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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的，二战时当然还不存在。可维多克二世却说自己那时就已经知道一位名叫让—雅克·科洛的钢琴家的死去。我无法回应他的话，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单人沙发里。
乔·佩特森端着煮好的咖啡回到了客厅。他给我和老人各倒了一杯气味浓郁的炭烧咖啡。我们默默喝了会咖啡。
喝过咖啡，维多克二世讲起了他在五十九年前遭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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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 巴黎 第二节 烙印 三
三
“一九四三年，我十五岁，住在巴黎中央菜场的贫民窟里。那时希特勒正与斯大林拼得焦头烂额。艾菲尔铁塔上飘着铁十字旗，巴黎满大街都可以看到德国佬、德国狼犬和他们的摩托车。就像罗谢·瓦扬（注：法国抵抗运动文学作家。其作品《荒唐的游戏》曾获法国联合文学奖）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每个在巴黎的法国人都参加了，或者声称自己参加了秘密活动。对我这个年龄的法国男孩来说，对付德国佬的方式就是偷他们的东西，食品，衣服，医药，武器，无所不偷，偷回来要么自己用要么卖给黑市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是给抵抗组织跑腿的。我的抵抗活动也是如此。那一年的春天特别寒冷，从三月中旬开始巴黎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下雪，整个城区都被白色的薄雪覆盖，街道上都是德国兵留下的军靴印。就是在二十日这天。我遇到了那名德国军官。
“我在夏特莱剧院附近的一个公寓楼里给德国人当小工，因此学会一点点德语。偷窃德国人的公寓正是我的特长，而且我从来没失手过。三月二十日这天，巴黎也在下雪，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午后雪终于停了。我看准了住在公寓底楼的一个德国人的寓所，等女佣出门从后院翻墙进去，拿了些零钱，一条金项链。又去厨房拿了一块面包和两条香肠。一次拿太多东西很容易被察觉，一般我总是尽量少拿些，粗心一些的人家很可能会完全没有意识到曾经有人进来过。
“可是这次我多拿了两样东西。一件是在书桌抽屉里找到的雕有纳粹标志的长匕首，另一件是从留声机上取下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唱片。匕首做工精良，而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正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乐曲。这两件东西我都很想要，所以非拿不可。我把香肠面包和唱片包起来裹在外套里，匕首太长，口袋里放不下，就贴着内衣别在了裤腰带里，仍旧从后院翻墙离开。
“外套里有这么多东西，走起路来当然显得很奇怪。我尽量穿小巷回家，但是走到制革厂街时，我怀揣东西的怪模样终于引起了一个德国巡逻兵的注意。这名德国兵大概十八、十九岁，脸上有许多青春痘。我甚至没有来得及跑，他已经迎面挡住我，用德语叫我抬起双手，我只能照办了。外套包裹着香肠面包和莫扎特唱片都滑落出来。他脸上微微带着冷笑，用枪指着我，叫我脱掉外套，想知道我还藏着什么东西。钱和项链也被掏了出来，最后那柄带铁十字标志的匕首也被发现了。
“看见匕首，德国兵脸色变了。大概他觉得不管是食品还是唱片，都只是普通物品，但是这把匕首显然已属于武器，而且是德国人的武器。一旦是武器，就与战争直接相关，我的行为因此也就不属于简单的偷窃了。他用枪管捅我喉咙和耳朵，用枪托敲我肩和胸口，用军靴踢我的腿，问我匕首是怎么来的。我装作听不懂德语，没有开口。我把这看成了一场战争，一旦我开口回答，输了的人就是我。如果他使用暴力而没有得到答案，那么，输的人就是他。德国兵应该也是这么想的。他的动作野蛮起来，直接用枪托砸我的头。我被打得东倒西歪，右脸和额头都被打破了，眼睛肿了起来，鼻子不停地往地上滴血，但我一直保持沉默。德国兵愤怒起来，步枪里的子弹上了膛。我从他眼睛里看出他有了打死我的念头。我害怕了。
“但他没有开枪，只是叫我拾起掉在地上的一堆东西。他自己拿了匕首，押着我往德军保安部的方向走去。我一声不吭地抱着食品和唱片往前走。
“走到夏特莱广场的喷水池边，我看到路边停着辆德国军车，车旁站着一名正在吸烟的纳粹军官。他靠着军车，若有所思地看着剧院大门的方向，不时吐出一个烟圈，又用夹烟的右手将烟圈驱散。军官手上戴着皮手套，左臂弯处夹着百科辞典大小的黑色匣子。他穿的并不是正规的德军陆军军服，军服上臂处有一块菱形标志，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德国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军服。”
“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是党卫军最高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一九三九年指示组建的一支专门执行屠杀犹太人任务的队伍。行动队直接听命于党卫军副头目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指挥。成员主要由挑选出的德国党卫队员、警察和盖世太保构成，共有三千多人，身穿特殊军服，手臂上佩有保安处的菱形标志，共分为A、B、C、D四个支队。行动队主要在东欧南欧以及苏联境内活动。仅苏联一处，他们就消灭了约九十万的犹太人。一九四二年五月海德里希于捷克被刺身亡。为了纪念海德里希，党卫队把随后的灭犹行动称为‘莱因哈特行动’。我看见的德国军官，穿的就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军服。
“德国兵同军官行了纳粹军礼。军官问发生了什么事。德国兵就告诉军官我偷窃了德国人的东西。他称军官为上尉。上尉大约三十来岁，金发碧眼，长相无可挑剔，身材也高大修长。用纳粹的话说，一个纯种雅利安人标本。他长得和乔有些像。
“上尉似乎对我的偷窃并不感兴趣，当德国兵把我偷窃的东西告诉他后，里面有一两样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并没有将这种敏感表现在神态上，可是我却觉出了那一点变化，像是身边的空气被什么东西抽光了，我喘不过气来。他叫我抬起头，冰冷的视线落在我脸上。我不由打了个哆嗦。那是一双因常常注视死亡而漠视生命也漠视死亡的眼睛。眼睛里没有任何人类本该有的感情，什么都没有。那眼睛只是白色的眼仁和蓝色的瞳孔的结合物。
“他就用那双眼睛看着我，看我脸上各处的伤口。伤口虽然已经结了痂，但被他这么一看却火辣辣地痛。鼻梁不知道有没有被打断，鼻孔已经被凝结的血块堵住，有些血倒流进嘴里，我努力把嘴里的血咽到肚子里。他的视线从我的喉结处缓缓下降，落在了我抱着的唱片上。他微微笑了笑，用夹烟的右手把唱片抽了出来。他把唱片拿在手上，欣赏了一会唱片的封面。
“‘你喜欢莫扎特的音乐？’他用法语问我。他的法语说得十分标准，带有一丝施特劳斯圆舞曲的韵味。
“我点了点头。
“‘学过音乐？’他问。
“‘小时候学过一阵子钢琴。’我说。
“‘为什么没有学下去？’他问。
“‘跟父亲学的。’我说，‘可他死了。’
“‘怎么死的？”
“‘四零年在色当死掉的。’（注：1940年5月，德军在色当打开法军的防线，进入法国。）
“纳粹上尉没有再问我话，直接把唱片还给了我。他扔下烟头，用靴底碾了碾，再从德国兵手上取过匕首，右手持刀，左手反复抚摩着匕首的刃尖。匕首的刀刃映着雪光。‘想轻松的话，就听莫扎特的音乐好了。’他自言自语说。说完，他又陷入了刚才那种沉思里，但在沉思的同时，他还在注视着我——就像是一名艺术家在掂量作品的艺术份量看着我。因为他这种冷酷的沉思，四周的空气比刚才更为寒冷，街道上的各种声音也像是冻住了一样传不到我的耳朵里。我垂头看着被碾进肮脏的雪土里的瘪瘪的烟头，耳朵里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和紧张的心跳，以及皮手套与锋利的刀刃刮擦发出细微的兹兹声。
“片刻后，上尉终于停止了摩擦刀刃。他用德语命令年轻的德国兵押着我一起上车。士兵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但他马上服从了命令，押着我坐进了轿车后排座位。德国上尉坐上驾驶座，把那个黑匣子放在副座上。
“士兵问上尉去哪里。
“‘审判。’上尉说。他开动了汽车。
“军车往巴黎北部的圣丹尼郊区开去，中途基本没有停下来过。遇到德国人的岗哨拦截，上尉取出通行证便即获放行。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巴黎城区，眼前出现一片片连绵在一起的树林。树梢上挂着一层薄雪。
“开到一座破旧的教堂前，上尉停车叫我们下去。他打开后备箱取出一把士兵挖战壕用的铁锹，交给德国兵拿着。德国兵似乎明白了上尉是什么意思。他看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的微笑。我也模糊到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厄运。三个人一言不发地向教堂后的树林深处走去。我怀抱唱片浑身发抖地走在最前头，年轻的德国兵拿着铁锹走在中间，上尉带着黑色的匣子拖在最后。他好像十分看重黑匣子里装的东西。
“走了好一会，身后传来上尉命令停下的声音，我于是停住脚步。从这里往后看既看不到公路也看不到教堂，四面除了树还是树。仰头向上能看见一小块乌沉沉的天空。几片细碎的雪花飘下来，我觉得眼睛和脸上的伤口一样被刺痛了。
“上尉也抬起头仰望那一小块天空。过了一小会，他抽出匕首，面无表情地说：‘可以开始了。’
“年轻的德国兵闻言露出一丝笑容。可是就在他看向我时，上尉左手捂住了他的嘴鼻，右手用匕首一划，干净利落地切断了他的喉咙。士兵倒下时，脸上的笑容甚至还没有完全褪尽。
“上尉扔掉匕首，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黑匣子，拍掉匣子上的雪。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佛朗科斯·维多克·吕斯蒂。’我磕磕巴巴地回答。我还不知道上尉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像杀德国兵一样杀掉我。
“‘你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一个历史人物。’他说，‘也许你会和他一样，也许不会。但是现在请你听好了，佛朗科斯。我要你挖一个坑，用地上这把铁锹，明白没有？’
“我点点头，放下莫扎特唱片，从死掉的德国兵手里取挖坑工具。死去的德国兵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两手僵直地紧紧抓着锹把。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掰开他的手指，拿走铁锹。他虽然已经死了，眼睛却没有闭上。死去的眼睛以茫然的神态望着我所在的方向。我挥动铁锹，在雪地上挖坑。雪下面的的泥土意外松软，腐烂的树叶细枝与泥土一起被铲起来。除了我们所站的地方，树林里的雪地还没有被脚印玷污过，白茫茫的一片显得十分干净。上尉不声不响地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吸烟，看着我铲土挖坑。他吸完一根又接着点上一根，一共吸了五根，地上落下五个烟头。他吸完第五根烟时，坑已经挖到了大腿这么深。
“‘把他放下去。’上尉说。他说的是德国兵的尸体。
“尸体非常重，我拉着尸体的两条腿把德国兵拖进坑里。坑不够长。尸体的上半身还露在地面上，看起来就像是躺在浴缸里洗澡似的。我费劲把尸体侧过去，把他的两条腿弯起来。德国兵身上的步枪与纽扣碰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我没有拿那支枪，想也没想过。最后，尸体终于完全躺在了坑里。德国兵弯腿侧卧，两手滑稽地扭在身后，脸上沾着血污，奇怪的是，那诡异的微笑已经消失了，只有眼睛还像刚才那样茫然地睁着。
“‘都扔掉。’上尉说。
“我几乎马上明白了他要我扔掉的是什么。我把掉在地上的面包和香肠扔到坑里，把金项链和钱扔在了尸体身上。扔唱片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扔到了坑下面。那把匕首最后也扔了下去。扔完以后上尉做了个手势，我于是往坑里铲土，把所有一切——尸体、匕首、唱片，甚至是死亡，都埋掉了。一切都消失了，如同本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地上唯一留下的是一些血痕，落下的新雪慢慢将其覆盖起来。”
“上尉叫我跟他走。他单手抱着匣子走在前面，我拿着铁锹跟在后面。我们走出了树林，看见了教堂和汽车。上尉跟我走入了像教堂的建筑。这里以前曾经是教堂，但现在无疑已经废弃了。到处都是灰尘，木椅都断了腿，窗户的玻璃也都荡然无存。没有圣像，没有圣坛，没有雕塑，一个破损的木制十字架歪斜着靠墙而立。冷风呼啸着从窗洞来回穿过。
“纳粹上尉手扶着十字架沉默了许久。
“‘相比莫扎特，我更欣赏巴赫的音乐。’他说，‘巴赫音乐有一种宗教气息，或者可以说是救赎感。不过莫扎特最后的弥撒曲也能给我以同样感觉。他们都是天才，是人类音乐艺术的代表人物。’
“他说这些话只是因为他想说，并不是希望得到我的赞同，所以我只是默默地听着。
“‘自己得救了没有？你是不是在想这个问题？’他既像是在问我，又不像是在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究竟是痛苦地被杀死容易，还是艰难地活下去容易？或者是杀死别人容易，还是等着被别人宰杀容易？这是两个问题，却永远只能得到一个解答。但哪一个都不是正确答案。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真理存在，我对此十分怀疑。不过对你来说，’他转向我，说，‘佛朗科斯，你也许是得救了。你会活下去的。这么说吧，有一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自己独特的使命的。就像摩西被上帝选择了，今天你也被我选择了。不同的是，摩西的使命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你的使命仅仅是传达。’
“我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获救，不会像那名德国兵一样被割破喉咙。但我还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救。
“‘您要我传达什么，先生？’我问上尉，‘我应该怎么称呼您？’
“他微微一笑，四根手指在黑匣子上弹奏了四下。
“‘我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你只要记住等一会你所看见的和听见的就行了。至于传达给谁，这是你的选择，你以后会知道的。’
“说完，他把一直拿着的黑色匣子递给我，示意我打开。匣子是木头做的，没有锁。我用左手抱着匣子，右手推开了匣盖。匣子里垫有一层黑色的丝绒。当我看到匣子里的东西时，我不由颤抖了一下。那是一只被切下的苍白的右手。断手切面平整光滑，可以看见中心的白骨，手背上有着一个如同字母N的暗红色疤痕。
“‘请看清楚了，佛朗科斯，不要害怕。’纳粹上尉这么说，‘这是一只断掉的手，没有任何危险，你一定要看清楚，把它的样子记在心里。这是多么完美的一只手！骨骼，血管，肌肉，皮肤，指甲，没有一样不符合至高无上的美学标准。看到它，你会想起古希腊的阿波罗石像，或者是多纳太罗塑造的铜大卫。罗丹先生一定会痛哭流涕的。上帝创造了美，人类创造了恶。多么谐和的世界！你为什么要发抖呢，佛朗科斯？这是艺术。好好捧着匣子，好好看着这只手，一直到死都不要忘掉，一直到死你都要记着，你曾亲眼看见过这只手。这只手曾弹奏出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美妙到你不敢相信。你看清楚了吗？如果你看清楚了，那就请你跟我描述你看见的东西。’
“‘我看见了一只断掉的右手。’我胆战心惊地回答说，‘手背上有一块疤痕。’
“他脱下军帽，摇了摇头，然后又戴上了军帽。
“‘你说错了，这不是一块疤痕。这是烙印。知道什么是烙印吗？牲畜身上有牲畜的烙印，奴隶身上有奴隶的烙印，犹太人身上有犹太人的烙印。五角双钩的所罗门之星，美妙的符号。不过你看到的这个烙印并没有这么简单，这是相当罕见的，相当高贵的，只有被神遗弃的，被恶魔看中的人才配拥有的痕迹。倘若你通晓北欧文，你就会念出它。西格尔，生命。生命，西格尔。拥有生命与失去生命。西格尔烙印。’
“‘我不懂北欧文。’我小声说。
“‘谁会懂呢？’德国上尉冷冷地笑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不懂，海因里希·希姆莱不懂，我们伟大的元首也不懂。四零年攻下巴黎，盖世太保们在卢浮宫的地下室里发现一卷希伯莱文写的文书。文书里里提到了一首曲子。恶魔奏鸣曲。恶魔所作，被恶魔选中的人演奏。它有神秘的力量，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那么请问，谁是被恶魔选中的人呢？答案是手背上有北欧文烙印的人。真是滑稽，犹太文书里竟然会提到北欧文。佛朗科斯，这下你明白了吧？伟大的元首最爱音乐，对神秘事物又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听说以前还派人找过约柜和圣杯。因此，寻找具有神秘力量的恶魔音乐也就顺理成章了。海因里希·希姆莱负责此事。而我，不幸就是指定的寻曲人。’
“‘您好像找到了。’我捧着匣子说。
“‘找了整整三年。’他说，‘一开始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是觉得既然是希伯莱文献，大概会和犹太人有关。哪里犹太人最多呢？当然是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最多。于是，我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集中营里转来转去，遇到手上有疤的人就拉出来追问一番。本来倒可以直接问懂音乐的犹太人的，可是一到集中营，所有的犹太人都声称自己不懂音乐，只是熟练工人。集中营让我想起卡夫卡这个犹太作家。他在一篇小说中写过一架性能优良、只需按一个电钮就将人切成碎片的杀人机器。了不起的预言。上帝的选民们遭遇到了自他们的先祖雅各以来的四千年古老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悲剧命运。看守们一边吹着轻松的小调一边进行愉快的屠杀。
“‘不过这些毕竟都是犹太人自己的事，与我没有多少关系，我非常忙碌，还要抽空去图书馆查阅历史资料。综观所有历史书籍，人类的整个历史不外乎是谋杀以及谋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谋杀，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谋杀，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谋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谋杀。哪里都一样，什么时候都一样。
“‘我漫无目的地穿梭于欧洲各地的图书馆和集中营，但是寻找恶魔音乐的事却毫无进展。直到半年以前，�