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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1967年10月阎红彦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揭发邓小平，阎红彦却站出来为邓小平说话。
于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阎红彦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 ※ ※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回到云南，阎红彦便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
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小麦峪。
小麦峪离昆明大约20里，那里山势险峻，是一个秘密的军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一听电话，啊，来头不小：“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电话。
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听说陈伯达来长途电话，不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问他接不接电话？
“把电话接过来！”阎红彦翻身下床，拿起了电话耳机。
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听不懂。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任“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激动地大声道：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阎红彦无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间里，对云南省长周兴诉说了刚才陈伯达打来的电话。
“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气呼呼地对周兴说。
“到天亮再说吧。”周兴劝慰他。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当时，周兴未听出他话中的特殊含义。
清晨4点多，小麦峪响起汽车轰鸣声。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从昆明赶来捉拿。
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
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是笔者北大校友。1991年4月，他从北京给笔者来信说：“后来，在1967年3月反击‘二月逆流’中，陈伯达曾在两次重要会议上谈到阎红彦之死（可惜这些材料因我当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记得他的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人未被敌人的枪所击中，但抵御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说阎红彦害怕群众。另外，就是表白他与阎红彦过去并无多少来往，等等。”直到漫漫长夜过去，阎红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第三十九章 支持上海“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铸。就在这一天，“中央文革”的两位大员———张春桥和姚文元，以“调研员”的身份，飞往上海。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宣告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声；1月8日清晨，阎红彦在昆明饮恨离世。当晚，毛泽东召集陈伯达等开会，毛泽东说了那番批评陶铸的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1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明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还口授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由王力当场笔录，交毛泽东阅定。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编者按，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后，再度肯定。毛泽东嘱令陈伯达起草贺电。陈伯达和唐平铸、胡痴一起起草。当时，唐平铸是《人民日报》总编，胡痴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唐平铸、胡痴写出了贺电，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据陈伯达回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起初，毛泽东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意见：“署名加上‘中央文革’。”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这份贺电，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进喜，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谁反对陈伯达，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对中央，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事不管、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逊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铸、胡痴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一个吴冷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委，实际上是总编。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关锋插话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陈伯达通过王力、关锋这两员干将，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第四十章 阻拦调查康生
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发出轰动全城的新闻：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诈阴险，自从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以来，招摇过市，气焰逼人。终于，人们对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发了。
北京冒出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写大字报，印传单，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报突然在清华大学贴出来，痛快淋漓地大骂康生。人们争相传抄，消息不胫而走。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煸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大字报文笔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细。奇怪，在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之中，怎么会有这等舌如剑、笔似刀的作者？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党校里贴出的一张《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康生深知这把火倘若不及早扑灭，很快就会酿成燎原之势。因为对于他的积恨，早已像干柴一样堆满大地。
虽然康生也手握大权，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扑灭”显然不便，说不定会惹起更大风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乡，何况江青进入延安时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给江青挂了电话。
江青一口答应，为他“扑火”。这倒并不是为了感谢他过去的帮助，她在需要抛出谁的时候，从不手软的。她需要这位“顾问”，康生善于给她出点子。
为了“扑火”，最合适的“消防队”，莫过于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由他出面保“顾问”，当然最为恰当。
陈伯达跟康生之间，有过一次次明争暗斗，但毕竟是一伙。陈伯达暗地里曾为康生遭炮打而欢欣，可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给清华大学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电话。电话记录迅速被印成传单，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当时的传单原文：
陈伯达同志与蒯大富同志通电话记录
第一次通话：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
陈伯达同志：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清华“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
（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央信任的。（原注：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
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第二次通话：同日凌晨3时35分。
关锋同志：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公布人蒯大富借助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借助于蒯大富作为“喇叭”，随着传单的广为散发，四处贴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扑灭了……
陈伯达保了康生，康生惊魂甫定之后，并不感激“伯达同志”。这两位“大秀才”依然在权力分配上明争暗斗着，却又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通力合作着。
第四十一章 鼓吹“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
※ ※ ※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黄浦江畔冒出了一个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了百万群众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内中这样吹嘘着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资派”们夺权。夺权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将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已夸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法国的巴黎公社。
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陈伯达便是一位始作俑者，连毛泽东都说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在“文革”中，陈伯达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荷兰学者雅普·冯·吉内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录》一书（JaapVanGinnekenTHERISEANDFALLOFLINPLAOPenguinBooksLtd1976），专门写了一节《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详细地探索了陈伯达提倡公社的思想历程：
1966年3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巴黎公社诞生95周年。
陈伯达本人研究过外国革命史。后来，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评家集团中年轻的激进作家、记者一起，埋头研究历史上存亡攸关时刻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实例，对它们进行哲学和历史的分析。在《十六条》的第九条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8月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切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当选人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们的监督：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被选举人。”接着，又详细地论述了这种选举制度，但马、恩、列、斯关于1871年经验的消极教训却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与“大民主”的呼吁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几次群众大会上，他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受到“启发”，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权取名为“新上海公社”。
这时，《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据社论的执笔者之一王力回忆，社论是毛泽东要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由王力、关锋执笔，陈伯达主持。王力说，“这篇社论是主席夺权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根据主席历次在常委会上谈话和个别谈话整理的。社论写好后送主席审阅，主席批示：‘写得很好，照发。’”
这篇社论，透露了毛泽东一句甚为重要、未公开发表过的话：
“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 ※ ※
北京闻风而动，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