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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了小孔的塑料袋，袋中装有稀释的沙林，一种致命的神经药剂。毒气杀死了12人，5000多人受伤。一个多月后，4月19日，有400多名横滨的地铁乘客被送往本地医院，他们眼睛发炎，头晕，呼吸有障碍。7月，警方在东京地铁里发现两枚毒气弹。一枚含有一个定时器和几袋氰化钠和硫酸，两者混合后可产生致命的氰化气体。
一个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古怪的准佛教组织被指控应为3月20日和4月19日的袭击事件负责。1987年成立奥姆真理教的胜田旭原是一个狂热的希特勒崇拜者，预言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将会发生，包括洪水、食物短缺、经济崩溃、陌生疾病的流行，最后则是一场核战争。对事件调查显示，该组织十分合法地拥有成吨用于生产神经性毒气沙林的材料。奥姆真理教把毒气生产厂藏匿在一座女神殿中，调查者们发现里面完全是一座生物武器实验室，配备有一台孵化器，一架电子显微镜，用于发酵和繁育微生物的培养基以及培养出的致命的肉毒毒素。很显然，除了制造毒气弹外，奥姆真理教还在计划更具毁灭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有一次电视报导称奥姆教一行人于1994年12月曾访问过扎伊尔，奥姆教的文献显示出对埃博拉病毒的强烈兴趣。
事实上恐怖分子并不是第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在一篇题为《生物武器：贫困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文章中，美国空军中将特里·梅耶写道：
1984年，法国当局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显示了今日世界是多么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的生物战威胁。巴黎警方袭击了一处疑为德国红色武装宗派的隐藏地。经搜查发现的档案显露出该组织拥有极为丰富的致命生物药剂知识。当警察搜查到浴室时，他们发现了一个装满长颈瓶的浴缸，结果发现瓶中充满了梭菌，它们可以产生肉毒杆菌毒素，那是人类所知的最危险的生物毒素之一。
正如前面所说，大规模杀伤武器令人不安的是它制造上的简单易行。1988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约翰逊医生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这一点：“人们只需要几个月，最多几年，便能捕获由空气传播的烈性病毒基因，使它们引发流感、埃博拉热、拉沙热等等你能想到或根本意想不到的疾病。任何一个拥有几千美元设备和大学程度的生物学知识的疯子，都能成批地生产病毒，就像在公园散步一样轻松。”
“官方恐怖主义”
如果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横滨放毒是“民间行为”而可以受到激烈的批评和追究的话，一些带有国家意志的行为则让人们无可奈何。
在明尼阿波利斯，居民们居然接受了美国军方难以置信的试验借口——他们告诉居民，散播一种无害的烟雾是为了试验一下城市是否能躲过雷达制导导弹。早在1966年，一种引发炭疽病的牙孢杆菌被释放到纽约市的地铁中，以确定城市多么易受攻击。结果显示，即使只在一个地铁站释放，整个地铁也会受到感染：火车在隧道中行驶时就像活塞一样，把污染的空气从一个站推到另一个站。在更早的1955年的一些实验中，中央情报局沿佛罗里达海湾沿岸地区，释放了可以引起百日咳的博德特氏菌。结果当年的百日咳发病人数增加3倍，感染者从339人升至1080人，死亡人数从1954年的1人增加到1955年的12人。
1934年英国也开始了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储备疫苗，以应付可能对英国进行的大规模以空气传播的细菌战的进攻。1942年英国决定在德国人的牲畜群中释放炭疽病，以回应此类生物战，为此目的生产了5000枚含有炭疽病菌的牛爱吃的燕麦饼。各种大小的炭疽炸弹也试制出来，大部分是在尽人皆知的苏格兰格林纳德岛生产的。这些实验揭示了生物战多么容易给侵略者招致相反的后果，该岛的土壤充满了炭疽孢子，直到1987年才被认为基本安全。1948年在安提瓜海岸附近进行的实验中，一艘皇家海军战舰拖着一只装满动物，释放有细菌和病毒的船行驶，岸上有许多人感染。1952年，波特敦科学家们在威尔特郡的索尔兹伯里市上空播撒了烟雾，以校准在集结区域毒云的“运行”，结果是“建筑物内部吸收的剂量与外面大致一样，房屋几乎没有起到防护作用”。一些批评家质疑那烟雾到底是什么物质。在其他实验中，一种无害的大肠埃希氏菌，以干草为生的一种杆菌以及在旧金山喷洒过的沙雷氏菌被释放到公共场所。一次是在伦敦中心释放到泰晤士河中，另一次是喷洒在多塞特郡的莱姆湾。1963年，在伦敦地铁释放了“无害”的细菌，和196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纽约地铁进行的实验类似。
1952年中的“大锅行动”差点引发一场灾难。在离苏格兰西岸半公里处的海上，进行了腺鼠疫和波状热药剂实验。这些病菌从一只船上向另一只船上的猴子喷洒，就在那时，400吨的拖网渔船卡瑞拉号出发去冰岛海域，绕过一个海角径直闯入了病原体覆盖区域。一艘皇家海军驱逐舰载上疫苗和治疗药剂从基地出发，尾随着卡瑞拉号航行了650公里，偷听它的无线电信号，以防不测。很幸运，渔夫们逃过了感染。
美国和英国这样经济和军事都很发达的国家几十年以来不断地从事各种生物武器实验，也似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城市在生物战的攻击下是多么脆弱。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释放了各种各样的模拟生物药剂，这些城市包括明尼阿波利斯人圣路易斯人华盛顿特区，一方面为了研究如何检测这些药剂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了解这些“活的”药剂有怎样的效力。在1950年9月26日和27日的一次最大实验中，美军在旧金山沿岸的一条船上喷洒沙雷氏菌。这种菌一旦在培养基上生长起来，会形成红色和粉红色的色素沉积，很容易由此辨认出它的扩散，在一个地点，这种细菌以每分钟5000粒的速度从海上向岸上释放。
军方坚持认为这种菌是无害的。但9月29日，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医院开始出现沙雷氏菌感染的病人。一个叫爱德华·J·内文的人死去。死因保守着秘密，被简单描述成“医生的一个不解之谜”。可是有资料透露实验表明目标区域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感染。近年来，在此领域中活跃着一大批专业实验室和顾问公司。它们的成就包括定做疫苗，培养治疗儿童侏儒症的激素，能抵御除草剂、昆虫与病毒的作物，动物感染屏蔽系统及动物生长激素。这些都是“炸弹”。
引言
就其特征和后果来说，爱滋病可谓当今世界最大的瘟疫；进一步比较，爱滋病是更悲惨的瘟疫世界。在平常意义上，至少瘟疫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而在爱滋病瘟疫中处处都是倾斜的天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同在发达国家，患者的境遇与他的阶层、种族密切相关。目前，吸毒是爱滋病最大的造孽者，其次是采血和滥性，母婴传播造成的大量爱滋病儿童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严重隐患。由于歧视带来的爱滋病人群的高自杀率和他们应得的社会关怀是世界各国不能不正视的新课题。
全球化的瘟疫
引言：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到1998年底，全世界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已增至3340万，比上一年增加了10％。虽然病毒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严重的疾病或死亡，但它已夺去了1400万名成人和儿童的生命。据不完全估计，1998年全世界共有250万人死于爱滋病，是爱滋病流行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解决了爱滋病流行的问题，与此相反，各国每年都有新的感染者报告。在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流行失控的局面。怎样推测在未来十年感染者的数量？取决于你乐观与否。如果每一个爱滋病毒携带者每年感染一个人，被感染者每年再去感染一个（这种预测方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如此下去，那么1998年的3340万例爱滋病将在2010年发展成令人恐怖的亿，或者说近乎世界总人口的36％其中1／5的人将患有发展充分的爱滋病。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
爱滋病是世界性瘟疫，根据其传播程度与传播方式，全世界大致有三种流行模式。
第一类地区：以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主，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西欧各国。高发人群以同性恋、双性恋及城市静脉注射吸毒者，男女之比为：1，由于女性感染者较少，母婴垂直传染者不常见。
第二类地区：多见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中非、东非和南非部分地区、墨西哥、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高发人群以异性恋和母婴传播为主。异性恋中以妓女卖淫传播占大部分，男女之比接近。
第三类地区：东欧、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病例较少，HIV传入这些国家较迟，在1980年代中期，HIV感染者一般多为国外有不洁性交史者及血友病病人，但近来由于异性恋卖淫及静脉注射吸毒而致感染的例数不断增加。
爱滋病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WHO解释道：
“HIV／AIDS（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传染病的严重性不能仅由感染或患病人数来衡量。因为HIV是通过性传播的，它主要攻击成人和中青年人。这些人正是社会赖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人口。这些男女也是家庭的中坚，一旦他们死于爱滋病，他们年迈的亲属便会失去倚靠，他们的孩子便会沦为孤儿。他们种庄稼、在矿上和工厂工作、管理学校和医院，甚至掌管国家。……所以，一个人得了爱滋病，更多的人便会受HIV和爱滋病的影响；儿童的生存将无比艰难。在尚未工业化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爱滋病将威胁国家的发展。”
爱滋病威胁着这整个社会，正如前面WHO的陈述所暗示的，至今为止，爱滋病攻击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结构。1996年中，96613名拉丁美洲人感染HIV。同时，189004例黑人感染者几乎囊括了所有HIV感染的35％，接近美国黑人占总人口比例（12％）的三倍。已在承受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压力的美国人，也面临着新的威胁。
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逃避爱滋病的追踪，无论在大城市的豪宅还是他们感到多么隔绝的乡间隐居之所。他们也许会避开疾病，但绝对逃脱不掉它的后果，无论那些实际受苦和死去的人多么遥远和无形。
120万少年患者：未来的隐患
很多人都知道，爱滋病与性有直接关系，如果说许多成年患者因为不良的性接触引起爱滋病是一种悲剧，更可悲的却不是他们，爱滋病真正的悲剧角色是那些无辜的患者。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在1998年，每分钟有11个男性、妇女和儿童被感染，即一年中约有600万人新感染爱滋病病毒。其中，有10％的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从而使目前存活的爱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增至120万。
这些儿童大多数是在母亲怀孕、生产或哺乳时从母亲那里感染的。尽管人们“发明”了通过给孕妇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或者通过代乳品喂养婴儿来减少爱滋病的母婴传播，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之举。更重要的是要有效阻止年轻妇女的初次感染。有资料显示，在1997年全世界爱滋病病毒感染的1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妇女占41％，而1998年妇女占43％，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势头。
爱滋病在中国：吸毒感染占七成
近年来，我国爱滋病传播呈快速增长的趋势，2001年报告爱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较2000年增长了58％；据估计，从1985年发现首例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到2001年底，我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累计已达85万人，其中病人数累计达20万人以上，现存活病人80万。另据初步统计，2002年上半年我国报告发现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虽然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估计累计感染总人数已增长到近100万。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感染率而言，我国目前尚处于爱滋病低流行期，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绝对数很大，爱滋病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01年底，包括中国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为120万，其中我国居该地区第1位，同时居亚洲第4位和世界第17位。
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此外，在我国中部一些地区1995年前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了爱滋病的传播。感染者多以村为单位呈高度聚集灶状分布，重点村庄供血浆人员的爱滋病病毒感染率一般为10％ 20％，最高达60％。由于感染的时间和地域比较集中，根据爱滋病的发病规律，这些地区爱滋病集中的发病和死亡高峰正在出现，其中主要是青壮年人。
爱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经血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据分析，目前我国爱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经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经采血（血浆）途径感染人数占。此外，经性接触途径感染人数占，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占，母婴传播为，尚有传播途径不详。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爱滋病防治工作，1996年建立了“国务院防治爱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加强了爱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从2001年起，中央爱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的1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2001年国家投资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投入，新建、改建血站、血库459个，对控制经采供血途径传播爱滋病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国家投资8亿元国债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加强防病的综合能力。国家组织了抗爱滋病病毒药物国产化项目并纳入国家重点技术创新和重点技术改造国债专项资金项目；建立了治疗爱滋病药品进口注册及研制报批快速通道；批准了进口治疗爱滋病药物的免税；加快了药物国产化进程。
近年来我国预防控制爱滋病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我国目前爱滋病传播蔓延的危险因素仍较广泛存在，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在短期内难以根除，农村地区医源性传播也存在隐患，同时由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多，也给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石墙酒吧运动和同性恋的“解放”
在1980年代初，还没有人听说过爱滋病。以前该疾病的名称是GRID，意思是同性恋免疫缺损症，这个名称说出了在美国爱滋病是在男同性恋之中出现的这一隐情。爱滋病最初与男同性恋的关联导致了在理解该病并警示民众方面的障碍。
1969年，美国警察搜查了纽约城的石墙酒吧。这次事件使同性恋者认为只有他们是性自由的牺牲者，这次搜查引发了两天的骚乱，这成了同性恋解放与权利运动的萌芽。他们的行动成了全新的开放的同性恋社区的“广告”，成千上万的年轻男性投奔他们而去。例如旧金山，在1969至1978年间吸引了大约3万名同性恋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又增加了5万人。
每年与数以百计性伴侣的乱交，是同性恋者自由感觉的表现。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典型，在1970年代都是普遍的，它在该人群中所引起的性传播疾病（STDS）的增长每年都在上升。在同性恋引起STDS的增长速度比常人要快12倍。许多疾病在同性恋者中十分猖獗：1980年，美国国家卫生学院（NIH）发现，20％以上的同性恋者感染有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一种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水生微生物，可以导致肠内溃疡，并且能侵入并寄生在肝脏内。虽然幸运的是这些人感染的是产生很少痛苦症状的一种温和的寄生虫。“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只是即将在全世界同性恋中间出现的一系列罕见疾病之一。
在《拯救爱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克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疾病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道工和税务顾问。”卡伦自己计算，在他十年出没于澡堂、迪斯科和其他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他曾有3000多名性伙伴，“我也患有以下的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得过一次：A型肝炎、B型肝炎、非A／非B型肝炎、Ⅰ型和Ⅱ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CMV）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BV）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对于卡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同性恋者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致命的偏见
“告诉我，医生，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
“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不干这种事。但我相信在欧洲他们拍摄女人与狗做爱的电影。”
这段让常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发生在1985年4月亚特兰大，由CDC组织的第一届国际爱滋病会议上。问话的是一名美国记者，答话的是扎伊尔爱滋病专家卡皮塔·比拉·明古兰医生。这样意味深长的对话就是典型的美国非洲式的碰撞。在美国（在欧洲程度要轻些）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爱滋病只限于同性恋，这抑制了研究的进展和疾病危险性的公共教育。在非洲，历来受到西方责备，认为是非洲人“把爱滋病领上了世界舞台”，对于非洲人来说，连年遭受干旱、饥荒、贫困以及许多富裕国家惯常忽略的疾病，而非洲人自己又缺乏资源与之战斗，爱滋病则更是给他们增加了耻辱。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普·莫伊宣称“非洲的爱滋病报告是一种新型的仇恨运动”。早期爱滋病血液测试的一次失误更加激起了非洲人的敏感，那次测试是由西方研究者实施的，它导致了对疾病在非洲大陆严重程度的全面夸大。没有人对错误的发生做出任何道歉。部分是出于骄傲，部分是公开讨论性问题时习惯性的不舒服，部分是为了保护生死攸关的国际贸易关系，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继续默认甚至鼓励在自己的国家忽略爱滋病的存在。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政府对爱滋病的研究也是漫不经心。CDC是一个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