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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
在古代瘟疫所及的国家，当政者都会拿出相应的措施。历史学家以弗所得约翰记载的公元6世纪那场瘟疫中，皇帝拿出大量黄金、派专人挖巨大的坟墓掩埋死者尸体，大概算是历史上较早的“政府行为”，虽然掩埋尸体只是善后行为，但是，可以推测，如果尸体不能及时地掩埋，瘟疫将会更加肆虐。在人类历史上历次死亡人数较多的瘟疫中，如何处理死者，都成了考验政府的大难题。
为了阻止鼠疫的蔓延，威尼斯市政当局曾经公布过现今看来也还很实用而有效的种种规定：出现鼠疫的住宅必须关闭，垃圾满地的街道应当扫除干净，鼠疫病人一定要住进指定的住所，只准许在夜间为死者安葬等等。1349年，爱德华三世命令伦敦总督“所有街上的人粪和其他污物必须清理干净。所有恶劣气味必须清除，不至于更多的人死于这些气味。”
在黑死病这样肆虐欧洲的时候，一些国家的政府也采取了许多荒唐绝伦的行动，他们要么宰杀公牛祭祀上帝，要么燃起篝火“净化”空气，要么求助于占星术、炼丹术或巫术，这就是他们对付黑死病的办法。有些国家的政府也颁布了一些可笑的法律，例如不许在庭院里掷骰赌博，醉鬼、乞丐、吉卜赛人和麻风病患者被赶出城镇，尸体搬运工要戴上铃铛，陌生人被无情地抽打，等等。
到了近代或当代，凭借着日益发达的科技，政府在瘟疫中总是有所作为。但是，随着瘟疫与社会稳定的微妙关系日益明晰，政府的态度和反应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组织社会资源应付疫情以及对疫情信息的公开化程度等方面。
冤屈的犹太人
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中，曾有人把流行鼠疫的根源推到社会贫苦阶层和少数民族头上，残废者、异教徒、摩尔人和麻风病人在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至少要受到咒骂和污辱，犹太人受到的迫害就更可怕了。当时流传的谣言说，犹太人在基督教徒饮用的井水中投放了毒物，于是产生了瘟疫。1348年5月普罗封斯的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巴塞尔的犹太人被关进木头房屋里，然后有人点起火来把他们活活烧死，据记载被烧死犹太人有万名。同年11月，德国所有的城市中都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仅在斯特拉斯堡，就有万人被谋杀。在施派尔，当地居民把犹太人的尸体塞入大木桶中，然后再把木桶滚入莱茵河里。数千犹太人在施特拉斯堡死于非命，尽管那时鼠疫还根本未蔓延到那里。法兰德斯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屠杀，在西班牙反犹太人的骚乱也时有发生。
整个犹太民族成了瘟疫的替罪羊，在“黑死病”中有许多民众被指控传播鼠疫并被处死。在历史上记载的“替罪羊”英格兰###官卡迪纳尔·沃尔西，1529年他被指控向国王的耳朵里吹气使亨利八世染上了梅毒，沃尔西因此落得一个反叛的罪名。
到了18世纪，“吸血鬼”取代了神明，成了瘟疫的祸首。1710年瘟疫流行，东普鲁士深受其害，当局为了消除人民的恐惧，说瘟疫的罪魁祸首是吸血鬼，当局采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比如把一座公墓里的坟墓全部打开，看看哪些人的尸体没有腐烂，它就是吸血鬼。
风气：净化和毒化两极
不仅仅在本书中，在其他许多资料中都可以看到在历次瘟疫对社会风气的毒害，犯罪、趁火打劫、纵欲、挥霍在历次瘟疫中都很流行，这也是很不难理解的。反过来说在瘟疫中出现过无数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明白，一种摧毁的力量同时也是构建的力量。
公元542年流行的君士坦丁堡瘟疫，使无数的人一天天在折磨中死去，但据记载，君士坦丁堡人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互爱。无数的“自愿者”组织起来了，他们处理了成千上万腐烂发臭的尸体。许多食物和钱财则以皇帝的名义分发给受害家庭。教堂仍然举行着各种宗教活动。据说，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虔诚。公共娱乐活动从未停止过。来访的其他国家的宗教权威人士也受到空前的热情款待。虽然查士丁尼皇帝已病卧在榻，皇后犹奥多拉仍活跃在社交场合之中。
毫无疑问，542年的君士坦丁堡瘟疫，只是一个样板，是一个在文明时代足以引起我们反省的样板。
引言
毫无疑问，历次瘟疫死难者都值得纪念，几十种、千百场次的瘟疫吞噬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十亿计的生命；更要纪念的是那些在瘟疫中为了同胞的生命而自我牺牲的人，那些为了整个人类能够有效地抗击瘟疫而奉献智慧的人。在这座“纪念碑”中，有发现病原体奥秘的巴斯德，有细菌理论的奠基人柯克，有发明最早的抗生素的弗莱明等等功高盖世的科学家和他们的成果；有为了争取医生在手术前洗手而失去工作的塞米尔维斯，有为了乌干达睡眠病中隔离患者而得罪英国政府的贝尔……
水手威廉·斯普罗特：摇头耸肩的…
1831年10月，在英格兰东北海岸纽卡斯尔附近的桑德兰海港，英国政府下令对所有从俄国来的船只扣押15天进行隔离检疫。顿时，各种传说纷起。人们说，从印度传来了一种神秘的新疾病，得了这种病十分可怕，开始是无情的腹泻，然后是肌肉痉挛，疼痛难忍，干渴万分。还有人说，患上这种病的人，其血液会像沥青一样凝固，身体收缩，全身发紫发冷，然后死去。一个人也许上午还好好的，下午便呜呼哀哉了。
人们的传说并非子虚乌有，在印度发生的霍乱就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虽然桑德兰街头巷尾人们都在传说这种疾已经流行到了本地，但也有人不怎么在意。威廉·斯普罗特是桑德兰的一个船工，在一艘平底运煤船上工作。虽然年龄已经60开外，但身子骨还十分硬朗，他听到这种传说后，只是笑了笑，耸耸肩，没有把它当回事。可是就在此后一星期中，他胃开始不舒服，还常常伴随着腹泻。10月19日，星期三，他病倒了，只好一天没去上班。星期四他愈感不佳，星期五他自己又感觉好多了，晚餐时他高兴地吃了烤奶酪，第二天中午餐时又吃了一块煎羊排，但下午他又感觉病情加重了，腹中一阵痉挛，浑身颤抖，腹泻更加厉害。当地的医生赶来，检查了他的病症：脉搏微弱、四肢发软、皮肤干燥、眼睛下陷、嘴唇发蓝、体形收缩、说话无力、上吐下泻、小腿痉挛、身体虚脱。
几个月来，桑德兰政府一直想否认桑德兰已成为从亚洲传来的霍乱在英国登岸的第一个“滩头堡”这个事实。尽管医生汇报了几例无可辩驳的病例，但政府一直压制着这些消息的发布。斯普罗特的病例再一次证明，霍乱已进入了英国。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他在昏迷状态中死去。他是英国官方确认的第一个死于亚洲霍乱的英国人。在24小时内他的儿子与孙女也病倒，其病症与他完全相同。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可怕的霍乱已开始在英国传播。
斯诺：一个医生的天职
1848—1849年，霍乱在英国第二次爆发，这次霍乱使13万人丧生。虽然当时世界许多国家都经历过霍乱并且经受了重大创伤，但是，对于霍乱的成因并无定论，更多的人包括医生们猜测霍乱是通过污浊的空气或与病人的接触传染的，当时还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瘟疫起源于土壤中一种有毒的“瘴气”。
1849年，英国著名的麻醉专家约翰·斯诺博士发表于关于霍乱传播问题的文章，他认为霍乱并非通过呼吸道传染，而是经过食道传染，病人的粪便中带有病菌，这种病菌一旦进入饮水源中，被他人饮用，病菌就传染给了他人。
虽然当时破烂不堪、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居住环境比比皆是，但人们还是没把这样的情况和霍乱的传播联系起来，斯诺博士的“粪便传播说”在当时是破天荒的。
斯诺的推测来自他的观测。1849年，在伦敦的一次区域性霍乱爆发中，仅10天时间就有500人死亡，斯诺行医的地方恰好就在这个区域中。他在一张地图上把死者的住地和居民取水的井位都标划出来，结果发现，霍乱造成的死亡大都发生在一口人力抽水井的周围。斯诺推测疾病从肠道开始是因为吞下了什么毒素。他在行医过程中发现霍乱病人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变成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被称为“米汤便”，这种米汤便变干以后很难发现，它沾在床单和衣服上，护士或亲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容易弄脏双手，如果不加以冲洗，便会在饮食时将毒物吃下去。斯诺推测的最后一步是，流入布罗德街水泵中的水一定是被一条下水道或一根隐蔽的排水管所污染的。
1854年8月，霍乱再次袭击伦敦，斯诺博士获得了证实自己理论的机会。
在布罗德和剑桥大街的拐角处有个压水泵，周围几百家人都靠这个压水泵获得饮用水。斯诺取了压水泵中的水样，发现水中有病人排泄物中如稻粒样的微小颗粒。他又获得了近几个星期内附近因霍乱而死亡的名单，发现几乎所有死者都曾居住在布罗德大街压水泵的附近。斯诺还发现就在一箭之遥的布罗德大街酿酒厂中没有一个人死于霍乱。他调查了原因，发现那里的工人不是以啤酒当饮料喝，就是从厂中的井里取水。有了这些有力的证据后，斯诺立即说服市政官员从布罗德街角的压水泵上取下压杆，禁止居民从这里汲水。就这样，这一带的霍乱死亡率不断减少。
斯诺在阻止霍乱方面的巨大努力，推动了许多国家对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饮用水卫生状况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变成实际的改善，中间还有一段距离，就拿斯诺行医和研究的布罗德街教区的那个水泵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还是当地居民饮用水的来源，直到1866年霍乱的第四次威胁下才被拆除。那时斯诺已经去世，可以告慰他英灵的是，伦敦的供水已得到极大改善，改用封闭的排水沟向泰晤士河排放污水，这使1868年伦敦的霍乱死亡率远远低于从前。
病原体理论先驱：路易·巴斯德
1865年，路易·巴斯德（1822…1895）作为法国的化学家应邀为侵扰蚕的一种疾病提出治疗方案。巴斯德用显微镜发现，生病的蚕和它们所食的桑叶都被一种微生物所侵扰。这项成功使巴斯德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传染病。在他看来，既然蚕病是由寄生微生物引起的，那么别的疾病也很可能同样如此。这样就产生了“疾病的病原说”。他称之为“病原体”的微生物不为肉眼所见，通过空气、水或直接接触扩散、传播，攻击健康的有机体。巴斯德的洞见被称为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他最直接的一项建议就是医疗器具和绷带应当蒸煮，在入侵者造成损害之前杀灭它们。他这一建议也有历史性的贡献，在我们的记忆里，仅仅在几年以前——说的是医疗上越来越多地应用一次性的小型器具——医生给患者注射用的针头还是用蒸煮的方法消毒，也就是说，巴斯德的这一建议，至少被采用了200多年。
巴斯德一种一种疾病地找到它们各自的病原，然后用加热或者其他办法去减弱这些病原的毒性，最后再把它们用于接种。结果，受过接种的动物或人只有很轻的病状，接种的确产生了抵抗某种严重疾病的免疫力。用这种方法防治的第一种疾病是炭疽热，那是一种摧残着牲畜群的非常厉害的疾病。
以巴斯德的名字命名的有两个：一是巴斯德氏鼠疫杆菌；二是巴黎的巴斯德大学。
罗伯特·柯克：让人们识别细菌
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柯克，是人类历史上对流行病的防治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伟大科学家。他先后发现了霍乱杆菌、炭疽杆菌和结核杆菌，并因为发现炭疽杆菌和结核杆菌，获得19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柯克发现霍乱杆菌是人类认识霍乱的重大转折和突破。
在1880年代的那次霍乱大流行中，柯克于1883…1884年到埃及和印度加尔各答进行霍乱病原学研究，首先发现了霍乱弧菌，初时定名为逗点状弧菌，自此霍乱病原明确，验证有据。柯克先在埃及沿用其老师惯用的显微镜染色检查法查见霍乱病死者的肠道病变组织处有逗点状细菌，同时又用他自己早先创制的培养方法将该菌培养成功。柯克在埃及霍乱病终止流行后，又往印度加尔各答继续研究，又在霍乱病人排泄物及病死者肠道组织中皆查见和分离培养到与在埃及所见的同样细菌，而在因其他疾病死亡的30余例病人体内却查不见该菌，并且发现当霍乱病人在疾病进展期中一般皆可查见此细菌，但待病人痊愈后则此菌即消失。柯克起初定名此菌为逗点状杆菌，因其形似逗点，后改称逗点状弧菌，因实属弧菌，最后称为霍乱弧菌，因此被证实是霍乱病原体。
此后，柯克发明了如何识别细菌，如何在实验室中培养它们，如何依据炭疽、败血症、白喉和霍乱来分离细菌的方法。他甚至研制出了能抑制细菌毒性的抗毒血清。1882年柯克运用先进的细菌学技术分离出了结核杆菌，1884年又分离出了霍乱杆菌。
死于精神病的功臣
1847年，出生于匈牙利的生物学家伊格纳兹·塞米尔维斯注意到，在威尼斯总医院产科病房生产的母亲产褥热死亡率极高在10％到30％之间；而在另一个病房生产的母亲只有3％死于此病，并且产后住院的产妇几乎没有人感染产褥热。在前面一类病房，分娩手术是由经常是解剖完尸体便直接来病房的医学生来进行的；在另一个病房则是由助产士接生。塞米尔维斯推断医学生们将某种毒素从解剖室带入了产房，他坚持要求他们在助产前以含氯的清水净手，于是死亡率降到了仅仅1％，但塞米尔维斯的“认真”和革新激怒了医学界，因为它暗示了医生本可以避免那么多妇女的死亡。而且当时的医生竟以他们的身上带有职业的污物而自豪，认为洗手是受侮辱，他们我行我素，最后仍然是以肮脏的双手进行操作。塞米尔维斯失去了工作，1865年死于精神病。
有幸的是，塞米尔维斯的科学态度和高尚医德还是有了回响。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也在坚持做塞麦尔维斯做过的事情。他以巴斯德的病原体理论作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坚决要求外科医生动手术以前，在一些确信能杀死细菌的化学药品溶液中彻底洗净双手。从1867年开始，也就是塞米尔维斯去世后的两年，“消毒外科手术”就很快得到了普及。
三个男人一台戏：弗莱明、弗洛里…
1920年代，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葡萄球菌被培养皿上的一块霉菌所摧毁。这次偶然事件导致了20年后有奇迹般功效的抗生素类药物的发展以及医疗业的一场革命。
1928年的一天，弗莱明把一些葡萄球菌培养皿放置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的实验室里。而后他注意到在细菌繁殖的营养基上出现了小块的绿色霉菌，而在它们周围那致命的细菌已经消失了。弗莱明好奇地把霉菌分离出来并促使它生长，然后用引起其他疾病的细菌来试验它的效果。它杀死了一些细菌，但并非全部。他将霉菌定名为青霉菌，与腐败面包上生的真菌区别不大，并将其活跃成分命各为“盘尼西林”。弗莱明不止一次地试图再现他最初观察到的结果，但每次都失败了。他真的是靠运气偶然发现了盘尼西林。
弗莱明及时地在一本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观察结果，但是他和其他所有人在将近12年间把盘尼西林撂在一边。发掘盘尼西林作为主要药物的使命留给了澳大利亚的霍华德·弗洛里和德国出生的恩斯特·钱恩，两人都在牛津大学工作，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研究出了如何大批量生产盘尼西林。他们的实验也揭示了新抗生素至关重要的质量何题。为了真正有效，治疗必须继续到整个菌群被肃清干净，而不是仅仅到症状消退为止。就在那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因为英国的制药工业已到极限，弗洛里便去美国监督第一批大批量盘尼西林的生产。
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在发现和研制盘尼西林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
拉弗朗、罗斯、克罗托斯基：拿蚊…
英国医生伦纳德·罗斯，从1890年起开始解剖蚊子，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发现了疟原虫的传播机制。为此他被授予190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人类用了一个世纪才解开疟原虫复杂的生命周期之谜：在疟疾存在的一个阶段，它是一种透明的月芽形的被称为原生动物的单细胞生物。最早认识到这些生物能引起疟疾的人是工作在阿尔及尔的法国军医阿方斯·拉弗朗，那是在1880年。1980年，疟原虫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环由工作在新奥尔良的美国医学家沃杰西克·克罗托斯基所发现，在这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蚊子与疟疾的联系，而科学家之间传奇般的对抗、痛苦、误解与歪曲，足以与任何肥皂剧相匹敌。
贝尔：为民请命的特使
非洲睡眠病的发生地是乌干达。在19世纪初，也就是睡眠病爆发的时候，乌干达是英国的殖民地。睡眠病在乌干达流行了十多年，英国政府一直不闻不问，直到一位英国观察家在一份报告中说“如不再采取必要的措施，北面的埃及，东面的印度，南面的南非都将直接受到威胁，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英国政府才决定管一管，因为这位观察家提到的那几个国家均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政府开始采取的措施是派遣医务人员，设立诊所，但无济于事，因为当时没有找到睡眠病的成因。后来英政府先后两次派遣专家到乌干达实地考察，专家们查明了睡眠病的原因及其传播方式。
当时身为乌于达保护国特使赫斯凯·贝尔，多次向英国当局提出请求，建议将人口迁出睡眠病流行区，但每次都遭到伦敦殖民地管理委员会的拒绝。其理由是那样做可能导致地区的冲突，甚至引起战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贝尔决定分庭抗礼，擅自作主进行人口迁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