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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来了。”我爱理不理的算是作了回答。
枣针说：“人家来了，你咋不请她到家里来吃顿饭呢？嗯？”
这是什么意思，我正痛苦着。她却越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她有事没事地与我瞎磕唠，我能理会她已经是非常客气了，现在却又来挑话。想弄啥？还嗯呢？嗯 ；啥？于是我不客气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找不痛快呀？”
咦？怎么这么大的火气？枣针没有想到我会生气，于是，枣针便笑嘻嘻地自找台阶下：“我不是想给你找个空吗？”
我想狠狠骂枣针一顿，可想想没有必要，就白了枣针一眼，做我自己的事去了。
小白鹅走了，我不知怎地又象心里头少了点什么似的。我教宣传队的几个队员打鼓点，也是心不在蔫，所以，打了好几天，几个队员的“得得吭”还是打不齐。杨小建催着额赶快准备演出，迎接上级检查，额心里也发急，就将队员们集中在雉河岸连边的大柳树下进行排练。排练中有一个锣鼓段子，是我编的新词配锣鼓进行演出的。先是出来一排姑娘，再是出来一帮小伙，跟着鼓点进行舞蹈。那锣鼓的节奏是：
得得得得一得得，
吭吭吭吭一吭吭，
得－得－吭，得－得－吭，
得－吭，得－吭，
得吭，得吭一得吭。
接着就念改水改厕的快板词：
彩旗舞，
飘全乡，
改土厕，
奔小康，
文明村镇闪金光、、、、、、
我指导着他们进行排练，由于演员的基础太差，老是演不好。这且不说，两个打锣鼓的更是笨，就这么简单的“得得吭”，十回得有八回要打错，气得我发了火：“你们都是啥脑子？脑壳里进水了还是淌屎了？三岁的孩子都不如！”
这一骂，宣传队员们生气了：“好，俺都是猪脑子狗脑子，俺脑子里进水了，淌屎了，你聪明，你演去吧。”
两个打锣鼓的将锣鼓家什一趵，就要走人。见宣传队员要罢工，我又着了慌，宣传队若是真的散了伙，这下面的麻烦可就大了，说来说去还不是我的责任？人家会怎么说我，你汪有志是不是有本事用不完了？怎么连这点小事也办不好哩？这样一想，我马上又换上笑脸，上前劝解道：“看看，光能吃糖果咋经不住独头蒜呢？我不是想让你俩快点学会吗”
“学快点就学快点，你骂人干什么？”
我脸皮一松，嘴裂成个面瓜：“嘻嘻，我骂人了么？我骂人了么？我啥时学会骂人了？”
“你没骂人说谁脑子里进水了，淌屎了？”
“我，我，我没说你们俩呀。”
“那你说谁？”其他的演员也跟上来起哄。
我慌了手脚，说：“我说我自己还不中吗？我脑子里进水了，我脑子里淌屎了，总可以了吧？你们继续排练吧。”叽。
我窝了一肚子的气，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眼皮也开始打架。家里却没有啥么人，我乏了，歪在软床上打了个呼噜，却被一个孩子的哭声吵醒了。
原来，枣针的小堂妹在我们家住着，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跟着枣针下地干活去了，这时候算是歇晌。我揉了揉眼睛，很不情愿地起来，却见枣针正蹶着屁股正生火做饭，她的堂妹却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解开怀，裸露着两个鼓胀的**来喂那小孩，可小家伙却不愿意吃，在他妈怀里乱哭乱闹。枣针的这位小堂妹虽说与我们也是一个辈的，但年龄与我相差却非常大，她与小勃差不多大，农村姑娘，又没有上成学，刚生了孩子也学着雉北农村老娘们的那一套，敞开怀喂奶。我开始很不习惯。枣针说，这有啥？天底的女人都这样，盖着不盖着，不都是胸前挂两个葫芦？她都这样说，额那小姨子也这样做，我还有啥意见？反正无意中看到了也伤不了我的眼睛，叽，随他去。
我看到了这小家伙这个样子，就很心疼。便来到额的小孩姨身边，对那小家伙说：
“来，让大姨夫来抱。”
我就伸手从小孩姨怀里想把孩子接过来，可那小子正烦着呢。依然乱蹬乱踢地不让。我揉了揉眼，就问额的小孩姨：“这是咋的啦？”
我那小孩姨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就说：“谁知道呢？平时一闹，一吃奶就不闹了。你看，今儿连奶都不肯吃了。”
“那你不能哄哄吗？”
“这不一直在哄吗？可你咋哄他都不吃，我也没有办法。”
我便故意瞪着眼吓唬那小子说：“快吃。再不吃额把你的蛋割了。”
那小子很皮，根本就不怕他额，瞪着大眼瞧着我，反击道：“割你的蛋，割大姨夫的蛋、、、、”弄得我好不尬尴。
这时候，枣针在屋里听到了，一边贴着锅巴子，一边说：“你还是姨夫哩，你就割他的蛋吧！”
听到枣针接腔，我就带着训斥她的口气说：“我哄不好，你当大姨的会哄，你说咋着能哄好这个小捣蛋？”
“哄孩子我就是比你强，光唱唱我都能串出一嘟噜，你来给我烧锅贴饼子，我来哄？”
“去你的吧，你那‘月老娘，八丈高，骑白马，挎大刀’早就老掉牙了，这小子还听你那一套的是？”说着，他就伸手捏了捏小孙子的脸蛋，对那小子说，“是不是？小捣蛋？”
这小子火气没减，却又把目标转向了我，盯着我闹：“你给我唱新的，你给我唱新的！”
我被这小家伙所逼，只好说：“好，姨夫给你编一段新的，可你得吃奶。”
小孙子闹着说：“吃奶，吃奶，你就得给我唱吃奶的歌。”
我被这小子逼得实在是木有办法了，只好说：“好，好，姨夫给你唱的是。”
可是，唱什么呢？我脑子里一时间又是一片空白。
那小子见我半天木有动静，就又在他妈怀里大哭大闹起来。我那小孩姨将奶头送进他的嘴里，他不但不吃，还咬了一口，疼得儿媳朝他屁股上打了几下，这样，那小子就哭得更加厉害了，我那农家小院就闹翻了天。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脑子里一亮，想起了教宣传队员的那些鼓点：“得得得得一得得，吭吭吭吭一吭吭、、、、”再看看小孙子吃奶的这个场面，就有了一串得意的词句，于是，我就哄那小子说：“别哭了，别哭了，开戏开戏，姨夫给你唱新的！”
我这一哄，那小子也就果然不哭了。
这时候，我将我的那只枯瘦的右手，一伸就伸到了我小孩姨的左边的那个又肥又大的**下面，距她的**约一厘米。我的目光也没有落在她的**上，而是把目光的焦点落在了小孙子的脸蛋上。
“得得得得一得得，吭吭吭吭一吭吭、、、、、”这是打鼓的动作。
我嘴里念着，翻上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姆指就朝上打着鼓点，小孩姨的左乳也就被我当成了鼓。小孩姨脸一红，但见我没有一点邪意，况且又是帮自己的忙来哄孩子，而且这个忙帮得还非常的有效果，她也就说不出什么，只好由着我向上弹着她的**。
我弹着额小孩姨的**，很有节奏地打着鼓点，对孙子表演道：
“听姨夫给你唱：得得得得一得得，吭吭吭吭一吭吭，得吭――得吭，得吭――得吭，得吭得吭一得吭！好听不好听？”
这一逗，那小子果然被额逗乐了：“好听，好听，姨夫的‘得得吭’真好听！”
我也乐了，非常有成就感，便全神贯注地打着鼓点哄他，用我自编自演的词句，边弹着小孩姨的**边数板，很有节奏：
“得得吭，得得吭，
奶头甜，奶头香；
吃一口，冒白桨；
你不吃，我吃了呵！”
这一逗，小捣蛋急忙护住他妈妈的右乳，用嘴撮住**，吃了起来。
我正得意，正准备向枣针讨个说法，哪知“叭”地一声，不知什么时候枣针从我背后过来，朝我背上被打了一擀面杖：“老不要脸的东西，啥时候学会跟外甥争奶吃了？想吃，老娘这里有！”
说罢，一掀她一掀褂襟子：露出了一对干瘪的**。
这一擀面杖将我打清醒了，我怎么只顾得哄那小子吃奶，却忘了这是妻妹呢？我们搞艺术的，一投入，脑子都在艺术里，哪想那么多啊。人家说小孩姨的屁股有姐夫的一半，这是提醒人们要注意啊，我怎么可以在那个敏感的地方打鼓点呢？这是罪恶啊？我汪有志真不是个东西啊。其实我心里哪往那些地方想来着？我是一心一意念在那小外甥吃奶上，将其他的都忘了。上天可以作证，我是助人为乐啊，我没有想占我妻妺我小孩姨的便宜啊！
叽，想做好事，却受杖责，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啊。（未完待续。。）
第四十一囧：死要面子活受罪吃亏
ps： ； ；导读：装，是人生的必备本领，但装过了头，吃亏的又是自己。
在我临快退休的时候，雉水县的经济状况一年比一年糟。可县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楼一座又一座，新街开了一条又一条，砂石路改柏油路，柏油路又改水泥路，承包商都到雉水来找生意，开发房地产，修路建桥，盖办豪华办公楼。县里搞，乡镇也学着搞，哪知额们这个穷县根本就木有那么多的钱，都是用银行贷款搞的，政绩工程上去了，额们的工资却发不出来了。
这还不算，在那些年月里，由于我们老想着将经济搞上去，却忽视了思想教育和反腐教育，我们雉水县的官员队伍很快地进行了分化，老老实实干工作的，得不到提拔重用，那些投机钻营、搞花架子、买官卖官的，却象坐火箭一样，升得非常快。县领导班子作风不实，只搞形式主义，虚假工程，却得不到干货，由于财政收入里渗了不少水，县里的可用财力渐渐地捉襟见衬。这时候，县里为了摆脱财力紧张的困境，搞了个财政改革，县乡两级财政分灶吃饭。这样以来，在县里工作的同志工资由县财政发，象额这样的乡政干部的工资就只能在长青镇发了。
我的老战友也老了，他们也不会搞花架子，不会拍马溜须，也是不得志，邓未来和蔡平，一个进了人大，一个进了政协，虽说都挂了个常委的官衔，但却都是只能搞搞调研的闲差。
我们长青镇被杨小建搞得欠债累累，三个月能发一次工资就算是不错的了，机关干部、教师、七站八所，所有吃财政工次的工作人员，没有不骂的。可骂归骂，工作还得照常工作。我倒是不要紧。因为额利用他们搞花架子的时候，抓住了商机，养牛养猪挣了不少钱，不发我工资额也是吃香的喝辢的，何况，欠我的工资总要补给我的，早一天晚一天也木有啥。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我起了个大早，将院子里的落叶清扫一遍，又打了一套太极拳。出了一身热汗，感到通体舒泰。我擦了一下脸，把我精心摆弄的几盆菊花修整了一下，放在葡萄架下的石桌旁，摆成一个梅花的形状。那菊花有黄的白的墨绿的紫红的，新蕊刚出，鲜艳无比，散发着浓浓的药香。我看到这些花儿，那些烦恼和牢骚也暂时忘却在脑后。精神也爽朗起来。我用的紫砂茶壶泡了一壶黄山毛峰，取出额的那本线装本《情史》，有滋有味地阅读着其中的章节，真是觉得这就是人生最舒心的享受。
当我正有滋有味地读着《情史》。忽听得电话铃声响了。我便跑到堂屋的茶几上接过电话，对方传来邓未来的声音，问额工资发到几月份了。这一问，却又将额一个早上的好心情全问跑了。
“还是刚过年的时候发了两个月的工资。收麦的时个候发了一个月的，到现在巳快过国庆节了，还差七个月的工资木有发。我若不是前几年有点老底，又这有几亩地扯捞着，这日子真木法子过的是。”额在电话里向邓未来诉苦道。
邓未来问：“不是说最近县里拔一笔资金专门给你你发工资了吗？”
“谁说的？我咋没听说呢？”我在电话里说。
“你去问问，有，有。”邓未来告诉他这一条很重要的信息。
放下电话，我就联络了汪全，问他可知道补发工资的事，汪全说不知道。汪全是我远门的侄子，在长青镇广播站当站长。于是，我就与汪全约好，准备吃了早饭后到镇里找杨小建问个究竟。
吃了早饭，我和汪全骑着自行车来到镇里，只见镇里正在忙乎着搞接待，说是有几位银行行长要来，镇里的厨师正想办法去弄山芋干面。山芋干面都是农民在计划经济时期吃的主食，如今，农民解决了温饱，谁还再吃那山芋干面呢？可人就是这么怪，吃青菜豆腐时，想着鸡鱼肉蛋；吃上了鸡鱼肉蛋，又想着生猛海鲜；吃上了生猛海鲜，又想着野生动物，吃了野生动物又要吃去吃厌了的杂粮面；如今，种出的菜蔬不吃，却要吃过去饿肚子时才吃的野菜；细米白面不吃，却要吃山芋干面，还沾沾自喜地一个劲儿地夸山芋干面好吃得不得了。人啊，总是与上帝作对，与大自然作对，就不怕上帝惩罚你吗？就不怕大自然报复你吗？叽！
我和汪全来到书记杨小建办公室里的时候，办公室里站着向书记汇报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正说着跑了几个庄子还没有买到山芋干面的事。我进门，还没等我说话，杨小建便劈头就问：“汪老，你能搞到山芋干面吗？”
“能，只要你补我的工资，山芋干面又有何难？”
杨小建眼里一亮，就对办公室主任说：“这不解决了？让汪老帮你弄。”
我说：“杨书记，你能不能想点正事，来了几个银行的，你就象招呼大爷一样，慌得给他们弄山芋干面，一个镇子的教师、干部半年多不发工资了，你就不急的是？”
杨小建一脸地无奈：“我不急，我急得恨不得咬人，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印钞机吗？我是摇钱树吗？我会屙金尿银吗？我若是会屙金尿银，我就蹲在厕所里不出来了。”
一屋子人都笑。
听他这样嘻哩吗哈地对待发工资这样严肃的问题，我却没有笑。还笑呢？这是可以开玩笑的事吗？这事情该笑吗？民生大事，直接关连着那么多人能否糊口，子女学费交得上，老人有病有灾能否看得起医生，你不苦恼还笑，我日他妈的，你还是个**员吗？你还是个领导干部吗？你还是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吗？我眼瞪着他，可心里就这样解恨杀渴地狠狠地骂着他，而在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德高望众的汪老，你一大早就来镇里，到底啥事呀？就是要工资吗？”杨小建依然不把额当回事，嘴列着。心不在焉。
我单刀直入地问：“县里给咱拔的一笔发工资的款你弄哪里去了？”
“使了。”
“咋使的？”
“还改水改厕的贷款了。”
我听他这样说，一皱眉头，心里更是气上加气，我们的吃饭的钱竟然被你花在搞花架子工程上了，难道国家的财务制度就可以让你随意地破坏吗？我质问他道：“钱是专款专用的，你咋能这样做？”
“咋不能呢？称盐的钱就不能打油吗？”
面对我的质问，杨小建根本看都不看着我，他腿摇晃着，悠闲自得，我的质问不是武器。只是一只屁向他飞来。他喝一口水，毫不在意地说。
他是领导，又在县领导那儿很红，额呢，只有县里两位贴心的战友，而这两位战友，而现在他们也从实权的位子上退下来了，杨小建更不把额当棵葱了。木有办法，我只好再忍一下。继续问他：
“那打油的钱哩？”
“打油的钱割肉了。”
“那割肉的钱呢？”
“割肉的钱买米了。”
我问一句，杨小建有一百句在那儿等着，说，“你就别问了。问到底，就是没‘发工资’的钱了。”
杨小建的得意和对党纪国法的麻木再次激起了我的愤怒。我“嘿嘿”“嘿嘿”冷笑两声，忽然就用尖利的娘子腔充满了房间：“你这么干，就不怕组织上处分你？”
我愤怒了杨小建却不愤怒。依然笑吃吃地脸皮极厚地说：“处分？我买个鏊子没有腿――专（砖）等（蹬）着呢！当这个熊书记，如同丐帮头，早一天下台。早一天解脱。”
经他这一说，我往下没词了，心里也就窝了气，拉着汪全要走。
“哎，汪老你可不能走，你还得给我弄山芋干面呢！”杨小建并不发火，竟然还厚着脸皮向我讨山芋干面粉。
“给你弄个**毛！”我突然冒出了一句粗话。
办公室主任见我真地生了气，忙上来解围：“汪站长，你可把咱杨书记给冤枉了。你不发工资，杨书记不也没发吗？上边拔钱了不错，可还没到咱账户上，就被银行截走了。为了能贷到款，再给咱的教师发两个月的工资，杨书记才又请银行的几位老板来咱镇里考察，这弄山芋干面不也就是为了咱发工资吗？”
原来是这样。可不是呢？我们镇一直在银行借钱，借了还，还了借，借的多，还的少，所以，银行本来是孙子的，现在倒是变成爷了。这个杨小建，你咋不向额解释清楚呢？你说明白了，别绕那么多圈子，我还能向你发火吗？叽。
于是，我这才回过头，朝杨小建肩上拍了一下：“你这个小杨，行啊，年纪不大，心里的窟窿眼子倒是不少。不就是山芋干面吗？走，派个人上我家弄去。”
我和汪全出了杨小建的办室，汪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