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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漠中的绿洲
1941年暑假，我从育英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
我带着行李通过西直门日本侵略军的检查岗来到燕京大学，首先感觉到校园优美安静。中国古典式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映衬在一片翠绿之中，未名湖畔低垂的柳丝，湖水中倒映的塔影，岸边绿荫满地，三三两两的同学在树荫下、草坪上读书、交谈。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地处北平西郊燕园（今北京大学校址）。此时日本同美国还保持着外交关系，美国人司徒雷登（）校长仍主持校政，课程设置仍和抗日战争前一样，没有变动。日本兵不准进入学校。这样，燕京大学保留着一定的独立性，这也正是许多同学愿意报考这所大学的原因。
自9月1日开学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虽然只有100天，但在同学心里留下了深刻的怀念。燕京大学湖光塔影的优美环境、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使同学们感觉与沦陷的北平城里有着明显的不同。走出牢笼般的城里，迈进自由呼吸的燕园，同学们感慨地说：“这里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开学第一星期是迎新周，学校的所有教室和各种场馆全部开放，同学可以结伴自由参观，熟悉学校的环境。教授们欢迎学生到自己家中作客，备有茶点、糖果招待同学。师生或立或坐，自由交谈，探讨学术，联络感情，建立友谊。迎新晚会在临湖轩（校长办公室兼寓所）前的草坪上召开，一面是秋波荡漾的未名湖，一面是分篁拂竹穿林绕木；两株300多年的白皮松，苍劲挺拔。校长司徒雷登博士首先致辞。这位出生在中国浙江的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已经担任了23年校长。他以和蔼可亲，缓慢而清晰的语言表达对新生的欢迎，让学生听起来又亲切又新鲜。然后他和同学们一一握手，向同学们一一介绍到会的教授，时而发出欢乐的笑声。迎新晚会由“燕京剧社”的老同学孙以亮（孙道临）、张茵陈等演出话剧《生死恋》，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
回到宿舍，新生都能收到几种不同的邀请函，有欢迎参加读书会的，有欢迎参加团契的，还有邀请参加合唱团、戏剧社、文学社、历史研究会的。翻看着各式各样的邀请函，我最终选择了新闻学会。新闻学会里大部分是新闻系的同学。新闻系的系主任是来自天津《益世报》的刘豁轩教授，他很开明。他开的课程是新闻学概论。地处贝公楼（新中国建立后改称办公楼）大礼堂后面的系办公楼走廊里，张贴着路透社、美联社的电讯稿，不仅可以看到抗日战争的消息，了解到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可以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消息。
迎新周活动丰富多彩，内涵深邃，使同学们很快融入燕京生活。
但是，燕京大学这块绿洲毕竟是处于严寒季节的绿洲，校墙外面时刻都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出了校门在各个重要路口上，都有手持插着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的日本兵。这块绿洲毕竟是在漫漫黑夜笼罩下的绿洲。日本特务时刻窥视着学校的动静。这一切提示着：善良的老师们同学们，要时刻警惕这突然闯进校园的日本兵，他们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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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的地下堡垒
和我同时考入燕京大学的原育英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共产党员有宋汝棼、饶毓菩、王森昌，“民先”队员戚天庆，和地下党有关系的抗日革命分子徐伟、韩叙、潘超。我们没有和原有的燕京大学的地下党组织打通关系，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1941年12月8日，燕京大学被日本侵略军封闭后，我被调往###北方分局（后改为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参加工作，继续联系北平地下党组织。在以后的工作中，我逐步了解到，当时的燕京大学地下党组织是共产党员最多、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沙漠中的绿洲掩盖下的革命的地下堡垒。实际上，在我们入学燕京大学之前，在燕京大学党的组织已经很有力，党的工作已经很活跃。
抗日战争开始后，燕京大学的大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同学离开学校，部分南下大后方，部分去延安，转入敌人后方，参加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尚未离开学校的社会系三年级学生杜若（杜含英），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先后担任过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民先”队长。她把继续在校的“民先”队员重新组织起来。他们有林立（尚辛如）、高天辉（郭士琦）、冯秉珊、鲁心真、陈明智、陈浩（陈宝静，曾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秘书）、王若林（王淑静）、李维存、陈封雄、霍銮光、林兆南（桂邦杰）、徐一诚、曹秉衡、姚克荫、李淑贞、吴秀桂、冯宝中、王秀兰。他们在###北平城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捐献物资，输送知识分子。
1938年暑假，一次就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高天辉、林兆南、曹秉衡、林立、冯秉珊、陈明智、王若林、丁则民等八人。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为党的骨干力量，有的以身殉国。高天辉从军后，曾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工作，全国解放后曾先后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林兆南参军后，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科长，全国解放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卓有建树，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是我国著名的中东问题专家之一。曹秉衡参军后，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在前线采访时壮烈牺牲，为祖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杜若，1939年去晋察冀，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和妇女工作，解放后先后担任北京西城区委书记兼区长、北京市委###部副部长、市委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9年，在###北平城委的领导下，建立了燕京大学新的支部，姚克荫、郝贻谋先后担任支部书记，赵凤章（俞林）、陆孝华（黄华）为支部委员，党员有草光瑞（吴明）、萧在芳（萧芳）、马毓臻（纪波）、卢念苏（贾明）、虞秀瑞（余建）、林锦双（傅秀）、林墨卿（凌青）、李岩（文静）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金英爱（徐彦）等。支部不开大会，而是由支部委员分头单线联系，抗日工作相当活跃。由赵凤章指导、林锦双为会长组织了“三一读书会”，意思是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三合一，会员约有20人。第一次举办的是时事政治讨论，由马毓臻主讲，讲的内容是我国抗日战争形势，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等，他慷慨激昂，痛切陈辞，富有说服力，吸引了许多同学旁听，会场和走廊挤满了听众。事后支部认为这样太###了，以后就改为学术报告，孙燕华同学讲“疟原虫的生活史”，翁独健教授讲蒙古史，王西徵（王纪新）教授讲文艺理论问题……经常的活动改为二三人一组的读书讨论。尽管这样做了，以后的事实证明，“三一读书会”已经被列入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1940年又向晋察冀根据地输送了李国亮（陆禹，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政府副市长）、陶军、王季兰（共产党员）、张志深、田玉、陈涤夷、吴铮、佟静波等八位同学。同时，通过###北方分局社会部的关系，燕京大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肖在田（肖田）等几位同志以及燕京大学英籍教师赖朴吾、班威廉、林迈可进入抗日根据地，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输送电讯器材、医疗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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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紧急的任务
燕京大学开学很久了，黄云大姐始终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来接头。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我很焦急。天天翻看信箱，看有没有“家里”的来信；我经常到校门外徘徊，搜寻黄云大姐的身影。随着日复一日的期盼，有一天我从教学楼穆楼下课出来，看见西校门有一个穿着深色服装的人骑车进来，背影真像黄云大姐，随即快步赶上去，一看是陌生的面孔，感到非常茫然。
由于过去按黄云大姐的指示，曾经通知戚天庆来燕京大学学习制造炸药技术，知道燕京大学有地下党的活动，如果搞不好会碰了头打通关系（不同系统的党员横向联系），破坏秘密工作，影响党的安全，所以我们就没有研究如何在燕京大学开展工作。宋汝棼也很着急，说这里条件不错，要研究一下如何开展工作。我说上级还没来联系，咱们先注意了解情况，等有了联系再说。
在焦灼的期待中，时间一天天过去。燕园里的枫树由绿变红，火红的枝叶在秋风中摇曳，更加重心绪的焦灼与不宁。11月中旬，我的父亲病逝，我回老家奔丧归来，黄云大姐仍然没有出现。直到叶落霜降，12月初的一天，终于收到黄云大姐的来信，信上说：“前些日子母亲有病，家里忙。现在我已到天津，母亲的病也好了，你可于星期四来津一晤，大光明电影院上映一部好电影，如来及时，可以一起看下午的一场……”这是事前约定好的暗语，我明白真实的意思是让我立即去天津，到大光明电影院接头。
我按时赶到天津大光明电影院，记得那天飘着零星的雪花，天气阴冷，冻得我不住地跺脚。在电影院门外站了一会儿，黄云大姐和一个人一前一后走来。黄云介绍那位是周彬（张培华），即###北平城委书记。与黄云朴实无华相对照的是周彬雍容华贵的气派。她天生丽质，电烫头发，高跟皮鞋，皮大衣，看起来像一位大小姐。相互介绍之后，黄云低声说，有个同志出事了，党组织面临遭受破坏的危险。同志们必须转移，她和周彬已经紧急转移到天津，准备“回家”。我知道，“家”是抗日根据地的代称。
黄云继续说：“回家的秘密交通线好久没走了，不知目前畅通不畅通，安全不安全；经研究决定，让你去那边走一趟，先探探路。”
我问：“什么时候走？”
黄云说：“任务紧迫，分秒必争，越快越好。”
随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此行的细节。黄云、周彬两位大姐一再叮嘱：“要谨慎小心。”
我即刻赶回燕京大学，做些出发的准备。
正当此时，12月8日清晨，风云突变，寂静的校园响起日本侵略军的摩托车声，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杀气腾腾冲进来，把全校师生集中在贝公楼礼堂，宣布封闭燕京大学，全校###。
铁蹄践踏了自由的学府，美丽的校园一片肃杀，师生们把极大的愤怒埋藏在心头。从贝公楼礼堂疏散出来，我一路想，育英支部的几名同学刚考入燕京大学不久，不会###，但随着形势的恶化，必须提高警惕。我抓空隙，分别同宋汝棼、饶毓菩、戚天庆等取得联系，叮嘱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随时保持联系。当晚及稍后时间，日本兵开始抓人。被抓走的有学生，也有教授，有中国教师，也有外籍教师，气氛非常紧张。校长司徒雷登也被日本兵抓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鬼子兵的监视下，驱赶全校师生立即离校。师生离校时还要遭受搜身检查，谁要稍加反抗就会招致殴打。我和同学扛着行李走到西校门时，看到女同学安笑岚正吃力地扛着行李走，我们几个同学走过去，用自行车帮助她驮行李。分手时，大家心情愤慨，又感到茫然。回头望去，昔日生机勃勃的校园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四、探查秘密交通线
告别燕京大学校园，我把行李存放在北平城里花枝胡同饶毓菩家，交代要回趟家，就匆匆上路了。
那天，我穿着黑布鞋蓝大褂，肩挎一个白布小包袱，带着随身用品，一副买卖人的打扮。到前门长途汽车站上车，经广安门、卢沟桥、良乡县城。每到一处都要接受敌伪检查站的搜身检查。中午抵达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房山县长沟镇，这里是敌人的据点，设有敌伪军的炮楼，满街有敌伪军人窜来窜去。我下车后，在沿街的一个小饭馆吃了中午饭，便徒步向惠南庄走去。边走边打听，当日黄昏走进惠南庄。按事先的约定，找到村中的高台阶黑漆大门，认准这是秘密交通站，伸手扣响门环，两声轻一声重，如此三番，门内没有动静。我正纳闷，忽听身后有人低声问：“你找谁？”只见身后闪出一个壮实干练的青年人，两眼炯炯有神地打量着我。我想起刚进村时影影绰绰有个人远远跟着自己，看来就是眼前这个青年人。
“我找周大爷。”
“他不在。”
“周大哥也行。”
“有什么事？”
“想买蜂蜜”。
上述对话都是早已约定好的。青年人再叩门环时，门开了。一进门，青年人就握住我的手，“我是周景岩，家父知道你要来”。
周景岩是晋察冀社会部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交通员，他的父亲周硕臣是一位教师，抗日开明人士，父子二人都担负着秘密交通工作。周家父子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同志。住下后，周硕臣老先生介绍说，这里是敌我交界拉锯村，两面政权，白天敌人来了应付敌人，夜晚敌人走了给自己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敌人就闯进来查户口，你的名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我想，日伪报纸天天宣传“大日本帝国”“圣战战果辉煌”。什么大日本，你们是小日本，我们中国才是大中国。小日本可以猖獗一时，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大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于是脱口而出：“我就叫大中，张大中。”
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大中的由来。
我和周家父子商定，由周景岩去天津向周彬、黄云汇报，并接周彬、黄云等同志来平西。周硕臣先生带我去平西根据地。
在惠南庄住了几天，了解了附近敌伪军队活动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周硕臣带我启程。
别看周老先生四十开外，走起村路来还是比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强得多。他始终步履轻捷，气息匀称，时不时还提醒我“小心”“探着点儿”。走着走着，他看我气息急促，渗出汗星，一把夺过我的包袱替我挎着。趁着月明星稀，绕过敌伪据点张坊，爬过一丈多深的封锁沟。后半夜，终于抵达山坡上的一个小山村，周硕臣伸手一指，“到了。”这里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片上村。我举目细看，斜坡上，月光下，飒爽伫立着八路军的岗哨。
“干什么的？”岗哨问。
“走亲戚的。”周硕臣答。
周硕臣经常走这条路线，与很多八路军干部战士相识。他们说了几句什么话，哨兵就把我们引进了哨所。
当周硕臣向哨兵介绍“这是那边过来的同志”时，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欢迎你，同志！”
我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眼前是自己的同志，脚下是自己的土地，头上是自由的天空，看不到令人憎恨的膏药旗，看不到端着刺刀、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听不到从电影院、日本料理传出来的怪里怪气的靡靡之音，在这一刻我恢复了中国人的自尊。没有经过沦陷屈辱的人，是体会不到此时此刻的幸福与激动。说话间，我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
在这个与敌伪军对峙的前哨里，我们喝了几缸子热水，稍事休息，即沿着拒马河谷上行，经六渡村到达十渡村（即今山势险峻的十渡旅游风景区）附近的西庄。周硕臣介绍，这里是房（山）涞（水）涿（县）县委驻地。他把我交给县委，就返回惠南庄。
送走周硕臣，我心潮久久不能平息，不停地寻思，像周硕臣这样的老先生，家财殷实，又有文化，本可以衣食无忧地过自己的日子；是什么让他不仅支持儿子参加革命，而且自己还甘冒危险，没有任何报酬地劳碌奔波？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颗爱国心。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周硕臣先生这样普通百姓的支持，才使我们的抗日战争立于不败之地。以后，我听说周硕臣出席晋察冀边区参议大会，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周老先生曾任房山县（现为房山区）副县长，儿子周景岩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中周硕臣老先生被批斗遭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房山县老同志的支持下，房山县政府为周老先生恢复名誉，撰文表彰他抗日革命业绩，给他在惠南庄外修建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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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迎来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
在西庄等了几天，一天上午，房涞涿县委书记赵然来看我，他带着一脸的喜气，说：“瞧瞧，谁来了？”随他进院的还有周彬、黄云、燕京大学党支部的赵凤章、马毓臻、俞健和张淑婉，原育英中学党支部的王湘、李宁和潘超。他们都是沿着我探查过的秘密交通线来到平西的。见到周彬、黄云和其他同志安全到达，我长长舒了口气，心中暗叹：“谢天谢地，我这趟任务算是完成了！”
在敌人占领下的北平，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秘密接头，低声细语，很少有机会无拘无束地交谈。这回在自己家里相见，可以尽情交谈，敞怀大笑。有一天周彬对我说：“你这个人很踏实，做了工作一点也不张扬。”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按照组织的指示做工作，有什么可以张扬的呢？对周彬表扬我的话，我还不甚了解。在以后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周彬（原名张淑贞，党内化名张培华，到平西后才改名周彬）、黄云（原名魏承）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周彬1937年春参加共产党，任天津女师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民先”小队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建天津“民先”地方队部，周彬任地方队部书记，直接领导人是天津市委书记许志庸（原名姚克广，去抗日根据地后改名姚依林，全国解放后先后任商业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1938年初，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组织部长吴德，宣传部长许志庸）决定成立平、津、唐点线委员会，领导北平、天津、唐山和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地下党的工作。1938年8月冀东武装起义后，河北省委从天津转移到抗日根据地，改为冀热察区党委，继续领导点线委员会。1939年，任命周彬为点线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城委书记。1941年，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日本特务逮捕，通过这条线索，特务侦察到周彬在北平的住址。日本特务历来精于“放长线，钓大鱼，一网打尽”。在特务准备动手而尚未动手之际，9月初，周彬听到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捕的消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