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的简称。⑥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 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党。⑦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 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 年抗战，从此开始。⑧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驻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 抵抗的命令，使日军迅速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⑨华北事变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 主权的一连串事件。这一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六月初，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会商。七月六日，何应钦 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六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 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义又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 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十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省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一度占领了县城。十一月 ，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 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⑩一九四○年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 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 ，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 想看书来
从事工人运动（1）
关于大革命中工人运动的历史教训*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的认识，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 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做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 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倘若人们看了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同志咒骂苏区国家企业中的工人要求过高、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愿意告诉你，这还算不了 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 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在小 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工人干起来，问题可真有点骇人。然而我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左”还是右？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 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 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 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做到，这就使得人们走 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地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 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好活动与利用。工会与党更孤立，地位更困难，虽然如此，但还没有发生过如西安二月二日那样的暴动事件 ，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我们，在反对党的口号与方针之下去进行暴动。当时群众的纪律还很好，他们等待党的命令——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
当时的错误就是在于总是不发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从事工人运动（2）
以上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中期及末期的事。现在我们似乎又重复处在与人家合作的初期，这是学习上述教训应该注意的一点，二月二日的暴动如在合作末期发生，我们的态度 应有不同。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 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 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验简单告诉你。
*摘自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
我曾在安源矿山工作三年*我曾在一个历史长久的规模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万多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后，生活大 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 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 （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当时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地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 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因为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各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 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早下班，结果弄得工人与阻止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 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 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全国革命高潮复起 ，我离开矿山，才被敌人武力解散。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事工人运动（3）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置并不错。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 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我当时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我也认为前进最痛快，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后来我到广州、武汉*后来我到广州，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置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 代表大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属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 的整个阶段的利益。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利益矛盾。同时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提出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感的。
一九二七年初，我到武汉，又遇着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 途。
罗佐夫斯基①到了武汉，我详细报告并请教过。但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 企业大企业已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又怎样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②在上海，我和他谈过整两天，要求他答复我。他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分给你一半稿费。你所要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 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现在我想是不能有特别的答复的。
最后在苏区汀州又遇到这个问题，在我已经见惯了。但历史上都说工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不打先锋来反对工人，后来看到你们比我以前还要反对得激烈一些，我暗中感觉 奇怪。我故意不提出办法，想看看你们是否提出好的办法，但你们提出的办法，比我以前提的更激烈些，某某甚至坚持要同保卫局来对付印刷所的工人，如是我知道，我过去的一 些办法还可用。
*摘自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
注：①罗佐夫斯基（一八七八至一九五二），苏联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赤色职工国际（也称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②白劳德（一*一至一九七三），美国人。一九 二一年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九三○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中央行政书记，后任总书记。因宣传取消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一九四六年二月被开除出党。
我要提出工人运动中的一个问题*我现在要提出的，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政治环境好，工人有**自由，这个问题到处发生。否认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主义吗？这有什么好处？ 这只能使这个问题将来发生时，使同志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承认过去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对的，那只能使这个错误在将来更严重的重复。
从事工人运动（4）
中国工人中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发生？我觉得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下列的特点：
（一）由于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工人生活过于恶劣，使得中国大多数工人除开工资之外，还要依靠一些不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如轮船铁路工人运私货做生意，工厂工人 、码头工人偷东西、作弊，电车工人揩油等；（二）中国工人（中国人民同样）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三）中国工人运动的 历史还太短，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四）平常资本家与反动政权对于工人的压迫太严，存在封建式的压迫；（五）革命工会领导与教育工作不够；（六）中国资本家软弱。
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 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工会干部没有估计到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为工人的这种潮流所屈服或者冲倒。
工人中的这种“左”倾错误，总是在工会完全能公开，工人运动大发展时产生。但一发生以后，就很难纠正。常常用尽一切方法还纠正不过来。我没有一次满意的纠正过这种 错误。比如汀州很少的工人，有陈云同志及其他许多人去，长期工作，最后还是没有纠正过来的。国家企业工人经过多次审判、开除，长期教育，虽大体上纠正过来，然而遗毒还 是留存很大。然而这个错误一发生，影响当然重大。所以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
怎样预防这种错误？（一）必须承认有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二）工会要有系统地改善工人生活，为工人计划周到，多方面来改善工人生活， 不要等到工人自发的起来斗争；（三）工会要善于去运用政府权力机关，不要代替政府；（四）加紧对于工人的政治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工人的革命纪律。
至于这种错误发生以后，则主要采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纠正。如用强迫的办法去阻止，很多是必然的要失败，要将工会弄到极困难地位。
以上我只说到过去工人运动，其他方面不说了。
“八七”会议以后，工人中的那些“左”倾错误，全被批准，盲动主义正就接受这些东西再加以发展。
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 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
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常常在那个部分、那个地方、那个工厂对于革命准备好了，而且非实行革命的进攻不能前进，不能保持高度的群众热情，而在这个部门、这个 地方、这个工厂对于革命又完全未准备好，必须使革命推迟。如是就常常需要少数前进的等待多数落后的，这种暂时等待是必要的，但是最困难的需要工人高度的觉悟与高度的纪 律。这种等待不是机会主义。要工人暂时等待，甚至阻止工人过于“左”倾的行动，都不是机会主义。然而“八七”会议以来，认为这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如是这种最困难而 又必要的事情就自然无人去做了，人们都只做那最容易的事，接受工人中的“左”倾情绪。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从事工人运动（5）
革命高潮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我认为，只有反革命才希望我们重复过去的错误，托派等更希望。
*摘自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
安源俱乐部的大会场是我经手建的*范明庆同志并转安源镇工会诸同志们！
你们四月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你们所请增加工会两个脱产干部及修轻便铁道事，已转江西省总工会及铁道部酌情办理。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 ，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过去的许多革命同志，如黄静源、周怀德、谢怀德、刘昌炎同志等烈士，我记得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安源建立一个 纪念碑，并举行追悼会，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此事望你们商同萍乡县政府酌情办理。
敬礼！
刘少奇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这是刘少奇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致江西安源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