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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死罪；你使我们的君主因为一匹马要杀掉一个人，老百姓听到必怨恨君主，诸侯听到必轻视我国。你养死了马，却使百姓积怨，邻国侵凌，这是你的第三条死罪。现在要把你交给狱吏处理。”景公听到这话急忙说：“放掉算啦！免得伤害我的仁德。”
晏婴欲救圉人，第一步先把圉人从齐景公的支解之刑下解脱出来。在支解人行将动手的紧急情况下，他不和齐景公讨论是否应该支解圉人的问题，而是佯顺景公之意，赞同支解，但却提出一个尧舜解人从何下手的问题，让景公难以作答。尧舜以仁德治民，从无支解之刑。晏婴的问题不是要作难景公，而正是要让景公做出这样的思考，启发景公的仁德之风，让他悟出自我行为的荒唐。
圉人免除了支解之刑，但并没有解脱于景公的处罚，晏婴于是采取了第二步解救之法。他仍然顺着景公的治罪之意，列举了圉人的三条罪状，前两条作为点缀，轻轻带过，实际是重复了圉人的行为过失，后一条超出圉人的行为本身，故意列举圉入受刑后的不良后果。事实上，圉人受刑的后果，无论多么恶劣，都是不能让圉人本人来负责的，其责任只能属于主刑人，这是一切头脑清楚的人都可以划清的是非界限。晏婴故意把主刑人应承担的行为恶果算在受刑人的身上，列为圉人的一大罪状，实是针对齐景公的策略，既严厉地指出了景公滥用刑罚会导致的恶劣后果，批评了他的行为，同时又为景公改错自省留下了极大的面子，避免了君臣关系的对立。
晏婴：吴宫斗智，拒认“天子”
晏婴是齐国的名相，他曾受命出使楚国，舌战楚士，并机智地对付了楚王有意安排的侮厚性场面，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他个人的人格。《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和《说苑？奉使》记述了晏婴出使吴国时智斗吴王的一段事迹。
晏婴出使吴国，吴王夫差听说晏婴是北方善于辞辩、熟悉礼仪的人，就对掌管朝觐的官员作了一番安排。第二天，晏婴求见，那位官员对晏婴喊道：“天子请见！”晏婴恭敬地等待而不言语。官员一直喊了三遍，晏婴徐徐问道：“我奉君命来到吴王之宫，但却糊里糊涂地进入了天子的朝廷，请问吴王在哪里呢？”吴王听说此言，只好让人传令：“夫差请见晏婴。”遂以拜见诸侯的礼节进见吴王。
殷周两朝的帝王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而君临天下，故自称为“天子”，《礼记？曲礼下》中说：“君天下曰天子。”可见，“天子”一词有特定的指意。列国时周王仍为天下共主，因而“天子”是各诸侯国对周王的特定称谓，这一称谓体现着周王与诸侯国的君臣名分关系。南方吴、楚等国的君主在春秋时虽然僭号称王，但北方诸侯并不承认对于他们的臣属关系。因而从不认他们为天子。吴王夫差在召见齐使晏婴时故意让人连喊“天子请见”，就是想在晏婴面前争取一个天子的名分，迫使晏婴承认，从而体现出齐国对吴的臣属关系。由此可见，晏婴能否挫败吴王夫差的诡计，折杀其狂妄之气，不仅是对他识别力和应变力的考验，而且关乎着他在与吴交往中能否为国家争取到一个平等的地位。
晏婴肯定听到了吴国朝觐官的喊话内容，他内心感到诧异和惊怒，也立刻意识到了吴王夫差意欲进行侮辱性挑衅的图谋，他装作与己无关的样子静待不言，及等官员催喊数遍后，他才作了拒绝进见的回答。
晏婴把天子和吴王作了严格的区分，以此作为回答的前提。他在回答中一是明确表示自己是奉君命来见吴王的，暗示他没有进见“天子”的使命；二是他把吴人“天子请见”的错喊故意歪曲成是自己误入了天子之廷，并且自贬之为“糊里糊涂”的行为，这既表明了天子和吴王二者间的绝难混淆，又暗衬了混淆二者的糊涂，他借用表面上的自贬之辞，客气而又严厉地指责了吴王自称天子的荒唐愚妄行为。在作了两步回敬之后，晏婴仍然回到了自己的出使目的上，向吴国朝觐官询问吴王何在，这一提问是向自称天子的吴王暗示，他妄自尊大实是丢了自己的身份，是对吴王的嘲讽奚落，同时又表明了发问者本人不见吴王不甘休的出使责任感。吴王被晏婴机智的回答所折服，再也难以狂妄自大，于是改而发出“夫差请见”的传令，晏婴又一次赢得了外交斗智的胜利。
晏婴在受到吴王挑衅的外交场合，他处变不惊，从容镇定，表现了一位外交家丰富的临场经验，他以婉转的口气，貌似客气地指责和嘲讽了狂妄的挑衅者，益发显示了一位出色外交家的智慧。
晏婴：民众参政，贵在独立
晏婴是齐国的名相。《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和《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晏婴出访鲁国时，鲁哀公问他：“俗话说：‘遇事没有三人合计就会迷惑。’现在我和全国人谋划事情，鲁国却仍然免不了混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晏婴回答说：“您使合于己意者得到尊荣富贵，臣下皆知迎合君意，与君心化而为一，没有第二者参与虑事，哪里还能得到三人合计呢？”
鲁哀公遇事决策前和很多人相谋划，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尚众意识，但决策的结果并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他带着迷惑不解的难题请教晏婴。晏婴告诉他，鲁君的权力作用已把君主本人的意志转化成了臣民的意志，臣民的意志与君主的意志合而为一，虽然君主让臣民参与了决策，但实际上参与决策谋划的还是一个人。
晏婴对鲁国情况的分析是否合于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此尚难断定，但他的分析指出了民众决策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前提，即参与决策的民众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参与决策的人们总是迎合君主的意志行事，那么民众决策就徒有虚名。
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曾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思想，认为不同的东西相掺和，才能促进新东西的产生和发展，而同一的东西相添加，对事物的发展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晏婴是完全赞同史伯上述观点的，他曾以调味和奏乐作比喻，说明不同东西相掺和的意义，以此提醒执政者要注意不同意见间的相互补充（见《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是古代政治理论中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
晏婴对鲁哀公的回答是对上述思想的具体运用。对于鲁国政治的混乱，晏婴认为不在于君主采取的民众决策行为，而在于这种行为仅仅流于了形式。只有使民众以独立的意志参与政治，提出与君主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使各种意见得到相互补充和吸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决策方案，而这才是真正的民众决策。
晏婴的分析提醒人们，一个决策是否属于民众的决策，不能看民众是否参与了决策的谋划和投票，而是要看参与谋划和投票的民众是否真正具有独立的意志。民众决策之所以优越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同意见的争鸣和比较。
越石父：受屈知己，怒绝晏婴
越石父是春秋时###之地的贤人，一度卖身为奴。《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吕氏春秋？先识览？观世》、《史记？管晏列传》和《新序？节士》载，越石父一次反穿皮衣，背着草在路边休息，被晏婴看到了。晏婴问过他几句话，知是一位君子，遂解下左骖之马将其赎出，同车载归，到了馆舍，没有告别就进去了。越石父很生气，要求与晏婴断绝关系。晏婴派人对越石父说：“我以前并不认识你，你为奴多年，我看见后就把你赎出来，我对你还不可以吗？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和我绝交呢？”越石父回答说：“我听说，士人在不知己的人面前蒙受委屈，在知己的人面前扬眉吐气，所以君子不因为自己对人有功就轻薄人。我曾做了别人三年奴仆，那些人不是我的知己，现在你赎出了我，我把你当成了知己。开始乘车时，你没有推让我，我以为是你一时疏忽，现在你又不告别而进入馆舍。你不能对我以礼相待，我还不如去做别人的奴仆。”晏婴于是出见说：“当时我只看到了您的外表，现在我看到了您的心志。”遂将越石父待为上客。
晏婴以自己的骖马赎出了为人奴仆的越石父，以为自己对其有恩，于是在不经意间省免去了一些必要的交结礼节。越石父本是去随晏婴做门客，但他从晏婴无意间的怠慢中，感到晏婴并没有给予自己人格上的平等，于是生气地提出了辞绝晏婴的要求，认为当一个不受尊重的门客，还不如再去为奴。
越石父为人奴仆时，受着非人的待遇，也许他并没有对主人产生怒气，因为他明白主仆关系的含义，奴仆的地位使他不能奢望得到主人的礼遇和尊重。萍水相逢的晏婴使他获得了人身自由，他感激晏婴，并且引以为知己。希望得到知己者应有的礼遇和尊重，对任何人都不是过分的要求，但越石父却意外地从晏婴那里没有得到这些。
人们对不同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感情要求，其中关系越是密切，感情的要求程度就越高。人们在生疏的、或者相敌对的关系中，其感情可能会有很大的忍耐性，可以承受住相当的委屈、打击和伤害；但在亲近的关系中，在知己者面前，其感情的承受力却极为脆弱，经不起稍多的委屈和伤害。越石父在原来的主人面前能经受住为人奴仆的痛苦而稍无怨恨，却受不了晏婴的一点怠慢，就是因为他感到患难逢知己，对晏婴有着高得多的感情要求。
一个人帮助了别人，并不应居功自矜，因此而轻薄别人，如果他与受助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关系，就应该彻底放弃助人后的恩德意识，不以恩德伤礼遇，始终给对方以人格的尊重。因为当别人真诚地接受了自己的帮助时，他已觉得双方的相互关系深化了一步，对自己的感情要求程度有了提高。晏婴对待越石父，开始时犯了一个错误，等他知道了越石父的心志后，一改前非，待其为上宾，才真正赢得了越石父的爱戴。众典籍为此感叹议论说：“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这里把居功自傲的人比作俗人，认为晏婴后来礼遇越石父的方法，才是收到了完整的功效。
越石父原是一位地位低下的人，当他和相国晏婴交往时，最希望得到的是双方人格上的平等，由于和晏婴地位差别上的悬殊，他在这一方面也就愈加敏感，在晏婴乘车和人馆时礼节疏忽的地方，他却产生了强烈的感受，这是社会地位的差别给人际交往带来的必然隔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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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斯弥：察见“渊鱼”，假作钝痴
春秋末年，齐国田氏势力渐大，田常（谥号田成子）为齐相时，暗中图谋以田氏取代公室。《韩非子？说林上》讲述了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的一件事情：齐臣隰斯弥有次拜见田常，两人一同登上田氏家中的高台，举目四望，但见三面畅通无障，向南望时，却见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视线，田常变得一言不发。隰斯弥回家后让人砍伐那些树木。斧子刚砍了几下，隰斯弥又急忙制止，不让砍伐了。管家人问他为什么剐定的主意却又变化了，隰斯弥回答说：“有句古谚道：‘察见渊鱼者不祥。’田常正在筹划着篡国大事，这是他不想让人知道的，我如果表示出能察知人之隐微，那我的处境就太危险啦。不伐树，我没有任何罪过；而察知人的隐秘之事，那却是不得了的。”隰斯弥最终没有伐树。
田常在高台上望见南边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视线，抑或挡住了阳光，变得一言不发，显然有不快之意，隰斯弥回家立即让人砍伐树木，他不愿为此事得罪国家的权贵人物。然而，田常的怨树之意并未公开流露，仅限于心中所想，属于一种隐情，隰斯弥如果伐掉树木，虽然能讨得田常一时之好，但却显得自己过分聪明了。田常正阴谋篡国，心有重大隐秘，最忌恨那些能察人隐秘的聪明之人，隰斯弥不想成为田常最忌恨的人物，那就只有对田常的一切隐情都佯装不见，假作一个痴钝之人。
察见渊鱼者不祥，说的是能察知别人内心深处隐秘活动的人，必然是处于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别人的一种思想活动只所以会隐而为秘，必定是这一思想意念与社会的道德观念或外在的行为规范相抵触，如果有谁察知了其本人不愿公开的思想活动，就等于认定了其人对社会要求的抗逆，把自己无意识地放置在了与其人对立的境地，就必然遭到其人的忌恨和报复。隰斯弥是深知这一道理的，他回家砍树，反映了他察人隐情的聪明；他砍而又止，则表现了他洞悉人情的世故。看来他是一个胆小软弱的人物，他要通过掩饰聪明、示人愚钝来显示自己对别人隐秘活动的无所知觉，借以脱离危险的境地。
隰斯弥砍树又止，外在地反映了一个软弱之人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这是一种不含进取目的和政治抱负、只求避祸保身的假痴不癫之计。像后来“难得糊涂”的处世方式一样，这类察别人隐秘而故示不见的行为模式，一方面避免了人世的许多无味之争，另一方面又引导人们软弱处世、不求进取和纵恶养奸。相比之下，它给社会带来的消极作用更大些。
事实上，任何人都有隐秘之事和隐秘之情，但这种事和情可以根据是否对社会造成危害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如果一个人的隐秘之处不对社会造成危害，即属于他个人的“隐私”，那社会就应对其予以谅解和保护，不是其他人可以佯作不见，而是其他人不得过问。如果一个人的隐秘之事注定要给社会带来危害，那知情人就不能佯作不见，而应该予以揭发和制止，借以向社会负责。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引入“隐私”和‘“监督”两个概念，用“隐私权”来保护人的前一种隐秘活动，用“监督权”来鼓励人们揭发和制止后一种隐秘活动，这比古人察见“渊鱼”就自认倒霉，于是假作痴钝、佯示无知、自认聪明地装糊涂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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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外示疯癫，智脱魔窟
战国时的大军事家孙膑起先曾求仕于魏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孙膑在魏国才高受妒，被庞涓捏造罪名，“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齐使者至魏，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者，齐使者窃载与之齐。”《列国志》依史载将孙膑逃齐的情况作了想像发挥，描写了孙膑欺骗庞涓、逃至齐国的诈疯计。
庞涓迫害孙膑时，他是暗中陷害、借国法处罚的，表面上他充当好人，表示了对孙膑的深切同情。孙膑受刑后，他个人养起了孙膑以示恩德，让孙膑将其学到的《孙武子兵法》手录相送。孙膑手录了部分章节后，偶然知道了庞涓陷害自己的真相，于是根据老师鬼谷先生的锦囊暗示，假作疯状。他毁掉了手录的兵法，佯作哭叫，滚爬于猪圈，以精神错乱示众。庞涓派人暗送礼物，假作相救，以此测试孙膑变疯的真伪，均被孙膑识破和瞒过。魏人至此认定孙膑真已变疯，因而任其在市井猪圈中出入滚爬，每天但有人向庞涓报告其夜宿之所而已。
过了很久，齐国客卿淳于髡出使魏国，其从者禽滑麓在井栏边见到孙膑，道出齐王倾慕之意，两人定下逃跑之策。几天后，淳于髡告别魏王回齐国，禽滑麓在约定之地接上孙膑，暗载于车后，却让小厮王义穿上孙膑衣服，披头散发，以泥土涂面，装作孙膑模样，混迹于猪圈狗棚中，庞涓每天照例能听到关于孙膑所在的报告。又过了几天，王义料淳于髡一行已走出魏境，遂在暗处将脏衣脱于井旁，只身逃回。“孙膑”失踪后，庞涓使人在井中打捞尸首不得，难以寻到下落，怕魏王责怪，遂让手下人将孙膑以溺死申报了事。
孙膑在认清了庞涓的阴谋后，决定在手录兵法一事上绝不配合；但他若公开拒绝此事，必遭杀身之祸。常规方式断难解脱这一困境，孙膑于是采用诈疯计，对魏人以狂癫相诈。《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中云：“能而示之不能。”（《计篇》）孙膑在特殊的人生困境中对这一兵法原则作了最好的发挥和运用，他的诈疯计向外界表明了自己才智的毁灭，使庞涓难究拒录兵书之罪，又消除了引起庞涓嫉妒的根源，还为日后争取了较大的行动自由。这一计策的运用自然使孙膑在生活上和声誉上暂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却使孙膑在保存自我身体的前提下退出了他难以立足的魏国政治活动圈和社会生活圈，使魏人将他逐渐置之度外，为后来的脱逃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以退为进、为进而退的策略。
和齐人禽滑釐接头之后，孙膑向魏人实施了金蝉脱壳之计。施计人为孙膑找下替身，巧妙地采用分身之术，让替身吸引和应付魏人，而孙膑真身则隐匿离去。及孙膑出了魏境时，这位替身再一次金蝉逃壳，留给魏国的仅是一堆肮脏的衣物和难解的疑团。孙膑金蝉脱壳计的设计、实施和成功，都是以诈疯计为他争取到的有限的行动自由为前提的。
孙膑：待人溺水，择机援手
《孟子？离娄上》讲了无论谁溺水被淹，人们都应该援手救助的道理。孟子的主张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提出的，意在使君王行仁政治国。这一观念被提倡于乱世争雄的战国时代，实在难能可贵。然而，任何时代都没有可以绝对地普遍施行的抽象仁义。在不同国家的纷争中，人们常常是以某种谋略手段，求仁义之名，取利益之实。列国时就有两则故意等待人溺水，然后援手救助的事情。
第一则，据《韩非子？说林上》说，邢国受到强敌攻伐（公元前662年翟攻邢），齐桓公本着攘夷救邻的仁德精神，准备出兵救援邢国，鲍叔牙提议说：“援救得太早了，邢国没有亡形，敌军不曾疲惫，我们即使付出重大代价，对邢国也没有厚重的恩德。不如晚些出兵救助，那时敌军攻邢疲惫，我们易于战胜；同时我们使行将灭亡的邢国恢复生存，功劳也更大。”齐桓公于是推迟了出兵时间。
第二则，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载，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宣王召大臣商议是否出兵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