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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细菌超出控制猖獗起来时，我们自夸的“精锐部队”——抗生素，并未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用军事术语来说，它们还导致了大量的“间接损失”——它们残杀了大量的“平民”，那些保持我们正常功能与健康的友好菌群。这种破坏使我们更易受到有害菌的感染。另外，那些细菌“敌人”同样唤起它们巨大的潜能来适应新的环境，它们发展出强大的防御能力卷土重来；我们又研制出新的“魔术弹”来回击，更像滥用一气的炸弹一样，把它们到处发射；细菌再次改变并赶上我们，我们又创造出新的抗生素，而细菌又已改变……如此循环不已。
1981年，在《不死的细菌》一书中，马克·拉普描述了抗生素的发明及其巨大许诺所产生的后果：
“很不幸，我们与自然界玩了一个恶作剧，我们控制住这些化学物，以一种方式使它们更加完美，以致改变了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微生物的结构。我们现在增生了以前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微生物有机体。我们选择了它们。我们发现，在过去微生物导致的人类的疾病只有10％，而现在能导致的疾病已达20％和30％。我们已用抗生素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面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拉普的描述在当时显得有些夸张，现在看来却是恰如其分。今天我们知道拉普是多么正确。如果医学家和医生们当初没有将细菌视为危险的敌人予以根除，而是当成不守规矩、需要细心管理的盟友；也许今天就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对付恐怖的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当然，我们不能使时间逆转。我们毫无选择，只能承认现实，只能继续面对。
我们将抗生素当做医疗武器或“特种部队”的错误见解，并不是导致近几十年我们免疫系统衰弱的惟一原因。工业污染和家庭垃圾也难逃干系，还有饲养不当的动物，因为在许多国家药品已经成为动物的“例行食物”。结论是一样的：作为一种生物，我们现在对于各种疾病的抵御越来越脆弱，尤其是“传统的”流行病，如霍乱、伤寒、炭疽、腺鼠疫和肺炎，它们从藏身之处出现，就像它们往常一样势不可挡。例如，拉丁美洲和印度在1991到1994年之间都爆发了严重的霍乱。
超级病毒惊人的扩散表明，现代交通能在几小时内把一种疾病飞速从印度尼西亚带到印第安那州。这意味着像埃博拉或拉沙热这样不可治愈的可怕的出血热疾病，能自由地在大陆间飞来飞去，侵袭毫无防备的人们。1989年一种埃博拉热病毒到达了美国弗吉尼亚的莱斯顿，距首都华盛顿大约只有10公里。它从菲律宾起飞，取道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极为幸运的是，那埃博拉特殊变种的致命力量被禁锢在携带它的猴子身上：染上此疾的少数几个人在经过充满痛苦的恐怖日子后幸存了下来。
那毕竟是一次意外的幸运。但是这些正在出现的威胁确实会致人死命，这并不只是免疫系统衰弱的问题。这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我们只有两种基本方法防御它们：我们自身结构的弹性和接种疫苗进行预防。还有第三种办法——利用以前受害者的血清。就非洲病毒而言，如果它们中有一个在任何国家爆发成瘟疫，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血清来周转。
更糟的是，对于一些怀有敌意的病毒，我们没有任何固有的内在堡垒，也没有牛痘疫苗，同样也没有确实可行的治疗方法。它绝对清晰地显示出，一种不治之症是如何在免疫系统已被其他感染彻底摧毁的人群中扩散的。它可以寄居在任何个体中，无论这个人多么健康、富有和聪明。
引言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惟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宿主和寄生物之间“危险平衡”的关系一直受到误解，这影响了我们对细菌的态度，这是人类的大错。人类可以从容地对付咆哮怒吼的雄师和虎豹，却奈何不了无声无息的蚊子和跳蚤。任何和我们亲密的动物都可能成为我们致命的杀手。寄生物在人和动物之间的游移以及它独特的潜伏本领让人类痛苦不堪，所谓的抗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自欺欺人。
微生物的功过是非
对所有生物而言，疾病和寄生虫是无所不在的。寄生虫和微生物从某生物体上搜寻食物，对宿主而言，就可能是一场恶性感染或疾病。所有动物都是以其他生物为食物来源，人类也不例外。人类在觅食上的各种招式，充斥着人类的整个文明发展史。我们或许可以把人类看作是“病菌的微寄生”与“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而人类所谓的大型天敌在早期是动物，到后来则是不同族别的人类。
微寄生物，也称为寄生性微生物，指的是微小生物（病、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维生所需的食物来源。有些微寄生物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不是很快地把宿主杀死，便是在宿主体内引发免疫反应，让自己被宿主杀死。偶尔这类致病的生物不知怎地进入一个特殊的宿主体内，使宿主成为带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却不生病。还有一些微寄生虫，有办法和它们的人类宿主达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类感染无疑也会吸走宿主部分的能量，但是它们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宿主的正常功能。
食物与寄生虫之间的相互关系巩固了人类文明史，它也和人体内某种相互关系类似。白血球是人体内预防感染的主要元素，它们能够“分解”掉入侵者，凡是白血球无法消化的外来生物，则转变成寄生物，反过头来消化人体内对它们有营养的东西。同样，取食者将食物所含的细胞及蛋白质分解成小单元，只是为了把它们再合成身体所需的新蛋白质以及新细胞。
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当宿主都是几乎不相接触的独立个体时，微生物或病原体怎样从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呢？
人类宿主和感染源之间的长期互动，在双方历经许多世代或者数量可观的族群之后，会创造出一种能容许双方存活的相互适应模式。某致病生物若是很快地杀死宿主，则会替自己带来危机，因为它必须想办法快速地找到下一个新宿主，原则就是传衍后代。
反过来说，某人如果能彻底抵抗感染，那么原本会存在的寄生物将找不到居所，这么一来，也会给感染生物带来另一种生存危机。事实上，许多与疾病为伴的关系之所以难以持续到现代，就是因为发生上述这些极端的情况。此外，一些恶名昭著的致病生物，现在正面临绝种的危机，这要得益于全球的疫苗普及以及其他的公共卫生设施和措施的改进。
最适合宿主和寄生物共存的状况，通常（但并非必然）是这样子的：两者皆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持续无限期地存活，而且双方的正常活动都不会因为对方而严重受损。这类生物平衡的例子相当多。例如，人类肠道里存在大量的细菌，但却不会引起明显的病征。另外，我们的口腔和皮肤上，也聚集了许多微生物，在正常情况下，它们通常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实质的影响。这类生物当中，有些能帮助消化；有些则被认为能够防止有害生物在我们体内随意繁殖。
险恶的动物世界
人和动物的关系错综复杂，甚至可以说比人和人的关系还要复杂。如今衣冠楚楚的人类本来就是从猿猴演变而来的，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与其他动物形成了一种互相寄生的关系。当人成为人之后，把其他动物分为了两个世界：野生和家养。需要我们高度注意的是，即使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其生息也从来就有人类的参与。
也许是一种因果报应，人如何对待动物，动物就就如何对待人。两个阵营的动物，在人的左右，包围着人类，改变着人类。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所有独特的文明传染病，都是由动物传给人类的。
人畜养的动物和人的关系历来密切，早期的人类畜养动物只是为了获得食物储备，再后来，家养动物中有的分化成了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帮手，当然，到了人类的生产活动不完全倚赖动物之后，有的动物反倒成了人的精神伙伴。关于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和故事，历史和文学都有记载和描写。由于人类和家禽、家畜的接触最密切，目前许多常见的传染病都被发现与某些家禽、家畜疾病有关，这并不令人诧异。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及犬热病有关；天花已经确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动物传染病密切相关；至于流行性感冒，则是因为人猪共通。按照正统教科书的记载，目前人类和家居动物的共通疾病数目如下：
家禽：26种，
鼠：32种，
马：35种，
猪：42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羊：46种，
牛：50种，
狗：65种。
在这个名单中，鼠不是人饲养的，但它的生活离人更近，许多老鼠经常地和人共居一室。鼠也是很特别动物，是现代医学解剖首选的对象，当然这也证明，人类的许多疾病都老鼠有关联。
这些共通疾病的数目有许多重叠，因为除了感染人类之外，同种传染病常常也会感染好几种动物。重叠数量还是能够暗示我们，人类和家居动物间的疾病关系有多么错综复杂。而且它也明白显示出，人与动物的亲密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除了源自家居动物的疾病外，人类也可能因为卷入某些野生动物的疾病循环而致病。比如，源自于穴居啮齿动物的淋巴腺鼠疫、来自猴子和非洲狮蚊的黄热病以及来自蝙蝠的狂犬病等，都是这类更险恶传染病的例子。
家禽、家畜早已是众多有能力一再入侵人体的病毒及细菌的慢性带原者。只要追溯牛、马、羊等动物在野生环境里的天然生活方式，就非常容易理解。这些动物都是群居性的，早在人类狩猎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之前，它们就已大量群居在欧亚大陆的草原上了。建构起由单一物种形成的大族群后，他们恰好提供了细菌及病毒传染病演变成地方性疾病的必须条件，因为只要族群够大，永远不愁没有下一个易感染又能到手的宿主，好让感染链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动物就是这样的族群。
几乎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瘟疫，追根究源都是动物造成的。我们在这里，把瘟疫和动物的关系揭示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人类知道，怎么样的和动物交往的模式对我们的危害最小。
杀不绝的老鼠
如果要问今天对我们人类威胁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答案不是凶猛的狮子或老虎，而是“小不点”老鼠，我们人类同这些小哺乳动物“战斗”目前正陷入僵局。它们和同它们类似的其他生物让我们烦恼，使我们遭受挫折。对于人类来说，小动物比大动物更危险。
尽管一切鼠类都在人类有意识地加以消灭的动物之列，而那些幸存下来的鼠又总能迅速繁殖，及时补上损失，让人毫无办法。动物越小，它们的个体越不重要，但它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命力就越强，对人类的潜在威胁反而更大。
尤其重要的是，巨大的繁殖力会加速进化过程。如果在有一代，大多数的鼠都受到了某种毒药的危害，或者养成了某种危及自身的不良习性，那么肯定也会有一些鼠，由于随机突变的结果，有幸获得了对那种毒药的特殊的抗药性，或者凑巧养成了一种有利于自身的习性，它们的后代多半会继承下它们的抗药性和比较有利的习性。这样一来，人类用来对付那种鼠，企图减少它们的数目的任何一种办法，便都会失去效力。
对于物种的存活具有重大价值的另一个性质是杂食性。有些动物只吃某种食物，例如澳大利亚的树袋熊只吃桉树叶，它们只要呆在桉树上简直就像住在天堂里。可是，单一的食性只能依靠环境的赐予，在不生长桉树的地方，就不会有树袋熊，一旦所有的桉树都消失，树袋熊便会绝迹，连动物园里也见不到踪影。但是，食性杂的动物却比较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它们喜食的食物没有了，也能凑合着吃其他不那么可口的食物存活下来，鼠类就是杂食性动物。我们吃什么，它们也吃什么。因此，我们人类走到哪里，它们也跟到哪里。
在非洲东部地区，对瘟疫具有免疫力的、作为疾病库的野生啮齿类动物是沙鼠和多乳鼠。沙鼠（一种褐色的老鼠）通常每年产仔两窝（总共生产10只幼仔）。沙鼠是一种领地观念非常强烈的动物，为了寻找一块专属领地，一只沙鼠在一个季节当中需要行走4到5公里。这样，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随着沙鼠的数量的增加，由于每一只沙鼠都需找到自己的专属领地，这就导致了携带着瘟疫的沙鼠个体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外扩张。
多乳鼠是一种深棕色的鼠类，其大小与金色大颊鼠差不多，大约每50只聚居在同一块领地上。多乳鼠的妊娠期为23天，每年产仔两窝。在正常情况下，多乳鼠每窝的产仔数为5只，但是，一旦食物充足，这个数字会增加两倍，达到每窝15只。一对多乳鼠在一年当中可产出1000多只幼仔。时至今日，多乳鼠仍是一种主要的非洲瘟疫病菌携带者。
很可能沙鼠和多乳鼠将疾病传染给了更多的多乳鼠，以及一种被叫作“阿尔维坎瑟斯”的类似于鼠的生物。虽然后者对瘟疫并不具备免疫力，但是，在气候适宜的情况下，其繁殖速度甚至超过了多乳鼠。
在天气潮湿的情况下，这种动物的密度可达到每英亩100只，并且，它还能在一年之内生育成千上万只的“儿子”、“孙子”等等。不论是多乳鼠还是“阿尔维坎瑟斯”，部不愿侵入人类的居住地，因此，它们也就不可能与不具备瘟疫免疫力的黑鼠有直接的接触。黑鼠是一种特别喜欢滋扰人类的鼠类，在农场、仓库、房间、农村、城镇、市场、港口以及船只上面，都可以找到它们。
在气候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的数量少于平常情况时，一对黑鼠在一年当中可以生育成千上万只的后代。黑鼠有房鼠、船鼠以及黑鼠之分，它们具有相当的侵略性，而且适应能力非常强，它们几乎可以吃掉任何东西—昆虫、种子、肉类、骨头、水果，甚至是“鼠吃鼠”！
一旦不可计数的饥饿的跳蚤从沙鼠身上跳到多乳鼠身上，再跳到“阿尔维坎瑟斯”身上并进而转移到黑鼠身上，那么，首批人群感染瘟疫将不过是数天甚至是数小时的事情。
接下来，黑鼠戴上了“水手帽”，一个港口接一个港口地逐步使得更多的人群、更多的船只以及更多的老鼠成为了瘟疫的受害者，同时又成为了瘟疫病菌的携带者。
小小跳蚤的魔术
令人类沮丧的是，越小越难对付，比如昆虫。在所有的多细胞生物中，昆虫要算是最成功的了。昆虫寿命极短，繁殖力极强，进化速度惊人。目前已知昆虫的品种有70万种左右，而所有其他的动物，总共才只有20万种。昆虫个体的数目，那更是多得不可思议。在潮湿的土壤中，在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有属于数百种不同品种的昆虫多达亿只。据估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1018只活昆虫，每一个活着的人可以摊上亿只昆虫。我们这个星球上活着的昆虫的总重量比所有其他动物加起来的总重量还要大。
以昆虫为主角的虫灾是人类的重要灾害之一。例如，在印度有一种叫做“红棉虫”的昆虫，它们生长在棉花植株上，每年要毁掉半数的棉花；美国的棉田里也生长有一种棉铃虫，使得美国生产一磅棉花的成本提高了10美分。在美国，昆虫造成的农作物和财产的损失每年几乎达80亿美元；在中国，我们熟悉一种带来灾害的昆虫是蝗虫（蚂蚱），历史上很多次蝗灾给人们造成重大损失。
在所有昆虫中，至多只有3000种要惹出一些麻烦，主要是一些依靠我们生活、吃我们食物和咬坏我们的贵重物品，如苍蝇、跳蚤、虱子、蚂蜂、大黄蜂、象鼻虫、蟑螂、地毯蛀虫、白蚁，等等。当然，其中有些昆虫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麻烦，而可以是灾难，如苍蝇、跳蚤、虱子等等都会引发疾病甚至瘟疫。
虽然在史学考证认为，天气的恶化是6世纪非洲东部地区瘟疫蔓延的原动力，但是，真正的病菌携带者乃是低贱的跳蚤。
作为瘟疫野生库的啮齿类动物对瘟疫具有免疫力，但是寄生在这些动物身上的跳蚤却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跳蚤死于瘟疫。而正是其自身的死亡对它们传播疾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一只跳蚤感染瘟疫之后，它的部分肠道会被繁殖的瘟疫菌和血液凝块组成的混合物所阻塞。这样，这只跳蚤就会感到饥饿，并且变得极其贪婪，它会跳到任何移动着的动物身上去，而根本不管这种动物是否是其正常宿主。当然，由于其肠道被阻塞住了，所以不论这只跳蚤为了寻找血液而跳到何种动物身上，其饥饿状态都是永远不可能有所缓解的，它只会继续觉得饥饿难耐。因此，这只跳蚤只有快速地从一个宿主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吸它们的血，同时在其永远不可能完成的“饥饿之旅”中将瘟疫传播了开来。疾病由此找到了自己的传播途径。
猴子的罪孽
人们对于爱滋病成因历来争执颇多，后来科学家们发现非洲猴携带的病毒与HIV （人体免疫缺损病毒）非常相像。对HIV—2的DNA分析显示，它非常近似于一种猿身上的病毒；而白脸猿的地理分布也与HIV—2的人群分布非常匹配。
至少有三种可能的方法能让猴类病毒跳到我们之中。猴子是许多传统非洲社会的重要食物来源。当人类侵犯它们的林间栖息地时，绿猴独特地改变它们的进食习惯，去垃圾、食品仓库甚至人的住屋里寻找食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小滴几乎肯定无人注意到的猴血，可能会触到人手上因疏忽而致的伤口——于是病毒便跳了过去。也有人类学家报告说，在大裂谷湖区生活的一些人——今天是非洲爱滋病发病率最高的人群——愿意用猴血注射他们的生殖器、大腿和后背，相信这样能增加性快感。另一种可能途径是大量的绿猴交易，主要是用于美国的制药业，在二战之后兴旺起来的这种行业为病毒从动物跳向人类提供了无止境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