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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天地会，然后又在权利中心皇宫里当起了假太监开始的，而杜月笙的走运也是从加入当时最大的帮派之一青帮，又在当时在上海最有势力的洋人手下谋了份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的差事开始了。杜月笙的一生纠葛于各种势力之中，韦小宝的一生不是也摇摆于天地会和康熙之间，又周旋于其间出现的神龙教、吴三桂、台湾郑家等等。如果仔细看一下《鹿鼎记》和《杜月笙传》两本书，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仿佛杜月笙架空历史来了个穿越去做了回爵爷。
不过小说中的人物终归比现实中的人要运气许多，韦小宝面对的是千古一帝康熙和豪迈大侠陈近南，杜月笙的面前却站着位比他更流氓的蒋介石。
谈完杜月笙和韦小宝，八卦一下历史。杜月笙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和查良镛同有一个镛字。而金老先生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他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年轻的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他因主编幽默副刊与杜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大宅，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杜家，邂逅了时年17岁美艳的杜家小姐杜冶芬。后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杜冶芬和他结婚后去了香港。金庸那时的笔名“林欢”的立意，就缘于夫妇两人的姓氏“查、杜”中都有“木”字，“双木成林”，而“欢”则是他们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她而出现感情裂缝，最后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寂寞和孤独真是人类所有感情最大的杀手，包括爱情。
第三节 莱阳梨的学徒生涯
二十世纪初，在破旧的上海老北站，几乎每个月都有血腥地暗杀时间发生，火车站汹涌地人流成为了杀手们天然隐藏的屏障。丁力穿着破衣褴衫，满面尘土地在站台来回吆喝着，他的心仿佛张行的那首著名的有关站台的歌曲中描述的，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丁力的推车上摆满着莱阳梨，莱阳梨皮呈绿黄色；，粗糙而有黑斑，果形头粗尾细；，表皮坑坑洼洼非常不美观，只有等到去皮后露着粗硬的果梗，才显入出乳白色的鲜美来。
丁力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那个人，许文强，也终于最后从他的身上夺走了上海滩流氓大亨的角色以及心爱的女人。他是个擅长用刀的人，这得宜于自己“水果丁”的外号。
这是《上海滩》的开场，丁力的原型就是取自杜月笙。
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她自保定乘火车至北京马家堡车站，乘舆经永定门入正阳门还宫。返京之程是漫长的，从西安出发，走了整整三个月。身边的随从达到万人，她的这次回京彻底宣告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失败，她也完全对于身边的小皇帝失去了信心，决定把这个一心洋务中兴清王朝的皇帝囚禁起来，她又站到了权力的最高位，迫不及待地加速着中国封建王朝末日的来临。
无父无母的杜月笙在这个乱世中开始独立讨生活。十六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旧上海的人流、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交换的惟一节点。十六铺的水果店和现在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差不多，直接从轮船上的外地水果客商手里、或者从水果行中中批发得各种新鲜果品，转手倒卖给上海各处水果店、水果摊，及肩挑摊设的水果贩，间或也向外地来沪采办的客商。鸿元盛就是其中的一家，杜月笙开始了水果行学徒生涯，他并没有学会削生梨皮的手艺，学徒三年无工钱，完全是给师傅们做免费劳动力使唤。流浪惯了的他又岂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何况他又染上了赌瘾。
清朝末期赌博业的泛滥竟然也是从筹备军费开支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把个广东海防军费掏空了，朝廷不增加军费了，那些外派大官的私人腰包就会瘪下去，那还得了，大烟没钱买了，小妾娶不到了，所以开天辟地创意出了官赌这一搞钱稀罕事。举个例子，比如某个乡县选秀才，把所有的才子名字列在榜上，老百姓们就圈这些名字，赌谁能够最后得秀才，还取了个雅致的名字叫围姓。然后自然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庄家，这些庄家以一赔几的赔率来坐庄，自然他们串通了主考官，那么中秀才的人经常就是冷门迭出，放榜之日，也是百姓破产之时。这样上行下效，赌博终于在这个朝代的末期大肆流行起来。
没上过几天学，又无父母教育的学徒杜月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下层赌徒中的一员，也是因为这个劣习，让他在鸿元盛里没有认真干过一天活，没几日，也就被扫地出门，再次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手段。
旧上海的最低层生物链的那些人为了维持生计或者寻求依靠，纷纷加入了帮派，比如人力车夫多是斧头帮的帮众，而水果蔬菜行的伙计又是青帮的子弟一样。据《上海地方志》记载清道光末年（1850年），本地商人在大东门南油车街开设唐恒泰号，是最早的蔬菜地货行。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潘源盛、源裕、张恒大、张锦记等一批颇有实力的蔬菜地货行陆续开业。光绪二十六年前后，开设在南市大码头（后迁枫泾路）的潘源盛，投资3200银元，雇有职工16人，最初经营生姜、西瓜、山芋、大白菜等，后转盘给大流氓黄金荣的门徒王国生，业务更盛，职工增至50人，专营批发业务，兼营代客买卖，经营品种也扩大到杂粮、红黑枣等南北货。
而这个王国生，就是杜月笙在鸿元盛的师兄，因为师兄弟的关系，王国生给了流浪在外的师弟一口饭吃，让他进入了潘源盛当了伙计。可能是流浪的日子太过不堪，这次他收起了性子，老老实实的做了一回打工仔，由于潘源盛颇有些小名气，加上老板王国生是当时法租界华捕麻子黄金荣的学生子，所以按时发工资，过年发些小红包还是可以的，自然杜月笙的日子也正常起来，洗脱了流浪汉身上的污泥，树起了三七开的小分头，他露出了瘦如猴，耳如翼，两头深陷双目炯炯的精干之人真实面貌，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杜的长相就算是那种一看就是聪明人的标准了，也就是上海话“脑子活络”的代表，所以杜月笙凭着这张聪明人的外表慢慢吃得开起来，经常有些小兄弟们问他借点钱什么的，别人也送了他一个“莱阳梨”的外号，等他发达后，有人觉得“莱阳梨”的外号实在有些让这位大亨有些不堪，所以改了个更奇怪的外号叫“水果月生”，现在看来颇有些卡通的味道，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也就在这段认真劳作的日子里，杜月笙学到了一门削水果的好手艺。也成为了所有有出现他片段的影片中的固定模式，他熟练地削梨的样子，不过这门手艺和他成为黑帮大亨其实没有一点联系，用水果刀的手法再好，最多成为个打手或者杀手，更何况削生梨和使刀完全是两回事情，不然，那些美容店的洗发妹个个不成了“九阴白骨爪”不二传人了。
如果生活一成不变的下去，杜月笙的一生就可能和老实本分的王国生类似，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也去盘下某个货行作作小老板，当然他的生活并不是这样延续下去的。关于他离开潘源盛有很多种说法。
属于野史的描述是，他决心要赚笔大钱，学着别人要外地捞金，然后去了青岛，在那里他当了回小白脸，拐走了掌柜的七姨太，带上了她的细软回上海正式加入了青帮。
戏剧化的看法是，他在某日在水果摊上招呼买主，被一群小流氓敲诈殴打，正好碰上个青帮里面的大哥级人物，那位大哥只亮了亮身份，小流氓们就猫见耗子般四散，从与那位大哥的叫谈，他对于青帮的仰慕无一复加，立志要成为想大哥一样的帮派头面人物，所以他离开了水果行，加入了黑帮。
而我认为更加象一个人的生存思考方式的历史应该是这样描述的，杜月笙的确想过王国生一样的小康日子。王国生虽然是黄金荣的学生子，可他不过是为了找个靠山，免得遭到地痞流氓们吸人血般的敲诈，黄金荣是当时法租界的华人捕头，相当与香港六十年代赫赫有名的华人总探长雷诺，为人极为贪婪钱财，只要每年给他固定的费用，都可以成为他的门徒，而他就成了门徒们的保护扇。据说他自己根本没有正式参加过青帮的入会仪式，当时青帮为了巩固自己在上海的地位，等于是给他了个帮会中的地位，黄金荣说穿了是个爱财如命的人，他的为人江湖义气少了许多，一切都和金钱挂口，所以当蒋介石在上海做股票的时候，也投靠了他门下，王国生除了按时交纳黄金荣作为弟子的费用外，并没有真正进入过青帮。
杜月笙有了一笔小积蓄后，也动了想作小老板的心思，便向王国生说出了单干的念头，王也没有反对的意思，杜便有了自己的水果摊，他作生意比较诚实，那应该从王身上学到的，就是从来不把烂水果以次充好卖给顾客，可是他毕竟是小本买卖，追求质量却没有达到一个获利的数量级，再加上自己好赌的习惯又没根除，还要偶而接济下比他更穷的小兄弟们，很快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这时，他想起了王国生投靠的人，便自然而然地想办法加入青帮，他的目的无非只有一个，想要继续在上海生存下去，肯定不会象很多历史小说中描写人物时常用的洞悉天下，胸怀大志的那种神人，他就是要能够吃饱饭。
即使在杜月笙发达之后，他似乎还记得当初想做个水果行小老板的美好梦想，特地定作了一把水果型手枪，枪中只有一颗子弹，他随时让这把水果手枪留在身边，一旦遭遇不测，他就会用这把枪使自己和最初的梦想一起消亡。
枪中如果只有一颗子弹，那一定是留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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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命运的不可逆转
只看过几天书的杜月笙终于放弃了要成为水果行小老板的念头，青帮的大门就打开在他面前，如果他当初选择不进入这个大门，他的命运会如何？这个结论没有人能够下，他走进了青帮的大门，带着许多似乎能够成立的理由，头上是中国历史最糟糕的年代，脚下是法租界灼热的土地。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天和地。控制上海的命脉，就要控制上海的码头，即使这话放到今天也是成立的，毕竟远洋运输还是最大的商品流通方式，1843年，一个叫巴富尔的英国人成为了该国在上海的第一任领事。这位上尉外交官把自己的首要工作选择在找一块军事要枢上，巴富尔在看过外滩以后赤裸裸地说：“这一圈东西南北的水上屏障，正可以发展英国侨民的独立势力，用英国的武力保护这块“飞地”。黄浦江边，我们的海军可以停泊。在这些战舰上，我们可以看到，必要时感到，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政策是通过掌握这些大河，逼迫中国政府提供公正和适当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商务关系中的安定”。
其实巴富尔老兄也没什么高明之处，他的那些已经成为上校、将军的上级们在印度早已经有了先例，他们几乎在印度所有的海港城市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加尔各答，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中心，这种卡着你的喉咙，让你给他们输血的作法，是中国经济当时彻底崩溃的最主要原因。
巴富尔以给英国人在上海找个居住地为理由，和当时的清朝宫慕久道台大人一番周旋，终于以1200文每亩的“优惠”价格圈走了外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块租界。按照顺治四年规定的兑换比例，“每十文，准银一分”，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反正换算出来，就等于白送给英国人，这就是当时中国最有升值潜力的土地，而就在三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赔了他们2100万银元，你说这样的朝廷，能不让洪秀权在同一年建立拜上帝教，最后演变成太平天国吗，一个字，活该。
英国人在上海站住了脚，最着急的当然是法国人，1848年，法国开始二次革命，马上巴黎工人六月起义，自己国家的###，当然忙着解决经济问题，同年法国领事敏体尼向上海道台提出开辟居留地的要求，第二年就建立了上海当时最大的租界法租界，清同治三年法国商人在洋泾浜外滩至新开河之间造了一座法兰西火轮船公司码头，就这样上海另一块重要的码头十六铺就在法国人的手里了。
老外们在中国建立租界，马上就感到人手不够，码头人头混杂，流氓势力众多。于是法国人在原来的巡捕房中开始找一些中国人当巡捕，这样可以以华治华，法国人就成为了租界生物链的最上层，为了更保险，有意无意地还扶持了一些帮派的崛起，青帮就是这个时候登上了上海的舞台，与其让各个小流氓团伙打打杀杀，还不如护持起一个听话的，更好控制，所以以黄金荣为代表的华捕们和青帮成为了法租界维持“秩序”的主要力量，他们其实就代表了一种权力和垄断地位。
别说在十六铺混日子的杜月笙要找生活，在那里做生意的小老板哪个不是干脆入了青帮做小弟求保护，小杜转悠了半天，终于认识了一个在青帮里有个字号的“通字辈”小头目陈世昌，这个青帮里基层骨干其实也没有多大本事，就是到处找些小弟，从他们手上抽点头而已。
要说杜月笙，还的确有些资本。天生一副精干聪明人的长相，很讨人喜欢。陈世昌觉得这个小弟未来一定能给自己多捞点油水，在一次招募弟子的机会中，把他拉进了伙。
当时青帮招募弟子的仪式大概如下：
第一步报名号，在开香堂仪式中，任何人都不能答错一个字。小弟们要进入，还要找一个推荐人，他会在仪式前问你的名号，杜月笙便说：“我是杜月笙，特来赶香堂。”
第二步开门问“此地抱香而上，你可有三帮九代？”
“有！”
“你带钱来了吗？”
“129文，内有一文小钱。”
这些问题答对了，青帮的庙门算给你打开了，进了这个门，就能见到陈世昌和更高辈份的一些人。
第三步净身，从本命师起，按着辈分次序，一一净手。净手代表淋浴，算是从此换了个人生吧。
然后把预先准备的拜师帖和红包呈递上去。
陈世昌收齐了拜帖，要威严地喊了一声：“小师傅们受礼！”然后讲起青帮帮规及帮内各种切口、暗号、动作、手势……。
就这样杜月笙成为了青帮悟字辈的新人。
在租界内，杜月笙必须面对的是这两个部门：工部局和公董会。
上海工部局成立于1854年，相当于租界内最高的行政机关，部局的总管就是市政府的首脑，即市长，董事就相当分管的副市长。英法美可以雇佣武装巡捕，也就是培养自己的武装，就是这个工部局做的好事情。
工部局做得比较经典的事情，就是当上海第一次出现了汽车后，那些自己没见过汽车的老外在工部局开了好几天的会，终于做出了个“伟大”的决定，把汽车编入马车的牌照号码。后来上海汽车市场和欧洲大城市一样火暴，干脆就开始收牌照费了，还有每个季度还要出公路保养费。规定自备车季捐费5两，出差车季捐15两。出差车大概就是和公务用车一样性质的吧，好的牌照当时需要二三十两黄金才能拍到，当时一年上海要拍出600张牌照，算是汽车消费大市场了，反正在工部局的“领导”下，中国人在租界享受外国人的待遇，比如房子，1854年，工部局规定，自己的人在上海买房子，要交房捐，也就是买房税，占总房价的4％，而我们中国人要交8％。
讲到车子，当时工部局引进了德国外号“亨斯美”的豪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亨斯美马车”者不足10人，中国人拥有第一辆这样的马车是申报的老板史量才，拿了几十万辆银子从德国人那里高价买过来的。有这辆马车的人，被当时的上海老百姓称作为“大亨”，大亨这个名词也由此而来，杜月笙要成为大亨要整整二十多年后了。
这个工部局干得最让人气愤的事情，就是中日开战以后，他们竟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宣布中立，真把自己当主人了。
公董局完全是法国人的发明，法国人要在自己的租界范围建立自己的小王国，1863年干脆就在法租界里建立了公董局，执行董事就等于是法租界最高的行政长官，公董局很快就有了华人董事，靠打架出名的张啸林和靠鸦片起家的杜月笙后来都当了几年的公董局华人董事，而黄金荣又是公董局的执法机关巡捕房的华人总探长，你说这个格局，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过吗。
公董局在自己的租界范围建立了个小法国，规定在霞飞路也就是现在淮海路上经营的商店必须用彩色玻璃装饰，大家在法国梧桐的包围下，走在淮海路上，到今天是不是还有些法国的异国情调，这真不知道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公董局做过一件记载到中国历史史册的事情，就是四明公所事件，四明公所是在上海发展的宁波人的会馆兼公坟，宁波人一直是上海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上海第一辆汽车牌照也是宁波商人给拍下的，终于是给中国了争了面子，不过因为老外眼红要雇佣黑帮抢车子，所以上海01号车其实一直被放在车库里，其实到现在陈天桥等人都还是宁波人。
1847年；上海的四明公所被划入法租界。当然这是没有经过当时清朝政府允许的情况。，法租界公董局认为四明公所向不纳税，有损其权利，并认为公所附近的殡舍义冢有碍卫生，是“传染疾病的巢 穴”，欲清除这些坟墓。其实这些无非都是借口，就是看中了四明公所的地，想办法要抢过来。
1873年，法租界公董局以辟宁波路（今淮海东路）、西贡路（丹阳路）为由，要求四明公所迁让义冢地13尺。四明公所向公董局几经 交涉，1974年5月2日；公董局总董瓦赞声称：“公董局既是此路正当主人翁，自然不肯变更既定路线。董事会现已不求移迁坟地；但欲掘出尸骨。”
法租界当局的横蛮态度激怒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