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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鸦片的背后
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红楼，有人的地方必有三国。书写到这里，杜月笙已经招募了一批流氓，要抢鸦片了。看客们以为马上就要出现港片中黑帮火拼的剧情，《英雄本色》中的周润发单人就能血洗黑帮，一个人的力量真得能主宰时局，一个能躲开各种子弹的好运气就能成为大亨吗？
非也，刘备拥有武力排名全在前十的五虎上将，拥有智慧派名全在前五的三位军师，孔明、庞统和法正，不也是在三国中最早拜拜的势力，为什么？
一切皆因时势，非人力所能及也！
以杜月笙、黄金荣为代表的法租界青帮新势力，在这场鸦片争斗中，将面对的是以沈杏山、季云卿为首的英美公共租界青帮旧势力，我们且看看双方的实力对比。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与上海道台口头协定；以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为美侨居留地，界址未定。同治二年五月十日（1863年6月25日）；美租界划定界址。同年八月；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南境部分属英美公共租界，部分仍隶上海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1899年5月8日），英美公共租界扩展，并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次年公共租界分北、东、西、中四区。境内租界地域属公共租界的东区和北区。
北——苏州河，自小沙渡起，沿苏州河，至接连泥城浜之西约70码之处，由此处朝北，至上海宝山两县之界线（今海宁路西端），循此界线至接连虹口河地方，由此处朝东，直至顾家浜口（今军工路南端）。
东——黄浦江，自顾家浜口至洋泾浜口（今延安东路外滩）；
南——洋泾浜，自洋泾浜口至接连泥城浜处，由此向西南大西路，沿长浜路之北首支路，并由此支路至静安寺镇后面之五圣庙（今延安西路东端）；
西——自五圣庙一直朝北，至苏州河小沙渡。
1899年扩充后，公共租界面积净增22827亩，比原区域增加两倍，总计达33503亩，合5584英亩。
再对比下法租界，法租界四至为：北起长浜路（今延安中路），南至斜桥徐家汇路，东自麋鹿路（今方浜西路）、肇周路、斜桥，西至英之徐家汇路（今华山路），面积净增13015亩，为1849年初划法租界面积的15倍，总计达15150亩。
从地盘上对比，沈、季的势力范围是黄、杜势力的两倍，而且公共租界立足清上海县，而法租界多是未开发土地，所以人口对比，那就远不只两倍了。
对比下背后的国外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的结果，是把世界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英、美两国的手中。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大战的西线主战场几乎全在法德两国内进行，大战拖垮了德国经济，同时也拖垮了法国经济，英国有巨大损失，但是毕竟没有在本国内开战，所以直接损失小于法国，美国人更是发了笔战争财，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单纯看租界的势力，杜和黄又输了一轮。
对比下经济势力，沈是公共租界的华人总巡捕，又是著名的外方买办，大八股控制了公共租界几乎所有的黄、赌、毒生意。其中任何人的家财都可以和当时的黄金荣别别苗头，更无用提还处于无产者的杜月笙，在资金方面，杜和黄再输。
最后比一下手下的队伍，公共租界全境分为四个分区，共有十三个捕房，加上缉私营和水警营，和运送鸦片的潮州帮，对比下法租界，法租界1915年在警务处下设五个巡捕房，在人手方面，杜和黄还是输了。
现在是0：4，杜月笙和黄金荣实在没有什么胜算，结果却是他们赢了。而且赢得很彻底，大八股党在抢鸦片中失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是因为杜月笙有关云长的勇和诸葛孔明的智吗？
杜没有张啸林能打，给别和关云长比了，杜一辈子读的书可能还没有孔明先生一周读得书多，就别提智了，他胜在哪里？
他胜在他当时一无钱、二无势，他胜在他背后有另一股决定胜负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却被大八股党忽视或者说根本没办法靠得上。
在上海滩鸦片争夺战之前，大八股党人已经从过去的青帮流氓慢慢向新兴的买卖阶级所转化，在《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中，把买办定义为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在华洋行雇用中国人做他们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被称之为“买办”。在鸦片争夺战前后，正是中国买办阶级发展最快的阶段。买办阶级的发展（1895—1927年），以金融业为例子：
买办势力随着国外势力的侵略深入而显著发展
外国人在华银行，1894年以前只有8家和分支机构16个，1895至1913年即增加到13家和85个分支机构，1914至1926年又增加到44家和125分支机构。
买办剥削网的全面扩展
各帝国主义向中国销售商品的总值，1895年为17，170万两（海关两，下同），1902年已增为31，536万两，1912年又增为47，310万两，1926年更增为112，422万两。
沈杏山等大八股党人便是这新兴买办阶级的一份子，从给老外那里作代理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关于这些流氓大买办的生活，曹禺先生在《日出》一书中对于金八的描写就已经很入骨了，这些人物在有了钱之后，忙着到处请戏班子来唱堂会，包养象陈白露这样的交际花，那些打打杀杀的血腥事，自己都躲得远远的，纷纷学起了他们外国主子，过起了大资的生活。
而杜月笙不同，他的心中和陈白露一样不停地在呐喊：“我要舒服，你不明白？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花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他是一匹饿到极至的狼，大八股党人没有一人象他这样握紧了手枪，双眼血丝地盯着这些财富。
他们已经没有杜月笙的狠劲，而且在杜月笙的背后有左右这场争斗的决定性力量，那就是军阀。皖系军阀凇沪护军使卢永祥这张牌，落在了杜的手中，就是因为这张牌主宰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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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军阀间的博弈
昨日上网，又见若干文友大批此文罗嗦，偏题，扯得太远，因为这些善良的人们直言，此文的浏览率暴增，突见“姚黑”们的作用，批评和赞扬就是相互作用的力量，左和右一推动历史就前进了。
在开此节前，先聊聊咱中国人，我辈中人，金岳霖先生在逻辑学的造诣只几人可匹，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的确金钱都是粪土了，按照此话，朋友就是一大堆粪土了。这是我们经常犯得思维错误。
我们写历史人物也是一样，传记体为多，到民间就成了说书，因为国人爱侃，神聊之后往往英雄不问出处，反正生出来该是皇帝就是皇帝、乞丐就是乞丐、流氓就是流氓。无逻辑可言，所以在描写杜月笙抢鸦片的时候，几乎都是好莱坞式的个人主义。
在和“大八股党”人的鸦片争夺战上，上节已经分析透彻了，除了杜有颗“勇敢的心”外，全落下风。他靠什么去赢，靠得是上海护军使的势力，也就是上海的军阀。
要了解这些军阀，孙传芳的言论最具有代表性：孙传芳是北洋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说到底，孙传芳们还把自己当作是地主，反正他们是父母，打骂孩子、不给孩子吃饭都是家里的事情，外人是不需管的，子女是无处喊冤的。所以“父母官”这个词是大大地不能再被提倡了，因为军阀们都想作“父母官”的。但是作人民的公仆就不一样，你再骗人偷钱，抢别人老婆，人民就可以炒你鱿鱼。
所谓军阀们，就是些剪了辫子的封建残余，他们象极了唐末的各镇节度使，又如同袁世凯笼中的一批狼，笼没了，四散而出，忙不迭地在各个树桩下撒泡尿，圈下自己的地盘。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而和这个县长关系如何，那就更重要了。前面半句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说得，后面半句是我加的，算是貂尾续狗了。
1924年前，也就是杜月笙发展得最关键时期，时下比较时髦的话就是“创业期”，从黄金荣那里拿到了天使创业基金，他的第一个项目获得了融资，这个项目就是“抢鸦片”，也就是鸦片在上海的控制权。他看看自己的竞争对手，终于找到了破绽，通过老乡的介绍，他认识了当时的上海护军使皖系军阀卢永祥，也就是所谓的上海“父母官”。卢永祥原名卢振河，字子嘉。济阳人。靠镇压响应武昌起义的滦州革命军而发了家，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陆军第十师师长，淞沪护军副使和护军使，会办江苏军务，浙江督军等职。袁世凯称帝后，封一等男爵，袁死后归入皖系。是北洋军阀中的顽固派份子。
皖系军阀的头子段祺瑞正控制着北京政府大权。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段祺瑞依靠曹汝霖等亲日派官僚，急欲取得日本的援助，积极主张对德、奥宣战，但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皖系便煽动10余省区的军阀通电“独立”，发兵进逼北京。7月，张勋乘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迅速打败张勋，重新控制政权。皖系不惜出卖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他们乘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鼓吹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
皖系正忙着内战，军费就是最重要的，而鸦片则是军阀从投靠的外国主子拿到钱之外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杜月笙找准了时机，和卢永祥达成了联盟。
这么好的靠山，更有势力的“大八股党”沈杏山们为什么靠不上？问题就出在公共租界上，公共租界的势力是英、美两国。他们支持的军阀就是皖系的死对手冯国璋、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在袁之下有三，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平时王善操权谋于腹中，段常行凶残于外形，冯贪婪之于不顾。”王是个谋士，所以没有站在一把手的位置上的机会。1920年之前的格局，主要是“虎狗之争”。段祺瑞是个战争狂人，他为了军费是可以和日本人谈一切条件的，而冯国璋喜欢你发你的财，我发我的财。就是面对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两派也是主战主和各执己见的。
一直窥视中国主权的日本人找到了好战的皖系，想在中国发点财的英、美找到了同样只想发财的直系，这就是所谓“臭味相投”，而背靠着英、美的“大八股党”人就失去了和卢永祥勾兑的机会，而完全处于弱势的杜月笙有了机会。
很快，黄金荣和杜月笙送给了卢永祥第一份大礼，法租界内1922年6月8日，公董局董事会近日议决，准中国彩票在界内出售。这是在上海第一次中国彩票可在租界范围里销售。
彩票可是卢永祥又一主要生财来源。
据《民国社会群像》所记载，1880年左右，杭州一个叫刘学询的人在北京会试时，发行一种“闱姓”，其法是将应试举人的姓印在一张纸上，定价出售，由买者去猜。发榜后猜得最多的依次得头、二、三等彩。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种彩票。1894年，上海开始流行一种来自菲律宾的“吕宋发财票”。上海的彩票店号根据“吕宋发财票”的号码，自己印行一种凭证，将彩票分条出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督军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各种奖券收罗钱财，如“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湘赈慈善救济券”、“浙江绍萧塘工券”、“山东兴业票”等等。这些彩票中发行历史最久，信用最好的是“湖北票”及“浙江绍萧塘工券”，每期卖光。湖北、浙江塘工两种彩票，在当时就采用了摇球中彩的办法，以示公正。这三个球是：一个球摇前三位数，一个球摇后二位数，凑成五位数即为中奖号码。另外一个小球摇几等奖。
民国以后到了民国初年，除少数彩票（如湖北票）在当地开彩外，其他均集中在上海开彩。于是各省督军假救济难民等名义，设立各省奖券局，如川边、察哈尔、热河、绥远、湖南、河南等，均假救济之名在上海发行彩票，所以上海几乎每天都有一二种彩票开彩。
各省军阀要在上海发行彩票，必先与上海护军使打交道，互相讨价还价，发行彩票的省拿多少，上海护军使拿多少。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就以包办各省彩票而出名。能在法租界发行彩票，黄金荣和杜月笙一定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明显是给护军使大人送钱。
一个打内战需要钱的军阀，一群想要抢夺鸦片继而控制上海的青帮流氓就这样走在了一起，杜月笙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那他又是如何逐步击败“大八股党”人，如何用好黄金荣和卢永祥两颗棋子，我们接下来继续。
第十五节 上海护军使
写到杜月笙傍上卢永祥，突然想到某部言情小说中的一段话：我在最好的时间遇到最好的你。的确没错，杜月笙遇到黄金荣的时候，是这位老兄自称青帮“天”字辈，手握法租界华人总探长最红火的时候。而杜月笙遇到卢永祥，更是卢老兄当红炸子鸡，超红，粉丝无数的时候。
先说说皖系，也就是北洋军阀中的站队，卢永祥的靠山段祺瑞在短短十几年间竟然六次在北京政府主政：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4月22日至6月28日任政事堂国务卿，1916年6月29日至1917年5月23日、1917年7月17日至12月22日、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可惜这个靠山是个不折不扣地行伍之人，整日希望日本人多给点钱，拿着日元就可以完成大一统了。所以落得个亲日派的千古恶名，失去了民心。段祺瑞有两件事情被人所称道：一生甘于清贫，在其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段祺瑞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即致电逼迫清帝退位、###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称帝。
做错的事情那就不少了，他是鲁迅笔下《纪念刘和珍君》中事件的幕后凶手，是军阀中亲日派领袖，可惜最后还是被日本人所抛弃，日本人为了东北这块肥肉，抛弃了皖系，开始扶持东北土皇帝奉系的张作霖。被抛弃的皖系，在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被直，奉军击败。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
皖系最后的一张王牌就是时任上海护军使，会办江苏军务，浙江督军卢永祥，这是皖系最后的希望。而奉系不想看着直系控制北京政府，也来拉拢老卢，希望在江浙沪一带给直系后院烧把火。
而卢永祥又是广州国民政府积极拉拢的对象，当时的广州政府中，孙中山正在和他的爱将陈炯明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孙中山一直督促着陈炯明的粤军尽快北伐，而陈炯明却打着自己的算盘，他要“联省自治”。清末秀才出生的陈炯明是彻底书生意气的人物，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这位书生军阀很快开始不和谐起来，他很多事情开始看不顺眼了，比如广州政府一成立，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聚集到孙的周围，本来以为可以坐稳广州政府二把手，军队一把手的陈炯明对着胡汉民等人颇为不满，心中嘀咕着自己打下的天下，这些嘴巴上说着革命，没打过一抢一弹的家伙们却过来捡现成的。他开始不高心，不高兴就要明里暗里和孙中山对着干，孙中山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陈炯明要建立个联省自治的联邦政府，其实很多人说陈炯明这个事情上比孙中山民主，多少有些可笑，所谓的联省自治和唐末、五代十国的格局有什么不一样？中国那时候已经如此脆弱？再被划分成一块快的，真的要成为日本人筷子下的寿司，美国人刀叉下的牛排了。
人心不过拳头大，人心却是最难猜。陈炯明的不高兴演变成了孙要走哪条路线，他就反着干，孙要联俄，本来很支持社会主义的陈偏要去联英美，孙中山看着陈老找茬，走出自己的房间，看见拿着枪的人又都是老陈的人，是人能不心慌吗？所以孙中山也开始找陈炯明的茬，1922年3月，孙中山撤销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等职，最后干脆让他降职做了军长。那些孙和陈身边的人又开始关心地“传言”说谁要刺杀谁，结果就是过去的战友成了敌人，朋友成了仇家。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其实和信仰和主义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说穿了就是人心。有权力的人没有枪，有枪的人没权力，自然要打架的。
卢永祥也是一样，看着皖系靠山没了，为了保证自己在江浙沪的一亩三分地，他想到了联省自治这条路，以为这样划分了地盘，别人短时间手就插不进来了。一九二一年###，浙江都督卢永祥通电主张：『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观』。炯明首先通电赞成，他说：“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曾不知「分治」与「集权」，本为对称之名词，于「统一」何与？北美合众国成例俱在，岂容指鹿为马！民国以来，正坐盲论者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夺权。”这个通电被各个军阀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