行的正常现象，老了就得服老，不服老是不行的。黄忠以为自己食肉十斤，臂开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马，偏要上阵，终于以战死沙场了此一生。
刘备那里，不把小小陆逊放在眼里，认为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栽在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手里。谁知恰恰是这个年轻人，使他命丧白帝，再也不能活着回他的西蜀了。
长江从他身旁悄然流过，他根本没有想到，历史从来就是这样无情地更迭着的，不管你曾经多么辉煌，多么伟大，总有告别舞台的一天。
火烧连营七百里，不但使蜀国的战斗力丧亡殆尽，也使他走向生命的终点。
一支占优势的军队，败在实力并不强的对手名下，这在战争史上并不算新鲜。但像刘备这样，拱手帮陆逊把功劳章戴上，为他创造克敌制胜的便利条件，可以说是罕见的。
这场战争本来是应该避免的，但既然挑起了这场战火，那就不能感情用事，要按照战争规律，认真对待敌人。“包原隰险阻而结营，此兵家之大忌也。”这点已是书本上的属于ABC性质的常识，陆逊、曹丕、诸葛亮一看便晓，独独刘备这位以为自己是老用兵的指挥家，却似乎茫然无知。
这是十分奇怪的。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倘非刘备是军事指挥上的低能儿外，那就是他已经衰老了，只有脑筋僵化的老人，才有可能陷入愚不可拔的偏执狂的病态之中，一叶障目，几无理智可言了。
张飞也是这样，他的黄金时代基本上结束了。一个人，缺乏最起码的灵活和应变的能力，就是老之将至的时候了。他的死，固然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是西蜀政治、军事由盛而衰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实他的军阀主义，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无荆州之失，关羽之死，张飞也不至于暴虐无度，逼使下属生出杀帅之心。如果能像长坂坡前那样机智，像战严颜那样生龙活虎，换一种思路考虑问题，也未必能酿成这种杀帅的恶性事故。
如果说，西蜀之败，始于关羽之自大倨傲，丢掉了半壁江山，是不为错的。当刘备取得益州、汉中后，是西蜀形势最好时期。东有荆州之固，北有汉中之防，益州天府之国，物产富饶，钱粮丰足，本是可文治武备，养精蓄锐之地。但是，一错再错，无可挽救，大好形势，付之东流，从此只能龟缩于川中苟安了。
任何事业，大莫大于治国，小莫小于齐身，道理是一样的。循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之际，千万要把握住这难得的机遇，慎重从事，小心经营，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轻举妄动，招致不必要的挫折。反之，若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也是谁也难以避免之事，切莫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而应及时自拔，承认小败才不会导致大败，否则会加速度地走向一败涂地的结局。
西蜀刘备大举伐吴的失败，证明了这样的真理，一支军队（也包括任何处于对立双方中一方）往往不是先被敌人攻克，而是在自败以后，给对方以可乘之机，才让人家吞吃掉的。而思想的老化，僵化，偏执，保守，更是容易伏下败笔的原因。
堡垒从内部攻破，陆逊懂得这个道理，按兵不动，他等待着刘备的帮忙。果然，蜀军违反军事常识，迁移到“包原隰险阻”地区结营。年轻人这才发动进攻，取得了对西蜀歼灭性的胜利效果。因此，也无妨说，陆逊的功劳有刘备的一半，不算言过其实。
新锐之气，势不可挡，方兴未艾，未可限量。要没有这点清醒的认识，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更何况上了年纪的人，并非人人皆是伏枥老骥，已是日暮途穷，气息奄奄，还要强撑着献个什么丑呢？
大江东去（2）
不尽长江滚滚流，这才有孔夫子在川上的一番“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曹操去世，标志着他那一代人的结束。
曾经光辉过的岁月，那已是昨天的事了。不管过去如何，应该看到老之将至，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把位子让给后来人，不要恋栈不去，贻人笑柄，更不要尸位素餐，倒行逆施。最让人摇头的，莫过于这些唱完了戏，还不肯卸装，穿着龙袍，扎着硬靠，在台上台下招摇过市的老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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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泪洒白帝城
孔明作八阵图，至今犹有遗址，不过，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就永沉江底了。
究竟是真的遗址，还是后人牵强附会，但总是有年头的景观，也就有其价值，想来该是要设法保存的了。
这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神怪荒谬，无稽不经之谈，是最符合中国老百姓信天信命的唯心论观点的。一切归之曰不可知和不可为，于是也就无须任何付诸反抗的行动，甚至连反抗之心都不需要了。诸葛亮既然知道未来有个东吴大将陷入阵中而束手就擒，为什么就不知道他的岳父，会指点迷津呢？既然算出将来刘备会有走投无路的厄运，预先埋伏下十万潜兵等候，那干吗眼看西蜀从此一蹶不振呢？孔明一定要回答，这是天数已定，无可逆反的事情。既然一切均在料中，那何必不躬耕南阳，又要出山呢？如果这也是命数的话，那还有什么必要用乱石堆起这个八阵图呢？
刘备已经再无颜回到蜀中去了，仇未报，恨未雪，折兵损将，败师白帝，只有死之一途了。于是，这八阵图，为彻底失败，找回来一点面子。
若从三顾茅庐那份求贤若渴，敬若神明的虔诚来看，刘备是不应该有此次大举伐吴之事。即使退一万步，如此重大战役，至少不应该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排斥，而诸葛亮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听任刘备意气用事。
因此，司马徽曾说诸葛亮辅刘备是“虽得其主，不得其时”的话，实际倒应该是“虽得其时，不得其主”，更准确些。这一主一臣，看似最佳搭档，其实也是貌合神离，何况还有关羽、张飞几乎半个主子身份的人，介入其中，使问题越发地复杂化呢？
三国纷争，自然是英雄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诸葛亮所以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非时之罪，乃主之过也。刘备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对于诸葛亮并非虚怀若谷，言听计从，实质上是相悖而行的。加之儒家提倡的近乎愚忠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遂有一系列的失败。
托孤时，刘备说的心腹之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番话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承认了他未能使诸葛亮发挥他安邦定国，终成大业的才干，以至于有今天之结局；二当然是主旨了，希望他能像辅他一样地，辅他的继承人阿斗。而成都为王之说，不过是把握了诸葛亮的忠诚，一方面是激他益发鞠躬尽瘁，另一方面也是先封死他的这种连万分之一都不可能的想法罢了。人称刘备枭雄，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蜀之败，实乃关羽启其端，刘备承其后，祸由己出，无怪于天；诸葛亮空有补天之才，而不得施展，坐待其毙，这一切，与时遇更谈不上有什么关系的。
最后，他说：“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此时，明白了，清醒了，也悔之晚矣！不过，总算刘备有了一份觉悟，这个句号，还应该算是画得圆的。比起那些死也不认错的人，躺在棺材里被后人数落，要强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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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的非议（1）
《三国演义》是一部从话本形式，也就是从历代说书人的口头文学，演变而来的小说，因此这部名著仍保留着原来作为说唱艺术的许多特色。所以，书中出现的那些可有可无的人情世故，天文地理，神妖鬼怪，轶事遗闻，纯粹是为了满足书场里的听众，主要是平头百姓的猎奇心理和求知欲望，才不近合理充斥于篇幅之中，而使人产生枝蔓横生之感。
到了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正好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蛮荒夷域的机会，从八十七回，一直到九十一回，用相当于《三国演义》这部书的重头戏“赤壁之战”的宏大篇幅，来满足听众的好奇之心，可见中国人是多么津津有味地爱听这些玄虚荒诞了。其实这正表明了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弄得闭塞、无知、狭隘、局限的结果。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之礼教束缚的双重桎梏，老百姓在物质上是被压迫榨取，任人鱼肉，在精神上是被思想禁锢，精神压迫。尤其孔孟之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教诲，人们最终都成为循规蹈矩的，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顺民。
因为这样，每个人的精神视野和想象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现实之严酷和动辄获咎的恐惧，也使良民们唯有安分守己，战战兢兢。于是在说书场中听这遥远的一切，也就是最大的寄托了。
所以，在中国，小说又叫作传奇，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诸葛亮六擒六纵，孟获始终不买这个账，总是在释放以后，又卷土重来。如果说按马谡所见：“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所以他建议诸葛亮，对付蛮荒夷域的化外之民，光靠武力征服，只能奏一时之效。而要彻底使其膺服，他建议：“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当然，一个正确的理论付诸实践。还有一个过程，不是人人都能说到并能做到。生活中有许多这样屠格涅夫笔下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人物，鲁迅先生一辈子深恶痛绝这些人。所以，他在遗嘱里告诫儿子，千万不要做这种空头理论家，和空头文学家。而文学界此等人还特别“茂盛”，夸夸其谈，全在唬功，嘴上把式，作品稀松；要不就贩卖洋货，乱甩名词，人云亦云，狗屁不通，甚至连马谡这两下子也没有。现在来看马谡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不能因其最后失守街亭，而非其言也。
诸葛亮自然认同这个道理，因此才六擒而六纵之，要以他的道德感召力，降服其心。
明代奇人，一代文宗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评到这里也捺不住性子，对诸葛亮有微言了。他说：“孟获却也顽皮，孔明却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闲过日乎？不然，何不惮烦一至此也！”诸葛亮本来派一个魏延用疑兵计，就吓得孟获不敢轻易挑衅。如此兴师动众，耗时耗力，人们不禁想，诸葛亮花如许兵力和时间，去与孟获作这种战争游戏。一位脸皮厚，输了不服输，放走了再来，一位也太愿意做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这种反复，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值得推敲的。
对于拥兵百万，武将如云，粮秣丰足，雄踞中原的曹操来说，在当时，算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边远部落臣服，轻易不敢启衅。北攻乌桓，是力取。挥师千里，乘胜追击，不容敌人有稍许喘息之时。而诸葛亮的西蜀，北有魏国存虎视眈眈之意，东有孙吴怀觊觎窥测之心，因此，他不可能长期地把相当一部分军力，被牵制在蛮夷之域，从而影响他的北进计划。所以，这次南征，不仅是简单的手术刀式的行动，以制止后院起火。而是一次彻底解决问题的战争，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使得在未来北上作战，无暇旁骛时，南疆不再需他分心。诸葛亮南征孟获，用马谡计，是智取。或擒或纵，或诱或间，使其既屈于武力，又膺服于心攻，这无疑是正确策略。
因为武力，可以征服一时，不能持久，败者总是要设法反抗的。只有真正的心悦诚服，才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平稳和平静的局面。所以，诸葛亮不惮其烦地降服孟获，也是求相安无事，有一个平静而不骚扰的周边环境，建立缓冲地带，无后顾之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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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的非议（2）
但是，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蜀国，公元222年夷陵大战，蜀败；223年刘备死，阿斗继位。短暂的休养生息，国力稍有恢复，诸葛亮就主张南征。这种杀鸡偏用牛刀之举，是否明智，真有大可怀疑之处。他从225年的3月起，对孟获捉捉放放，耗时费力，一直打到年底，才回到成都。这就等于苹果挂在树上，还未达到成熟程度就摘，未免操之过急了。可惜诸葛亮急于图功，227年又动干戈，出兵汉中。所以，他主持下的蜀国政权，只有战争，没有建设，事隔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诸葛亮是个伟人，但也有其不能令人敬服的伟人缺点，那就是感情用事，固执己见，过于自信，罔顾实际。
人们不禁问，相对于蜀来说，孟获充其量，草寇而已，值得诸葛亮率师亲征吗？值得六擒六纵去做什么战争攻心试验么？
因为每次俘获了孟获，都是连同主帅到士兵统统予以遣返释放。所以，孟获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蜀汉的沉重打击，以致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只要人仍在，自然就心不死，这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稍作休整，扩兵买马，必然又会倾巢出动。这也是孟获六次被擒而不服的根本原因。直到盘蛇谷全歼三万藤甲兵后，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才算真正认了输。
这就是说，诸葛亮仅仅依赖精神力量去征服对手，而不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是不会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的。道德和文明的感召，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唯有在对手的战斗力基本丧失，已无可还手的可能下，精神作用才可以充分发挥。所以，归根结底，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双方实力的消长。
如果诸葛亮认识到这一点，早在一擒再擒时，就把不肯认输的孟获降服了。在文学上也是这个道理，拿出一部像样的，说得过去的作品，要比在大会小会，报刊上自吹人捧上一千句一万句，更有说服力。孟获所以不认输，就因为他手中有可恃的实力，不信，诸葛亮不烧藤甲兵的话，他会孬吗？
中国人有句俗话，“事不过三”，甚至“可一可二不可三”，但诸葛亮以至于七擒，这种“雷公打豆腐”的威猛，也摆脱不了中国人性格中，那种对于强者的怯懦，和对于弱者的施虐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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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难辞蜀亡咎（1）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