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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陈小达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1960年自杀身亡。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本书为了前后文统一起见，在此处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陈晓农这一名字。
他跟余文菲又离婚，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如今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小弟，后来改为陈晓悌、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
在“文革”中，他与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在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之后，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60年代的大学生。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的。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陈伯达唯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且是中共党员，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晓农从小就生活在陈伯达身边。1965年，陈晓农在北京念完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完全有可能考入大学。他想报考大学文科，父亲陈伯达劝他别读文科。就在这时，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陈晓农决定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陈伯达积极支持儿子的决定。
陈晓农就这样决定走上山下乡之路。
当时，内蒙得知陈伯达之子要上山下乡，马上指名要陈晓农。这样，陈晓农前往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务农（有些书刊误传为去“北大荒”）。
陈晓农在内蒙古农村的“广阔天地”经受了锻炼。在内蒙两年后，陈晓农调到了石家庄工作。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本人是愿意的。
但是，母亲余文菲在石家庄，已经年迈体弱，也需要他的照料。余文菲通情达理。尽管她与陈伯达早在1948年已经离婚，她又是那么的需要陈晓农的照料，她还是赞同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对母亲的感情也很深。他在石家庄，托人照料母亲，安排好母亲的晚年生活，这才在1981年底与妻子、幼儿一起迁来北京，与父亲陈伯达住在一起。
第七章 访问陈家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
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的大，又特别的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他的视力不错，听力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的儿子给他买书。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中1／3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的藏书，但是，迟迟未能发还。在1981年11月16日，有关部门曾发还陈伯达一些被褥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陈伯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书，结果只找到几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语录》！直至1995年，有关部门请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之后，这才发还陈伯达的藏书，这时陈伯达去世已经6年！即便是发还的藏书，也只找到一小部分，不过1270册而已！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即便《西游记》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新版本。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
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管著文。虽然正在服刑期间的他，无法发表他的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诸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题目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1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划划，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绿格400字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写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文锋，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80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颇有见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讨，加以评论。
陈伯达的近作，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从他众多的手稿中选出两篇比较短小的，一篇是《求知难》，一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第八章 周扬关心陈伯达
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
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剧作家、作家沙叶新，曾对《读书》杂志有一句幽默而精辟的评价：“书可以不读，《读书》不可不读。”
须知，当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的陈伯达，尚在服刑期间。
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怎么可能公开发表文章呢？
其实，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
既然《求知难》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读书》杂志投稿，《读书》杂志怎么会发表他的文章呢？
在《陈伯达传》初版中，没有涉及幕后深层次的这一问题……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氏，比陈伯达小四岁。解放前，周扬在上海从事文学界党的地下工作，而陈伯达则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过，当周扬与鲁迅之间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陈伯达曾发表文章，主张“休战”。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解放后，周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陈伯达虽然不算是他的“顶头上司”，职务却总是高于周扬。他们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邻居。不过，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来往并不多。
其中，他们在工作上的一次交往，是在“四清”运动的时候。那时，毛泽东已经对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很不满意，所以毛泽东在跟陈伯达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周扬，希望周扬能够“下去”———也就是下乡。由于毛泽东是跟陈伯达谈的，所以陈伯达也就对周扬下乡一事给予关心。
“文革”一开始，周扬作为“四条汉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轰。陈伯达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也曾抨击过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处于一生的巅峰。在1970年8月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到批判，从此下台。不久，也身陷囹圄，与周扬一样。
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周扬复出，重新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陈伯达呢，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平心而论，周扬在“文革”前，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中国文艺界曾推行“左”的路线。不论是“反胡风”、“反右派”，还是批判“丁、陈反革命集团”（注：“丁”，即丁玲；“陈”，即陈企霞）……复出后的周扬，却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周扬大声疾呼，冲锋陷阵，敢说敢为。周扬还真心实意地向当年受到他的错误批判的文艺界人士道歉，从此深得文艺界的拥戴。
陈伯达并非当年受到周扬错误批判的人，而是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严重罪行的人，周扬怎么关心起陈伯达来呢？
迟暮的周扬，十分求实。他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决定与陈伯达一晤—
——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在周扬看来，即便像陈伯达这样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在他作出悔悟之后，也值得关心。
面对周扬的主动约晤，陈伯达当即答应了。在陈伯达的迟暮之年，还没有一个像周扬这样高级别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动约晤他。
翌日上午，陈伯达把希望与周扬晤谈的请求告知住在隔壁的公安人员。陈伯达的要求，迅速得到答复：当天下午，公安人员便通知陈伯达，经过请示有关部门，同意他与周扬会晤。
由于周扬前往陈伯达住处看望，诸多不便。于是，请公安部门派人陪送陈伯达前往北京西单绒线胡同附近安儿胡同周扬家中晤谈，时间定在当天晚上7时。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记得，那天傍晚6时20分，公安部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和一辆轿车，前来接陈伯达。陈晓农想陪父亲一道去，公安人员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来，估计见面之后，谈一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时15分，陈伯达才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回到家中。原来，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谈得非常融洽，话就多了，竟然谈了4个小时！
据陈晓农回忆，那天夜里陈伯达回来时，显得有些兴奋，但是也已经有点疲惫。陈伯达只是简单地跟儿子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上床休息了。
翌日早上，陈伯达起床比平常晚。起床后，陈伯达详细地向儿子讲述了昨晚的情况。陈晓农意识到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晤，随即作了笔记。
据陈伯达说，周扬所住，是黄炎培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谈话在会客室里进行。
公安人员在另一处休息，并不参加他们的谈话。除了周扬之外，还有周扬夫人苏灵扬、周扬秘书一起参加谈话。以下是陈晓农当时所记陈伯达回忆与周扬谈话的部分内容：
周扬：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就不会那样了。《红楼梦》里说：
“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没有能及时退身，地位到了那样高，打倒陶铸后，又位居第四。
陈伯达：但实际上并不由自己。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引者注：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 ※ ※
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
周扬：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